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全18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家谱号称史学三大支柱之一，其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信息越来越受到各个阶层的重视，但家谱数量的庞大和保存的分散使它的利用受到了很大局限。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整理研究团队首次从海量的家谱中，辑出各种有价值的资料，分门别类，汇成《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套装共18册）》。选编分“家族源流”、“家规族约”、“经济”、“教育”、“序跋”、“凡例”、“图录”、“传记”、“文学”、“礼仪风俗”、“漳州移民”十一卷，基本囊括了家谱中可资利用的各类信息，是学界相关研究和民间文化活动开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家谱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经过漫长的发展，至清代达到了鼎盛，在安徽、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几乎村村修谱、姓姓有谱。这一最具有平民基础的历史文献，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广，为其他史籍所不能比拟，与正史、方志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家牒、世谱等等，是记载同宗共祖血亲群体世系、人物、规章和事迹等情况的历史书籍。它的价值，历来为史家所认同。清人章学诚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将谱牒与正史、方志相提并论。梁启超的论述则更为具体，认为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近代，潘光旦、罗香林等学者付之实践，在研究、利用家谱资料上多有建树。
 
家谱的价值之所以得到史家的肯定，实取决于它的资料本身。自宋代欧阳修、苏洵修谱以来，私修家谱取代了官修谱成为家谱的主流。在修谱方式、记载对象、纂修体例等方面，私修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进而促使家谱资料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史书的一些特点。
 
一、内容的独特性。中国家谱除少数统宗谱、联宗谱外，极大部分是一宗一族的家谱。这些以记载宗族历史为主体的史书，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宗族的“百科全书”，所记内容范围非常宽广，有序跋、凡例、修谱名目、宗族源流、祖先画像、恩荣录、族规家训、祠堂、坟墓、世系、传记、仕宦录，以及艺文、族产、行辈、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因所记对象与他书不同，其中很多内容为家谱所独有，或者少载于其他史书。如宗族源流、祖先画像、族规家训、祠堂、坟墓、世系、族产、行辈等资料，都具有鲜明的家谱文献特征。同样，传记、艺文等资料，除少量的名人传记和名人作品采辑于正史、方志、别集等外，大多系家谱原作，可补他书之缺。以艺文为例，收入家谱的艺文，其作者多为名不见经传者，与正史等所载的骚人墨客或中举有功名者相比，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更无名望，其作品的内容或为当地的民俗风情，或为与宗族有关的事务等，反映了一种带有地域性的宗族文化，并且这些作品多仅载于家谱，不见于其他文献。
 
二、资料的原始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家谱的传统纂修原则。在私修家谱兴盛时期，除非有不得已的原因，这一原则一直为纂修者所秉承，引导着纂修者制定体例、纪录事实。宗族纂修家谱，素材主要取自历年宗族内部积累的旧资料以及新出的资料，或者采自其他史书中有关本族的记载。宗族内部的旧资料包括前代世系、族规家法、旧谱序、旧凡例、旧有契约、诗文、人物传记等。新出的资料除了两次修谱之间新生、已亡族人的记录外，还有新谱序、新墓图、新契约等等。以往，续修家谱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老谱之上增加新内容，很少对旧谱资料予以深入的考证，也不加甄别择取，而是一仍其旧。即使有些资料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也不会随便删改。“传信传疑”的原则使家谱的纂修更倾向于资料的“堆积”，纂修者多数情况下不用重新撰写，只需专注于对以前的各种资料的编辑，大量的没有经过任何修改的资料因此得到了保存。可以说，家谱中的这些未被纂修者改动的资料，还保持了它的原样，实际上具有原始档案的性质。比如明清家谱，宗族为避免日后财产归属的纠纷，以及保护族产免遭他人侵占，按原文刻入了不少各时期的契约文书，以作凭证，以期永久。家法族规也是如此，依文刻入，不妄加修改。
 
三、记载的连贯性。宗族修谱最主要的内容是世系图录，随着本族人口的不断繁衍，修谱若干年后将会续修，一般定为二三十年大修一次，把前次修谱后新出生的族人和已去世的族人卒年、葬地等资料补入。假如某宗族长年不修谱，将被视为不孝子孙。中国的族谱正是在这样一种续修模式下，内容得以连绵不断地扩增。家谱的续修不仅扩充了世系图录，而且使新出现的其他一些有关本族的原始资料得以及时地增入，充实了家谱内容，保证了宗族资料的完整以及宗族历史记载的延续。在各类内容中，谱序、凡例、族产等资料，往往是旧有和新出的一同刊载，连续性最为显著。比如王逢泰等修的《[江西婺源]太原双杉王氏宗谱》(1924年孝睦堂木活字本)和倪易书等修的《[浙江金华]龙门倪氏族谱》(清光绪五年刻本)，都录有历次修谱的凡例数篇。尤其是谱序，一谱同载多篇者常见，十余篇乃至二十余篇者也不足为奇。中国有续修方志的习惯，但续修的频率之高、同类内容的连载之多，都无法与家谱相比。资料的连续性，使同类记载相集，或者一事多记，无疑有助于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被记对象的发展演变之过程。
 
但是，家谱文献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宋代以后，宗族热衷于修谱，目的是想通过家谱来维系和强固宗族群体。这一特定的宗旨给家谱纂修体例带来了缺陷，即出现了家谱的两大弊端扬善隐恶和攀附显贵。纂修者认为，祖先的劣迹或不良一面应该略而不书，为尊者亲者讳，而对能够光大门庭的人物和事迹则须大书特书，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家谱纂修者还常常不顾史实,追奉古代同姓的名儒大臣为自己的祖先，如朱氏皆奉朱熹为始祖，包氏则以包拯为先祖。到了清代，此风愈演愈烈，几成常态。此外，不少纂修者粗知文墨，缺乏应有的文史知识，家谱中的人物地名、官爵称谓、源流迁徙等内容，与史籍比勘，错误之处屡屡可见。例如叙述姓氏起源，往往参照同姓的他人族谱，互相抄袭，不加考证，讹误脱谬不一而足。正因为有这些缺陷，家谱资料是否属于信史，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怀疑。清黄宗羲认为“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其一即为“氏族之谱”。尽管如此，家谱资料整体的史料价值却不容否定。就是黄宗羲也没有全盘抹杀家谱的价值，称始迁祖之下为可纪之世，又称“家传足补史氏之阙文”。对家谱文献的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分而论之，所谓的“扬善隐恶”，关键在于隐恶，它违背了中国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的原则，致使宗族的部分历史因人为的因素而缺载;而“攀附显贵”的为害则较为严重，它不是单纯的缺载问题，而是伪造世系，冒认祖先，属无中生有的虚构。明清时，很多纂修者对此就不以为然，为真实地记录历史，将本族的最早先祖定为始迁之祖，不再追溯无法证实的远祖世系。
 
毫无疑问，家谱是一个宝库。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种种的制约，对它的整理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已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对家谱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并将它刊印出版，公之于众，对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谱牒学等的深入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正是为满足这一文化需求而编纂，以期通过系统的整理选辑，向学界提供一部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家谱原始资料集。
 
那么如何对家谱资料进行辑录呢?
 
中国家谱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宗族的人和事，几乎是无所不包。本编是资料选集，显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家谱内容，因此必须有所辑有所弃。所辑所弃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应当建立在资料的价值之上。家谱记载的主体是宗族历史，衡量它的史料价值，纵向要看能否反映宗族兴盛衰落之过程，横向要看宗族的各项事务是否得到应有的揭示，同时还要充分考虑资料的独特性。进而言之，凡是有关宗族历史的资料以及谱学本身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为其他文献所不载，可补他书之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皆在我们选辑的范围之中。反之，那些可信度较差的或史料价值不高的资料，则不予选辑。比如家谱中的先祖画像，多系族人依照自己的想象绘成，与先祖的实际面貌相差甚远。这些画像，对于宗族或可起到缅怀先人的作用，但不能当作史料利用。实际上，明清时期一些修谱者就拒绝将祖先的画像刊入谱中，认为胡乱绘画先祖肖像实是对祖宗的不敬。又如“修谱名目”、“领谱字号”等，它记录的只是修谱者和领谱者的姓名，与宗族史无关。凡此种种，皆无可取之处，未加采辑。需要指出，“世系图录”虽然史料价值极高，但不作处理无法直接利用，只能舍弃。本编所辑录的家谱资料，按其内容分为十一卷，依次为凡例卷、序跋卷、传记卷、诗文卷、家规族约卷、礼仪风俗卷、经济卷、家族源流卷、教育卷、图录卷、漳州移民卷。各卷的内容，又根据资料的实际情况，有多有少，成卷规模不求划一。
 
中国家谱浩如烟海，现今究竟存有多少，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主要原因是中国家谱出自于民，也藏之于民，大量散藏于民间的家谱，其数量无从得知。公共藏书机构所藏之谱，因不会进入流通领域，藏量相对稳定。经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外公藏机构藏有中国家谱四万余种。其中宋元版的家谱不超过十种，明代有三百余种，而所存极大部分皆为清代、民国时期的家谱。这些家谱中，各地所修的数量相差也甚为悬殊，浙江、江苏、湖南、安徽等省纂修的家谱最多,边远地区和当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修之谱则较少,个别省份更是寥寥无几。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收入的家谱为例，该书共收录1949年前的中国族谱14719种，而其中浙江家谱3521种，江苏家谱2151种，湖南家谱1549种，安徽家谱1236种，分别占总数的23.92%、14.61%、10.52%、8.4%，四地的家谱之和占总数的57.45%，而辽宁、广西、云南、陕西、天津、甘肃、北京、吉林、海南、黑龙江、宁夏、内蒙古、香港、澳门等地区族谱藏量之和仅占总数的2.38%。此外，各个姓氏的家谱数量也相差很大。如李、王、张、陈等大姓家谱，其数量是稀少姓氏的数十倍至数百倍不等。因此，存世家谱的这些状况，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料的选辑，并反映在被辑资料中。比如由于现存的明代家谱稀少，故而选辑的资料只能以清代、民国的为主;同样，从地域、姓氏来看，修谱较多地区和大姓的家谱，被辑资料的绝对数量自然也就较多。虽然我们在选辑时作了适度调整，在资料价值相等的前提下，优先辑录明代等现存数量较少的家谱，但只是尽力而已，因为这种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所辑家谱的来源，现存的中国家谱数量，决定了“地毯式”的普选方式是不可取的，选辑资料只能局限于可控的范围内，并有所侧重。具体来说，本编是以上海图书馆的藏谱作为基础，然后再重点选辑国家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单位所藏之谱。另外，还有针对性地择取了广东中山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单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家谱，以补缺漏。
 
本项目于2001年正式启动，三年后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立项。项目告竣，我们有太多的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杨立强教授，从项目伊始，就参与了本编框架以及选辑条例的拟订。然而痛心的是，杨先生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就因病辞世。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玉龙研究员，自始至终参加了本编资料的初选工作，他的扎实的功底、严谨的治学方法，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图书馆孙学雷、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湖南图书馆寻霖、广东中山图书馆李玲等人，对本项目的热心支持也令人难以忘怀。在此，我们要向所有为本项目提供帮助的人士，表达深深的谢意。最后，特别要向上海图书馆王鹤鸣研究员致以敬意，从项目的策划到落实指导，无不凝聚了他的心血，厥功至伟。
 
本编编纂历时十年，尽管我们努力为之，但还是留有不少的遗憾。譬如，鉴于家谱数量巨大，选编者无力查阅所有的家谱，肯定会遗漏不少的珍贵资料。再者学力有限，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同时也希望读者能从本编中获得所需的资料，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欣慰，也是我们的编辑初衷。

《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摘要：

家规族约同礼仪一样，在家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分量。各姓氏家谱虽然多认同范氏、朱氏等名家族谱的族约，呈现趋同的现象，但仔细分析，各个姓氏还是结合了自己的具体情况，反映了各家族在管理内部事务上的独特性。本编辑录各姓氏家规族约的意义当然不在于让其重新发挥规范族群的功能，而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历史的鉴照，或有所借鉴，或有所启发。吴县范氏规矩、宗禁
暨阳开化刘氏同居诫言
巍山刘氏同居记
福州郭氏家矩
秦州西厢里张五甲张氏族中平时条规、宗祠条规
炖煌郡清塘洪氏世训
绩溪积庆坊葛氏家训、家规
新安王氏家范十条
剡西蒋氏家规
常德府武陵县皮氏宗规
东阳西源马氏家训、家规 总序 总则 序 凡例 吴县范氏规矩、宗禁 暨阳开化刘氏同居诫言 巍山刘氏同居记 福州郭氏家矩 秦州西厢里张五甲张氏族中平时条规、宗祠条规 炖煌郡清塘洪氏世训 绩溪积庆坊葛氏家训、家规 新安王氏家范十条 剡西蒋氏家规 常德府武陵县皮氏宗规 东阳西源马氏家训、家规 金城世孝堂颜氏家规、家训、劝语 候潭高氏家诫 义乌盘溪施氏家则 东阳禹山申屠氏家训二十条 吴县橘社金氏桐溪公家训十五条 丹阳大港趟氏宗训、祠规 吴宁康氏家规 上虞桂林朱氏祖训条章 南海佛山廖维则堂古训、家规、族谱条约、宗规 武林裘氏先世家训 益阳南峰堂龚氏家规、家训 陇西鲜氏家训八条 绍兴唐氏宗约、宗祠条约 潭渡黄氏康熙己亥公立德庵府君祠规 富春孙氏家范 晋陵金台沈氏祠规、家训 吴兴姚氏家训 宁邑胡氏家禁、家戒、家规、家劝 诸暨宗和郭氏祠规 茗洲吴氏家典 商丘宋氏族约 南丰黄氏井公大宗祠规 楚南云阳甯氏家规条例、家则 楚南敦本堂詹氏家政 巢湖李氏宗戒 湖州王氏谱规 宁乡涧西周氏规训 上湘成氏敬爱堂族规、族约、族戒 婺南云川王氏祠规、新增条规 东阳兴贤少溪楼氏家规 邵陵桐江趟氏规训 厦门锦里黄氏著存堂规条 仁和冯氏师俭堂家训十则 安徽段氏家训、家规 南陵张氏九仪九诫、家规 淳源饶氏祖训事亲敬长、祠规 宜黄君陵分支德善黄公家训、家规 星源银川郑氏敦本堂祠规 邵阳隆氏宗规、家训 湖南敦伦堂周氏家劝、家规、家戒、家禁 桐城世德堂璩氏家规、家禁 湖南潘氏家规十条、家劝十条、家禁十条 遂安河间郡章氏家训十二条 泾县新紫山倪氏家规 株洲李氏家规、家训 东阳杞国楼氏家规 萧山湘南韩氏宗规凡例十六则 京口茅氏训辞、宗约祠规 长沙东海堂徐氏家训 皖怀梅冲吴氏宗训 万载山田李氏家规十二条 湘潭颜氏增修族谱家诫 金华天钟湖叶氏治生家训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