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辞赋理论通史 全2册 2016高清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PDF电子书全2册，由凤凰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分为三篇。
上篇为“中国辞赋理论综述”，首先从源头上辨析“赋体”这一文体概念，并对古代的辞赋理论文献进行叙录与考察，再对如史传、子书、文集中的赋体以及赋序、赋跋、赋格、赋话等辞赋理论的批评形态逐一论述，*后综述了辞赋理论的生态与构建；
中篇为“中国辞赋理论流变”，主要采用文学通史的体例，对前赋时代、汉赋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宋金元、明清直到20世纪前、后两期等诸时代的辞赋理论与批评体系做了详尽地论述与构建；
下篇为“中国辞赋理论范畴”，从辞赋的本原、经义、体类、章句、技法、风格等门类，分别阐述并讨论了中国古代辞赋的理论范畴与艺术表现。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书目：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 上册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 下册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出版说明：

中国的辞赋创作肇端于战国,兴盛于两汉,绵延百代,通贯古今,成一大文学传统;而中国的辞赋理论则源起于汉世,传承千年,时见胜意,又成一重要的文学批评传统。

赋家作为最早的一代有姓名的文士,如屈原、宋玉的楚赋创作,枚乘、司马相如的汉赋创作,自然引起理论家的关注,然而恰恰这一关注初成于汉代崇儒明道,化“经”成圣之时,《诗》三百篇被经典化,也决定了赋被“经学化”,赋作为“古诗之流”深深烙下《诗》“经”的印记,诗、赋文学的捆绑形成“赋”对“诗”最初的理论依附。所以在历史上早期具有较深刻理论内涵的赋学批评,就是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与“赋者,古诗之流也”,在宣示“赋是什么”的同时解消了赋的原始独立性。这使我联想到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他写的《中国文论》中说汉代的《毛诗序》试图告诉我们“诗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诗是什么”①,其在“用”不在“本”。于是“赋做什么”成为早期赋论的核心问题。班固《两都赋序》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成了赋用论的最典范解答。也正是这种由“赋用”代“赋源”的思路,忽略了“赋”之所以为赋的历史进程与艺术构建,因此在汉代经学化的赋论主潮中,我们又不能忽略也有一些大而无当但却直逼赋本的批评穿插其中。例如《古文苑》所载宋玉《小言赋》假托楚王评《大言赋》语:“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丽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②此于一赋的学理性要求,可与托名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所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对读,虽茫然无所折衷,但其间透露出的赋体多元性、涵盖性以及“赋兼才学”的特征,不仅对赋的解读有所启示,也为赋学批评的独立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在质疑赋是什么,了解赋做什么的同时,如何读赋?如何解赋?也是辞赋理论史上值得探讨的根本性问题。清人张曾在《江上读骚图歌》中倡扬“一读再读三四读,缠绵往复断还续”①,以“读”加深对“骚”的理解;而明人王世贞所谓“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②,这种阅读效果虽然与“不歌而诵”之“诵”在本原意义上有所差异,但作为“咏”“歌”“诵”的艺术性链接,其中则不乏历史的渊承而具理论意义。同样,刘熙载《赋概》解赋以区分于“诗”艺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其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③这其中也隐含了赋论由依附于诗到独立自赏的历史进程。

缘于辞赋家在中国文坛上是继无名氏《诗》三百篇创作后崛起的第一代文士,并占据了楚汉文坛的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自觉,首先当以辞赋创作为鹄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对辞赋理论文献的梳理,既要认知赋论史的发生与发展,还要考辨其“赋源”“赋体″“赋用”“赋法”“赋韵”“赋词”等于赋论的构建意义,特别是“赋家”作为文人群体的存在其对文化制度如“献赋”与“考赋”的归附,以及与赋论演变的有机联系。而辞赋理论的批评形态,诸如史传、经义、子书、杂录、选本、书信、序跋、赋格、赋话以及注释、评点等,亦须先期辨明。

当然,了解与阐释这些问题,首先应当回到辞赋理论史的原点,即对汉人赋论核心思想的证伪与考辨。

中国辞赋的理论与批评,究其本质,是对“辞赋”这一文本尤其是对大量文本组合而成的这一特殊“文体”的研究与思考,而对中国辞赋理论史的研究,又不仅限于对前人赋论文献的简单罗列与史迹梳理,宜先考量赋学批评与辞赋创作的关联而引起的诸多理论问题。

辞赋的创作与研究自战国到汉代肇始,迄今历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在20世纪初、中叶新文化运动、政治意识形态的冲击与影响下,辞赋被视为“贵游文学”“形式文风”受到摒弃而沉沦。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赋学又伴随中国政治的改革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呈现波澜壮阔的新景观,近三十年的赋体的创作、研究形成一种强势回归。由此引申于文化意识的观照,来解读赋学对文化建设的献益,具有极为广远的意义。有人曾问我千百年来人们为什么钟情于写赋,我戏答:是中国人的脸面。

这首先要了解有关辞赋体的三点知识,赋是什么?班固说“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汉书·叙传》,刘勰说“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魏收说“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其中的“博物”“包容”与“才学”,为任何文体所不及。我们阅读古赋作品,其描写游猎、藉田、朝会、祭祀诸典礼,彰显的无不是“天子礼仪”,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形象”。

二,赋做什么?历史上赋家是第一代冠以作者姓名的文士,辞赋成为文学具有独立性的最初存在。它之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诚如班固《两都赋序》说的赋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与“抒下情而通讽喻”,换言之,赋这种描绘性的文体,最能够宣扬国家的成就与美德,和将民众的需求抒写出来以
达上听。比如汉大赋多为当朝宫廷文士即“语言侍从”所献,与其礼乐制度的构建切切相关,这正代表了当时的“中国文化”精神。

三,赋观什么?孔子论《诗》三百有“兴、观、群、怨”之说,于赋亦然;然其中之“观”对赋家创作而言尤为重要。赋之“观”,突出在两方面,即观才学与观风采。自汉人开启的“献赋”传统,赋作为国家的正统文学,始终成为考察文化人“才学”的标准,这发展到唐宋以后科举“考赋”,形成“诗赋取士”制度,赋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需求,又成为与国家文制结合最紧密的文体。同时,由于兼综才学,辞赋俨然为外交使臣国际间交流的文学窗口。例如明朝湛若水出使安南,董越出使朝鲜,分别有《交南》《朝鲜》赋作,至于高丽使臣来中国求购《二京赋》,当时文士桑悦因无人创制而感羞愧,于是奋笔铺藻,制赋而售,以光耀邻邦。也因此,刘师培《论文杂记》承续《汉志》有关春秋行人“赋诗”与汉人制赋的关联,直谓“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换言之,辞赋的宏阔与典丽,成为古代外交使臣的修养与风雅,是面对外宾的光华,也是“中国文明”的显现。

合此三点,正契合我国古代的“礼乐”“科举”与“宾仪”制度,古人“治赋”(研究赋),或重其“体国经野”的气象,或重其“音律合度”的技法。而对这样种极具中国特色(汉语之外没有与之对应的文体)的赋体,我们在考量其历史价值与相关的理论批评时,势必联想到这一研究本身的当下文化意义。这又使我想起在某次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我受主办方委托作总结陈词提到的当今治赋应该关注的三重关系,兹引录如次:
一是研究与普及的关系。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学术有着自身的严肃的规律,来不得半点的轻浮与虚骄,我们从事赋学研究的学者也是这样,要以严谨甚至“严酷”的态度对待研究,这样才不至于在当今学术浮躁的气习中迷失“自我”,伤害学术。在这次会上,有位台湾学者批评一些大陆研究者不
关注研究资讯,不重文献,其研究成果其实已是“陈词滥调”,并且询问是不是我们流行的研究方法。我的回答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如果层出不穷,成为群体现象,那造成的“误解”将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研究从来就有两种视野:一是由源及流,这样才能清楚学术的源头及其发展之脉络;二是由流溯源,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当代学术研究资讯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不至于“自我作古”。当然,在今天文化“快餐化”“大众化”思潮下,我们的赋学研究也不能自我封闭于“象牙塔”中,要处理好研究与普及的关系其实普及也是多层面的,比如就研究而言,我们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全汉赋校注》全唐赋》宋代辞赋全编》《历代辞赋总汇》历代赋汇校点》以及诸多的辞赋选本,均有普及赋学研究的意义。而开设相关讲坛,编写普及读物,特别是通过电视影像宣示与传播赋学知识,使辞赋获得更多的受众,也具有推动赋学研究的作用,值得肯定与倡导。但绝不能一味追求受众体的扩大而“媚俗”,从而伤害学术自身,我想这是每个赋学研究者必须承负起的责任。

二是古典与现代的关系。辞赋是古老而典雅的文体,我们治赋,也是古老而典雅的学问,这种研究的经典性与学术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从文献、文本到理论批评,自古及今,已形成一种学术研究的传统。今天我们动辄谈现代性”,所谓“现代”意识的批评,是“双面刃”。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现代性”而扼断了中国自古及今的学术生命之流。朱熹在《鹅湖寺和陆子寿》诗中曾感叹这种学术生命之流时说:“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而我们往往过度将人阶段化,什么某年后,动辄“代沟”,我们听孔子的话,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其间并没有“代沟”呀!学术犹如一条长河,绵延不息,奔腾向前,赋学研究也是如此,每一时代的学人,包括我们每一个学者,都是长河中小小的浪花,如何使我们这朵浪花显得绚丽多彩,如何使我们这一时代的河流显得绚丽多彩,全靠我们的修行、精进,特别是对赋学研究的虔诚与奉献。另一方面,“现代性”又给我们以启示,立足于当代学术的前沿,用今天的眼光与方法审视与研究历史的学问,才能使古老的“辞赋”不被视为“笨拙的恐龙”,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巨龙”。当然,由古典到现代,我们的研究视域应更多地关注一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关注其中的学术聚焦点。例如民国(1912-1949)时期的辞赋创作与研究,就可以视为由传统赋学研究转向现代赋学研究的历史转折点。其实,只要我们稍稍翻读一下大量的民国期刊,就会看到那一时段丰富多彩的辞赋创作与研究,也就不会误认自“五四”以后赋学归于沉寂而湮灭无闻。赋学的衰落,缘于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对历史上“宫廷文学”的批判但与此同时,港、台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衰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赋学研究逐渐复兴,尤其新世纪十余年辞赋研究的论著不断涌现,均彰显了辞赋这一古老学问的现代意义。

三是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文学的创作就没有文学的理论,切理论批评都是建立在创作的基础上的;同样,从历史上大量的创作中轴绎出来的理论,又可以指导当代的创作实践。近数十年来的赋学研究成绩,是学界有目共睹的,而近十年辞赋创作的兴盛,更为赋坛增添了新气象。赋学研究与赋体创作如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已是不可回避的新课题。一些学者参与辞赋的创作,也不仅是学者参与创作实践的简单问题,而是应膺负指导创作而使之健康发展的历史使命。赋体犹如人体,人有黄种、白种、黑种,又有男性、女性,同样有高、矮、胖、瘦之别,但必是“人”,而非其他,不能成为“四不象”。赋体发展亦然,有骚体、散体、律体等等,且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有变化,郭绍虞发表于1927年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已对此有所探讨,并提出“语体赋”创作的构想,但无论如何,必定是“赋”,而非碑、志铭、赞。因此,辞赋创作要有创造,也要有规范。试想,赋体是有韵之文,如果当今写赋仍然依据《广韵》或古代科举考试用的《礼部韵》等,是否“食古不化”?所以大家齐心协力编撰“新赋韵”,编写一些指导赋创作的知识性读物,或将有益于当今辞赋创作水平的提升,也使研究与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三重关系实与我撰写辞赋理论“通史”的思想潜符默契,缘于“通”,所以兼顾“历史考据”与“现代精神”。当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两千多年的赋论历史中隐蕴着宏大的面向与复杂的层次,个中自然包括赋学批评中的诸多疑虑,其最核心者即赋论的特色何在?例如《西京杂记》有“相如曰”一段论“赋迹”“赋心”之说,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论“语赋”以为“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其中言“赋迹”,而没有人论“文迹”“诗迹”,这是否内含赋体本色?至于“相如曰”之赋心是“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到清人纳兰性德《赋论》则说“其可传者,侈丽闳衍之词;而不可传者,其赋之心也。若能原本经术,以上溯其所为不传之赋心,则可传者出矣”,以“经术”解“赋心”,由“不传”到“可传”,其间理论之变,又隐含着历史的变迁,有待商榷由于赋论史上诸如此类的问题困心衡虑,使我试图厘清乱杂的文献与纷繁的思绪,曾做出一些前期的研究,其中包括编纂《中华大典》中《文学理论分典》之“骚赋论部”以及相关的论文撰述,而其中进益最多的是为博士生讲授“中国赋学研究”课程时“教学相长”的互动、收获与愉悦。在教学中,我先设赋学十讲(前十讲),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后因讲稿出版,又复为十讲(后十讲),即“赋韵”“赋法”“赋词″“赋艺”“赋家”“赋序”“赋注”“赋类”“考赋”“习赋”;意犹未尽,又设“十讲”(新十讲)以与学友讨论,则是选录赋学批评中的一些理论焦点,包括赋体“讽谏说”“六义说”“心·迹说”“丽则说”“曲终奏雅说”“古诗之流说”“不歌而诵说”“体物浏亮说”“祖骚宗汉说”“赋兼才学说”等。这诸多讲题中内含的诸多赋论问题,例如“赋体”“赋用”等本原批评、赋话”“赋序”等形态批评,成为撰写本书上篇《中国辞赋理论总述》的要义,并由此延展于赋体理论、赋论文献、赋论形式及生态的研究;而其中的“赋源”“赋韵”“赋法”“赋词”赋艺”以及“讽谏说”六义说”等范畴批评,成为本书下篇《中国辞赋理论范畴》赖以独立的重要内涵,并由此延展于辞赋之本原、经义、体类、章句、技法与风格的理论研究。至于如“汉赋”与“律赋”的批评、“当代赋学”的研究,尤其是如“古诗之流说”“祖骚宗汉说”等问题,又构成中篇《中国辞赋理论流变》的理论杠杆,其以“楚辞”“汉赋”为中心的批评以“古赋”“律赋”为中心的批评与作为“遗产”与“学科”的现代批评,正是辞赋理论之流变的三大时段,形成与上、下篇研究的应合与共生。这些正是我对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之认知的新构想与新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