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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全10册含文字编)2012 马承源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全10册含文字编)2012 马承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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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全10册含文字编)2012 马承源编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全10册含文字编)2012 马承源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9册外加文字编1册合计共10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至2012年出版完成。其中,文字编由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内容。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详细出版情况及目录:
     
    2001年11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马承源主编。内容为《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书中将0.5厘米见方的竹简文字放大至1.8厘米。
    2002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六篇,简115枝,约4000字;彩色图版放大3.65倍。《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篇)、《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2003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四篇,分别为《周易》、《恒生》、《仲弓》和《彭祖》。
    2004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七篇,分别为《采风曲目》、《逸诗》、《柬大王泊旱》、《昭王毁室》、《内豊》、《相邦之遣》和《曹沫之陈》。
    2005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出版。
    本书共收入竹书八篇,分别为:《竞内建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
    2007年7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九篇,分别为《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和《天子建州》(乙本)。
    2008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出版。
    马承源主编。收入竹书五篇,分别为《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及《吴命》。
    2009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出版。
    马承源主编。计10篇,有《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和《鶹鹂》。
    2012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出版。
    马承源主编。共收入竹书七篇,分别为《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於夫子》及《卜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介:
     
    1994年春战国楚竹书出现于香港文物市场。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裕将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同时电传了一些摹本图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下简称上博)斥资购回。为第一批竹简,残简、完简1200余枚。
    1994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相关竹简在香港出现,文字内容与第一次楚竹书有关联,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等多位香港人士出资收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第二批竹简。这一批竹简的特征和第一批竹简相同,并可相互缀合,共计497枚。 经上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的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当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有些虽有传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
    由于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虽传闻来自湖北,但无确证。 1995年,上博邀请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类、释文。
    1997年,上博完成了全部竹简的脱水和去除污色工整。同年夏,上博召开所藏竹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会议,邀请简牍文字专家参加。参与楚竹书整理注释的专家人员分别来自上海、杭州、北京、香港等地,分别为马承源、濮茅左、陈佩芬、张光裕、李零、李朝远和曹锦炎。
    整理注释过程中,由于竹简文字小,且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字迹识读较困难。为此,上博购置一台高精度的电子数码显微仪,逐字放大百倍进行观察。
     
    一、发现了战国佚书《孔子诗论》。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二千数百年来,它的再现为研究者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为研究者了解孔子思想、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首次发现了的《颂》《大雅》《小雅》《国风》的类次。
    二、发现了一部截止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最早《周易》。《隋书·经籍志》记载:“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但一直没能见到古易的真正面貌。当在《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中看到楚人给《易》所下的定义“《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时,都在等待战国的《易》出现,看到了真正的战国《易》——楚竹书《周易》。楚竹书《周易》的出现,为了解、研究先秦时期的易学提供了可靠的文物数据,在中国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易学史上将产生深远意义。
    三、发现了一部截止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最早字书。濮茅左已作了初步整理,命之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字析》,简称为《楚竹书〈字析〉》。这是一部楚国文化发展时期的官方整理、规范文字的竹书。书写工整,字形严谨,
    四、发现了战国道家佚书。《恒先》是一篇完整的有篇题的战国道家佚书。《彭祖》是截止到二十一世纪初所发现年代最早的彭祖书。
    五、发现了战国的曲目竹书。古音乐专家陈应时等教授称之为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采风曲目》记载了三十九篇曲目,宫、商、征、羽等声所属歌曲的篇目及其穆、和、讦等九个变化音名,以及楚国郢都诗曲的调名《子奴思我》、《丧之末》、《牧人》、《道之远尔》、《北野》、《咎比》、《王音深谷》、《思之》、《良人亡不宜也》、《奚言不从》等。
    六、发现了战国记载的中国远古时期的帝王,孔子所述的远古帝王系统。《容成氏》记载了中国远古时期的帝王二十余人,并述三代前后禅让、争位之风。简文所述“九邦”首见。《子羔》载孔子所述尧、俊和三王排列成五位远古帝王系统,为传世东周儒家著述中所未见。
    七、发现了同时代不同传本的竹书。如《缁衣》和郭店楚墓竹简的《缁衣》;《性情论》和郭店楚墓竹简的《性自命出》。使研究者能比较流行于战国的不同传本,有的还能和传世本比较,明其历史流变之异。
    八、发现了战国逸诗和赋。《逸诗》记载的《交交鸣鸟》歌咏君子“若玉若英”的品性和“若虎若豹”的威仪以及《多薪》歌咏兄弟两人之间亲密无比的关系的诗为首次出现。发现了佚赋《兰赋》等。
    九、发现了战国有篇题的佚兵书。《曹沫之陈》出现了曹刿的异名,记载了曹沫以“毁锺型”、“修政善民”、“俭以得之,而骄大以失之”、“刑罚有罪,赏爵有德,贵贱同待”之策谏鲁庄公,有关对答补充了军事史上的重要兵计。
    十、发现了除《周易》、《缁衣》以外,不同于传世本的《民之父母》、《竞公疟》等,对认识历史传本及其流变情况,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实例。同时根据同文比较,更使对楚人的用字、用词有了深入的了解,也为考释楚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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