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 全五册 [清] 王念孙 著 2014

读书杂志是清代王念孙先生在校勘方面的代表作，也是清代朴学的代表著作。该书校勘《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诸书中文字，后经出土文献验证，多有可征之处。《书目答问》录80卷，另有余编2卷。同治九年金陵书局刊本。

《读书杂志(全五册)》校勘《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诸书中的文字，考释其中的部分词语，将校勘与训诂结合，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文献知识，用丰富的材料校正原书中的文字讹误和句读错乱，考辩音训异同，疏通全句，正确反映原意，校释精审，是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词语的重要参考书。又附研究汉代碑文的《汉隶拾遗》一种。

王念孙（1744 ——1832），字怀祖，生而清羸，故自号石臞。江苏高邮人。王引之之父。自幼聪慧，八岁读完十三经，旁涉史鉴。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王念孙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誉。

《读书杂志》目录：

《读书杂志》一
高邮二王作集出版说明
《读书杂志》整理作序
读逸周书杂志
逸周书弟一
逸周书弟二
逸周书弟三
逸周书弟四
读战国策杂志
战国策弟一
东周
西周
秦
齐
战国策弟二
楚
赵
战国策弟三
魏
韩
燕
宋
衞
中山
读史记杂志
读史记杂志序
史记弟一
五帝本纪
夏本纪
殷本纪
周本纪
秦本纪
秦始皇本纪
……
《读书杂志》二
《读书杂志》三
《读书杂志》四
《读书杂志》五

精彩书摘
「秦按攻魏」、「君按救魏」、「秦按为义」，三「按」字义并同也。「按」，字或作「案」，又作「安」，又作「焉」。《荀子·劝学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杨惊曰：「安，语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礼记，三年间》作『焉』。《战国策》谓赵王曰：「秦与韩为上交，秦祸案移于梁矣。秦与梁为上交，秦祸案攘于赵矣。』异趟策。《吕氏春秋》昊起谓商文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释玺辞官，其主安轻？』见《执一篇》。盖当时人通以『安』为语助。」念孙案：字之作「案」者，《战国策》《荀子》而外，又见于《逸周书》。

 

书友对《读书杂志》的评价：

上周最后一次课，主要是对校勘学的概略介绍。其中，在介绍王念孙《读书杂志》“犂明，孝惠还”一条时，文辉同学提出异议，说自己在看某种杂志的时候，有的文章并不赞同王念孙的观点，问他具体内容，他记不清楚，只是说，有个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故意写错的，用来掩饰汉惠帝与母亲吕太后的矛盾，以免让他背上不孝之名。我虽浅薄，但很喜欢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书，辨析校正文字，唯有“精锐无匹”四字可以形容。文辉转述的这种十分新奇的观点，我很难相信。但为了谨慎起见，还是让文辉把具体的出处找出来，细加辨析。
第二天文辉就给我发了邮件，说明他看到的文章乃《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三期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郑晓时的《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一文。我去图书馆复印此篇文章，文章的观点极为新奇，大致是说，我们通常认为汉惠帝是个懦弱的人，在吕后的威势之下，郁郁而终。但郑晓时先生却认为通过三种笔法，隐讳史事，实则惠帝是个在政治上相当强硬的人，与吕后的冲突时有发生，只不过需要了解这三种笔法才能了解。
哪三种笔法呢？据作者说，一、“缺漏之笔”，即故意漏载某些史事。二、“对比反衬”，即对具有矛盾关系懂得某甲与某乙，只记载某甲的作为而不提某乙；然而，某乙的作为由某甲的记述逆向推论即可得知。三、“错乱之笔”，即故意误载或虚构史事以呈现“明文”与“隐文”的双文效果。明文所载是假，经由考证所解读出的隐文才是真正的史实。这是以谜语写史书的一种形式，因为所有的错乱之笔作者自己都提供了明显的“错乱提示”，即藉故意制造的错乱以提醒读者仔细分析其隐讳的意涵。（第16页）
观点如此新颖、奇特的文章，凡是对《史记》有些兴趣的人，大概都会找来看看的。看过一遍之后，我想起赵光贤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史学方法的推翻——读郭沫若作<孔墨的批判>》（见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在那篇文章中，赵先生历数了郭老为了证明自己提出的观点，即孔子是个袒护乱党的人，墨子则反之，在选择和运用史料时存在的问题，以《墨子》、《晏子春秋》中的不实材料论证孔子，却不加考证。文章的最后，赵先生说：“我希望郭君还是多研究史实，不要把历史考证的方法根本抛掉，而将学说建筑在沙滩上，否则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终久是站立不住的。”（第209页）我读郑晓时先生的文章，亦有同感。因为文章存在问题太多，需要专门找时间，写成专文，限于时间紧迫，无法做这样的工作，只好俟诸异日。
回到开始遇到的这个细节问题。过去曾经在介绍王氏父子考证成就的博客文字中介绍过王念孙对此处的考证，略述如下。刘邦在世的时候，喜欢戚姬和她的儿子赵王如意，有意立赵王为太子。因为张良的计谋，未能实现。惠帝即位后，吕后实际掌握政权，对戚姬母子怀恨在心，意欲置之于死地。她设计将赵王从封地召回长安，惠帝知道母亲的心思，不忍兄弟被杀，就让赵王跟他同起同卧，以免被吕后找到机会，暗害如意。
《史记》记载吕后害死赵王的过程原文为：“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犂明，孝惠还，赵王已死。”
集解：徐广曰：犂犹比也。诸言犁明者，将明之时。
念孙案：帝晨出射，则天将明矣。及既射而还，则在日出之后，不得言犂明孝惠还也。“犂明孝惠还”当作“犂孝惠还”。犂犹比也，言比及孝惠还而赵王已死也。《汉书•外戚传》作“迟帝还，赵王死。”迟、犁声相近，“迟帝还”，比帝还也，迟下无明字，则《史记》亦无“明”字可知。后人不解“犂孝惠还“之意，故于“犂”下加“明”字，而不知与上文不合也。《晋世家》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犂二十五年”，与“犂孝惠还”同义，故徐广曰：“犂，犹比也。”后人既于“犂”下加“明”字，又于《集解》内增注云：“诸言犂明者，将明之时。”不知将明之时，乃帝晨出射之时，非还宫时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之《吕后本纪》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王念孙对此处的分析，经过逻辑矛盾的分析，对比《汉书》，以及《史记》其他部分语言运用的例证，证明了此处错误乃后人不明前人语言习惯，在校对时所妄加，非常有力，并且连裴骃的《史记集解》中何以注解会有矛盾，都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
那么，郑先生如何解读此段呢？他说此段不可尽信，原文如下：
这段记述有两处明显的错乱。一、“犁明”的“犁”字错误，应作“黎”。卷八《高祖本纪》载“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帀。”可证。二、“晨出……犁明……还”时序错乱。前引文表明“黎明”在“夜”后，指天将明时，应在天已亮的“晨”之前。这两处错乱应在提示这是错乱之笔，意在隐讳惠帝忤逆其母之事；以白话文来说，就是淡化处理了惠帝的不孝。
郑先生在此处还有一个脚注：
班固将“犁明，孝惠还”改为“迟，帝还”亦可证明《史记》之误，见《汉书•外戚传》。王念孙也指出：“帝晨出射，则天将明矣。及既射而还，则在日出之后，不得言‘犁明孝惠还’也。”见王叔岷《史记斠证》第二册“犁明孝惠还”下引，史语所专刊1982年版，第359页。
王叔岷先生之书我尚未见。但郑先生这里有几个问题，则是必须提出的：
其一、虽然他专门提出“犁”字，当作“黎”，但似乎郑先生在此全无版本意识，不知自古《史记》此处均为“犂”字。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多见日本所藏北宋以前《史记》版本，也无异言。至于“犂”、“黎”在语言上是否有不同，我不敢乱说，还要请教老牛兄这样的语言学专家才是。
其二、郑先生把《汉书•外戚传》断为，“迟，帝还”，而翻检中华书局点校本，则为“迟帝还”。或许点校本接受了王念孙的结论也未可知。但郑先生之断句，并无语言习惯的支持，则可明言。
其三、郑先生引用王叔岷先生书所引王念孙的讨论，仅仅是转引，并未见《读书杂志》原书，何以如此说呢？原因很简单，他所引的仅仅是王念孙初步的逻辑推理，指出文句存在矛盾，这是他所需要的。但他并不知道王念孙最终论证的结果，乃是后人妄改《史记》，而非郑先生所云司马迁有意为之的错乱之文。
其四、郑先生指出，司马迁错乱之笔（从第三条我们其实已经知道其谬误之处）意在隐讳惠帝忤逆其母之事，就是淡化处理了惠帝的不孝。若是如此，那么后面看到母亲把戚姬变成“人彘”的可怕情景后，惠帝“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从常理上说，更加忤逆不孝，但司马迁何不采取郑先生所云的“错乱之笔”呢？恰恰相反，郑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认为“孝是汉的立国之德，惠帝甘犯不孝的大罪表明他的个性极为刚烈。此处司马迁特别运用‘请’字以隐讳他的不孝。此字传统上只有‘告知’之意而无谴责之意。”“不是人”的谴责都说出来了，还用得着加个“请”字来隐讳？这样的记述，还能叫做隐讳吗？至于“请”这个字在此的理解，似乎也无需多费笔墨。
郑先生所论牵强附会之处，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去找来看的。当然，郑先生在论文里还是显示了很多熟读文献的功底，可如果仅仅这样任意联系，解释字句，任意猜测，解读文献背后的内容，真的已经是推翻了史学的原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就不说。当然，对于郑先生的胆量，我是很佩服的。
真是奇怪，何以《中国史研究》这样严肃的刊物，会发表如此经不住推敲的文章呢？难道我上面对郑先生论文的分析有问题，而自己却并未察觉？还请大雅君子有以教我。

考拉，别炒冷饭了~来回就这些~
我也跟着炒炒，把当时给你的评论拿过来。
“犁明”的“犁”字错误，应作“黎”。
班固将“犁明，孝惠还”改为“迟，帝还”亦可证明《史记》之误，见《汉书•外戚传》。

以上两条论断均非是。
邌，犁，黎，迟四字之义训与互通，三家注有注，可参看《说文系传》、《广雅疏证》、《席氏读说文记》、《廿二史考异》。
且《汉书》用迟字有定例，颜注已明言之，文句极多，可尽改乎？

郑先生引书，只引于己说有用的材料，不顾 前后矛盾。仅凭同书中的一条无关的史料的用字，就断定原文的正误，《史》《汉》中先儒的注解视而无睹，凭己意断句，这样做恐怕不可。
有前人之说可循，何必诡立新异之论。

王既疑《集解》又信其“犁犹比”以足“迟”说，不能尽无疑。且以《史记》辞气，前言“晨出”，后应“犁明”，较得。则王所以疑《史记》，非时间与辞气，《集解》也。射猎本是漫长的游玩，大概今晨出次日归可足兴，而腐迁特书惠帝“黎明归”，谓惠帝心念也。“犁”通“黎”，所谓“昧爽”，姑迟怀祖之疑。

乾嘉学派的经典，举例：《战国策•赵策》中“左师触詟愿见太后”

王念孙训诂为“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2000年后，马王堆汉墓出土竹简于之合，可以其功力。

今国学之复兴，惟“汉学”当是，而今我注六经者猖，悲哀！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史也！！！切记！切记！

读书杂志还有一种1985年3月由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的版本，32开平装3册，无出版说明及介绍，可能是影印民国时万有文库的本子，定价12元，共1868页，看起来更方便一些。这套书是1990年时买的，当时惊为天书，从中知道了不少读古书的方法，立志要掌握他的方法和知识来读书，后来又买了他的广雅疏证读，才发现自己确实不是那块料，还是老老实实看点前人的成果吧。高邮二王的学问不用说了，达到了训诂的顶峰，他们的书，确实是读古书的好帮手，如能耐心地读上一两种，再看诸子百家时，那种感觉会与没读过大有不同。
今天本来想为豆瓣再添一种版本，结果没有ISBN号，无法添加，只能在评论里面提一下了。

高邮二王之一王念孙的读书笔记。非常值得一读，并且这个版本的书无论是封面还是版式设计都非常的好。值得拿来收藏，并且不同于先前的文人的读书笔记，该书校勘《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诸书中的文字，考释其中的部分词语，将校勘与训诂结合，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文献知识，用丰富的材料校正原书中的文字讹误和句读错乱，考辩音训异同，疏通全句，正确反映原意，校释精审，是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词语的重要参考书。又附研究汉代碑文的《汉隶拾遗》一种。
王念孙作为徽派朴学的嫡系真传大师，王念孙运用就古声以求古义、从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参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态度，从事训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中国古代文字学重形不重音，王念孙针对这一局限，用了十年的时间，采取为《广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经传，旁采众说，详加考证，就古声以求古义，改正原书错字、漏字、衍字等讹误甚多，遂写成《广雅疏证》，该书颇具创见，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自言：&ldquo;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rdquo;其子王引之&ldquo;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有一种现象，应该也算不上多奇怪。就是有些书名头很大，播在人口，但真正读过的人却不很多。王念孙（怀祖）《读书杂志》应该是这一类中的一部。其不可谓不知名，但知名者亦被忽视。事理若反，细究有由。

　　《汉学师承记》附王氏父子于戴震之后，所述极简略,念孙得四十三字，而引之三十七字，合一处共八十字，无一字及《读书杂志》。或以江藩与引之年相埒,其卒又先于念孙,《师承记》刊刻之时，《读书杂志》尚未全部完成；然江氏于段王一派太简，亦令人吃惊。段玉裁略胜念孙，得五十八字；然与卢文弨、邵晋涵等单独成篇者似相去不可道里计（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555、557页）。及梁任公、钱宾四《近三百年学术史》出，于怀祖此书皆极扼要，未拈出特立处，几句赞扬，亦落俗套。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不及讲到怀祖便停歇，讲义中明言陈垣之《读书杂志》为周祖谟借去，两三年不还，柴青峰无缘读此书。学术史作品于此一百万言之大书，未能探骊珠，言肯綮，殊为可惜。

　　真正之批评来自胡适，可惜为负面。胡适为陈垣所作《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云：“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校勘学释例》卷首，中华书局，2004年）

　　胡适之言，清晰而有力量，乃振聋发聩之语。十个精细且有经验之校勘家，亦抵不过一个善本。胡先生之白话文简练干脆，忽然画出一杆秤，十个校勘家亦失去分量。

　　然善本之寻，可遇难求。乾嘉以来，校勘家皆藏书家，于古本、善本之搜求，不遗余力；犹不能保自身分量。真正求一善本，远比说说麻烦。明初毛晋收书，宋本已论页计，汉学家证以群书，正需阿堵。一生专力做某一书之校勘，苦求古本，或有所得；若校勘群书，若王怀祖、伯申父子，必求古本，否则不动工，则几无望矣。故将校勘家与善本分置天平两端，乃辩论家风采。

　　更可注意者，此序为援庵所作。其中有复杂微妙之关系，下详。援庵书出，张孟劬谓援庵云，尊作甚佳，奈何序太坏，吾已撕之。援庵回，君自撕君书，与我何干。孟劬默然。（《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436页注1）

　　《读书杂志》究竟为怎样一部书？它与《元典章校补》似同而实不同，非针对具体某部书之校勘。或以为其为校勘之书或训诂之书，皆不准确。它是一种读书札记，由其名字“读书杂志”即可知，然又与《日知录》《困学纪闻》等不相同，非谭文论史之学术笔记，其内容甚单一，乃王念孙读古书读不通，遇到疑难，最后得以解决之笔记。

　　以此性质论，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最相接近。然两者命运不同。陈垣谓“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当时名气很大”（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133页）。钱氏《近三百年》专论俞书，累千言不止。类型相同，一显一晦。主要原因在于《读书杂志》篇幅太大，不能传广，卷帙繁多，很难尽读。然俞作正是师王，而以天才之大，下力之勤论，俞不及王，更是定论。

　　古书哆口瞠目不能读，读亦不能解之处太多，此则大家感同身受。某人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解决如许疑问，我辈自当欢迎。实则，此类前贤颇不少，如《廿二史考异》《义门读书记》等等，皆有解决古书疑问的片段，亦成为各书光彩照人之一页，为其争光。然终露头便走，不多流连而谈经论史去也。此亦自然，碰到、解决、记下来，事毕则退，为一种自然性行为。高邮王氏不同，将此事成为系统，大规模去做（仿佛申请了国家项目似的）。于是问题来了，王氏父子有何秘技可以如此大规模去做呢？靠善本固然最稳妥，亦最不现实。

　　王念孙《读书杂志》最为人所称道者乃理校。理校即“据理推断，以定正误”。胡适序径称为“推理之校勘学”，亦妙语解颐，一霎间，由正而转负，由高而转低。称其为“校勘学的支流”，则必然矣。若主流只能两本对校，则校勘学足可大大缩短战线，甚而至于偃旗息鼓可也。绩溪胡氏数语，非常之清晰，部分地有理，从根基上把乾嘉之傲气打下去，在新旧之争中又取得一次胜利。

　　无须静心细想，确如胡适所言，“据理推断”，此“理”何物？答曰，为逻辑。若以逻辑求是，每每与事实不符。然尽弃逻辑，事更不可为，胡氏观点，无异要校勘学关门大吉。穷搜版本与据理推断，从来不曾分离。古书难读，句逗难通，疑义难解，皆须据理推断，提供选择。此种选择，于读懂古书，不无帮助。

　　于《读书杂志》，试举数例。《史记·张丞相列传》有“他官”，不能通，而《汉书》此处作“冗官”。王念孙指出，当是冗（宂）官。“宂”误作“它”，又改“他”，故成不能通之“他官”。此种梳理，由宂及它，再及他，处处推理，然其结果，应当讲令人满意。（《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71页）

　　或以为通，其实不通。《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云：“孝公既用商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似乎无问题，亦读得懂。王念孙认为“鞅欲变法”，“鞅”因上文而衍。其理由为，是孝公用商鞅变法，恐天下议己，非商鞅恐天下议己，故鞅有“疑事无功”之谏。不然上下文正矛盾。极易滑过去之问题，王氏如何发现之？原来比对群籍，《新序·善谋篇》谓：“孝公曰："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恐天下者正是孝公（《读书杂志》，304页）。

　　《管子·侈靡》篇谓：“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阴之阴也，故胜水。”此种阴之阴、阳之阳的，最难理会。王念孙指出《太平御览·珍宝部三》引此条，“阴之阴也”作“阳之阴也”，并以《太平御览》为是。并引群籍谓珠生于水，性阴，但形圆属阳，故称“阴之阳”；而玉生于山，性阳，形方属阴，故称“阳之阴”。可见其方法由大量比对出，且信类书（《读书杂志》，1178页）。

　　《淮南·原道篇》说“九疑之难”，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高注：“被，剪也。”王引之认为诸书无训“被”为“剪”者。以“被”字当为“劗”字。初看可谓武断。《王制》有“被发文身”语，《史记·赵世家》、《汉书·地理志》注又有“剪发文身”、“断发文身”语，又如何判断而取舍耶？王氏杂引群书，又用推理，认为南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读书杂志》，1983页）。我亦以日常事推之，跑步时汗出，头发若长，一绺绺垂下，眼睛难受，南人处水多苦热之地，剪发抑披发，不难确定。

　　王氏父子能超越诸人于此挺立，其法为比对。一旦读不通，所涉某人某事某语，于其他古籍中一一找出，加以比对。几条、十几条捉置一处，则大多趋同，一旦有异文，往往是问题解决之开端。酷似今日之电子检索，仅以人脑代电脑耳，博览群籍，过目不忘，为高邮王氏之秘宝，以之传人，人弗能受。其中又依推理做判断，高下亦取决于此。此法到了后来，甚至一用就灵，提高到方法论之高度。当然此不易为，胡适的话，“过人的天才与功力”，才可能将大海捞针式变随心所欲式。多少缺点，亦值佩服。

　　王念孙比对之法，多用类书，上引一二例已及，颇遭人诟病。类书撮抄而成，率多节略，有本书不用，转用类书，此诟病往往易为人所接受。然世上事正是有其一，还有其二。古书今日所见者，多清代所刻。类书所引，或较清本为古，以类书比对，正是此理。

　　王念孙用类书，纵横比对，得此法真传者为陈援庵。

　　陈垣史源学实习，用《日知录》作教材，卷十二“财用”条“元和八年四月敕……十二年正月又敕”，学生注“《旧唐书》十五《宪宗记》下”，陈垣认为不对。援庵谓自己买到王念孙《广雅疏证》手稿，改处甚多，非涂乙再写，乃写在纸条上覆之，或粘数层，依次揭开，可见其修改过程。前所言元和八年、十二年二敕，先写《旧唐书·宪宗纪》，再改《册府》，又改《旧唐书·食货志》。又谓：“《册府》北宋时之作，在《新唐书》之前，《旧唐书》之后，为第一等材料。清人不用，唱高调，上当也。”又谓：“《册府》唐时材料可用，六朝材料稍差，汉之材料尤不可引。今有两《汉书》，何用转引之书，只能用作校勘，不能用作史源。”（《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49页）王氏是绣出鸳鸯，援庵肯金针度人。

　　援庵他处又说：“古人引《汉书》者，与今日不同……例如《太平御览》所引北宋初之《汉书》，与今日之《汉书》不同，可以用古人所引校正今日之《汉书》。”(《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11页)

　　陈援庵在用类书校勘上最是念孙解人，条分缕析，不仅后世子云，几欲后来居上。又，王仲荦《谈谈我的治学经过》云：“1962年，国务院调我去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

　　陈垣开史源学实习，要找出引书出处。顾炎武《日知录》杂引前人语，与自己语打成一片，“天衣无缝”，以此为能。今要一一指出。文中无书名者，寻到娘家，正是本领；若无书名，有人名，找到门牌，亦有意义。然若书名、人名皆具，还有必要寻原文以比对吗？

　　援庵自创史源学实习（《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第9页），其启发性正来自王念孙纵横比对之法。援庵后来也到了一用就灵的程度，称“因人所读之书读之，知其引书之法、考证之法、论断之法。知其不过如此，则可以增进自己上进之心；知其艰难如此，则可以鞭策自己浅尝之弊”（同前，第7页）。又谓“如用求史源之法考《四库提要》，可知其错得一塌糊涂”（同前，98页）。

　　如此看，说陈援庵是乾嘉嫡传并非过分，精确点说，作《通鉴胡注表微》前之陈垣为乾嘉嫡传。邵循正挽陈垣，谓“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意思稍复杂，但正是陈垣素被称为乾嘉殿军之旁证。前文述及胡适为陈垣书作序，诋王念孙之校勘，援庵默许，依违新旧之间，其微妙在此。援庵致胡适信谓“知对此题目必有好些新议论，足补土法之不足”（《陈垣来往书信集》，217页），果真引出新议论，画出一杆秤来秤乾嘉和善本。援庵之默许，自然引起邓之诚、张孟劬等不满。

　　《陈垣来往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五函（1933年冬或1934年初）有“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灾梨已毕，谨将校稿呈阅，专候大序发下即可刷印”云云（409页），则知援老亦请学生辈傅孟真先生作序。傅氏创建史语所时名言为“不读书，动手动脚找材料”，与王念孙“读书”二字正成比对，而王氏亦非只读书而不找材料。傅序未作，其序若成，不知更将如何。

　　前已提及，《读书杂志》是大的工作，王氏不是随分读书，随手札记，而是从《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到《管子》《晏子》《墨子》《荀子》《淮南子》《吕氏春秋》，一部一部下来，乃系统性工程。系统性带来缺陷，《读书杂志》固有精彩纷呈之条目，亦有不少非如此精彩者不忍舍弃，盖舍之即破坏系统性。贪多爱好，只得其一。此为学术上颠扑不破之至理名言。

　　王氏这部《读书杂志》篇幅太大，故名号高而读者亦稀，有些考论不能为人所用。新近鹤归田余庆先生名著《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及流民帅一节最精彩，惟引《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有“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虽一年之后即易”句， 页下出一注，或可商榷，云“虽”字一本作“须”，周家禄校记谓“虽”下脱“难”字，田先生下判断说“须”字和周校皆可通。言外之意“虽”则不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42页注2）。不知此处“虽”当训为“唯”，《大雅·抑篇》“女虽湛乐从，弗今厥绍”，言女唯湛乐之从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读书杂志》“虽无出甲”条，316页）。周校添字作解，未足为训。

　　胡适有名言“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又喜考据，默认绩溪胡，似总与乾嘉有渊源。不料针对校勘学出惊人之语，与段玉裁“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误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云云顶着来，趁“土法”出“新论”，震得乾嘉身后之信奉者耳朵里嗡嗡响，梁上落下尘土来。

《读书杂志》，有清一代的训诂学代表人物王念孙撰，是其继《广雅疏证》之后问世的又一部成为后世经典的训诂专书。该书是对先秦、秦汉时期子、史、集等方面的古书中词语疑义的诠释和正误①，大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读书杂志》校勘的比重很大，迄今为止不见学术界有人从修辞的角度考察是书校勘的得与失。下文笔者从修辞的角度总结《读书杂志》的校勘内容，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读书杂志》利用修辞校勘古书之得
（一）从修辞的角度考察古书的讹误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淮南子》中，写了后记，名《读〈淮南子杂志〉书后》（《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62—984页），系统地归纳古籍错讹的各种现象，认为“推其致误之由，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亦半也”（962页），细分为六十四条，没有一条涉及修辞，但在实际校勘中，不明古人修辞也是致误原因之一，即使不是致误之由，我们也可以从修辞的角度发现原文存在的问题，通过探索，求证，从而知道原文该作什么。
如不明古人喻意而误。王念孙“有既误而妄改者”条举例：《淮南子·泛论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葵之与苋，则论人易矣。”王念孙认为俗书葵字作（《汉语大字典》未收此字），美字作羙，字上半与羙相似（不止上半，下亦相似），故误为美，后人又改为“美之与恶”。今按：王校是也。此是因俗书而误后，又凭意妄改{2}，不知原文连用两个比喻说明同一个道理，美与恶和玉与石不为一类，且美与恶并非易辨。古人常取譬说理，后人如果不明喻义，则不免凭意妄改。又如《读书杂志·逸周书第二》第15页“婚妻”条，王念孙认为“婚”本作“昏”，后人不晓文义而改之。王氏云：“据孔注云：‘喻昏臣也’，则本作‘昏妻’，明矣。”
更多的是忽视古人互文的修辞手法而致误。古人作文特别讲究句式的整齐，尤其是韵文，利用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古书中的讹误或前人训释之误。在整齐的句式中，对应的词词义关系一般不外乎三种情况：相同或相近；相反；相关。从语法上来考察，一般词性相同。
{1}对文义同（有时互补）
如第11页《逸周书·大聚篇》：“具百药以备疾灾，蓄五味以备百草。”下句误倒，当作“蓄百草以备五味”，王念孙指出：“百草与百药对文。”“蓄百草以备五味”实际上是一个表目的关系的复句，颠倒了显然不通。
第894页《淮南内篇第十四》：“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刘本依《文子·符言篇》改“怨”为“恶”。王念孙认为：刘改是也。毁与誉对，善与恶对。道藏本作怨者，涉上文两怨字而误。
{2}对文义反（或为反对关系）
《史记第三》“北迫”，“内措”条（第100页），《齐太公世家》：“燕北迫蛮貘，内措齐晋。”王念孙认为：“‘北’当为‘外’，字之误也。隶书外字作见汉司隶校尉鲁竣碑，形与北相近，因误为北。‘外迫’、‘内措’，相对为文。蛮貘，故言外，齐晋为中国诸侯，故言内。”今按：《汉语大字典》外字的隶书字体收有，出处为史晨碑。外与内对文义反。迫与措对文义同，措亦迫也，王念孙言措通笮（迮）,《说文》：“笮，迫也。”《荀子第二》“士仕”条（第658页），王念孙认为“士仕”当为“仕士”，与下文“处士”对文。“仕士”与“处士”是对立的事物。
{3}对文义相关
如第96页《史记第二》“黄金银”条，《封禅书》：“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王念孙说：“‘银’上本有‘白’字，后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黄金’以别之，银唯一色，不须言‘白’，故删去‘白’字耳。不知书传言白银者多矣，且‘黄金白银’相对为文，少一‘白’字，则文不成义。”王说有众多引文为据，是可信的。不过，他说删去白字，文不成义，倒未必，从金字处作停顿即可，只是黄字显得多余了。“黄金白银”，黄与白，义相关，皆指颜色。又《管子第九》“必成”条（第489页），《禁藏》：“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王念孙说：“‘必成’本作‘成必’，‘成’即‘诚’字也。《九守篇》：‘用商者贵诚，用刑者贵必。’……‘诚必’与‘博厚’相对为文。作‘成’者假借字也，后人不解‘成必’二字，遂改为‘必成’，而不知其谬以千里也……皆以‘诚必’连文。《九守篇》‘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信必亦诚必也。”《汉书·韩信传》：“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然得脱，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师古注：“必谓必信之。”其实，“必”亦“信”也，《汉书·艺文志》“信赏必罚”，“必”与“信”对文，“必”亦“信”也，若以“必”字为必定之义，则不准确，如王氏所引《淮南子·兵略》：“将不诚必，则卒不勇敢”，“必”字解为必定则语不顺。《管子·侈靡》：“唯交于上能必于边之辞”，《集校》引何如璋说：“必者，诚信无贰之谓。”{3}
整齐的句子如果结构相同，在三句以上，则为排比句，如第153页《史记第五》“青駹马”，“乌骊马”条，王念孙认为两马字皆后人所加，《匈奴列传》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王云：“皆五字为句，其马色之一字者，则加马字以成文，两字者则省马字以协句。《尔雅·释地》之说八方，东南西北之下，皆有方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之下无方字，例与此同也。后人不知古人属文之例……而各加一马字，则累于词矣。”
（二）从修辞的角度论为其校勘作论证
尽管大部分古书之失，往往不是不明修辞而误，但可以从修辞的角度论证原文存在的问题，以去伪存真。
用词的准确是修辞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战国策第一》“南攻杨越”条（第41页），王念孙认为“攻”当为“收”，“皆谓取其地也，若但言攻，非其旨也。”今按：攻、收不仅形似，义亦相关，收（取）是攻的结果，根据史实，用收或取字准确。《史记·南越传》司马贞《史记索隐》曰：“案《战国策》云：吴起为楚收杨越。”王校可信。
如上文所述，古人讲究句式的整齐，特别是韵文，如《逸周书·武称篇》“三哀：一、要不嬴，二、丧人，三、摈厥亲。”《读书杂志》第4页王念孙说：“‘丧人’本作‘丧民人’，今本脱民字则句法参差。”古人的这种行文特点有助于我们判定古书的正误，结合其他知识，我们就能恢复历史的原貌。这是三字句。第6页“是适无见过过适”条：“适无见过适过适，无好自益，以明而迹。”王念孙说：“此文本作‘无见过适，无好自益，以明而迹’，三句皆四字，而以适、益、迹为韵。适读为谪，无见过谪者，无见责于人也。《广雅》：‘谪、过，责也。’《商颂·殷武篇》：‘勿予祸适。’《传》：‘适，谪也。’”此是四字句。《读书杂志》第640页言《荀子·修身篇》“安燕而血气不惰柬理也，劳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之“交”字当为“文”，除交与文隶书相似之外，此句字数虽多而皆相对，“柬理”与“好交”对文义相关也是我们判定讹误的一个重要的证据。《逸周书第二》“土地之宜”条（第11页），《逸周书·大聚篇》：“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王念孙说：“赵曰：‘土地之宜’，土字疑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念孙案：赵说非也。古之人文不嫌于复。‘土地之宜’与‘水土之便’对文，删去一字则句法参差矣。且注文有土宜二字，则正文本作‘土地之宜’甚明。”
用避讳知识来论证古书之误，如《淮南内篇第十四》“贵其所有”条（第889页），《诠言篇》：“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有字当为长，用有字是不准确的，为什么长字误为有字，是因为淮南王的父亲名长，为了避讳而不用长字，用长的同义词修（通修）字，隶书修字残缺而误为有字，贵与贱、长与短皆对文义反。用词的准确、避讳、对文是我们判定讹误的三个原因。《汉书第七》“太岁谋”（第278页）也是用避讳知识来判定谋字当为谍，唐人避太宗李世民之世子讳书谍字作，因讹为谋字。古人多取譬说理，明其喻意，则不难论证其失。如《逸周书第一》“告”条（第8页），《大开篇》：“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王念孙说：“岁之有秋云云，乃取譬以明之，则告当为若，下文‘若农之服（治也）田，既秋而不获，维禽其飨之’即其证。若与告字相似而误。”又如第43—44页“夫齐”条，《战国策·齐策》：“靖郭君将城薛，齐人有请见者，靖郭君见之。客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钓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夫齐，虽得隆薛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第二个“夫齐”，《新序》作“无齐”，吴斯道认为：“盖夫无音讹。又因上‘夫齐’混。”王念孙认为“夫齐”为“失齐”之误，云：“此以大鱼之失水，喻靖郭君失齐。上文曰‘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可证也。《韩子·说林篇》及《淮南鸿烈·人间篇》并作‘失其’。”今按：王说是也，此以水喻齐，以大鱼比喻靖郭君，以大鱼之失水，比喻靖郭君之失齐。《新序》作“无齐”不若“失齐”，当是讹为“夫齐”后而意改。
有时是详略之分，两种表达都可以，不能以一种表达来断定另一种有误，如《汉书第八》“入汉”条（第283页）：“及高祖初起沛，绾以客从入汉”，《史记》作“从入汉中”，王念孙认为不能据此认为汉字下脱中字，“从入汉”即从于汉中。《功臣表》云：“曹参以中涓从起沛，以将军入汉。萧何以初从入汉。樊哙以舍人起沛，以郎入汉。”汉即汉中，省言之。
二、《读书杂志》忽视一些修辞特点而导致的校勘之失
①忽略了古文上下文同字异义，古人用辞不避复的特点
《逸周书第二》“曰”条（第12页），《逸周书·度邑篇》：“其曰兹曰度邑。”王念孙说：“上曰字义不可通。《玉篇》十五引作‘其名兹曰度邑’是也。‘度邑’即本篇之名。”今按：此当从原文作解。名、曰二字形、音皆不形似，无由致误。第一个曰字即名的意思，《玉篇》改为“名”，意思是一样的，修辞上避免了重复，但古人用字不嫌复也，这是王念孙知道的。“其曰兹曰度邑”犹第66页《战国策第三》“即有死蚌”条“苏代为燕为赵惠王曰”，两为字不同义，前为字是替的意思，后为字是对的意思，此前曰字是名的意思，后曰字是为的意思。《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此曰字《汉语大词典》解释为“叫做、称为”，其实就是动词名的意思，《说文·系部》：“系，一曰恶絮。”《段注》：“一曰，犹一名也。”《论语·卫灵公》：“不曰如之何？”皇侃疏：“不曰，犹不谓也。”义亦相近。第二曰字，为也，如《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曰字。
②忽视了原文排比的特点
《逸周书第二》“有生而不失其宜”，“天不失其时”条（第11页），《逸周书·大聚篇》：“夫然，则有生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其财。万物既成，放此为人，此谓正德。”王念孙云：“‘有生而不失其宜’，本作‘有土不失其宜’，上文曰：‘因其土宜以为民资’，《文传篇》曰‘土不失宜’，皆其证。今本土误作生，又衍有而二字，则文义不明，且与下三句不类矣。‘天不失其时’，本作‘天下不失其时’……”卢文弨云：“《艺文类聚》引此有生作有土，无而字，财作材。”此为王氏所本。刘师培云：“案卢校谓《类聚》引‘有生’作‘有土’，今考《路史后纪四·夏后纪》云：‘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天得时而万材成焉。’”{4}生与物互文互补。按刘师培说，生字未必非也。王念孙认为，天字后有下字。今按：生、物、人、天对文，天字后本无下字（“生”字若作“土”，反而不类），王念孙认为《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文有下字，原文当有下字，其实没有下字本通，则引文衍下字不无可能，且刘师培考《路史后纪四·夏后纪》引文亦无下字。上文笔者提到古多用单音节词，后世抄书者受双音节词的影响而误加字，“天下”与“号令”{5}即其例，“天下”是常用词，故“天不失其时”，“天”字后衍下字。
③知古人常用整齐、相对的句式，而不知原文可以不对
如《淮南内篇第二》“市买不豫贾”条（第949页），《泰族篇》：“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王念孙按：“‘买’字，即‘贾’字之误而衍者也……多一‘买’字，则文不成义，且与上句不对矣。”今按：“买”的繁体字为“买”，与“贾”的繁体字“贾”相似，贾为价（价）的古字，所以王念孙认为“买”字涉下“贾”字而误。多一“买”字，与上句不对。今按：古市、买单用同义，“市买”连用有买卖的意思，并非文不成义，如《史记·汲郑列传》：“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市买，买卖也。可见，《淮南子》原文自通，不能以“不对”而断定原文多一“买”字。至于《览冥篇》以及《史记·循吏传》并云“市不豫贾”，是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
又如《汉书第十一》“燔尞南郊，瘗于北郊”条（第232页），王念孙认为当从上文以及《通典》作“燔尞于南郊，瘗薶于北郊”，“瘗薶”是同义复合词，单用“瘗”或“薶”，与瘗、薶二字连用意思是一样，上省于字，下用单音节词而不省于字，完全不影响意思的表达，“燔尞南郊，瘗于北郊”未必有误，变文避复是可能的。
④忽视了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同义修辞）
《战国策第一》第43页“太子为粪矣”，鲍标注：“即所谓粪之。”吴师道注：“粪，弃除也。”王念孙说：“鲍注不解所谓，吴以粪为弃除，太子为弃除矣，亦甚为不词。今案：‘粪’下当有‘土’字。下章吕不韦谓秦质自异人曰：‘今子无母于中，外托（寄也）于不可知之国。一日倍约，身为粪土。’语意正与此同。”今按：鲍、吴皆解粪字为动词，《说文》“粪，弃除也”为其所本。大意不错，除亦弃之义。《慧琳音义》卷五、卷十五云：“粪，弃也”，“为”是表被动的，不能作动词理解，太子被弃矣，原文并无不词的问题，此当从原文作解，下云“身为粪土”则是用形象的比喻说明见弃之意。上下文不一定表达完全相同。如果要证明“太子为粪矣”粪下有衍文，还应当有更充分的证据。又：王氏之所以误，还有一个原因，即不知为字之义，不懂“太子为粪矣”是被动句。
《史记第三》“坐为计谋”条（第116），《孙子吴起列传》：“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缁车中，坐为计谋。”王念孙说：“《文选·报任少卿书》注引此‘坐’作‘主’，于义为长。”今按：王氏认为“于义为长”者，是从修辞上来用某字更好,至于是否是误，还得有更充分的证据，因为二者皆通。就此条而言，应从原文作解，用“坐”不见得比“主”字逊色。主字说明孙膑出谋划策是为首，以其为军师，自然是主为计谋；用坐字形象，因为孙膑腿不便，故安作缁车中，所谓运筹帷幄之中也。古不立乘，而孙是特殊情况，加之军师身份而非战将，故安坐，而且为了他安坐，特意安排了缁车，故史公曰：“坐为计谋”。《周礼·考工记》有“坐而论道”，言论道者从容不迫，“坐为计谋”，言孙膑指挥若定。
《汉书第八》“令齐赵”条（第282页）：“令齐赵共击楚彭城”，王念孙说：“令，当依《史记》作合，谓汉与齐赵合而共击之楚也。”今按：王说证据单一，不可信，此当从原文作解，用“令”字说明汉的主导地位（且句中共字即合的意思，不过是副词而已），用“合”字说明击楚的三方，《汉书》并非直接引用《史记》原文，不得据彼改此也。
《淮南内篇第十三》“天下为忠之臣者”，“赏少而劝善者众”条（第886页），《氾论篇》：“故赏一人，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终{6}忠于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王念孙说：“‘天下为忠之臣者’当作‘天下之为臣者’。《吕氏春秋·义赏篇》引孔子曰：‘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即《淮南》所本也。今本‘为’、‘之’二字误倒，又衍一‘忠’字。‘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当作‘此赏少而劝众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正与此句相应……今者二字误到（指劝、众二字），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劝善而衍。”今按：忠字衍，王念孙没有说为什么衍，自然是涉下文而衍（其实，既然没有充分的证据，“天下为忠之臣者”也可能是“天下之为忠臣者”是无意中的错简）。王氏认为善字涉下文而衍，误。王氏知文同一例的修辞特点，而忽略了变文避复的情形。“费少而劝众”之“劝众”和“劝善者众”并通，“劝众”当理解为劝者众的意思，省者字（如果作动宾结构是表示目的，前面当用以字）。《晏子春秋第一》“修哀”条（第530页），《内篇谏上》：“今朽尸以留生，广爱以伤行，修哀以害性。”王念孙说：“修字于义无取，当为循字之误，循之言遂。‘遂哀’谓哀而不久也。”今按：此当从原文作解，第889页《淮南内篇第十四》“贵其所有”条，王氏知淮南王避父讳书“长”作“修”，明于彼而昧于此也。此修以长也，长犹久也。长（久）哀以害性，文从字顺，以为循的误字，通遂，也是训为长久之义。《诗经·卫风·氓》：“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笺》：“遂，犹久也。”即使不是避讳，修字也与遂字同义，《周礼·考工记·弓人》“则及其大修也”，郑玄注：“修，犹久也。”修与修通，由修远义引申为久。
异文与原文皆通，从存真的角度，是非难定，考证诚为难事，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妨从原文作解，尤其是一为本字，一为借字的那种情形，如《史记第四》“发”条（第128页），《平原君虞卿列传》：“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发也。”《索隐》本“发”作“废”。王念孙说：“‘废’即‘发’之借字。谓目笑之而未发于口也。郑氏不达，故误解为‘废弃’。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废’也。若作‘发’，则不得有此误解矣。后人改‘废’为‘发’，遂失其旧，乃或加‘发，一作废’四字，以牵合已改之正文，则其谬误亦甚矣。”今按：郑氏解为“废”，至多说明他所见的版本作“废”，不能说明《史记》太史公写作时本作“废”。“发”既然是本字，宜从原文作解。
注释
{1}王念孙对经书中词语疑义的解释和正误见其子王引之所撰的《经义述闻》。
②《读书杂志》第886页有《群书治要》等书引文为证。
{3}见《故训汇纂》（宗福邦等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第770页注释{17}。
{4}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补，1995）第431页。
{5}《逸周书第一》“举旗以号令，无取侵暴”条（第3—4页），令字衍，是因为“号令”是习见的双音节词，至于加令字而失韵，则抄者未加审谛也。又如《逸周书第四》“焚其草木”条（第32页），衍木字以至于失韵，主要是“草木”常连用。《淮南内篇第九》“勇力”条，《主术篇》：“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王念孙认为：“力字因勇字而衍。‘勇力不足以持天下’与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对为文，不当有力字”，王氏还与类书所引为证。今按：古多单音节词，后世多双音节词，抄书者受此影响而误衍一字，这与不明词的古义而望文生义一样，都是受心理定势的影响而出错。
{6}王念孙说：终，尽也。茅一桂不解终字之义，遂改为愿忠，而庄本从之，谬矣。今按：终训为永更准确。《广雅·释诂一》：“终，极也。”《诗经·周颂·振鹭》“以永终誉”，赵奂《诗毛氏传疏》：“永、终皆长也。”古有“终古”一词，终古，永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