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思想史 全4册 2009清晰

《中国道教思想史》PDF电子书全4册，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中国道教思想史》全书分为四卷，每卷约60万字。将是我国首部系统研究道教思想的学术专著，内容包括上古先秦至当代两千多年的道教思想研究。

道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从其思想渊源来看,它对中国古代许多的思想文化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许多古代的思想文化都汇集于道教,并且借道教的经典存留下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深刻影响。直到当今,道教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显示出独有的生命力。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①这表明道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不仅如此,道教还流布海外,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影响。例如亚洲的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都是道教繁衍的重要区域。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华人移民浪潮的高涨,西方世界许多国度陆续建造了道观,像加拿大、美国等地都可以看到道
教宫观的新风采。可见,道教信仰已经逐步走向世界,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发展动向。

《中国道教思想史》书目：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一卷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二卷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三卷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四卷

 

 

 

《中国道教思想史》出版说明：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信仰文化,道教的内容丰富多彩。故而,其研究领域也是相当宽广的。早在19世纪末,西方许多汉学家已经开始从事道教研究。到了20世纪,研究道教的学者逐步增加,并且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日本著名学者野口铁郎与松本浩一指出:“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且一般人对道教的关注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热潮。特别是在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中,有一种再认识,即在探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或中国人的
气质时,不可缺少的是探明道教或道教文化的作用,这种认识正在逐渐加强和深化。”这两位学者虽然是就日本的情况而提出看法的,但实际上也符合世界上诸多国度中汉学研究领域的趋势。

的确如野口铁郎与松本浩一所看到的那样,道教研究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相当为人瞩目。对于多年来国际上的道教研究成果,有许多学者曾经撰文予以总结,例如日本学者棲木直良的《日本的道教研究》、福井文雅的《欧美的道教研究》、酒井忠夫的《道教研究的动向》、法国人迈克·梭弥( Michel Soymie)所编的《道教研究文献》、多纳·奥( Donna)和夏隆·罗韦( Sharon rowe)合撰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等为人们了解海外道教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讯。从这些概要性文字可以看出,海外的道教研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学者们不仅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而且在道教文献的翻译与介绍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不仅解读道教教义的深刻含义,而且论述道教的基本性质、功能以及大体的历史面貌。

但是,在以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学术界却存在着一种怪现象:说到中华传统文化,聚焦点基本上就在儒家方面,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而道教文化的应有地位却得不到承认,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见由来已久,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唐代韩愈的儒家道统论那里。在道教与佛教都很兴盛的唐代,韩愈依照道、佛二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构造了个儒家的道统论来与道、佛二教相抗衡,他以维护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直到孟轲的道统自居,认为只有这个道统才是正宗,道、佛二教不过是异端邪说,所以应当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办法予以消灭。此等观点不仅被宋明时期一些理学家所认同和承袭,而且在民国以来还继续束缚着许多学者的头脑,可谓影响深远。

由于上述偏见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资金的投入、研究课题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道、佛二教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道教研究,更是相形见绌。许多人对道教抱着歧视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愚昧落后的东西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体系,甚至还把它和世俗迷信相等同,这种看法直接影响了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导向。故而,我国在20世纪前80年的道教研究和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竟然没有个是来自道教故乡的中国代表,甚至在国际上还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1983年4月,任继愈先生在福州召开的落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的大会上,谈到为什么要把《中国道教史》这个课题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时,曾慷慨激昂地说:“道教本来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可是,长期以来,是由我们国家提供材料,让外国人去出成果,这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一定要痛下决心,编出自己的道教史来,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任先生的这一呼吁,表明了我国在拨乱反正之后对于道教思想文化价值的新认识。

冬去春来,经过努力,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道教研究逐渐形成比较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是在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成立了许多道教研究机构,并且逐步形成了民间社团、道教协会与道教研究机构在学术方面的合作局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学者、道教组织的沟通。这一切都为中国本土的道教研究创造了发展的条件,从而显示了道教研究的活力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道教研究已经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之中,从“六五规划”到“八五规划”,《中国道教史》都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这表明我国道教文化学术在经过严寒考验之后,已经焕发了勃勃生机。由于良好学术环境的逐步形成,道教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其中也包括了道教思想的研究成果在内。不过,从总体上看,有关道教思想研究的著述还是相对缺乏的。有鉴于此,从“九五规划”开始,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将《中国道教思想史》作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从而可以有组织地对道教思想开展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蒙文通先生在谈到如何编写道教史的时候,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编写道教史绝不能脱离思想史而孤立进行,否则就将“淆混迷离”,找不到道教史的发展规律。他以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为例说:“晚周以来之道家,虽不必为道教,然自魏、晋而后,老、庄诸书入道教,后之道徒莫不宗之,而为道教哲学精义之所在,又安可舍老、庄而言道教。顾道教在中国已近二千年,注老、庄者亦蜂起猬集,一如历代儒家之宗仲尼而注《五经》,其间旨义之同异不可胜究,而言道教史者每混然不分,未能表见各宗各家之面目。”他以儒教史和佛教史为喻说:“吾人读宋明学案,于周、邵、张、程、朱、陆之宗旨能见之,于陈、王、薛、胡之异同能言之;治先秦诸子者,于墨、孟、苟、韩亦然;治中国佛学者,于三论、瑜伽、天台、华严净土、禅宗、密宗,亦贵于能分析其异同而批判其得失;若辨淄渑,若判黑
白,斯为足尚,倘于此淆混迷离,亦何贵于思想史。”对此,他深有感慨地说:“乃道教史之作,于此殆有歉然。”因此,他主张:“今日为道教史,似可于其哲学理论之外一切姑略置之,或略及之而不必详悉,一如近世作佛教史仅以思想学说为主而略其余。”①我们在研究道教史时,也是从思想史入手的。其后编写道教史,亦尽量结合思想史进行。但毕竟道教史与道教思想史还是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能互相替代。因此,我们在道教史编写任务完成之后,感到很有必要另编一部道教思想史。在此项课题被正式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之后,我们在其编写体例中曾这样写道:“本书与《中国道教史》四卷是属于姊妹篇,是在完成该书的基础上来进行编写的,各有侧重,在编写体例上应与该书相一致,在内容安排上应互相照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顾名思义,“中国道教思想史”当然是要从“思想”的特定角度对道教发生与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与论述。因此,我们有必要陈述一下命题的内涵。在中国,“思想”的辞源由来甚早。最初,以单字的形式出现,叫做“思”,或“想”。《论语·为政》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劝学》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这里所谓思”乃作动词用,表示思考或想问题。后来,“思”与“想”连称,而有“思想”一词。《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注引《魏略》王朗与文休书
时闻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曹子建集》卷6《盘石篇》:“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从上下文来看,《魏略》的“思想”一词乃是名词,而曹植诗歌中的“思想”则是动词。可见,至迟在魏晋时期,作为观念行为的“思想”也可作为精神存在的表征。一方面,思想观念以口头语言的方式代代相传而流播;另一方面,思想观念通过文字记录而蓄存。既然有思想的传播和记录,也就形成了历史。在人们的生活中既然存在着思想的历
史,描述这种历史的发展轨迹,揭示其发展规律,这便有了必要性。在人类生活中,思想是多方面的,并且逐渐丰富起来,形成众多的领域,宗教思想即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并且被国际汉学界所关注的道教当然也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因此,道教思想史本来就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它是以“道”的基本信仰为核心、以延年益寿和羽化登仙为理想目标而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观念体系及其发展变迁、社会作用的历史。

《中国道教思想史》凡例：

一、本书凡引先秦诸子百家古籍,其出处仅注书名与篇名,如《论语·述而》、《尚书·洪范》。凡引两汉以来文集,若其书名中已经出现作者名者则其前不再加注作者名。

二、本书使用的《道藏》系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本,个别引文根据《四库全书》参校。《藏外道书》系巴蜀书社1994年影印本。《四库全书》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佛教《大正新修大藏经》系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影印版,引用时简称为《大正藏》。此数部大丛书在第一次引用时详细注明版本信息,从第二次引用开始则只注明丛书名以及册数、页码。

第三、凡引述古本影印书,先列作者、书名、卷数,再列丛书册数及页码;若其古本书名已经在行文中出现,则仅注其丛书册数、页码。

四、本书所引《二十五史》,均略其作者名,仅注书名、卷数及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册数、页码。其余古籍,凡作者可考者则注明之。

五、本书凡引当今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引用时一律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与册数或卷数、页码;凡出版社名称包含地名者不再另外注地名。

六、地方志依学术界惯例,直接在其前冠以刊刻年代,如“嘉庆《惠安县志》”等。家谱、族谱,凡地域可考者,乃冠其前,如“庐峰《蔡氏族谱》”,其刊刻年代刊刻者则列之于后,如“顺昌《谢氏宗谱·霞标公轮流收办祭簿记》,道光三十年撰”

七、本书之行文,凡涉及年号等传统干支纪年,在其后加上公元年作为说明,如“太和丁未”(227年);若属于公元前者,则在其前加上“前字,如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至于人物生卒年,一般也在其人名之后加括号说明之,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即是其出生或者去世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