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 全2册 2017高清

《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PDF电子书全2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

《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分为上下两册。该卷上册文字部分，*编属绪论性质，其中“发现、搜集、研究史”一章所述之详，极大地超过此前的同类著作。林先生在对中国、日本和欧美有关著作的恰当评述中，进一步阐明自已的研究方法。而*编的主体，“青铜器种类的命名”、“殷、西周时代礼器的类别与用法”两章，是他精心钻研青铜器的基础性工作。上册第二编，对殷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林先生考察殷周铜器用途和时代演变时，尤其注重出土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和同铭文的器物组合状况。*卷下册图版部分，根据上册所作殷周铜器类型学的系统研究，将从鼎、鬲、甗到乐器和杂器，共计五十多种3500余件铜器的图像，按照器类、年代和型式编号排列，实际是一部相当齐全的殷周青铜器的集成性图谱。本次翻译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日籍教授广濑薰雄先生翻译。广濑先生主要从事商周文字方面的学术研究，在复旦大学工作多年，对中文早已非常熟练。此前还翻译过《<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等，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

《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书目:

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  上册  正文
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  下册  图片

 

 

 

《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出版说明:

林巳奈夫先生1925年5月生於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父親是專業極爲廣泛的著名在野思想家、評論家林達夫先生,林巳奈夫先生在父親的巨大影響下長大成人。他在湘南中學、第一高等學校文科唸書後,就讀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以考古學爲專業,接着就讀於京都大學大學院,其後作爲父親擔任總編輯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編輯,在平凡社工作了一段時間。他在1957年被聘用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其後任助教授、教授,在1989年以63歲的年齡退休;在這期間,197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85年因本書的出版而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獎。

林先生的研究對象可以說大致是商周秦漢時代的文物,他研究方法的很大特徵之一是不僅研究文物本身,還在中國古文獻中尋找根據,尤其把文物上多見的各種各樣的紋飾和文獻記載結合起來研究那些紋飾的含義。他對古文獻也具有淵博的知識,而且還十分關注古文字。這樣的研究中國考古的學者,除了林先生以外,我不知道在日本還有第二位。

本書《殷周青銅器綜覽》全三卷(四册)的日文原版在1984年~1989年刊行,B4版共2169頁,本書所收商周青銅器的器影有5271器(第一卷圖版册收録3542器的器影,第三卷圖版册收録1729器的器影),堪稱巨著(據我了解,過去岀版的收録器影的著録書中,收録數量最多的當是如下兩部: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收録φ1器,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收録845器)。林先生計劃撰寫這部巨著的緣由與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爲了敘述本書出版原委,權作此序文,儘管其中涉及一些個人私事。

1956年,我是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的學生。有一天,因爲在當時的東京大學,甲骨金文方面的書最全的是中國晢學科硏究室,我在那裏攤開甲骨著録學習,那時有一個不認識的人過來跟我說話。這就是我和林先生的第一次見面。當時林先生是京大大學院的研究獎學生,卻去了東京的出版社平凡社工作,參加乃父林達夫先生擔任總編輯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編輯工作。當時他可能覺得攤開甲骨拓本集蒐集資料的學生很稀奇,但他自己也是不去工作而來東大看書的。我們都缺少研究領域相同的朋友,因此很快就成爲了好朋友。翌年,林先生回京都任人文科學硏究所助手,而我畢業於東京大學大學院碩士課程,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助手,但我們仍然保持交流。在當時的日本學界,研究商周時代的學者少之又少。

因爲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的任期是六年,我得在1966年春離開研究所,尋找另外一份工作。那個時候,早已相識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巴納( Noel Barnard)先生與我聯繫。當時他在籌劃新的商周青銅器銘文著録書的岀版,爲此邀請我到他的大學共冋編纂這部書。當時,我在過去的約十年裏只顧着甲骨文硏究,覺得我得把自己的研究範園擴大到金文,因此答應了巴納先生的邀請赴澳,合同期限爲三年。巴納先生在我讀研究生時在東洋文化研究所做過兩三年的訪問學者,我們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

我決定去ANU.的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大學附近有國立圖書館(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它所收藏的金文、青銅器的著作很全面,我在那裏可以隨意利用其藏書。這些圖書本來是著名的中國青銅器學者葉慈( Parcival Yetts)先生(倫敦大學教授)的藏書,我可以把一臺小卡車的書運到我在大學的一間辦公室利用。

然而我和巴納先生一開始商量怎麽編纂金文著録,就陷入了僵局。巴納先生對金文有獨特的看法,懷疑有很多銘文係後代傌造。因爲此事涉及很多問題,在此不詳述。我們每夭討論不休,但也没能達成一致。

我通過幾封信把這些討論的内容告訴了京大人文硏的林巳奈夫先生。林先生以此爲契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到了1968年11月,在人文研與當時已經退休的貝塚茂樹先生等約十名學者建立了“金文辨侷之會”,定期開會進行討論。這個硏究會討論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所收宗周金文約200器的真侷,在1973年1月討論完畢,最後由參會者舉行座談會作了總結,以此結束。這個研究會的目的是這樣的:西周長銘過去一直是學者的研究對象,其真倡從來没有被人懷疑過;如果我們硬要對這些西周長銘提岀疑問,會是怎樣?我們是從這個角度試圖重新探討金文的。换句話說,我們的目的不是找出應該剔除的金文。人文研的這個研究會每月開兩次。我自從1969年從澳大利亞回國後,也幾乎每次都從束京去參加。

1970年,我重回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任職,決定在硏究生的課堂上繼續討論這個問題,與幾位硏究生一起探討《兩周金文辭大系》宗周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開始認爲所謂¨辨傌問題”不應該像巴納先生那樣主張否定論,而有必要重新探討。其原因之一是,當時我不僅硏究金文的鑄造技術,還
試圖闡明青銅器本身的鑄造方法,要從這個角度去判斷那些商周青銅器是用商周時代的技術製作的,還是用春秋戰國時代以後取而代之的新技術(失蠟法)製作的。爲此我把大量時間投入到這個辨别方法的探索中。當時在東京和京都間經常聯繫,交流了我們在“辨傌之會”後發生的器物觀察方法的變化。此後我撰寫了《西周青銅器製作的背景》(《東洋文化硏究所紀要》第η7册,1977年3月。後收人《西周青銅器及其國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6月)一文,大大改變了我過去的看法。其實我在暗裹以這篇文章與長年困擾我的“辨傌問題”告了别。

在這段期間,林先生似乎也並不滿意“辨傌之會”的結束方式。“辨傌之會”結朿後,他開始用他自己的方法對青銅器資料進行蒐集和整理(林先生所在的人文硏,經由梅原末治、水野清一兩位教授積蓄了大量的調査資料,研究環境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而且他也逐漸開始覺得“辨傌之會”的結朿方式不太好。

可能是因爲這個原因,林先生跟我商量說:“‘辨傌之會ˆ討論的許多長銘青銅器收藏在臺北故宫。我們一起去調査原器吧。”我當場就同意了。我們從臺北故宫得到的回覆是¨我們不允許拍攝和採集銘拓,但如果你們只看原器,我們歡迎”。後來樋口隆康先生也加入了這個計劃,我們三人從1974年3月到4月在臺灣待了四十幾天,仔細觀察了約九十器,並詳細記録了觀察結果。我們每天請臺北故宫的人員從展廳拿岀三到五件青銅器,輪流做記録。在做記録時,我們尤其注意範痕(器物鑄造時,銅液從範與範之間的縫隙溢岀,冷卻後留下的毛刺)、銘文和墊片的關係。臺北故宫爲我們的調査凖備了房間,天天把青銅器運到這個房間,其中包括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等被稱爲“臺北故宫鎮館之寶”的重器。現在回想當年的事,我們對他們的厚意感激不盡。對我們而言,我們三人的那次調査從根本上推翻了上述¨辨傌之會”積累的種種疑問。“¨辨傌之會”時,因爲我們對某些器的某些部分有“疑問”,所以纔不敢遽下結論,說“真傌待考”云云。但在臺北故宫親眼看了許多原器後,我們抱有的疑問幾乎全部都冰釋了。——通過那次調査,我得到了如下結論,以前,尤其從巴納先生以來,一直被認爲是真器真銘的有銘青銅器的真實性受到懷疑,但現在看來點也没有理由懷疑它們係後代傌造。我至今衷心感謝臺北故宫博物院的相關人員允許我們調査那些青銅器,並給我們提供最大方便。似乎林先生也在那次調查後,對怎麽看待商周青銅器這個問題心裏有了底。我認爲,林先生認真開始凖備本書撰寫的是在那次調查以後。

幾年之後,可能是本書第一卷的原稿剛寫完不久的時候,林先生告訴我完稿的大穊情況,並向我提出一個請求。他說:其實我把稿子給關西(即京都、大阪)的幾家出版社看過,要他們岀這部書,但一家也没有答應。你能不能找找東京的能幫我出書的出版社?我覺得這是相當艱鉅的任務,但我們之間有如上所述的深交,而且我由衷地欽佩林先生的努力,因此答應他說“努力試試”。在東京的岀版社不勝枚舉,但我考慮了種種原因,看上了離東京大學很近的以歷史書籍出版爲事業的吉川弘文館。然而當時我和這家出版社没有打過交道,於是我馬上想到的是吾師三上次男先生。我把情況告訴了三上師,並請他幫助,三上師立刻應諾。我從他那兒得到“吉川弘文館基本同意出版,並且說爲了考慮岀版事宜,請林先生帶着資料上京進行面談”的回音,僅是其數日後的事。

我寫了這麽多,是因爲如下理由:起初林先生對中國青銅器感興趣,不斷摸索,最後下定決心要
解決當時的混亂狀態,爲此建立了¨辨傌之會”,這纔有了本書撰寫的想法。¨辨傌之會”建立後的經過與我也密切相關,因此我想講述一下這件往事。此外,我很髙興能夠爲《殷周青銅器綜覽》中文版的岀版也出了一臂之力,想必地下的林先生也由衷地高興和感謝這次意料之外的出版。在本書中文版付梓之際,我希望根據我的記憶盡量詳細地記録這段較長的本書前史,因此寫下這篇文章。我想說明林先生當初覺得有必要撰寫這部大著的根夲原因,正在於上文所講到的深刻苦惱。而且當年參與此事的幾位學者業已與我們幽明永隔,現在只剩下我一人。我也想把這篇小文奉獻給他們,安慰他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