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 1999-2006 全5册/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 2014高清

《二里头  1999-2006》PDF电子书全5册，由文物出版社2014年出版。

《二里头  1999-2006》书目：

二里头  1999-2006  第1册
二里头  1999-2006  第2册
二里头  1999-2006  第3册
二里头  1999-2006  第4册 彩版
二里头  1999-2006  第5册 附表

 

 

 

 

《二里头  1999-2006》出版说明：

自1959年遗址发现以来的50余年里,除文化大革命前后中断了数年(1965~1971年)外,二里头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共进行了60余次(以春夏、秋冬各为一个发掘季度)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宫城和作坊区的围垣,以及纵橫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制绿松石器作坊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玉器、漆器和铸铜陶范等2。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遗址的发现据当地村民回忆,1949年之前,在遗址东部的圪挡头老村以北一带,就曾多次出土玉器和铜器,器形有刀、戈、圭、琮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铜容器等,器物出土时裹在朱砂里面。这些器物均已下落不明。

1959年5月16日,著名古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研究员在调查“夏墟”的过程中,在考古所洛阳发掘队方酉生等人及偃师县高姓文物干部的协助下踏查了遗址,随即发表了调查报告⑩。因徐旭生等渡洛河进入遗址北部,首先在二里头村南发现灰坑和遗物,故命名为二里头遗址。

根据采集到的陶器等遗物,徐旭生等推断“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关于遗址的范围,则估计为“东西约长3-3.5千米,南北宽约1.5千米”,而“未追求四至”。鉴于遗址出土物丰富、面积广大,且位于史籍记载的商都西亳”所在地,徐旭生认为“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遂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一般认为,这是二里头遗址首次被发现。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遗址是1957年冬季发现的”②。由前引调查报告可知,遗址最初是当地村民在动土过程中发现的,而徐旭生先生一行应是根据当地文物干部提供的线索前往踏査的。此前已有一些遗迹和大量的遗物暴露于地表,调查活动也是由县文物干部引导的,说明当地村民和地方文物干部应已知晓文物的出土甚至遗址的存在,但并未将其公布出来。依学术界的惯例,考古发现应以专业学者的考察确认为前提。二里头遗址的正式发现,仍应以徐旭生先生一行的踏查并发表报告为准。

1959年夏,考古所洛阳发掘队赵芝荃、高天麟对遗址进行了复查,确认这是一处堆积丰厚的大型遗址,于是申请发掘。既往田野工作及重要收获1959年秋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在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试掘③。前者派出了由9位女队员组成的“刘胡兰小队”,赵青云任辅导员。他们在遗址上试掘了两条探沟,将文化堆积区分为“上下2层文化”,发现了陶窑等遗迹,可惜未公布相关的料④。其后,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1999年之前,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历程可大体分为4个阶段。

(一)1959年秋至1960年

这一阶段的重要收获是了解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面貌,初步建立起了分期框架。最初3个季度(1959年秋至1960年秋)的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文化晚期至“洛达庙类型商文化”(后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⑤)连续发展的层位关系,划分出早、中、晚三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至四期),并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二里岗上层文化遗存。推测遗址范围东西约2~2.5千米,南北约1.5千米①1960年春,根据遗址上的主道路、水渠和自然村地界,把整个遗址分9个工作区,平面略呈“井”字形。960年秋冬,钻探发现并经试掘确认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号宫殿基址(以下称“号基址”)的存在。
掘者在第一阶段即对遗址进行总体分区,并抓住了大型宫殿基址这一都城发掘的重点,做好了大面积钻探发掘的准备,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1959年秋的勘査与发掘工作,由高天麟主持。1960年春、秋两季的工作,由殷玮璋主持。先后参加工作的有吕友全、龚琼瑛、冯承泽和方孝廉等。

(二)1961年秋至1964年春

主要发掘1号基址。揭露1号基址东半部,发掘面积约6500平方米。在此期间,还发掘出与铸铜、制陶有关的遗存。这一阶段的勘査与发掘工作由赵芝荃主持。参加工作的有殷玮璋、高天麟、方酉生、钟少林、李经汉、曹延尊、关甲堃、戴复汉、龚琼瑛、吕友全、方孝廉和焦重欣等。1963年秋,北京大学教师李伯谦率1960级本科生7人参加了发掘。

主要发掘1号、2号宫殿基址(以下称“2号基址”)。1961年秋至1964年春揭露了1号基址的东半部,1972年秋至1975年,揭露1号基址其余部分,发掘面积约7100平方米。1977年秋至1978年,全面揭露2号基址,发掘面积4300余平方米。确认在2号基址下存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大面积夯土遗存。

在此期间,还钻探岀夯土基址30余处,发掘贵族墓葬若干,陆续有玉器、铜器等出土。区分出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遗存。

遗址在发现之初、试掘之前,即因面积广大而被推定为“一大都会”,很可能是“商汤都城”2。但可以说直到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的1号、2号大型建筑基址被全面揭露,才从考古学上初步把握了它与都邑相称的遗存性质。

这一阶段的勘查与发掘工作由赵芝荃主持。先后参加工作的人员有方酉生、高天麟、李经汉郑光、张国柱、关甲堃、屈如忠、乌恩、段鹏琦、杨国忠、徐殿魁、金仲林、刘忠伏等。

(四)1980年至1997年

发掘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与祭祀、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和墓葬等。1980~1984年,主要发掘宫殿区以南的铸铜作坊遗址。1985年后,以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为主。在此期间又发现多处二里头文化二期夯土遗存;在宫殿区以北发现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存和墓葬;发掘范围扩展至遗址西部和北部,新划定了3个工作区3;积累了丰富的以陶器为主的遗物资料。夯土基址、铸铜作坊、与祭祀相关的建筑、各类墓葬的钻探和发掘,以及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人品的出土,都进一步显现了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聚落的都邑文化的重要内涵。

这一阶段的发掘工作由郑光主持。参加工作的人员有杨国忠、张国柱、刘忠伏、屈如忠、杜金鹏、张立东、岳洪彬、张良仁、龚国强、曹楠等。

新的田野工作方案设计与实施
(一)对既往田野工作的分析及工作思路
综上可知,1959~1997年近40年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长时间、大面积的发掘积累了丰富的遗物资料,以陶器研究为中心建立起了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是都城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其二,1号、2号基址、铸铜作坊遗址、贵族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由于数十年来的工作重点一直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对遗址的聚落形态,即都邑的总体结构和布局的把握相对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廓清。例如,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的调查材料首次公布以来,有关遗址规模与面积的说法不一,由1.5平方千米至9平方千米不等①,对遗址现存状况及其成因也不甚清楚。自1960年以来,在遗址上虽进行了大量的钻探工作,但基本上集中于中心区②,尚未实施针对遗址总体存在状况的探索。从简报和正式报告所发表的遗址平面图看,1970年代所掌握的遗址范围和工作区的划定,还没有涵盖目前所知的遗址西部。田野工作一直限于遗址东、中部的9个工作区以内,仍认为宫殿区所在的第V区位于遗址的中心地带(图1-1-3-1A、1-1-3-2)③。此后12个工作区的划定,也仅显现于示意图上(图1-1-3-1B)④。中心区已发现的1号、2号基址等重要遗存的相互关系、二里头文化早期遗迹的内涵与布局等,都有待探究。鉴于此,我们自1999年秋季起,将对遗址聚落形态的探索,作为新的田野工作的重点。田野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是:以田野勘查和发掘为基础,以层位学和器物标型学的考古学研究为基本手段,以聚落考古学的理念对遗址总体和重要建筑群进行宏观考察解析;与此同时,通过细致的工作,为年代学、经济与生业形态、成分分析及工艺技术、地貌环境与空间分析等提供可靠样品与精确信息,积极深化多学科合作研究。

发掘仅清理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堆积和遗迹,揭露至二里头文化晚期重要遗存的表面即停止工作,在全面收集记录相关信息后,对遗迹进行回填保护。尽可能利用晚期遗迹的剖面观察记及学科的诸多方面问题,如人类起源的一元与多元问题,人类起源一元说与基于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所形成的考古学文化的科学整合问题,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模式问题,早期国家功能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问题,社会生产分工问题,考古学文化与血缘集团(血缘社会单位)、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