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人物卷 全133册 2013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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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人物卷 全133册 2013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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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人物卷》PDF电子书全133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出版。地方志是記録我國各個地方不同時期經濟、地理、歷史、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一個綜合性文獻資料寶庫，其中保存了很多有關佛道教文化的文獻。研究佛道教的學者深知這一點，但是由於地方志數量龐大，而且分散收藏於不同的收藏機構，利用起來十分不便，所以地方志中的佛道教資料一直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開發利用。有鑑於此，我們把地方志中的佛道教資料輯録在一起，編纂成這套《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匯纂》，以方便學者進行研究。本叢書共收録我國一九四九年以前修築的六千七百餘種地方志中的佛道教文獻。版本形式有刻本、活字本、鉛印本、石印本、油印本和抄稿本等。根據這些文献的内容，分爲《人物卷》《寺觀卷》《詩文碑刻卷》三套。每套都有兩册目録，內有詳列文獻版本信息的目録和經查閲而無相關內容的方志版本信息；並制定了兩種方便在目録中査找方志的檢索途徑。《人物卷》主要收録僧侣和道士的傳記及其有關的歷史記載。《寺觀卷》主要收録冇關佛道教徒衆修行、布道的道場、遺迹的文字記載、地理圖' 建築圖及照片等。《詩文碑刻卷》收録内容爲佛道教或佛道教人物撰著的詩詞文章，與佛道教有關的書畫、圖片、金石等。輯録的文獻主要採用影印的方式，在製版過程中，因模糊或者有髒點而不便於閲讀的地方做了電子化修補處理。依據二。一二年民政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册》，輯録文獻按其歸屬地分類到地市一級行政單位，然後按其修纂時間排列。本叢書從2006年開始策劃，收集方志，研究制定甄選標準、編排體例，甄選，編排，校對，到2013年出版，共歷時七年。期間有幸獲評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在編纂過程中，許多同志勤勤懇懇，做了很多扎實的工作，而他們的名字却并未列入本書編校人員的名單，在此, 冋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在編纂過程中，我們也得到了很多藏書機構、高校以及專家學者和朋友們的支持與幫助，在此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真正能够方便學者使用，爲佛道教文化的研究開闢一個新的資料領域，促進佛道教文化的研究。《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人物卷》书目：人物卷 正文 第1~131册人物卷 目录 2册《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人物卷》出版说明：《人物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各方志中的仙释、释老或方外佛道诸教人物。民國十七年( 一九二八) 福建《沙縣志》卷之十二爲「方外傳」，對歷史上「正史」書籍記載佛教和道教人物的傳記作品出現的時代、稱謂和流變的情況作了一個概述：「「方術傳」昉自《後漢書》，蓋爲方外士而立也。《晉書》改爲「藝術」，《隋書》因之。《唐書》《宋史》則與才藝之人併列爲「方技傳」。至《元史》，始别創爲「釋老」焉。要之，釋子、道流，皆方外也。雖其事涉於虛幻，而名垂於後，亦足以附庸風雅、點綴湖山。」在中國歷史上，對佛教和道教人物稱呼「仙釋」或「釋老」，似乎不會讓人存疑，最常見的是稱他們爲「方外, 因此，仙釋或釋老常常被放在『方外』或「外志」之中。湖南雍正年間的《黔陽縣志》專門討論了這個「方外」的名稱：「人未有在方之外者也。自世以神仙爲異人，而拘隅者，遂從而外之，因而外之矣。邑有羅翁者，不知何時人隱供洪山中，而山以翁名楊( 揚) 。隋之季，瞿夫人隠其中，爲人傭織，以養其姑，而以仙去。余嘗至羅翁山下，求二仙遺踪，而不可得，仰而望山，俯而聽泉，襄裏者久之，殆所稱山不在高者耶！邑北三里江中崖二，傳爲果老跪望母，石爲之穿，至今崖以果老名。余舟至其上，視之良然，若此者在方之外歟，抑方之內耶？然則，余其猶夫拘隅者之見也。」言」很顯然，所謂方外，就是指他們在生活方式上與一般的世俗之人似乎没有甚麽大不同，如爲人傭織，所不同的是他們過著隱居的生活，即與世俗相隔絶，不是隱居在山上，就是逍遥於江河湖泊之中。也就是説，他們選擇遠離世俗社會的煩累，而親近大自然的素樸。正如順治年間湖北《遠安縣志》所説：「夫人無所逃於天地，則君臣上下之方，皆所不踰也。胡爲乎外之？曰：否。事不可類推，語不可同日。當其掉背弗顧，侶炳霞而友雲，其心豈復有世事哉！問其人，讀其書，非度關之元( 玄) 言，則西來之直指也我魯聖人不與焉。傳曰：漢明帝夢金人帶弓挾矢，求寸土而處，此佛寺所自昉也。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斯二説者，我不知何以自處也，殆所謂方外也夫？ 』(3兩百年之後同治年間的《遠安縣志》更進一步説明方外與俗世之間的區別所在：「方以類聚，何獨外之？外之者，必其逃而君臣，去而父子，棄而夫婦，離而昆弟，絶而朋友也。彼其縱心一往，究元門之奧旨，證象教之波羅，術不渝於左道，襌不入於野狐，亦非無異而有徵者，正未可以遊於方外而不採輯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不正是儒家的三綱五常所規定的最重要的人倫關係嗎？但是，釋、道二教之徒却是離棄這些，而回歸大自然的懷抱。從這裏可以看出佛、道二教與儒教之間的主要差別，而佛、道也因此共同被稱之爲方外，因此，方志既爲當地儒生所修纂，自然會將佛、道二教之徒稱之爲方外，而表明自己就是重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人倫關係的「方内」。(二) 地方志中的釋道二教的「人物卷」，與佛、道二教教内的《高僧傳》《神仙傳》之類的傳記作品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多半是從世俗社會和儒家的角度來看待釋、道二教人物的，因此，修纂者對待釋、道二教的態度決定了該方志的佛、道二教人物傳中所選取的人物特點和敘述及評價方式。而不少方志中仙釋人物傳之末還附有修纂者的評説，彰顯了地方志仙釋傳不僅僅是記録釋道人物的生平事跡，還引起七人對佛、道二教人物有利於世道人心的積極肯定和對仙釋末流的針硬.地方志的修纂很少是個人的事，或個人所能爲之事，通常是由地方長官督修，並由地方上有一定影響和能力的士大夫编纂的作品，因此「國有史，方有志」是中國傳統的史學觀。史書通常是國家，特别是皇帝意志的體現，而方志則是地方首長的意志的體現。但是，正如上文討論「方外」所示，無論是地方官，還是地方上大夫，通常都是儒家人物，站在儒家的立場來選擇和評判釋、道二教人物這就不免有排斥佛、道二教的思想比較極端和偏激的儒家，如康熙年間湖南《永州府志》的修築者，就明顯地表現岀對佛、道二教的輕蔑和排斥：「二氏之説，虛無怪幻，妄誕不經，不惟無補於聖教王化，且蠹國政，耗民財，莫此爲甚矣。前志所以存而勿去者，蓋當富貴沉溺之餘，得聞世外超脫遺棄功名之説，亦足以淡人黏戀之私，誠末俗醉夢中一帖清涼散也，乃古人借此針硬流俗，而今遂惑溺不解，務爲荒唐幽謬之説，以炫哄愚民。滿紙子虛烏有，究竟何所憑據乎？狀前人業已著之於書，不得不就其説而存之，以俟後賢之鑒定。要之存其誕，正以見其誣。聖人之徒，不言而喻矣。』- 它不過，這種比較極端地排斥佛、道二氏的例子祇是極少數 也如康熙年間的安徽《休寧縣志》的修纂者，雖然對當時所見的衰敗中的佛、道二教人物有所貶抑，但對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高道大德還是積極肯定的：『二氏之學，盛於魏晉，其精者，竊吾儒大易中庸之旨，下此，則近於妾誕鬼恠，吾謂自古已有之，巢父、許由諸高士，即今之所謂二氏也。然多出於名山大谷，如終南、嵩少、襄眉諸處。吾休有齊雲、靈谷之奇，是以昭回遨遢之屬岀焉，以其絶類離群，誠仃足志者。不然，如今之黄冠袈裟之屬，動以百千計，佛宫、道院，爲藏奸地，將誅之不勝，何足道哉？。是不是説康熙時期中國的佛、道二教已經非常衰敗，不足而論了呢？似乎不完全是 如康熙年間安徽的《石城縣志》就説：「仙釋誕矣，然羽化杯渡，古實有之，細寳令乃權輿於此邑者乎？而舒姑酉峰諸蹟，有禱輒應，是爲民禦笛捍患，尤非同齊諧之記矣，可勿録諸？」這看似對僧道的否定，實則有所肯定。康熙時期的《山東通志》對於僧道也有類似的看法：「仙釋非吾儒所道，蟬脫羽化涉於誕；空門覺路流於無；其何以志？君子日：觀煉術而得守氣之資，聽戒律而悟凝心之道，苟有以折衷之，亦何至惑於他岐也？知高賢逸士，或托而逃焉，名是而實則非，跡同而心或異者，往往有之，是烏可以不傳乎？」如果説，康熙時期的《山東通志》對於僧道有所肯定，但是同時也明顯地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有所批評。到了雍正時期，新修的《山東通志》對於僧道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即對某些儒家人物過於貶斥僧道的做法表現岀強烈的不滿並予以駁斥，該志修纂者指出：「二氏之學，儒者所不道，而百家傳記恒稱述之，豈其人盡侏偶，而言皆荒誕哉？蓋物與無妄，心理皆同，大聖大賢，明體達用，操存涵養，未嘗墮於一偏，而二氏以獨覺之知，探無極之理，求之不得，甚至捐親戚、遺肢體而不顧，跡其篤念本性，以力持於知誘物化之交者，不可謂非志士堅苦之行也。世俗聾聘針硬，斯存其人其言有足採者，正樂得而志之。若夫致虚守寂之説，不足以經緯萬端。《元史》作《釋老傳》曰：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其效可覩矣，洵有昧乎其言之也？」二二這或許與雍正皇帝崇佛有關？好像也不盡然。乾隆時期的安徽《霍山縣志》就指出：『立德、立言、立功，吾儒所謂三不朽也。乃仙佛者流，獨不朽其身。此其靈奇譎怪，雖出乎理道之外，然超悟八空，逍遥三素，拔塵脱垢，固非烟火凡庸可仰而企及者矣。溝霍古稱福地，蓮堂奈苑，代顯靈踪，煮石猶馨，傳燈不地，御風指月，千載如將遇之，其不與草木同腐也，固宜。一二三嘉慶時期的《重修舒城縣志》也説：「佛老之書，儒者弗道，爲其虛無寂滅，與正心誠意之道左也。然鍊師禪客，别户分門，置諸方外，固不與儒道抗衡 至其真修妙悟，間有出乎凡庙，羽上緇流，上者約略採之，俾覽勝者想望飛鳧控鶴，馴鴿咒龍，點綴名山古刹耳。』當然，大多數的方志對待僧道的態度還是比較中肯和客觀的，即既有積極的肯定，也有對佛、道二教之中的末流予以批評，甚至否定。如光緒年間安徽《廣徳州志》就説：「二氏語涉虛無，故先儒闢之，而史傳猶列之者，以其悟人希夷，道參元妙，亦自有深造自得之一境耳。因取舊志所載，加之考補，至王婆井投丹化醴之類，移載別門。」二巴而明代萬曆年間重慶《合州志》就表現出一種力求尊重歷史、追求信史的編纂立場，同時也反對將佛菩薩和神仙修道過於神奇化：「託跡雲遊，息躬煙駕，煉形神而超假，域定慧以完真，仙釋之傳，久矣。抑而不載，似顯損於信史也。而凡必志之者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