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研究 全2册 2014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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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研究 全2册 2014清晰
竹书纪年研究 全2册 2014清晰
《竹书纪年研究》PDF电子书全2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15年出版，邵东方主编。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共十三篇，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竹书纪年》早已亡佚，今存有“今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两种。《竹书纪年研究（1980-2000）》集结了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20年间各位专家学者对“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研究的重要成果。这36篇重要论文，深入探讨了《竹书纪年》的版本问题，古人对《竹书纪年》的整理，以及《竹书纪年》的流传。学者们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提出了有力的文献佐证和商榷意见。尤其注意阐发昔贤所未论及之种种问题，并将结论建立在可供客观检验的历史事实之上，为研究者揭示出一条较为深刻和广阔的思考路径。作为《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的姊妹篇，是《竹书纪年》研究学术成果的结集体现。《竹书纪年研究》书目：竹书纪年研究 1980-2000竹书纪年研究 2001-2013《竹书纪年研究》序言：研究古史的人都知道，《竹書紀年》原爲戰國時期魏國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戟國的史事，是西晉初年從汲郡（今河南省衛輝市）魏王（一説魏國貴族）墓出土的大批竹簡古書中的一種，即《紀年》十三篇。當時晉廷的整理者以其所記按年編次而稱爲《紀年》。此書因從竹簡寫定亦稱《竹書》，又由出土的地點而名爲《汲冢紀年》，而見載諸書所引書名更有《書紀年》云云，但通常稱爲《竹書紀年》。那麽爲何《竹書紀年》會有“今本"的題名呢？這是因爲自清代中期以來，學者們一般認爲，《竹書紀年》原本（即出土後經當時學者整理成書的“《紀年》十三篇"）佚于兩宋之際；因此相對于不復見之《竹書紀年》原本，清代學者多稱明清通行本爲“今本”《竹書紀年》，如《四庫全書總目》即稱“今本”，亦有謂“今書"或“近本"。清道光年問，朱右曾撇開《竹書紀年》行世之本，廣搜自晉以降諸書所引《竹書紀年》（朱氏稱爲“古文"《紀年》）佚文，注其所出，考其巽同，以時代次第，名之曰《汲冢紀年存真》。朱氏輯本雖復片鱗碎羽，然汲冢《紀年》原貌可識。民國初年，王國維以朱書爲據，並師其例，繼爲增輯校正，以補朱書之缺，更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從此書的題名看，王國維稱《竹書紀年》原本爲“古本"，以相對“今本"而言。王氏又撰《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承襲了清人以《竹書紀年》通行本爲“今本"的説法。後來的學者對《竹書紀年》的題名基本上采取這樣的分。不過也有部分學者對上述傳統題名持不同看法，如美國斯坦福大學（StanfordUni-versity）倪德衛（DavidS.Nivison）教授即主張《竹書紀年》應有“原本”、“今本"和”古本"之分别：“原本"（anoriginaltext“，現或已部分亡佚；“今本"（'CurrentText，）可能大部分是原本；“古本"（'01dText，）則指假定原本已經全部佚失而搜采古書所引《紀年》的輯本0在他看來，假定“古本"爲源出汲冢的原本及視“今本"爲後人有心之僞作的觀點是根據不足的。倪氏高足、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ofChica-o)夏含夷(EdwardL.Shaughne”）教授則稱，所謂的古本、今本《竹書紀年》的稱呼是不合適的，恢復墓本才是有意義的研究。其所謂“墓本”即于公元前2的年（以下簡稱前××年）人土的《紀年》原本。1939年，朱希祖曾提出《竹書紀年》原本有荀勖、和嶠舊本（初寫本）與束皙改定本（考正重寫本）之别的觀點。@受朱氏之説啓發，夏含夷認爲傳世的“今本"《竹書紀年》和後人輯録的《古本竹書紀年》在體例文字上有諸多差巽，此因二本分别爲西晉學者對竹書兩次整理的不同纂本。0由此他主張汲冢《竹書紀年》至少存在荀勖、和嶠與衛恒、束皙兩個先後不同的整理本：一，臣瓚《漢書音義集注》、郭璞《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以及酈道元《水經注》所引《竹書紀年》當爲荀勖、和嶠的整理本，其絶大部分與“今本”《竹書紀年》相同；二，徐廣、王劭以及司馬貞《史記索隋》所引《紀年》則出于另一整理本，或有可能是束皙的修訂本0然而竊以爲此説缺乏堅實的根據，難以確證。關于“今本”《竹書紀年》真僞的問题，學術界有過兩度比較激烈的争論。第一次是自清代中期以至民國初年，主要限于中國學者之間。第二次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争論泛及海内外，迄今仍在持續。陳夢家將清代雍正以來研究《竹書紀年》的十幾位學者及其研究成果，即所謂第一次争論，大致分成三派：第一派信從宋後明前編作的《今本竹書紀年》（下稱今本），稍加考訂補正；一至第三派至第二派將一切今本失載的《紀年》完全補入今本各條之内。則僅録今本中見引于古書的各條及遺載的《紀年》而芟除一切編作今本時所補竄的各條。對于清代的“今本"《竹書紀年》研究，方詩銘主張應按照時間階段來説明。他認爲清儒對待“今本"《竹書紀年》的態度曾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無條件的相信，以東逢衡《竹書紀年集證》爲代表。第二階段，有條件的相信，以洪頤煊《校正竹書紀年》、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爲代表。第三階段，相對的否定，以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爲代表。第四階段，絶對的否定，以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爲代表。方氏按時間順序劃分階段的説法，與清人研究《竹書紀年》歷史過程不符。例如在所謂“無條件的相信"的第一階段，其代表人物陳逢衡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人；而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對“今本”《竹書紀年》持絶對否定的態度，如《四庫提要》（成書于1793年）、錢大听《十駕齋養新録》（成書于1799年）中“竹書紀年”條、崔述《〈竹書紀年〉辨僞》（作于1804年）等，均已明確指出“今本”《竹書紀年》爲後人所僞造之書。民國六年（1917）孟夏，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一書問世，這是“今本"《竹書紀年》真僞争論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此書繼承了清代考據學家對“今本"辨僞的成果，並比他們更有所推進。王氏逐條證明“今本"《竹書紀年》僞訐之迹，斷其爲僞書，徹底否定了此書的真實性。王書刊怖以後，中外學者多遵其説。如梁啓超便完全同意王國維的看法。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古史辨”派疑古之風流被深廣，甚至有學者主張《竹書紀年》出土後即被作僞。如吕思勉認爲西晉學者借古書出土而製造僞書，以闡發他們的政治觀點产當然，“五四"之後仍有少數學者堅持“雖不以'今本，爲真，但皆從古書輯出"的觀點。如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謂：“今本《紀年》固是後人纂輯，非是原書，然大都有所據依，非出臆撰。”@甚至有個别學者猜測“今本之先，必别有一本爲今本所從出”不過他們的看法以不受重視之故，未能在學術界發生很大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大陸學術界對《竹書紀年》的研究著重于繼續對“古本”佚文的采輯和“今本”源流的考證。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以朱、王二書爲據，復爲增删校正，補朱、王輯本所未備。方詩銘在王修齡協助下，編訂《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一書，于1981年刊行，以補上述三家之疏漏訛誤及編次不當。是書出版後，方氏又對書中的史料、文字及標點加以修訂。《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在2m5年付梓。從20世紀50年代起，臺灣學者亦側重于對“今本"《竹書紀年》的深層辨僞，搜討勘訂“今本"作僞之迹。@在西方，19世紀法國學者畢甌（EdouadBiot)與蘇格蘭漢學家理雅各（James）均不以“今本"《竹書紀年》爲僞，並將此書翻譯爲西方文字但是20世紀以後，西方學術界的觀點御有所轉變，傾向于支持朱右曾和王國維之説。譬如美國芝加哥大學顧理雅（HerrIeeG.creel)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吉德煒(DavidN.Keightley)教授便非常認同朱、王關于“今本"的觀點。他們和大多數中國學者一樣，在研究中國上古年代問題時均排斥采用“今本"《竹書紀年》中的材料。@這種情况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發生變化。近30年來，中外學術界對“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僞問題又掀起第二次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一部分學者力主“今本"一書非宋以後人依托，足資研究上古年代學。儘管從事翻案工作的各家在具體研究結論上尚有歧巽，御都一致認爲，“今本"《竹書紀年》雖經後人竄改和增飾，但與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原本一脲相承，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斯坦福大學，1979年11月倪德衛開設研討班期間發現，如果以某種假定的因素改動西周第九代王夷王在位年代，使其即位的時間推遲六年，則可用“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予以夷王時期幾個帶有銘文的青銅器確定年代。他又注意到，傳統文獻中某王的年代並不包括居喪的最初兩年，而戰國時代的史官對三年守喪的古制不甚瞭解。所以他認爲以即位年或從居喪期以後之登基年爲起點，來計算君王的在位時間，就有可能改變傳統的年表。而上述夷王年代之確定恰可與此印證倪德衛主張“今本"《竹書紀年》可能是晉武帝時出土的《竹書紀年》原本的一個副本，即從晉廷學者整理的一部尚未完成的本子派生而來，其大部分内容既真實又不完整。而所謂原本《紀年》的文本直到在前299至前2％年人墓之前尚未形成定本。魏襄王于前318年即位後，魏國史官將魏國的紀年與尚存的早期編年銜接起來，並對真實年代加以篡改。倪氏堅持説，即使此書是一部不完全的本子，其下逮西周末年的編年當爲原本所載年代。就此而言，“今本"《竹書紀年》乃戰國文獻，而其中的訛誤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