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潮史 全8册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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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思潮史 全8册 2006
中国学术思潮史 全8册 2006
《中国学术思潮史》PDF电子书全8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中国学术思潮史》通过对各历史时期发生的主流学术思潮的深入考察研究，在学术思潮的发展演进中总结和把握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并力求透过其中学术的传承、转换、变革，以及学术思潮的发生发展、相争互融、兴衰得失，来进一步厘清中国哲学思维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国哲学逻辑演进的必然性，探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学术思潮史》是一部以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道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现代新学等八个主流学术思潮为研究主体的长篇通史，力图动态地揭示两千五百年以来各个主流学术思潮的流变、兴衰的历史因缘，并且从这些主流学术思潮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探雪其内在动力与前后相继的逻辑必然，系统地考察分析各个学术思潮所涌现出来的学术成就，反思各个学术思潮存在的不足，总结和把握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中国学术思潮史》书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一 子学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二 经学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三 玄学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四 佛学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五 道学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六 心学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七 朴学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卷八 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中国学术思潮史》出版说明：从春秋末期开始,中国学术界思潮迭起,这些学术思潮的涌动,推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以哲学为主干的中国学术思想,是华夏文化的理性积累。对这种理性积累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和评判研究,还是最近八九十年的事情前四十年,得西学风气之先的中国学人,由于过分依赖于用西学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解剖的工具,中国学术思想研究不免有牵强比附的弊病,存在“宏阔”有余“精耕”不足等缺憾。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虽然有了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思想通史的出版,但是,由于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教条、偏激的研究风气,影响了对众多历史人物及其学术价值的准确评判,同时,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断代学术史、专业思想史研究的不充分,为准确揭示中国学术史的脉络走向造成种种困难,比较明显的例子,便是将老子思想置于战国中期加以分析,将《周易》置于战国末期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加以评判。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残简、湖北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荆州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从海外购回的大量战国竹简的整理等,不断地修正以往在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结论;而80年代以来各专业史研究的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不仅著述丰硕,研究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大多能够运用中西学术比较的手段进行现代文化意识的阐述。但是,如何在个别思潮史和专业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各历史时期发生的主流学术思潮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考察研究,从学术思潮发生、发展的历史中探寻其逻辑演进的必然性,从学术思潮的流动中把握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目前的学术界还着力不多。中国学术史,在整个人类史上具有重要的、特殊的地位如何将这一有着鲜明个性和特殊魅力的学术史准确生动地描述出来并介绍给全人类,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学术思潮是学术史的主流,思想史的灵魂,时代的精神。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都应以中国学术思潮的研究为基础。这一研究不仅能为各专业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整体性的文化视野,而且能为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学术思潮史》是一部以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道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现代新学等八个主流学术思潮为研究主体的长篇通史,力图动态地揭示两千五百年以来各个主流学术思潮的流变、兴衰的历史因缘,并且从这些主流学术思潮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探寻其内在动力与前后相继的逻辑必然,系统地考察分析各个学术思潮所涌现出来的学术成就,反思各个学术思潮存在的不足,总结和把握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关于各学术思潮兴衰原因的分析,是学术思潮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学术思潮研究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我们的中国学术思潮史研究,首先从这里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思潮,出现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春秋末期。当被中原人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周边部落纷纷融入华夏民族大家庭,以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得到了各边缘文化的补充,也便有了更快速的发展;尤其随着周朝领主经济的崩溃、地主经济的形成,人们对周天子的“君权神授”产生怀疑,引发了人世间的“礼崩乐坏”,导致各种社会思潮、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拉开了子学思潮的帷幕。由于厚积之故,思潮气势之恢弘、学术队伍之庞大、涉及内容之广泛、理论研究之深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思潮激荡的三百年时间里,形成了儒家、道家、名家、墨家、法家等众多学派,生了一大批原创性学术著作,体现了华夏文化的充沛的底气。但是,由于各家学说均未能建构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各学派之间,而且学派内部之间,存在不少观点分歧,甚至造成学术队伍分裂;同时,由于秦始皇的一统天下,不仅诸侯时期的游学养士土壤消失,“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得以实施,历时三百年的子学思潮遂戛然消亡。然而,文化专制未能保障政治专制,秦王朝二世而亡。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推翻秦政权的是农民和武夫。汉王朝建立之后,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一度奉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学术界气氛宽松。时间一久,黄老之术变味,汉武帝便采用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曾被秦始皇又烧又坑的儒学,一跃成为官学,儒学典籍成为学者谋取功名利禄的资本;疏解儒学原始文本,便成为儒士的惟一功课。虽说只此一家,热衷于注疏学习儒学原典的人数,远甚于先秦百家。被认为已经读懂某部经书的博士虽仅十数人,然而每一博士的门弟子,往往多达数千人乃至上万人。这批挂在某一经师门下而由政府出资供养的太学生,达数万人之众。而自费啃经书、企盼有朝一日也能跻身太学的儒生,更不知有多少。狂热的经学研究,将儒家原始文本研究推向极致。经学研究,从繁琐漸渐转为抱残守缺、经学派系间的互争相残;“经世致用”渐变为迂腐守旧,甚至将经学引向神道迷信,世俗的孔子成为顶礼膜拜的神灵。由于经学的命运与政治紧紧地捆在一起,当腐朽的东汉王朝灭亡时,已经徒有其表的经学也同时衰落。经学思潮历经三百多年,其成果则仅限于儒学典籍研究,与子学思潮的丰硕成果不能同日而语。经学思潮衰落时,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即玄学思潮,开始酝酿形成。西汉初期风光一时的黄老之学,由于“独尊儒术”的经学思潮的崛起而淡出学术界;不料三百年之后,由于儒家礼教即“名教”的日益虚伪而为人们所厌弃,崇尚“自然”即真情实感的老庄哲学,又重光学术界。以王弼为旗手的一大批学者,援道入儒,倡言“名教本于自然”,自然是本,名教是末;本为体、无,末为用、有。为已遭世人轻蔑的名教重新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围绕本、末,有、无,体、用等哲学问题,魏晋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由此形成了一股极具思辨色彩的玄学思潮。这一思潮历经王弼的儒道调和、嵇康的儒道对立、向秀和郭象的儒道合一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得到“名教即自然”的结论,而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玄学思潮盛行仅仅半个世纪,这与先前的各延绵三百年的子学思潮、经学思潮相比,不免太过短命。然而,思潮的学术价值及其影响,不能简单地用时间长短来评判。时至今日,人们一提及玄学思潮,仍会油然而生敬意;魏晋玄学大师们师法自然的风度,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亮丽一景。尽管玄学为名教的存在找到了自然合理性,却并未能解决人们最关心的社会危机、阶级矛盾与精神困苦。就在这时候个比玄学更有效的能够麻醉民智的精神鸦片——佛教,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源自印度的佛教,早在汉代甚至战国时,便已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寺院已经遍布各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玄学盛行的学术界,名士与名僧之间交游频繁,佛教徒或用老庄哲学解释佛学,或直接援引玄学家的议论解释佛学。用玄学讲解佛学,风靡一时。佛学与玄学握手言欢未久,便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立马“过河拆桥”,将玄学挤兑出局,开始了独立发展的历程。佛学替代玄学,有其必然性。其一,佛教抓住了人们无法逃避的生老病死问题,宣称能够普渡众生。其二,佛教关于无明作业、业报轮回的基本教义,非常适合剥削阶级的利益。南朝宋文帝一语道尽其妙:“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其三,佛教没有民族宗教的狭隘性,而具有相当的宽容性。其四,佛教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有个结构严密的逻辑推理系统——因明,而这正是先秦子学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短缺,不能不引起中国学者的普遍兴趣。佛学思潮至隋唐达到高峰,并形成诸多宗派,其间最具影响的有天台、法相、华严等三大宗派,且各有帝王为其后盾,如天台宗有隋代二帝所重,法相宗受唐太宗优礼,华严宗受武则天奖掖。三大宗派都很注重佛学理论的研究,法相宗始祖玄奘西行求法历经十七年之久,意在“求真”,回国之后,便与众弟子埋首“真经”之中。求真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却同时丢掉了学术研究中最可贵的东西—创新。天台、法相、华严等三大宗派,随着理论研究的日臻完善,其生命力却日益衰微;而从未受过皇恩、一向息影山林默默无闻的禅宗,由于不拘泥于理论,长期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顿悟之路,终于一枝独秀,称雄佛坛。“不立文字”的禅宗之崛起,敵响了隋唐佛学思潮的丧钟。我们不必为又一个学术思潮的消退而沮丧,中国学术界永远不会寂寞。佛学思潮刚刚退去,儒学的改造更新运动接踵而至。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因为佛学的张扬而放弃本土文化。尤其始于隋而盛于唐的科举取士制度,深深吸引着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隋唐科举首重诗赋,以致唐诗盛极一时,大诗人多为高官。深受刺激的儒士们,从佛学思潮的衰落中觉悟出一个道理只有改造更新、与时俱进,儒学才能长盛不衰。随着赵宋王朝的建立,在汲取佛、道诸教精义基础上的儒学更新运动,在道学”的旗帜下蓬勃展开。经过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等一批道学家的整合与更新,儒学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遂被后人称之为“新儒学”。儒学获得了学术的新生,道学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尤其到了明代,朱姓皇帝从同姓的朱熹那里找到了文化依托,把崇尚程朱理学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国策,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取土的准绳。至此,探讨理论、更新儒学的道学思潮,已成一潭死水。与理学争锋的心学思潮,便高举着批判的旗帜,跃上学术舞台。早在作为道学新枝的理学兴盛时期,心学便已萌芽,“鹅湖之会”即是一例。随着道学思潮的由盛而衰,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心学思潮,终于在王阳明的推动下蔚为壮观地出现在学术界。从“存天理,灭人欲”,到“致良知”,心学体系日益圆满;情景设教、诗歌习礼的传教方法,激发了儒生的学习兴趣和追随热情。在明代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心学思潮激荡着中国学术界。即便科举取士仍以程朱理学为准绳,多数举子的思想仍明显趋向阳明心学:“科举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日知录》卷十八)明代后期,为安抚广大信奉心学的儒生,朝廷不得不为遭受“伪学邪说”之毁的王阳明平反,并将他请进孔庙,享受与朱熹一样的礼遇。这一颇具特色的学术思潮,由于经常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始终受到来自理学方面的攻击;由于心学内部论学同异而派系纷立;由于在社会动荡时多数传人缺少社会责任感而以心学研究作为避风港等诸多原因,在心学思潮高涨百余年之后,渐渐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推移之力。满族入主中原的事实,逼使汉族知识分子反思:无论是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明天理”,还是心学家的去人欲“存天理”,都存在着问题。他们怀着明道救世的精神,决心“务本原之学”。于是,朴学这一具有新内容、新形式的学术思潮扑面而来。开朴学风气的第一代学者,都是明朝遗儒,多为抗清志士。他们既有学术方面的追求,更有经世致用的壮怀。面对朴学思潮的兴起,颇有远见的清统治者采用了因势利导的文化政策,凭藉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编撰规划越做越大,如《古今图书集成》一项,达一万卷一亿字;《四库全书》一项,达79070卷。于是,朴学由民间转入庙堂;许多达官、富商,也纷纷创办学堂经舍,主持编撰书籍。朴学思潮风靡朝野,朴学研究在学术界独占鳌头。充满书卷气息的朴学思潮持续了两百年,直到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将中国大门轰开,八国联军恣意蹂躏大清御花园时,朴学后继者才嘉然发现,已经烦琐迂腐的朴学,到了穷途末路。国门洞开,八面来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崇尚演绎的西洋哲学、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学说,蜂拥而入,与本土的新儒家研究等学术流派,汇聚成一股多元学术思潮,涌动于灾难深重的华夏大地。以“民族、民权、民生”为纲领的“三民主义”,很快使得新兴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而主张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要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欣赏、追随。伴随着这一学术思潮的快速推进,短短半个世纪,国家政权屡经更迭。近现代的多元学术思潮,已经历时百年,但是从以往各学术思潮的发展规律而言,还仅仅处于思潮的第一阶段,可能再过一二百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一思潮的全部历程;其丰硕的学术成就,尚未显山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