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 全1巨册 2016高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PDF电子书全1巨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的英文原著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香港友联出版社的中译本于1979年面世。友联早已结业多年,《小说史》亦绝版多时。为了使这本钱锺书称为“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的经典之作得以继续流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决定重排重印《小说史》。
《小说史》初跟读者见面时,沈从文、钱锺书和张爱玲等作家尚在人世,今已先后作古。现在难得重排,我们把当年在他们的“生年”后留的空白一一填上。(在此得附带说明,有些作家的生年是难以确认的,像丁玲就是一个例子。)重排更带给我们一些空间处理“技术问题”。譬如说,友联版的注释和参考书目的次序数码,原来都用中文数字,现在一概改为阿拉伯数字。

 

 

 

 

 

《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说明：

夏志清先生于2013年12月29日在美国纽约市辞世,生年九十有二。先生名满中外,著作等身,要纪念他,就他的著作议论固然适宜,但夏先生一生的趣闻逸事可多。若要侧写他多彩多姿的生活片段,绝不会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困扰。20世纪60年代初我负责筹划夏先生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译工作,自此因公因私一直跟他有书信往还,也多次拿过夏先生的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花边”新闻做过文章。如今先生“大去”,应就我个人所知对他的文学见解作一补充。

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如果不是通过中译本先后接触到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华人学界,张爱玲哪有今天如此风光?说起来沈从文和钱锺书的“下半生”能再热闹起来,也因得先生的赏识,在《小说史》中用了史笔推许一番。

张爱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出道,作品总背上“鸳鸯蝴蝶”之名,只合消闲遣兴。那年头唯一有眼光赏识张爱玲才华的是傅雷。他用“迅雨”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斩钉截铁地肯定《金锁记》为“我们文坛最美收获之一”。他说得对:《金锁记》的人物“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

傅雷文评,全以作品的艺术成就定论,没有夹杂“意识形态”的考虑。夏先生是上海人,张爱玲在“敌伪”时期的上海当上了胡兰成夫人这回事,他理应知道。张小姐是否因此附了“逆”?他在《小说史》中只字未提,只集中讨论这位 Eileen Chang作品的非凡成就,一开头就用FR. Leavis在《伟大的传统》一书所用的无可置疑的语气宣称:“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先生这种近乎“武断”的看法,当然“备受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可能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反正夏先生的说法,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们自己各有取舍。《小说史》
中译本初版于1979年,夏先生特为此写了一个长序,特别点出自己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的工作信念。那就是对“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这个宗旨我至今还抱定不放”夏先生大半生的“职业”是中国文学教授;但他“前半生”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却是西洋文学。他在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当过助教,后来得到留美奖学金到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用三年半的时间取得博士学位。那年头的美国研究生,念文科的总得通过两三种外语考试。记得夏先生所选的外语,其中有拉丁文和德文。如果夏先生不是资质过人,在大学时勤奋自学,早就打好了语言和文学史的根底,
不可能在三年半内取得耶鲁的博士学位。

不难想象,像夏先生这样一个有高深西洋文学修养的人,为了职业上的需要再回头看自己国家的“文学遗产”时,一定会处处感觉“若有所失”。1952年,他开始重读中国现代小说,发觉
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他们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其“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

夏先生读唐诗宋词,不时亦感到“若有所失”。他认为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他读中国诗赋词曲古文,认为“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辞藻之优美,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多作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诗人而言,李白真想吃了药草成仙,谈不上有什么关怀人类的宗教感。王维那几首禅诗,主要也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来。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诗篇里所表扬的不仅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义的精神”。

夏先生“明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暗地”却私恋西洋文学。这本是私人嗜好,旁人没有置喙余地—只要他不要在学报上把中国文学种种的“不足”公布出来。但这正是他在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990)一文所干的别人认为是他“吃里爬外”的“勾当”。身为哥大 Professor
of chinese,若有学生前来请益,夏老师理应给他诸多勉励才是,但我们的夏老师却歪想到古希腊文明辉煌的传统,居然说would not hesitate to advise any college youth to major in
Greek”,他是说会毫不犹豫地劝告仼何大学生主修希腊文。19世纪俄国小说,名家辈出,力度振聋发聩。为此原因,夏老师也会毫不犹豫劝告来看他的学生主修俄国文学。难怪“国粹派”的学者把他的言论视为“异端”。

夏先生第二本专著《中国古典小说》(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68年在哥大出版社出版。书分六章,分别讨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六本说部,夏先生评价最高的是《红楼梦》,一点也不奇怪。但随后的近20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了解逐渐加深,对《红楼梦》的看法也相应作了修改。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夏先生对故事收尾宝玉遁入空门,作为看破红尘的结局极感失望。当然,夏先生的看法多少是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扛鼎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响。

夏先生用“ docile imagination”一词来概括中国文人创作想象力之“柔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老调,唱多了,别无新意。宝玉出家,不是什么知性的抉择,步前人后尘而已。
在夏先生的眼中,若拿《卡拉马佐夫兄弟》跟《红楼梦》相比自然是前者比后者更能“深入灵魂深处”。这么说来,夏先生为了坚持“ 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的宗旨,恐怕要背上“不爱国”的罪名。

夏先生的言论,激奋起来时,有时比鲁迅还鲁迅。我们记得1925年《京报副刊》曾向鲁迅请教,提供一些“青年必读书”给读者参考。鲁迅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夏先生在《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中说的话,世间若还有“卫道之士”,看了一定会痛心疾首:“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Arthur Waley、 Ezra pound翻译的中国古诗,看的人很多,人家说:就是好!翻译得多了,就没什么好了。小说也一样,《西游记》译一点点,人家觉得很好,后来多了以后,就觉得很烦中国人不觉得什么,洋人就觉得长,而且人名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本是志清先生好友,看了夏教授这
种言谈,精读《红楼梦》的唐先生受不了,认为老友“以夷变夏”,写了《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文,发表于中国台湾的《中国时报》,内有18个小标题,其中有“疯气要改改”、“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和“崇洋自卑的心态”这三条。

这场唐、夏二公就《红楼梦》价值之争议,其实开始前就有结论,那就是二者不可能分胜负。唐先生在美国受教育,以英文写作,他最熟悉的西方经典,自然是史学范围。他闲时或会涉猎西方文学作品,但对他来说这只是“余兴”,这跟志清先生在这门功课上作业之勤、用情之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看德刚先生的年纪,谅是抱着《红楼梦》吃喝做梦那一代的书痴。既是平生至爱,哪能让夏某人“贬”其所爱?

本文以“一介布衣为”名,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一个跟内容贴切的题目。60年代初我到纽约拜望夏先生时,他带我到他的家去坐。他的家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的房子。随后几次拜访,他也是在“家”接见我的,只是“家”的面积比初见时略为宽敞,想是因年资增长而得到的礼遇。夏先生除了做老师讨生活和替报章杂志写写文章赚点零用钱外,想来再没有什么发财能力。说他是“一介布衣”,应该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