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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全4册 2016清晰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全4册 2016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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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全4册 2016清晰

  •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全4册 2016清晰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PDF电子书全4册,由巴蜀书社2016年出版。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收录已公布及部分已出土尚未公布的汉代至民国羌族汉文石刻文献材料390余通,其中包括四川省汶川、理县、茂县、北川等羌区石刻。所录石刻,对羌族和羌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历史和文化有重要影响,并具有较高学术、文献价值。类型包括碑碣、墓志、摩崖、造像记等。内容涉及羌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羌人组织、古代地理、民族融合、人口迁移、姓氏名号、世系谱牒、风俗习惯、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天文历法等。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分为“概述”“集释汇考”“专题研究”“附录”四个部分。其中“集释汇考”部分对每通石刻,按照先图后文的方式,分为“拓片(或照片)”“说明”“碑(志)文”“著录”“注释”“汇考”六个部分。“说明”对石刻出土时间、地点、递藏情况、石刻形制、高广尺寸、书体行款等基本信息作简明介绍。“碑(志)文”利用石刻原物或拓片、照片,参以已出版的录文、题跋等资料,详细校勘,查漏补阙,辨证失误。“著录”主要说明数据源,注明单位或个人藏拓和照片、图书和期刊卷次,便于比勘、核对。 “注释”主要从文字、词汇、典故、事实、姓氏等方面进行释诂。“汇考”主要考证相关人物、时间、事件、姓氏谱系、种落、宗教、风俗、历史,力求不枝不蔓,准确简明,对羌族史研究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书目: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第1册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第2册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第3册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  第4册

     

     

     

     


    《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出版说明:

    有一種很值得注意、而長期以來卻被人們忽略的文獻,被曾曉梅同志首次提出,這就是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羌族石刻文獻集成》。應該說,這是值得慶幸、值得表彰的。這體現了者敏鋭的學術眼光、踏實的科學精神和深厚的文獻素養。從作者提供的材料看,石刻開始於西漢末,以後歷代不衰,直至清代,延及民國,這是很令人鼓舞的。因為石刻(也稱“碑刻”)作為出土文獻,具有不同於傳世文獻的獨特功能其文獻真實性值得充分肯定;石刻内容複雜多樣,製作特殊,也不同於其他岀土文獻,其文獻硏究的價值是巨大的,是其他文獻不能代替的。充分利用出土石刻文獻,去印證、發明、彌補、訂正傳世文獻,又利用傳世典籍,用傳統的研究成果,去疏解出土文獻。二者互相補充,互相映襯,互相發現,互相支撑,進而去解决歷史上留下的疑難和困惑,去發現各個研究領域的新問題,這無疑是明智的、科學有效的。新材料帶來新研究,產生新成果,這已經是一再被證明了的客觀事實。

    就曾曉梅同志提供的材料而論,《羌族石刻文獻集成》主要有四點价值值得强調。其一,文獻數量多。全書搜集歷代有原石、拓本或者照相的羌族石刻材料,同時過録不見實物或拓片而留存於文集或方志中的碑銘材料,其内容都直接記載了羌人或者與羌人密切相關的史實,共搜列了390餘通。其文獻數量是很可觀的。這批材料,有的公佈在各種著作、各類期刊上,在浩如煙海的文獻材料中將羌族石刻篩選出來,本身就是一項很浩繁的工作。更值得讚揚的是,作者還親自到各地訪碑,搜集存藏於各地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尚未公佈的碑拓,還搜集了部分散落民間的流散文物。有一部分甚至是作者親手捶拓的石刻拓片。訪碑的娘辛是完全可以想見的,也因此對作者嚴謹勤奮、高度負賁的科學研究精神而肅然起敬。

    其二,文獻反映的内容廣泛。作者著録的石刻文獻内容真實而豐富。從類型上看,包括墓碑、讚頌碑、祠廟碑、墓誌銘、買地券、造像記、公告碑、契約碑、告示碑公約碑、宗族譜牒碑等,内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倜方面,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羌人組織、社會結構、古代地理、民族融合、人口遷移、姓氏名號、世系譜牒、風俗習慣、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宗教信仰等廣泛的領域。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很多材料都是其他文獻所没有記載的,因此顯得特别珍貴。其内容的豐富、廣泛,便為利用羌族石刻從事羌人歷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廣闊的空間,其研究的前景十分廣闊。其三,文獻真實性强。傳世典籍一般都曾經過後人的整理,改動在所難免,加上書籍輾轉傳抄、翻刻,或多或少都有所改變,不大可能保持原貌,尤其是文字的改變更大。石刻屬於岀土文獻範圍,文字一經上石,本身就不易改動,而大量碑誌在出土之前,深埋地下,更無人篡改,一如地下檔案,而一經出土,便成了最原始的文獻資料,屬於一次性文獻,因此,其真實性特别强。雖然也有翻刻和倡刻,但是好的翻刻般不怎麽失真,尤其是内容一般不會變動,作為文獻還是可信的。至於倡刻,都經過本書作者嚴密的考證,予以剔除。其材料的真寳可靠,為利用這批文獻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提供了重要的可信性保障。

    其四,文獻產生時間、地點可考。本書作者所著録的羌族石刻,大多有年款,其產生年代一般是明确的,銘文上面一般都明確列出鐫刻的時間。少數石刻自身没有明確時間,但是可以通過與之同時出土的相闌材料的内容、鐫刻工藝和形式風格、文字書體,考察石刻出土的具體環境等,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還可以在文獻本身的字裹行間,考察其用詞特征等方面,從中找到蛛絲馬迹,進而作出判斷。作者在這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正是由於《羌族石刻文獻集成》所著録的羌族石刻產生的時間、地點是明確的這就為羌族文獻的斷代和分域研究,提供了客觀依據;為考察羌人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的生存、發展狀况,追尋羌人的分佈狀况和歷史進程,提供了極大便利。就這個意義上說,本書關於羌族石刻文獻的搜集、集録及研究是其他任何文獻都無法替代的。

    歷代搜集整理石刻文獻,有不同的形式,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公佈拓片圖録。1936年趙萬里《漢魏六朝塚墓遺文圖録》十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石印本〕,我國第一次大量匯集墓誌拓片,按一定編排思路,經過分類整理、編輯成册的石刻拓片圖録匯編。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我國第一次對石刻進行的大規模搜集整理,是目前最大的一部拓本圖録滙編。所收石刻上起先秦,下至清代,並延至民國,數量達兩萬餘種,按時代先後排列,分101册刊出。

    其二,編制目録。如南宋陳思纂輯《寶刻叢編》,收録秦至五代石刻,著録石刻目録,記録岀處、時代、撰書人。據當時所見各種有關石刻書籍,蒐録古碑,摘録其目。以地理類著作《元豐九域志》之京、府、州、縣為綱,分地理編排,實開後世地方志中的著録石剡目録的先河。南宋曾宏父撰《石刻鋪》,从上古至宋代,著録石刻目録。這是一部綜合類石刻目録,没有一定的體例,也没有一定收録標准,只是雜採石刻,編纂成册。清孫星衍、邢澍的《寰宇訪碑録》是目前著録石刻最多的目録,為按目索碑提供了方便。

    其三,目録加跋尾式。首創於北宋前期的歐陽修,其《集古録》十卷,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跋尾式石刻研究著作。其基本格局是在碑文後面加人跋文,如果没有過録碑文,則在碑文標題後面,對該通碑銘的有關信息發表意見,或交代碑石來源,或考證文史,或考釋文字,形式靈活而淆雜。這種形式一直延續到清代末年,直到今天仍有出現。

    其四,楷書迻録碑文。將石質文獻轉變成紙質文獻,對銘文内容的保存有積極意義。司馬遷著《史記》,過録秦刻石,是過録碑銘的源頭,宋代以後逐漸增加。其載體形式的變化,完成了石刻文獻的文本著録。由於金器有時而毁,石刻有時而泐,賴拓本得以保存,而拓本既不易得,不便保存,不易翻檢,更不便於閱讀,對利用、研究石刻文獻仍然隔着一層,因而終賴文獻著録傳之後世。

    其五,楷書録文加跋尾。宋洪适《隸釋》二十七卷,首創此體。其體例是先釋讀並楷書迻録;原石有闕泐,若闕一字,則隨文小字雙行注明“闕”,若闕二字以上,則注明“闕幾字”。石刻闕泐而他書有引録,則據以補岀,並注明出處。然後以跋尾形式對碑銘涉及相關文史進行考辨,内容包括石刻原物的具體說明,涉及歷史事實、漢隸文字的考證。性質類似於歐、趙跋尾,而又有所拓展。末尾以雙行小字說明碑别字,是研究碑别字的最早著作。

    其六,拓片圖録加釋文。將圖録和釋文同時公佈,既為利用石刻拓片提供方便,又便於豭對原文。這是較好的一種碑刻文獻著録方式,如朱亮主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文物岀版社1994年開始分省、分册陸續出版)。著録包括說明(以墓誌首題所作的名稱、產生年代、尺寸、形制、紋飾、書體、行數、字數、出土時間、地點、收藏處為對象)、圖版、録文。其七,公佈拓片圖録,楷書録文,並有考證。既有石刻圖録,又有録文,並有具體文史考證,其法甚善。如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年)、王其禕等《隋代墓誌銘彙考》(縵裝書局2007年版)。先出圖録,後載楷書録文,並用現代標點,簡介墓誌岀土情况、誌石形制尺寸、書體、歷代著録情况。附録摘引前人對各墓誌的考證,附考有簡短的編者評語。其八,於碑石提要、圖録、録文、考證之外,增加“校注”一目,應該是對石刻文獻比較科學的整理。如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纔裝書局2008年版),先提要介紹碑石的基本情况,然後公佈拓片圖版,楷書隸定録文,加現代標點,注明拓片來源,最後為較詳細的校注,對歷代石刻録文多有訂補。

    以上各種形式,既反映研究的時代特徵,也表現出人們對石刻文獻整理的觀念和意識,都有用處,而又各有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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