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三部曲 全3册 2018清晰
中国考古学三部曲 全3册 2018清晰
中国考古学三部曲 全3册 2018清晰
《中国考古学 三部曲》全3册，由故宫出版社2018年出版。
《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文集,是同《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一起编辑出来的。这三本文集编辑出版,以及其中有些文章成文的情况,或相同,或相似,对于这类事情和我要交代清楚的话,在《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的前言中,已讲了,为了不再重复,这里只就这一集子直接相关的事,做些说明。
《中国考古学 三部曲》书目：
中国考古学 走出自己的路
中国考古学 说出自己的话
中国考古学 尽到自己的心
《中国考古学 三部曲》出版说明：考古学不是中国的原创,中国的金石学没有发展为中国考古学。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进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间题。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为中国考古学。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安特生于仰韶村掘下第一铲,到21世纪初这近百年间,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踏着艰难、崎岖、曲折、迂回的历程,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经历排斥、吸收,守旧、更新,终于找到了将引进来的西方考古学的一般技术、方法及理论,和中国考古学遗存及中国考古学遗存研究的实践结合、创新之道,走上并走出了自己闯荡出来的路,而且,人们还可以站在这路的终端向前瞭望,能看到这路向前指引的那清晰的方向。
这是我将以往自己,或和朋友一道写成的文字辑成这本集子所讨论的问题。我把这个集子所辑的文字,分成如下两部分:其一,是前5篇文字,所讨论的是中国考古学已走上,且已走出了自己闯荡出来的路,这条路是怎样闯荡出来的?是条什么样的路?中国考古学当前处在什么位置?她在世界的同行中站在什么位置?我们立在这路终端向前瞭望,见到的这路向前指引的方向,是哪个方向?今后应朝哪个方向向前闯荡,走出新路?其二,是其余的26篇。这26篇文字所涉及的,或者我想从某些方面用它们予以说明的是:在中国考古学已走出的自己闯荡出来的这条大路上,李济、裴文中、梁思永、尹达、苏秉琦、贾兰坡、夏鼐、宿白、邹衡、俞伟超、张光直、徐苹芳12位考古学者和顾颉刚、吕振羽、白寿彝、费孝通、张政烺、林志纯6位史学家及社会学家,闯荡出这样一条路,或为这条路拓宽,或为这条路向前延伸做了些什么?作出了何等贡献?对这第二部分,我又按照这18位学者所从事的专业,将这26篇文字分成两部分。这大致上是这个集子的结构。
中国考古学自己走出来的这条路,当然远不仅是由上述18位学者,而是由更多的学术精英闯荡出来的。这一认识,在辑在这集子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20世纪的历程》中,我已作了部分的说明。同时,我还得在这里指出,这本集子所讲的那12位考古学家,或是在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国考古学的纵深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重要学者,有的甚至或是开创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在这些文字中,只能就我的认识所及,除对某些学者做出的贡献做了某些说明外,大多未加论证,多半仅是点到为止,遗漏之处,自然不少。要详细地讨论这些学者做出的重要贡献,我只能期望后来人了。
中国考古学要走什么路?我自觉地关心这一问题,始于1955年,现在回忆起来,记得历经了以下几个认识阶段。1954年,在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的研究发展到批判胡适的这一运动中,我除了跟着运动进行学习外,还就自己学识所及,对截至那时为中国考古学所走过的路,进行了一番清理,萌生出以往中国考古学所走的路的认识。认为至今中国考古学所走过的路,是一条资产阶级胡适所主张的路,产生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统领中国考古学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以论代史这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我领头给马寅初校长写反映考古学教学思想的信和我随后写的两篇批判文章表现得明明白白。
1955年秋进入半坡考古工地实习,到1964年写成《元君庙仰韶墓地》,认识到要扎进考古资料中去,“以论代史”的追求出现了动摇,“论从史出”的认识,从头脑中逐渐抬头。至1972年,我基本上是从个人怎样治学,来看中国考古学该走什么样的路。
1972年,我承担了在吉林大学创办考古学专业这副担子,便开始从如何办好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这一视角,来考虑如何按照中国考古学该走什么样的路,来培养什么样的考古人才,来考虑中国考古学未来走向的问题。
1975年,听了苏秉琦关于区、系、类型的演讲,认为应从区、系、类型论这一视角,来观察、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治理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就该走这样的路。
四人帮”倒台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这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时期,我认识到考古学也该拨乱反正,但什么是“正”?什么是“乱”?浅层地来看,似乎明白了,深层地想一想,并不明白。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应从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的这一实践来考虑。有了这一想法,便对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认真地理了一下。通过这一“理”,便清楚地认识到:考古学是科学,这科学正如其他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及技术科学那样,都仅以求“真”为目标。凡能抓到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真”,凡能抓到这“真”的技术、方法和理论,都是“正”;凡背离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真”,凡背离了能抓到这“真”的切技术、方法和理论,都只能被认为是乱。此评判科学标准的“正”与“乱”不是研究者在其社会中所处阶级的利益、立场及观念,仅是这些学科研究对象自身存在的“真”,这才是判断任何学者在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中处于何种位置和评判任何学者的主张的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这是我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产生的认识,随着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的进展,这一认识的正确性愈益得到证实,这一认识便成为了我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的基本原则。老实说,我当时选择这一视角来进行考古学的“拨乱反正”的考虑,既不那么明确,也谈不上有什么更远的谋虑,仅仅是出于“实事求是”的追求。同时,也当如实地指出的是,正是坚持了这“实事求是”的追求,遵循了这一“实事求是”思想不断地前行,到2014年的秋冬之交,我才认识到那条以阶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这一历史或社会观为核心的思想路线,是阻碍和反对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思想体系。
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经历了较长的时间。黄景略和我合作于1981年写成的《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五十周年》是第一篇,俞伟超和我于1983年合作的《探索与追求》,即《〈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是第二篇。这两篇的写作是在拨乱反正时期,自然是拨乱反正这一思想路线鼓励下的产物,但我们这“正”“乱”,突破了传统的某些教条,有着自己的理解。到1993年,当我发表《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似乎才将这一理解,摘得成熟一些。同时,我在这篇文字的开头就这样写道:“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又如何走向明天,这在80年代后期,明显地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当今是走过的历程的沉淀。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必须清醒地回顾昨天,同时,只有正确地认识今天,才能稳健地走向明天。为此,就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从引用这段文字可知,至迟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已将找寻中国考古学未来的走向,作为梳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