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全5册 2013彩图高清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PDF电子书全5册，由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为六卷五册，针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几个民族进行研究及系统的叙述。通过服饰角度展现他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主动性的文化基因上的贡献、在服饰生活上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匈奴、鲜卑、契丹、党项、女真、回鹘、吐蕃和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本系列丛书不仅揭示了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国服饰文化制度创建与形成的深刻影响，而且证明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创新点是通过实地走访北方各地博物馆或田野出土文物，对岩画、壁画、卷轴、纺织品、彩塑、石雕、俑人等中国古代图像遗存资料中的人物图像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考证，并与各时期的文献记载和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比较和应证。在此基础上，对代表性服饰进行复原研究，以制作实物的形式呈现研究的成果，提升了研究的深度、原创和科学。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书目：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1  匈奴、鲜卑卷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2  回鹘卷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3  契丹卷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4-5  吐蕃卷  党项、女真卷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6  元蒙卷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出版说明：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民族间争斗融合而共存之历史。古代中国以中原君临天下,国界是变动的。由于东方和南方有较多的海岸线,西边亦多高山峻岭险恶地形之存在,疆域较易趋于稳定而北方存在着巨大的进退空间。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常被称作胡或胡人。胡人可以指我国北方的边民,有时也可以指称北方或西域的外国人。中国古代边民多为少数民族,而来自北方或西域的入华外国人,常常会居留下来,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一支。

中国古代国境之变化主要在北方或西北。北方之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权而言时而为敌国或化外之民;时而为友邻或藩邦;时而归附为百姓,即使仍然聚族而居,也常被编入州县乡里的中国行政体制。但他们多以游牧为生,习于迁徙,又多分部落。他们或居于境内,或远走漠外,可以说是飘忽不定。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有一部分在不同时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主体,融入了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党项等;另一部分虽然也一直发生着民族间的交融汇合,但基本上始终保持其有别于他民族的族群特征。

当然,古代的民族文化,有融合也有分化。人们容易关注融合而忽视其分化。以匈奴为例,被汉朝大军击溃之后,一部分内附,一部分远去欧洲。这两部分后来在文化上差异极大,几乎难以辨认其同族同源之痕。内附者彻底融入中华民族,而远去者即成为异国他乡之民。

我们特别关注符合以下条件的古代少数民族:他们历史性地在中国境内稳定地存在一定的时期,对中国当时(乃至以后)的形势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多为主动出击的民族,他们常常能左右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甚至主宰中华民族的命运,对中国疆域的拓展和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汉族一样,他们嵌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动力。

中国历史上有的北方少数民族自立于一方,如回鹘之河西政权和高昌政权、党项之西夏政权、慕容鲜卑之前燕政权;又有占据半壁江山与汉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者,如拓跋鲜卑之北魏政权、契丹之辽、女真之金;也有一统中国之蒙元政权和清政权。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并不仅靠武力取得,包括服饰制度在内的文化手段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用一个固有的历史名称来指代统括,那就是胡服。尽管朱熹早就指出:“今世之服大抵胡服”,中国古代服饰中的胡服成分,还是被大多数人大大低估了。朱子所谓的¨今世”乃指宋;宋时已“大抵皆胡服”,遑论后世。中国古代服饰史,半部是胡服史,或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史。这样说并不过于夸张。例如,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成了当时事实上的中华文明中的代表。对此,《洛阳伽蓝记》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可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在焉。”当时的南朝使者入洛阳,都惊叹此地的宫宅衣冠之盛。

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服饰,包括材料、纹饰、偏好之色彩以及相关的习俗和制度。在他们没有进入中原汉族居住区之前,通过贸易、赏赐和供奉等不同形式,已经在这些方面与汉族有交流并相互影响。当他们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国家制度和机构时,又会进一步受到中原政权的影响,包括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服饰制度。当他们进入汉族居住区,乃至建立政权统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族人民时,对汉族服饰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抉择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对此的态度和抉择大致有三。一种是采取服饰的汉化。典型的例子是北魏拓跋政权,特别是孝文帝时期。《资治通鉴》卷140记太和十九年(495)“魏主引见群臣于光极堂,颁赐官服”,卷141记太和二十年¨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座”。这说明北魏服制采用汉族政权冠服制度,并取得成功。这是尚书李冲(汉人)等费六年之久所制定的。孝文帝的服饰改革在制度外就不那么顺利。同卷142记他南巡归来,见洛阳仍有不少鲜卑妇女“犹带小帽着小袄”,十分不满,责怪任城王元澄及留守官员,使之“皆免冠谢”。其实这里使用“汉化”一词并不是那么合适。有一个新的概念“涵化
( acculturation)”或许更精确一些。因为一方面是鲜卑服饰的汉化,另一方面却是汉人也染上了“胡气”。正是由于北魏时期的这种服饰“涵化”现象,“质朴坚实的汉人”才变成了“富丽堂皇的唐人”(张庆捷语)。

另一种则采取强制措施,逼迫汉人改着少数民族服饰,如清代所发生者。淸朝以人口极少并以骑射为主之满族为核心,要取代明朝以来统治人口多、面积大、文明高度成熟的中土,除了运用军事和政治之手段,还需借用包括“改冠易服”在内的文化手段作为辅助。服饰成为制度,而制度化的服饰就是高度符号化的服饰或充满符号化元素的服饰。这些符号化的元素一部分来自入关前的满族服饰,承继着契丹女真一脉之传统。这些元素可以强调满族作为统冶者的特殊地位,赋予其天授神权的光环。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来自汉族为主的中土文明的元素被有意或无意地保存了下来。深藏于历经千百年来改朝换代因袭变革的制度文化中的这些元素,可以赋予原本被视作异族的外来者以正统继承者的形象。

居于这两种之间的是第三种,即放任汉人着汉族服饰,少数民族着自己的民族服饰。此则以辽代的契丹为典型。由于契丹人南北分治的二元政治主张及其中国意识(自称北朝而以宋为南朝),辽代实行的是“国服(契丹服)”和“汉服”并行的二元服制体系。

所以,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不仅是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史的一部分,其历史的重要性( historical significance)常常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历史研究的材料,有文献、实物和图像三大类。与研究汉族的历史不同,也与研究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史不同,少数民族服饰史的文献研究比较困难。一是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大大少于汉族的历史文献,二是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中常常缺少了像汉族正史中自东汉永平二年(59)以来连续不断的有关服制的官方记载。三是尽管《魏书》有“礼志”,《辽史》有“仪卫志”,《金史》和《元史》有“輿服志”,但是这些汊人学者用汉语语汇为能指的记载,很容易使读者对其所指产生歧见和误解。如《元史》中的“只孙”和“怯絲里”被释为“一色服”和“剪茸”,失去了原文中的色彩和语境。

另外,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遗存也较少。虽然本书涉及的这些古代民族都有一定的相关服饰文物出土,但由于与汉族的墓葬习惯不同,要判断这些文物的归属,或他们与某一民族的相关程度,都颇费周折。即使有了结论,也常常留下商榷的空间。其中少数受汉族影响较多的墓葬,如北朝和唐代的粟特人墓、辽代的契丹人墓,指认较易;而西北较多的胡人墓的出土品,常被人用作匈奴文化研究,但对此提出质疑也有充分的理由。

相对于文献和实物,有关少数民族服饰的图像较为丰富,且在时空的分布上也更加适宜研究之用。敦煌壁画和雕塑的创作时期延续千年,这对于研究者建立古代少数民族服饰在时间向度上的发展轨迹十分有利。所以我们更重视图像材料的分析和解读。当然,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图像的陷阱”之存在。此外,我们还使用视觉复原研究的方法,对本丛书部分涉及的古代少数民族服饰进行复原制作、模拟穿着和摄影,将结果与古代图像进行对比,以此检验研究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