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 全2册 2019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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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 全2册 2019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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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PDF电子书全2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出版。《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初，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反映了革命先辈们不忘初心、不畏艰难、勇于摸索、不断实践的奋斗精神。本书文字简约，内容充实，严格按照当时事件发展脉络，客观记述，有闻必录，述而不论，对一般读者和专门研究人员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书目：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 上册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 下册《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出版说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实践证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正如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中国人民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并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人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4.9倍。教育质量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1957年春，毛泽东同志在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安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后果。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错误的。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兢兢业业，弹精竭虑，不断地寻求、探索，经过17年艰苦奋斗，洗涤百年以来的战争创伤，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大厦，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天，在中共中央正确带领下，全国人民正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勇向前。我们相信，在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开创的思想和道路指引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数代人不懈的努力，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历史的车轮永远将奔腾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