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全6册 2004陈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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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全6册 2004陈佩芬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全6册 2004陈佩芬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PDF电子书全6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收錄青銅器共641件組，絕大多數是傳世品，分為夏商篇、西周篇、東周篇三編六冊，每器都著錄時代、器名和尺寸、重量，並對器物形制、紋飾和銘文內容進行記錄和解說。這部書主要是對器物作形態學的研究，對每一件器物的特點尤其是對紋樣的具體闡述和分析相當細緻。收錄的名器比比皆是，這是突出之點。各種不同的類別都收藏有典型的器物，從而構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而西周時代鑄有長篇銘文的青銅器也是上博所藏青銅器的特色，在本書中作了較大篇幅。書中不僅有整器和細部的影像，更有銘文和儘可能多的紋飾拓本，不僅是研究紋樣的表現，也使當時的雕刻技藝，躍然於墨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陈佩芬先生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皇皇六大册，收入上海博物馆从夏代至战国时期青铜器珍品700件，照片近2000帧，研究文字50万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为本书撰写前言，说：“此书的权威性可管今后五十年。”陈佩芬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青铜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她说，她和青铜器相伴五十年。五十年的春秋，五十年的心血，她终于如愿以偿完成了《夏商周青铜器研究》。陈佩芬是1952年进入上海博物馆的，那时，她高中还没有毕业，是一个毛发丫头。馆领导对他们一批年轻人很重视，专门请薄大沂、蒋天格、郑为等教授为他们上历史、文化和各类文物课程。不久，她分配到保管部编目组，具体接触了文物，她觉得博物馆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能够学到很多知识，比在学校读书更有趣味，从此，便一头栽进了上海博物馆文物之中。1959年，上海博物馆由南京西路跑马厅总会（今上海美术馆）迁至河南南路中汇大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合署办公，原编目组改为征集编目组，吴朴堂为组长，陈佩芬是副组长。征集编目组是文物进入博物馆的第一道关口。一件文物能否入选进入博物馆，都要经过他们会审，然后请文物收购委员会的专家鉴定。什么是真品，什么是赝品，陈佩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一抄录，编目存档。现在上博的编目册上还留下了许多当年陈佩芬的笔迹。为了有计划的培养骨干力量，上博挑选四位年轻人，馆领导指定蒋大沂先生为陈佩芬的老师，教授文化和文物知识。蒋博学多才，尤精金石和古代文献。他第一次看到陈佩芬就说她基础差，干不了青铜器工作。陈佩芬生性倔强，不服气地说：“不行，就学。”蒋看看这小姑娘挺有志气，就叫她先用毛笔临摹容庚先生《金文篇》，抄录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抄好了才来见他。其实，这是对陈佩芬的一次考试。陈佩芬拜师心切，也想争一口气，每天起早摸黑利用业余时间不停地抄，花了半年多的功夫终于将这两大册抄完，装订了厚厚的三大本，然后恭恭敬敬地向蒋先生交了“作业”。蒋看她诚心诚意，收了她为学生。自此，蒋与陈佩芬约定上课时间：每天中午在馆里授课一小时，每个休息日、节假日在蒋家里上课。蒋教授她读《史记》和古代文献，读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蒋的授课方法很独特，先布置作业，由学生准备，然后向他谈体会，学生理解错了，他改正；学生没有理解到的，他补充。陈佩芬说：“那几年在蒋老师身边，学到了许多历史、文物方面的知识。”这时的陈佩芬已经选择了青铜器为研究目标。蒋对陈佩芬的印象是：有悟性、有灵气，勤奋好学，是块好材料。“毕业”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陈佩芬说：“你是我开门弟子，也是我的关门弟子，你在我这里主要学的是书本知识，你想研究青铜器，要向马承源学，他有一套鉴定青铜器办法，一定要多看实物。”马先生时任保管部副主任，主管文物征集和青铜器研究，他的办公室就在陈佩芬他们征集编目组。马先生提倡青铜器研究要从形制、纹饰和铭文入手，进行断代研究，主张编目工作的科学性。那时，他正在编辑一部《中国青铜器的形制》工具书，陈佩芬在马先生的指导下，从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以及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图集中整理出照片近2000份。马先生认为鉴定青铜器单识别形制还不行，还要掌握青铜器纹饰和铭文的传拓技巧。陈佩芬和她的同事几乎每天都要在光素无纹的玻璃板上练习传拓，这使她对青铜器的表层变化和范线特征，有了更切近的了解。后来，她又与她的同事把当时馆内所藏的绝大部分有铭文的青铜器做了拓本，装裱成六大册，作为当年向国庆献礼的成果。这一切，都为她日后研究青铜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不像西安、安阳等地，经常有珍贵文物出土，上海也不像北京既有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物珍品，还有权向各地博物馆征调。上海是一个出土文物稀见的区域。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自近代以来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中国文物的集散处。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器文物有6000多件，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私人收藏家捐赠的；二是从冶炼厂和废铜烂铁中抢救出来的；三是从香港和海外以重金购回来的。所以，上博的青铜器大多是传世器，并见于历代吉金著录。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西安陕西省博物馆相比，各有千秋，毫不逊色，是中国收藏青铜器的重镇。谈到抢救文物，陈佩芬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她的同事常常到上海冶炼厂和一些废铜仓库中抢救文物。她是副组长，也算是一个干部，每逢星期四下午都要参加劳动，和她的同事在废铜烂铁中寻宝。同事们常有所获，有一次，一位同事从安徽运来的废杂铜碎片中发现了两条半龙，似乎是器物上的耳，但又找不到器物，只好把它存放起来。陈佩芬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两条半龙，密切注意安徽运来的铜包。两年后，她从安徽的铜包中发现了两件无耳的青铜大尊，兴高采烈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已“靠边”的马先生，一经核对，果然这一青铜大尊上所缺的龙耳就是两年前的那两条半龙。经过修复，就成了一对造型优美、罕见的青铜器龙耳尊。据统计，历年来，上博从废铜中抢救出来的青铜器达三万件（不包括古钱币），其中不少是夏代晚期和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精品。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书目：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东周篇 上册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东周篇 下册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西周篇 上册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西周篇 下册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夏商篇 上册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夏商篇 下册2001 年底，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其所披露材料的重要和出版方式的创新，旋即引起学界、业界轰动。项目的策划者，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张晓敏老师，在推进后续各册编撰出版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上博馆藏的另一块优质资源——青铜器。首先策划出版的是老馆长马承源先生毕生搜集、鉴定、研究青铜器的成果文集。当时我已经从编辑室调到发行科工作，但张老师为了不让我完全疏离出版专业，特意安排我担任《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的责任编辑。第一次随晓敏老师拜见马馆长，还真有点紧张，因为早就从负责《楚竹书》项目的秦志华兄、陈文彪兄处听闻马馆长对编辑出版工作是如何一丝不苟，对颜色、字形、位置的眼光又是何等锐利。但马馆长很快就用对事认真、待人随和的名家风范打消了我的顾虑，也激发我把不多的编辑技能发挥出来，此后我对文章分类、体例统一等提出设想，并建议删除个别内容有重复的文章，马馆长都欣然赞同、勉励有加。为了赶在2002 年底和《楚竹书》第二册同时出版，最后处理校样的确曾经干过通宵，好在如期完成。不久马馆长请两种书的出版团队聚餐，虽然有高血糖，但为了让我们几个年轻人不感到拘谨，他特意倒了一些橙汁，和大家推杯换盏时象征性地呡一下；其时欢声笑语，一座如春，新的重大项目也开始酝酿。因为前期合作的成功，对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进行集成性研究的出版项目水到渠成，落实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解放前是文物集散的“大码头”，建国后在陈毅市长直接关心下成立的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的收藏是特色之一。1964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两巨册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收录精品一百件，此书由陈毅元帅题写书名，据说为了提高印制质量，在那个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市政府调拨了奶粉掺入油墨，四十年间此书代表了上博青铜器图录出版的最高水平。为了全面反映上博建国后抢救、征集、研究青铜器的成就，亟需一部内容更为丰富、集著录与研究为一体的“大书”来超越前作、见证辉煌。原上博副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五十余年心血凝聚于青铜器的陈佩芬老师，在马馆长的支持下，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一书的撰写。张晓敏老师把这部列入上海“十五”规划的重点图书的编辑工作，交给了我和黄晓峰兄。第一次项目协调会上，马馆长就提出，《研究》一书的文稿他通读过，内容的权威性可以管未来五十年，希望在编辑出版方面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和晓峰立即满怀信心投入到审稿工作当中。原上博副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佩芬各地大馆所藏青铜器多具地方特色，而上博藏七千余件组，以体系完整、品类丰富、多流传有序的精品而成为全国重镇，从中拔取七百余件组尤为重要者加以研究，的确可以概见三代吉金之发展。陈副馆长的研究所涉藏品基本都是国家一二级文物，堪称国之瑰宝，文字稿五十余万言工整誊录在标准稿纸上，对每件青铜器均著录时代、尺寸、重量，并对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内容进行综合研究，既是对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的一次系统梳理，也是中国青铜器史的系统研究。为了照顾我从事发行工作经常出差，质朴的“夏商卷”、瑰丽的“东周卷”由我负责，而厚重的“西周卷”由于铭文众多，工作量大，由黄晓峰担纲，初期的审稿工作进展顺利，而真正的挑战很快就来临了。那时数码摄影技术尚未普及，为了配合图录出版专门拍摄的近两千幅文物照片使用的还是反转片，在冲洗过程中难免会有色差，经过数次调整确定了版式之后，需要在正式排版之前对电分后的图片进行调色处理。我们和承担制版、印制的精英印务公司专业人员经过分析，觉得图片总体上偏红，有的带有“黄气”，于是对第一册图片做了统一处理。当我带着数十页“夏商卷”打样兴冲冲赶往马馆长家中时，满以为会和往常一样受到鼓励，不料老馆长翻看打样，面沉似水：“小王，你们的打样初看挺好，绿油油的，是普通人心目中青铜器的样子；但实际上原料配比的微小差异、埋藏条件的不同，使器物面貌各异，一张准确的图片能够反映出丰富的信息，像这样只求美观，图工作省力，专家学者看了会对作者、对上博失去信任，对古籍出版社失去信任，更不要说管五十年了！”看我满脸惭愧、心情沉重，马馆长缓和了语气，建议我多看原器，寻找感觉，找到合适的工作方法。离开马馆长满屋图籍、陈设简朴的家，我立刻赶往上博向陈佩芬老师请教，其后与晓峰兄、技术编辑陈文彪兄一同与制版方协商，请馆方提供办公室，精英厂重新电分图片，派了最好的调色人员携带全套设备进驻，以典型器物的个性化调整、现场确认为原则，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其后一段时间我们和设计者经常泡在展厅观摩，反复调整直到符合器物原色，甚至还有幸跟随陈馆长进入文物库房，但只许看不能动，万一摔坏了负不起责任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