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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日记 全10册 2011

夏鼐日记 全10册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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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日记 全10册 2011

  • 夏鼐日记 全10册 2011

    《夏鼐日记》PDF电子书共10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夏鼐日记》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与夏鼐子女夏素琴等共同整理,全书10卷400余万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现正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制,即将公开发行,定价每部约为580元。他是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他是李济主持安阳殷墟发掘时挖小墓的大学生,还是定陵、马王堆汉墓等重要考古工程的现场指挥者。长期以来,他的日记既记载了国内外学术界重要的人物事件,又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风土人情。是了解我国考古学史极其珍贵的资料。

     

    《夏鼐日记》书目:

    夏鼐日记 卷一1930-1935

    夏鼐日记 卷二1936-1941
     
    夏鼐日记 卷三1942-1945

    夏鼐日记 卷四1946-1952

    夏鼐日记 卷五1953-1958
     
    夏鼐日记 卷六1959-1963
     
    夏鼐日记 卷七1964-1975

    夏鼐日记 卷八1976-1980

    夏鼐日记 卷九1981-1985

    夏鼐日记 卷十 生平事迹年表、索引
     
     

     

    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荣获英国学术院、美国全国科学院等六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荣誉称号。他的日记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当天,历时五十余年。 《夏鼐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这位学术大师早年刻苦钻研、勤奋成长的经历。就读清华大学时期,他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蔣廷黻等名师,与吴晗、钱锺书等被誉为清华园的几大才子,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史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留学英国期间,他得到埃及考古学泰斗皮得里等名师的器重,奋力学习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提出独到的见解;系统进行古埃及串珠的断代研究,作出在该课题的研究中至今无人超越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第一位卓有贡献的埃及考古学家。日记对当年的学习情况,乃至每天阅读的书刊 (读什么书,多少页,几天读完、共计多少页), 考试和作业的题目,论文的写作过程,都记载得相当详细。 《夏鼐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在留学回国之初、抗日战争后期的苦难岁月,前往大西北的甘肃地区考察将近两年,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种种艰辛,取得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卓越成就,从而确立了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他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三十余年,主持制定考古研究的长远规划,亲临现场主持和指导重要发掘。他曾以娴熟的发掘技巧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古代木车痕迹;忍着病痛潜入阴暗的北京定陵地宫多日,亲手清理万历帝后棺内的糟朽文物;具体指导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广州汉代南越王墓等一系列发掘。直到去世前几天,仍然不顾年迈,远道前往骄阳似火的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城遗址发掘工地。夏鼐十分重视与相关科研领域之间的协作,积极引进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他还详细地审阅上世纪50-70年代几乎全部重要考古报告和专著的书稿,以及考古学刊物的清样,注意从学术上进一步严格把关。凡此在日记中都有记载。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的实录,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夏鼐生前的广泛交往,及于国内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近距离接触过许多老一辈的学术大师。日记中不时记录这方面的情况,其中有早年聆听鲁迅、章太炎、斯坦因、伯希和、罗素讲演的情景,历史文献学方面受到陈寅恪的称赞,考古学方面得到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及皮特里、惠勒、柴尔德等的指导,与高本汉讨论青铜器真伪古代汉语语音,与李约瑟数十年的密切交往,以及与郭沫若交谈文字起源问题,与胡适促膝夜话,等等。夏鼐审阅各方面学者的文稿,阅读国内外新出版的书刊,日记往往留有所作评论。 夏鼐毕生经历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日记对各个会议的参会人员、活动日程、讨论情况、参观项目,多有较详的记载,例如1947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确定首届院士候选人的会议,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委员会的会议,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等等。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夏鼐的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又记载了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他常如实地记录国内外学术考察中所见古代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况,详细抄录其中的牌匾和碑刻文字。日记对不同时期国内外的社会新闻(例如:亲历“九一八”后清华同学爱国活动,“一二八”后凭吊淞沪战场,英皇乔治五世丧葬与爱德华八世退位,日寇侵入温州时的抢掠,嘉陵江上遭遇匪劫等),乃至市场物价,都有所记载。甚至参加周恩来总理接待美国尼克松总统等国宴,还将宴会上的莱单抄录下来。《夏鼐日记》记录的这类人和事,不仅内容十分丰富,文笔也很生动,并且不时录入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诗作。这也有可贵的阅读价值。

     

    书友对《夏鼐日记》的评价:

    夏鼐日记终于啃完了!第一次看长篇日记,跟夏先生一起走完了那么多年。虽然以前完全不了解先生,也不懂考古,但读后依然很想写一篇《日记中的夏鼐》,只是书是上图借的,写文查起来有些困难。况且,也有很多人看过了,人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另外,解放前除了摘录过的部分,我觉得数与日军遭遇那段最惊心动魄了。解放后的八卦明显少了很多,不过最后一册八卦又增多了。对照每册前影印的几页日记,很明显,技术的改动和删节相当多。除了已经有人写过的吐槽华罗庚那段,其实在同一页中,就在夏鼐先生倒数第二天日记的最后,他吐槽一个亲戚家侄女的话也被删了。其他大书总有的差错本书也很容易找到。这么大部头再出版次全本应该很困难,希望有一天能够有影印本。不过这部重要学界八卦集总算是有了排印本。最后也要向参与出版工作的学长学姐们致敬!!
     
    夏鼐日记虽然颇多删改,但仍可一窥新中国考古运作的幕后。
     
    夏鼐日记中提到的一些书名不错,本来想抄一下的。


    平常人关注夏鼐日记,往往是关注他的考古事业,或者有关建国后学界的秘辛。我则十分在意他年轻时从事经济史的经历和志趣。
     
    夏鼐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性人物之一,这想来没有疑义。建国之后的考古工作也可以说他是实际的主持者。不过,夏鼐的早年志愿,并不在考古学。夏鼐在清华大学,师从蒋廷黼先生,毕业论文是清代长江中下游田赋问题。所以,夏鼐毕业后的志愿,本是从事经济史研究。1934年,夏鼐考取清华公费留学名额,但却被分到考古学专业。公费留学名额极为难得,自然颇为人艳羡,然而考古学非夏鼐志向,则令夏鼐十分纠结。这段心路历程,现在已可以从《夏鼐日记》中窥其一斑。

    1935年5月,夏鼐正在安阳考古发掘现场,得到好友吴晗的来信,夏鼐在日记中记到:

    “吴春晗君来信谓:寿民先生与梅校长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梅校长并谓,拟别致函劝兄早日决定,如决考经济史则将去年这考古学取消,今年另增一名经济史云云。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如何?
    这”如何“一词,却教我不好作答。二星期未接来信,我知道他必在接洽途中,结果如此,殊令我失望,恐我只好咬牙硬干矣!”

     由此可知,夏鼐此前非常希望梅贻琦校长为其斡旋,将考古学专业改为经济史专业。但梅氏以制度限制,认为未可轻易办理。夏鼐遂对自己的前途抱非常消极的态度。四天后(5月8日)夏鼐在发掘现场谒见李济先生,李济询问夏鼐田野工作的感受,李济是一番美意,夏鼐内心却十分苦涩:

    ”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今日接到王栻君的来信,仍是说梅校长坚决拒绝我无条件的投考经济史。”

    夏鼐此时并不看重考古学,将考古学视作“二三流事业”,而且又认为自己并不适宜考古学,只能做到二三流程度。但是,出于现实考虑,夏鼐思虑反复,最终决定接受“命运”,从事考古学的事业。5月14日,夏鼐写道:

    “我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作考古学家,但是命运却偏与作对,今日接到梅校长的来信,谓依校中规定:如欲投考经济史非放弃考古学不可,叫我早日决定。我恨不得赌气抛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命运的摆布了。”

    5月20号夏鼐给梅贻琦校长写信,表示接受考古学的安排。

    “晚间写信给梅校长,告诉自己对于改考经济史的意见,这事恐已无挽回希望,顺便提及拟于6月初返平的事。又写信给祥第及春晗,说自己也许返平一次的事。”

    经过将近两个星期的心理斗争,夏鼐最终决定为生活计,为现实计,转去从事考古学的学习研究。

     

    日前,与友人闲聊,谈到中国考古学界素有“二鼎”之誉的事儿。这“二鼎”,一位是吴金鼎,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招收的第三批学生,师从李济先生。再一位就是夏鼐,这个名字不算太陌生,也是毕业于后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后,是考古学的始建者之一。两位先生,对于中国考古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又因名字中都有带“鼎”字,被誉为考古界的“二鼎”。正是这个缘故,笔者才猛地想到了《夏鼐日记》。可是,说到这事儿,深感心中有愧。
     
    《夏鼐日记》是夏鼐先生生前所写,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真实记录下了近现代学术史上的许多珍贵史料,价值很大。正是在多位学者和夏鼐先生家人的共同努力下,耗时十年的《夏鼐日记》最终得以整理完毕,于201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皇皇十大册,近四百万字的书甫一问世,华师大社的好友即寄赠于笔者,实令人兴奋。可惜的是,当时人正在外地,自然就不能一睹为快,大饱眼福。待到来家之后,竟忘了这套书,时间一长,也就耽搁了下来。直到日前提到夏鼐,这才重新想起来,决定要去读一读。
     
    这套日记共十卷,前九卷是日记的正文,第十卷是编者所加的索引和附录,以方便读者查阅。其中,有“交往人物索引”一节,是专门罗列夏鼐先生的生平交往情况。正是根据这一索引,笔者检索出日记中涉及到陈寅恪先生的记载,凡22处。其中,有的材料记录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史实和新的情况。现笔者仅摘录两条,并略加以说明。
     
    1933年11月12日。晚间吴春晗君来,这是下学期的第一次会谈,我将上学期所作书评给他看。他说萧一山的书实在不大高明,商务的大学丛书中列入这书,大部分是面子关系,审查委员顾颉刚、陈寅恪诸先生都不赞成列入(卷一,201页)。 

    1933年,当时陈寅恪先生先生正任教于清华大学。夏鼐是在同年9月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这样自然就成为陈先生的学生。但是,陈寅恪担任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审查委员的事儿,却闻所未闻。像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97年增订),卞僧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都不见记载。这则材料却反映出当时学人间的一些情况。
     
    1934年2月6日。明天要开学了,今天到注册部去看分数,只发表两样功课,宋辽金元史是E,晋南北朝隋史是S+。前者得E者颇多,并不稀罕,后者得S+ 仅我一人,更没有一个得S+ 以上,颇感欣然。这科试卷已发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评语:“所论极是,俱见读书细心,敬佩!敬佩!”像小孩儿骤得大人的赞许,不觉有点飘飘然(卷一,218页)。
     
    这是1934年春节寒假过后,记录新学期开学之事。这则材料由于直接跟夏鼐有关,自然以前不曾看到。但是,通过对陈寅恪先生为学生们的文章包括论文所作的评语,能够从侧面对他的日常教学之类的情况作一番了解。而且,也从他的学生眼中反映了陈寅恪先生的学术风范。
     
    阅读完《夏鼐日记》中这22条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记录,收获良多,感触良多。夏鼐先生晚于陈先生二十载,但作为弟子辈的后学,那种对恩师充满的无限尊崇和敬仰之情洋溢在日记的字里行间,使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真挚的师生情谊。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保留了难得一见的材料,还透露出特定年代的若干信息及一些重要线索。而这些,都将为后世进一步了解陈寅恪先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夏鼐先生(1910-1985)的《日记》始于1931年1月1日,止于1985年6月17日,前后历时50余年。除1966年9月至1970年中辍外[①],整体上是完整的。日前,该《日记》经王世民研究员及夏先生4位子女(夏素琴女士、夏正暄先生、夏正楷先生、夏正炎先生)耗10年心血整理完成,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夏鼐日记》共10卷(前9卷乃《日记》正文,第10卷为“生平事业年表”和“人名索引” ),440万字,是名副其实的原始史料宝库。它的面世,必将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丰富而又重要的史料。
    首先,该《日记》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的缩影。夏鼐不是中国最早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却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有成就、影响亦最大的考古学家。《日记》不但详细记述作者历年的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还对历次重大考古活动有所记述。目下,“中国近代考古学史”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但后人要撰著“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要建构“中国近代考古学史学科”,就不能不参考这套《日记》。其次,该《日记》对完整地评价夏鼐本人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也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夏鼐一向不务虚名,致使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也名实不符[②],而《日记》可让我们更好了解夏鼐的学术和影响。再次,《日记》记录了中研院史语所、中科院考古所的大量史料,是研究这两个重要学术机构的必备参考书。还有,《日记》保留了大量同时代学人的史料和掌故,这些重要的学人包括蒋廷黻、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安特生、胡适、郭沫若、郑振铎等等,掌故如傅斯年和李济因工作关系多次吵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运动中一流学者的种种面相等等;这有助于后人更真切和直观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当然,《夏鼐日记》提供给后人的学术信息远不止以上所举;它的整理出版,对学术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更可贵的是,整理者在整理时以“存真”为最高原则。内容上,仅省略有关家族内部某些事务的记载,再是1963年精神失控10几天[③]时所写语言混乱的《日记》。除“文革”期间外,夏鼐的《日记》一般是逐日有记,但也偶有缺记的情形。遇到这种情况,整理者往往注上“某日日记原缺”的字样,以免读者误解。此外,由于种种原因,夏鼐也偶有日后改动《日记》的情形,如作者对1947年7月24日评价尹达《中国原始社会》的记述,后来就做了意思完全不同的改动。夏鼐的记述原作:
     
    以刘君攻考古学,故对于考古学上之材料,认识较真切,对于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口口,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
     
    后来夏鼐将最后两句改动为:
     
    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故有时颇多新见解……
     
    对这种情况,整理者是这样处理的:正文是原来的记录,修改的部分则出现在“编者注”里。这种处理办法,不仅使读者明了作者当时的真实意思,还能反映因时代变迁而出现的特殊学术现象。要之,这是一部原汁原味的文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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