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共3册 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共3册 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共3册 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论者评此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
作者简介
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毕业,曾历任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及东亚的宗教、思想和文学史。曾应邀任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获选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届PrincetonGlobarScholar,并于2010-201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增订本,2008)、《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2005)、《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等。
目 录
《中国思想史 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
小引 思想史的写作
思想史的意味——中国哲学史的形成——从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到任继愈——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疑问——哲学史真的适合叙述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么——思想史的中心和边界在哪里——思想史究竟如何写
节 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
关于中国思想史叙述与解释的习惯——对“经典话语系统”中的思想史写法的三个疑问——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思想史的基盘或底线:长时段——文献资料范围的拓展与使用方法——重写思想史的前景与困境
第二节 知识史与思想史
学术与思想:近年来学界的一个争论话题——思想史的知识源头与背景:以数术史与经学史为例——知识的变动与思想的变动之间——知识影响思想的一些历史例证——对历史的体验和理解——关于这一想法的来历
第三节 “道”或“终极依据”
科林伍德的比喻和马王堆帛画的联想——探寻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历史源头处——天经地义: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合一: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或亲近自然的口号——天崩地裂:终极依据的坍塌以及思想史的变局——处处碰着它:朱熹直觉中领悟到的终极依据
第四节 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学者评论
"李学勤:《中国思想史》虽然也写了精英和经典的历史,但作者用浓彩描绘的,则是“一般思想史”。这就使得这部书,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视野上,也具有着全新的面貌……它以崭新的角度展示给人们的,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思想世界,更广泛、更深入地体现出研究的新意。
邢贲思: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翔实,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研究扎实,十分难能可贵。
王元化:葛兆光的这部思想史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我们的思想史、学术史的撰写是非常贫乏的,过去也有人谈到重写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新写的文学史或思想史都可以称为“重写”……我想今天会上所说的“重写”,大概是指这部思想史在思想观念上要建立一种和过去不同的方法、观念和系统,要有一些新的发展或突破。
朱维铮: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它有整体性的思考,又有不少精辟的具体见解。学术史表明,有的时候,有人忽然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倒是会发现一些那个领域呆了很久的人没有发现的问题。我读兆光这本书,便常有这样的感觉。
兆光是位认真的学者,在学风上很严谨。他的这部思想史,我认为他取得了几点前人不具备的成就。即使书中若干可议的部分,我也很佩服他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去探讨。
葛剑雄:原来我们讲的思想史太窄,葛兆光现在把思想史拓宽了,至少已经拓宽到他所讲的信仰、知识结构。有人说这种写法外国早就有,我说他是创新,学术评价要鼓励这样的创新。不是说吸取了国际上的成果,或是受了什么启发,就不算创新。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没有人系统地贯彻这样的思想,来写思想史,那应该说还没有。那么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周振鹤:葛著《思想史》的基本意义即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思想史也可以这样写法,也可以这样研究……将思想做成历史的历史并不长,已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的数量并不多,另写与再写的空间还很大。我想葛著的主要学术意义即在此,而不在于像某些人那样,以为自己的著作已达到“一书行而百书费”的水平。而且,即使是如同葛著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也有被再写的可能,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常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