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共6册 2009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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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共6册 2009清晰
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共6册 2009清晰
《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PDF电子书共6册，由北图出版社2007至2009年出版。
《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书目：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 1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 2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 3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敦煌西域文献旧照片合校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 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 第1册《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资料丛刊》前言：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先后翻阅了二万余种中外文敦煌研究资料，汇集了大量英、法等地收藏的敦煌遗书的研究信息，集成了这部拥有10万条数据的《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填补了敦煌学研究中此种工具书的空白。按遗书的编号进行排列，即在每一编号下汇集了该号文献的研究信息，可以使人们按号了解敦煌遗书个案数据的研究和利用情况。近幾年來，由於庋藏各國的敦煌逍咨圖録本和整理本的大®刊行，也由於各_敦煌學研究者的努 力和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的推動，敦煌學知識庳、資料庫的建設方興未艾，敦煌文獻目録與論著目 録索引方面的新成果紛紛出現，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敦煌學本身的研究，也爲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者開 拓了學術視野，令學界欣喜。但另一方面，長久以來困搜着研究者的一個老大難問題依苒擺在面前： 敦煌學乃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不僅敦煌資料散於四海，研究者亦遍及全球，敦煌學資料的刊佈和論著 的發表，散見於各學科領域的學術刊物及論著中。多年來陸續出版的各種類型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 録，均爲按書名、篇名及人名排列並檢索的工具為,一般只能瞭解某課題、門類及個人研究的狀况。由 於教煌寫卷的特殊形態，往往一個卷7就包含着多學科門類的内容，各人各有自己研究的對象和成 果，研究者雖習用敦煌寫本的流水號編目，却無法按號瞭解各國學者對某一號文害的具體、周詳的研 究情况。如要尋找某一個卷子方方面面的研究信息，實在猶如大海撈針一般。誠然，有的研究者爲了 更全面地掌握研究信息，早就立志要做按號索引的工作，並在個人的m腦中隨時輸録。但是個人的閲 擠範圍和精力畢竟有限，雖辛勤網羅，而“漏網之魚”亦衆焉。幸好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有一個敦煌資料中心，創建20年來，在相關資料收集整理、編目以及 與敦煌學界的聯絡交流上做r許多扎實而有成效的工作，而且中心的工作人員兼有圖書館員與學者 的良好素養與專業特畏，又頗多有心人，早就留心並着手按流水號編寫研究索引之事。2001年，申國 美女史先编成了《1900—2001國家圖杳館藏敦煌遣書研究論著目録索引》一書，由北京圖書绾出版社 (現更名爲國家岡輿館出版社)正式出版。這其實是一次“實戰演練”，目的很明確，就是先從較爲方 便的本館敦煌文獻的研究資料着手，取得經驗，推及其餘。果然，僅僅過了 5年多時間，申國美、李德 範二位便在繁忙的日常事務中，像擠壓海綿一樣，擠出零零星星的“空閒”（包括大量的業餘時間），又 如採蜜一般，採集點點滴滴的“花粉”,終於集腋成裘，將這本皇皇臣册《英藏法藏敦煌遺害研究按號 索引》奉獻給學界廣大研究者，可謂厥功至偉、功德無量！當然，前面所説的5年實際上只是最後的編輯時問，其實是遠遠不止的。國美、德範二位編者告 訴我，爲了編成這本索引，她們先後翻閲的書刊超過了兩萬種，編排的研究數據有1〇萬條之多。我簡 算了一下，如果按倆人一天查閲並録入40條數據計算，一年到頭不休息，那也要花費將近7年的工 夫。這説明了什麽呢？首先當然是説明了工作的艱巨與她們的勤奮，值得我們肅然起敬。其次也説 明了國家鬪害館領導及國家岡書館出版社對這項工作的支持,又有許多敦煌學研究者的無私支持，敦 煌资料中心有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良好前景。我認爲，即使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用笟腦録人、編排、管 理、檢索資料的巨大便利,集機構與衆人之智慧建設敦煌學的知識庫依然十分必要。一人辛苦，萬人 受益;百家集智，億衆披輝。最近，我去301醫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季老亦談及做資料工作的苦與樂。季老還特地爲我題寫了他的“新座右銘”——“爲善最樂，能忍自安。"這是德高望重、甘苦備嘗的季老 夫子自道，當然也是對我們這些後辈學人的勉勵。榜樣在前，我們豈能懈怠？做善事、做學問都要有 堅忍不拔、任勞任怨的精神，這本《英藏法藏敦煌遗書研究按號索引 > 的編成即是一個範例。因此，盡 管道本索引在研究數據的採集上還做不到竭澤而漁地一網打盡，肯定還會有疏漏之處，但仍然是目前 按號査閲研究英、法所藏敦煌文獻研究資料最完備、有效的工具寄,我們應爲之鼓掌稱善。同時，我知 道二位编者也會真誠地歡迎與鼓勵使用這本索引的學者能不斷地提出修正意見與補充资料，使之日 臻完美，長用常新。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硏究中心的李德範女士吿訴我，資料中心所藏王重民、 向達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法、英所攝西域文獻的舊照片即將合集影印出版，她將這些照片内容與現 行幾種敦煌、吐魯番文獻圖録本校對比勘的專著也將同時印行，希望我能爲她的這本《敦煌西域文獻 舊照片合校》寫幾句話。這個好消息讓我欣喜，也使我回憶起一些往事。二十多年前，我在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奉命協助劉修業先生編輯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時， 劉先生曾多次提到王先生在歐洲考察敦煌及新疆所出古代文獻時，曾經在極艱難的條件下拍攝過一 批古寫本照片，當時洗印了兩套，回國後就繳公了，不知是否尙存於世間。後來,聽説琉璃厫曾經標價 出售若干敦煌寫本的老照片，似乎是從清華大學流散出來的，是否即是王先生所攝的部分照片，是否 清華還有，託人去打聽，沒有下文。之後，劉修業先生曾經找出王重民先生的《跋中亞出土〈劉涓子鬼 方〉》的手稿與謄清稿給我，希望在刊物上發表。劉先生的“附言”説：“此稿係他的表弟劉樹措手迹， 應在他（ 1934年）赴法前寫的。”爲此，我仔細閲讀了王先生跋文,又在中華書局的圖書館找出了“讀 畫齋叢書”中的《劉涓子鬼遺方》的原文對照,得出了王先生此跋應寫於他1934—1947年在歐洲訪書 期間的結論。王先生的跋文和我的“後記”發表在《文史》上。當時我並不知道，資料中心所藏的舊照 片里,就有這《劉涓子鬼方》。1988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與北京圖書館共同籌建了“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除敦煌 原卷之外，其他館藏的敦煌與西域文獻資料相對地集中到了一起，重民先生、向達先生半個世紀前拍 攝的一萬三千多張西域文獻照片即在其中。但是，限於當時資料中心的人力，沒有着手去整理編目，除 了少數一二位學者曾査閲過幾張外，學界對此也並不知曉。1993年初，我和中華書局的鄧經元、許宏先 生應法國法蘭西學院敦煌小組蘇遠鳴敎授之邀，要去巴黎考察法藏的敦煌寫本，想到應該對王先生所 攝敦煌寫本早期照片與後來的縮微膠片做些比對，或許能提供些新的信息。於是就請資料中心的方久 忠、李德範、孫曉林等同志將這批照片做了一次初步的清點。根據她們提供的清單，我將其中部分照片 的内容與《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作了對照,列出了若干不同之處，因爲時間匆忙，只是粗線條的勾勒。5 月份到法蘭西學院與蘇遠鳴先生第一次見面時，我以列出的部分爲例，向他講述這批老照片的價値。 也許是我講得比較簡單，或許是蘇遠鳴先生對我的中文叙述理解上有困難，總之，他似乎對這批老照 片不太感興趣,只是強調原卷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照片上不會有新鮮的内容。於是我們轉向 討論別的議題。由於時間的限制，那次我到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調閲敦煌卷子的數量很少，只局限 於R2555等幾個詩歌寫本，也沒有能繼續核對這批老照片。回國後，也沒有再做這方面的工作。老照 片依然靜靜地躺在資料中心的榧子里。識寶還須行家,用寳還需有心。大概是在1996年，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敎授到資料中心翻閲了這批老 照片。他發現除了大量敦煌的四部書内容外，居然還有不少藏於德國的吐魯番文書的照片。其時，他正在關注西域古代文獻的“德國收集品”，準備前往柏林考察,發現了埴些攝於二戰之前的舊照片，自然驚喜 不已。他花了幾十天的工夫,在柏林普魯士阖書館調閲了大量吐魯番文書寫本，而且還訂購了一些他最 感興趣的寫卷的照片。回國之後，與資料中心所藏的舊照片仔細對照，收穫不小。當時，我消息閉塞，對此 毫無所知。1997年5月，我利用應邀到德國特里爾大學漢學系演講的機會,自費乘火車到柏林考察德藏 吐魯番出土文齊。在徳國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s,即原西柏林普魯士文化 圖書館)，我緊緊張張地用短短大半天的時間，按照原卷大小與格式，摹抄了二十多個寫卷的内容。回京 後，也曾將録本複印一份提供給硏究吐魯番文書的T素先生。後來,學界爲慶贺旅居巴黎的吳其县先生 的八卜華誕，徵稿於我。我就利用在柏林抄録的一個詩歌寫卷的内容，寫了《德藏吐魯番北朝寫本魏晉 雜詩殘卷初識》一文。這時才知道榮新江敎授已經有了此卷的照片，並正請徐俊先生整理;而且榮敎授 已經就此核對了資料中心所藏的相關舊照片。我也才知道，王先生爲《劉涓子鬼方》寫卷拍的照片，正在 其中。儘管我自己爲此耗費了一些精力，但對於這批舊照片的價値終於得到正確的認識和有效的利用, 心里是非常高興的。之後，資料中心的同仁們一直希望能用影印的方式，將這批舊照片公諸於世,我也爲 此而提過建議。現在，經資料中心負責人林世田先生的推動，國圖善本特藏部的英明決策,北京圖書館出 版社的大力支持，老照片的影印合集與合校集都將公開出版，我能不爲此歒呼嗎？我爲此歡呼還有另外一個理由。近些年來，學界有人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爲國内外所藏的敦煌文 獻已經公佈得差不多了，一些寫本的個案整理與硏究也有了許多成果，可做的事情不多，尤其是我們 的敦煌資料的收集工作可以鬆一口氣，不會有多少新發現了。爲此,季羨林先生在2000年北京的敦煌 學國際研討會上特別用“行百里，半九十”的諺語來勉動大家。現在，李德範女士又用她的工作成果向 學界證明了這一點。這本合校集在學術上的意義有她自己的“概説”和具體内容在，無需我贅述。我只 想強調:德範在圖書館工作二十餘年，一直孜孜矻矻，安心本職。她在以良好的服務精神向學者提供資 料的同時，也不忘做編寫相關資料0録索引的工作，以提高资料的利用效率。同時，她爲中心所藏的舊 照片長期得不到普遍、有效的利用而着急，也不滿足零打碎敲式地向學者提供材料，於是腳踏實地認 眞地做起了合校工作,而且持之以恆，在正式退休之後,依然埋首於案牘之間，終於完成了這項需要很 大耐心和毅力的任務。所以，我們在感謝她的辛勤勞動的同時，也應該提倡她的工作精神。這種精神， 陳寅恪先生稱“_之‘預流’ ”，我願以此與新一代的敦煌學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