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解析 全2册 2015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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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解析 全2册 2015高清
文心雕龙解析 全2册 2015高清
《文心雕龙解析》PDF电子书全2册，由凤凰出版社2015年出版。
《文心雕龙解析》经周勋初先生沉潜多年、几经修订而成，无疑是其古代文论研究的总结之作，也是其大部头专题研究的收笔之作。《文心雕龙解析》共五十篇，每篇都包含解题、正文、注释、分析、思考研究五个部分。每篇前新撰一篇《解题》，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该篇的主要内容，每篇后的思考研究中附入多篇研究论文，都是作者多年的心得体会。本书原文的点校整理，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为底本，涉及唐写本时，则用潘重规《重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重勘一过，以期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力求完善。《文心雕龙解析》书目：文心雕龙解析 上册文心雕龙解析 上册《文心雕龙解析》出版说明：阅读《文心雕龙》,首先得对作者刘勰的历史有所了解刘勰的个人历史很简单,只有《梁书》的《文学传》中有记载,《南史》的《文学传》中也有同样的一篇传记,只是略有出入就是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空前繁荣,《文心雕龙》是古代唯一的一部体系完整的文论专著,这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强调独立自主,从而着力宣扬传统文化,《文心雕龙》开始得到重视。八、九十年代,更是名家云集,著述繁富,其间产生了许多年表与年谱,对刘勰生平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初学者读过正史中的传记之后,进一步阅读各家论述,或许会感到头绪纷繁,难于把握。牟世金撰《刘勰年谱汇考》,集合诸家之说申述个人考辨所得,值得参考。①杨明照修订《梁书·刘勰传笺注》,又作了大量的考证,对刘勰的历史作了新的考察。②张少康继起,拟订了一份简表,吸收了台湾学者的一些成果,加上自己的精密论证,又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①读者如欲了解刘勰的生平大事,可以参看张少康的这一新表。上述几家的考证,对于恢复刘勰的历史原貌作出了贡献,但还不能说已可成为定论。因为有关刘勰生平的历史记载材料太少了,各家论证时,势必要有很多假设和推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些不确定因素。李庆甲作《刘勰卒年考》和《再谈刘勰的卒年问题》,引用了几位宋元时期僧人撰写的佛教历史典籍,中有关于刘勰出家年代的记载;他还依据正史合传以传主卒年为序的惯例作出推断,又把刘勰的出家与萧统之殁联系起来,把刘勰之死定在中大通四年(532),这就把过去许多学者所定的年代延后了很多年。②李庆甲在刘勰生平研究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杨笺、张表就是在此基础上续作论证的。但是这种新说也有其根本的缺憾,因为僧徒的历史著作一般都不遵循中国史官的传统规范,常是为了扩大佛家影响而编造史实。中国正史的著述首重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人物的事迹,文学方面的记载常嫌简略,著述态度也每嫌不够严谨,因此纯依《梁书·文学传》中人物的先后顺序考刘勰生平,也非绝对可靠。上述佛教历史典籍的产生年代上距齐梁已有五六百年之久,其中对萧统与刘勰的相关记载更是纷纭不一,遽难令人信从。穆克宏曾引其中的首出之作南宋释祖琇《兴隆佛教编年通论》之说,申论之曰:“这里,把昭明太子萧统的卒年定于大同三年,显然是错的。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这段记载是先述萧统去世,然后旁及东宫通事舍人刘勰,并不是刘勰的变服出家是在萧统卒后。由于有的研究者对这段记载的误解,引起了许多讨论,实难以令人信服。再说,这段记载只是在《梁书·刘勰传》的基础上编写成的,编者并没有掌握任何新的资料,怎么能够提供刘勰卒年的新证据呢?没有新证据,又怎么能够得出新的结论呢?因此,关于刘勰的卒年,我仍然采用范文澜同志的说法。”①这种谨慎的态度,在《文心雕龙》研究者中也有其代表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研究历史人物时,首先关注其出身,因此刘勰到底出身于庶族还是士族,是低级士族还是高级土族,有人进行了探讨。②随着历史学界对此深入研究,问题趋于明朗。③《梁书》本传上说:“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说明刘勰出身于官宦之家。而据《宋书·刘秀之传》上的记载,他是刘宋开国君主刘裕最为倚重的大臣刘穆之的从兄之子,可以认为刘勰出身于一个显贵家族。有的研究者则注意到,《南史》上已把“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一句删去了。何以如此,情况确是很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或许刘勰一系为了抬高自家声价,与刘秀之族硬拉上关系。六朝之时常见这种族谱作假之事。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江苏镇江地区句容县发现了一方刘岱墓志,上面记载着刘氏的先世,与灵真情况相同,可证《宋书》上的记载是可信的。刘勰应当出身于刘穆之、秀之等同一家族。五胡之乱,东莞刘氏由徐州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迁至南方侨置的南徐州东莞郡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虽非最高层阶的士族,却也高官多见,属于层次稍低的士族。只是他与家族中人的关系似乎并不亲密,父亲又早殁,因无人援助,也就陷于窘迫了。《梁书》上说他“家贫不婚娶”,何以如此,大家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士庶天隔,他家穷了,同一阶层中人不肯把女儿许配给他,又不好到其他阶层中去物色,只能陷于“不婚娶”的困境。有人则认为他已皈心佛教,故而不婚。这种事情很难说清楚。今日人们对这类问题作出的分析,大都是基于个人对当时社会的理解,认为情理上必然如此而作出的判断。但人在社会上存身,情况至为复杂,要想根据历史上的个别材料进行分析得出大家普遍认可的结论,很难。我们只能说,刘勰因父亲早死,家道中落,在婚姻问题上高不成低不就,也就难以解决。况且他在二十多岁时即已入居定林寺,置身宗教场所,周围全是“不婚娶”之人,也就会淡然置之了。看来刘勰思想上一直存在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他对佛教的信仰,可谓始终如一。除《文心雕龙》一书外,他还留下了《灭惑论》与《剡山石城寺造像碑》二文。①据近人考证,《灭惑论》的写作当在齐代,是为批判道教中人提出的《三破论》而写作的。所谓“三破”,即“入国而破国”,“人家而破家”,“人身而破身”。僧徒剃掉父母生下的毛发,又不营家室,违背中国传统,因此《三破论》中攻击佛教徒的不婚娶有“绝种之罪”。刘勰以为佛教的戒令自有其理由:“妻者爱累,发者形饰,爱累伤神,形饰乖道,所以澄神灭爱,修道弃饰。”由此可见,刘勰对佛家教理也是信从的。他入定林寺后,一方面撰写《文心雕龙》,奉儒家思想为正宗,评判古今文章得失;一方面宣扬佛教教理,维护佛家宗旨。他在进入梁代王室系统的文士队伍之后,一直坚持二者并重的立场,只是随着处境与评论对象的不同各有侧重罢了。例如他在写作《文心雕龙》和在朝廷任职时,儒家思想自然上升至主导地位,而在写作《灭惑论》和各种有关佛教的碑志时,也就纯以信徒的身份出现了。看来刘勰的家世对他深有影响。其上代均重建功立业,父亲早殁,未能升至要位,然位列四品,已经显示前途有望,说不定日后也能像刘穆之、刘秀之那样光耀史册。这种家族中的子弟,常是不甘沉沦而欲有所作为。《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说:“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这一番话,当是他本人有感而发的自白。他既不甘于“独善以垂文”,希望能有“奉时以骋绩”的机遇,从他进入萧氏王室之后的经历来看,也曾作出过努力,然而并不如愿。《梁书》本传上说:“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后“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这些任命中的记室之职,担任的是秘书一类职务,应是看重他善于文学的缘故。王室僚属中的秘书类官员每兼领军中职务,向军幕中的要职发展,刘勰担任的车骑仓曹参军、步兵校尉等职,与其上代担任的军中职务类同,但他未能由此“负重”而“任栋梁”,最后还是只能“独善以垂文”而命世。我在晚年重操旧业,从事《文心雕龙》方面的研究与整理,精力日衰,困难很多,然因已是超越世务,自可从容应对,对过去的研究与整理的情况进行一些反思。这里提出学术史研究的新观点,是在总结近代《文心雕龙》研究的经验教训之后所进行的一种新探索。黄侃撰《文心雕龙札记》,在研究史上有启步之功,其后继之者不绝,直至目下正在从事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已经历有年代。其中的发展轨迹,似乎出现如下一些特点。刘师培、黄侃等第一代学者所呈现的,可说都有清末学风的浓厚背景。他们都曾流亡日本,接触到欧美兴起的新文学观点与新治学方法,因此分析问题时,比之清儒更为细致专业。他们年轻时期均对中国各种重要文体进行过磨练,因此他们考察问题时,还有自己的创作经验为参照。刘师培留下的成果不多,仅存讲义两篇,有些见解分散在其他著作中,然均有启迪之功。①黄侃极颖悟,呈现于著作中,比较贴近原意,显得深入。其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生于民国时期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投入《文心雕龙》研究,经史之学的基础大都没有师辈深厚,只有个别学者接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进入新中国后,由于形势的巨大变化,只能尽力紧跟时代步伐,可其时传入的苏联文艺理论与他们原来接受的教育距离过大,上级又要求大家迅速掌握,形势所迫,他们的理论中也就时见生吞活剥之弊。又加上其时政治要求压倒一切,强调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在毒害人民,于是大家无不操起大批判的武器,对那些统治阶级制订的典章制度与理论体系进行讨伐。他们中的一些人,本擅长考证、校勘等项,这时也急于要用理论武装起来,于是常会出现一些不协调的情况。下面接上来的一批学者,大都成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苏式文艺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强调文艺的战斗作用,直接为政治服务;周扬等人阐述的套观点,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就是这些内容,其中也有俄罗斯时期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略带人本主义内容的学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学术界的思想禁锢有所解放,理论框架可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其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学者,更为关注欧美的文学理论,而在《文心雕龙》研究中还未见到过什么自成体系的论述。纵观全局,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考察,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可以作为第一阶段学术成果的代表,继之而起的学术著作,可以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与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为代表。刘永济年岁与黄侃相近,然成果产生较迟。继之而起的著作,校勘与注释方面取得的成果很多,校勘方面,可以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与杨明照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为代表;注释方面,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收集的材料最为丰赡。身历“文革”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学者,前时学风流风馀韵尚存,而又趋向于理性,因为他们不再困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运用前时积累的一些理论解释刘勰的思想,其中有的人则以构建刘勰的文艺思想体系为着力之点。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其中可以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张少康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在理论探讨方面作出贡献的著作,可以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与罗宗强的《读文心雕龙手记》为代表。苏联的文学理论其实也属西学东渐中的一环,其中也有可取之处。如以早期莫斯科大学主讲文艺理论的季摩菲耶夫所著《文学原理》来看,其理论体系,从亚里斯多德《诗学》中汲取精萃甚多。②应该说,西方的文艺理论源远流长,其中自有很多可资参考的地方。因此,中国学者在摆脱教条主义束缚与重重干扰之后,再来思考其中的成果,还是可以从中汲取不少可取之处我在从事研究时,参考了上述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研究著作,力求将他们的成果尽可能地吸收到《解析》之中。在注释部分,力求精练,对六朝时期文士普遍采用的表达方式明晰地展示,对《文心雕龙》每一篇文章的结构与层次,尽可能地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如上所言,后起学者重在揭示刘勰的理论体系,他们作出的努力自属可贵,有助于大家的了解与掌握,但读者也应认识到,这样拟就的体系,其理论框架,还是近代学者依据现代文艺理论而构建的,认为刘勰的本意定然如此,则又未必。近人普遍看重的所谓正确评价,也就是用当下政治领导人提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前人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这样的工作应当有人去做,也有其价值。我则试图从另一种角度去解读刘勰的《文心雕龙》。我所采取的新视角,即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文心雕龙》的产生与成就。刘勰是齐梁时期的人,他所继承的文化遗产,也就是先秦至晋宋这一历史阶段的成果。阅读《文心雕龙》,可知他在思想方面的资源主要来自先秦学术,儒、道、名、法无不熟习。时至晋宋,玄学已成主流,因此要想深入了解《文心雕龙》,自应对先秦学术加深理解,也应对汉代学术与晋宋学术有所了解。先秦学术的传流与汉人密切相关。秦火之后,先秦典籍均有残佚,传世者,大都经过汉人的整理。汉代学术的建立,就与他们对前此学术的整理有关。小学与目录学方面的成果,对刘勰深有影响,这点自不应忽视。阅读刘勰对各种文体的定名与阐释,可以看到其间受到《说文解字》与《释名》等典籍的深刻影响;了解刘勰对诗、赋、乐府等文体的分析,即可感受他所受到刘向、刘歆等人的影响,从而对古时的礼乐文明增加认识。但刘勰对前人的学说也有所增损。郝懿行在《书记》篇上加眉批曰:“按《说文》:‘谚,传言也。(按见“言部”)*唁,吊生也。’(按见“口部”)彦和欲混为一,似未为得。经史亦无通用之例。”所以如此,当以刘勰已经发现历经时代变迁而词语已有变化,故不再墨守前人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