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篇） 全25册 2010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篇） 全25册 2010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篇） 全25册 2010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是今天人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参考文献。丛书中方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说，《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世界上首次集中研究和出版越南使者在中国见闻、纪行和创作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价值不仅对中国学术研究起到拾遗补阙的史料作用，而且还见证了在十分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文化认同、观念、国家意识的变化。对于研究者而言，可以利用这些文献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新的理解。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而成。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搜辑了现存于越南的53 位作者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文献原件主要存放于汉喃研究院的汉喃书库（越南汉喃书籍的主要收藏地），以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异域之眼”，直观地呈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感性样态。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主要收录越南陈朝、后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者的著述。当年来华的使臣，如冯克宽、阮宗窐、黎贵惇、阮攸、等，在越南国内均是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十分熟悉。燕行途中他们娴熟地运用汉文撰述使程日记，书写往来公文，以汉诗咏叹摹写各地风光，并与中国朝野士绅进行文字交流，到北京后又用汉诗汉文和朝鲜、琉球两国使节唱和赠答，并以能用汉文相互沟通而深感自豪。
当年的越南使者来华，大部分是通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的。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此外，4 种使程图细绘镇南关至北京所经路线和各地名胜，对广西、湖南的水路、塘汛描绘尤详。凡此均从不同的视角，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总目录：
、第一册
《介轩诗集》，陈朝·阮忠彦 撰
《使华手泽诗集》，后黎朝·冯克宽 撰
《梅岭使华手泽诗集》，后黎朝·冯克宽 撰
《旅行吟集》，后黎朝·冯克宽 撰
《北使诗集》，后黎朝·陶公正等 撰
《使程日录》，后黎朝·阮公基 撰
《默翁使集》，后黎朝·丁儒完 撰第二册
《往北使诗》，后黎朝·阮公沆 撰
《乾隆甲子使华丛咏》，后黎朝·阮翘、阮宗窐 撰
《使华丛咏集》，后黎朝·阮宗窐 撰
《使程诗集》，后黎朝·阮宗窐 撰第三册
《桂堂诗汇选》，后黎朝·黎贵惇 撰第四册
《北使通录》，后黎朝·黎贵惇 撰第五册
《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后黎朝·阮辉 撰
《北舆辑览》，后黎朝·阮辉 辑
《华程诗》，后黎朝·武辉珽 撰第六册
《花程遣兴》，后黎朝·胡士栋 撰
《北行丛记》，后黎朝·黎 撰
《使轺行状》，后黎朝·黎惟亶 撰
《星槎纪行》西山朝·潘辉益 撰
《华原随步集》，西山朝·武辉瑨 撰
《华程后集》，西山朝·武辉瑨 撰第七册
《海烟诗集》，西山朝·段浚 撰
《海翁诗集》，西山朝·段浚 撰
《皇华图谱》，西山朝·吴时任 撰
《燕台秋咏》，西山朝·武辉瑨、吴时任、潘辉益 撰第八册
《使程诗集》，西山朝·佚名 撰
《华程消遣集》，西山朝·阮偍 撰
《艮斋观光集》，阮朝·郑怀德 撰第九册
《拾英堂诗集》，阮朝·吴仁静 撰
《华原诗草》，阮朝·黎光定 撰
《华程诗集》，阮朝·阮嘉吉 撰
《华程学步集》，阮朝·武希苏 撰
《枚驿诹馀》，阮朝·吴时位 撰第十册
《北行杂录》，阮朝·阮攸 撰
《使程诸作》，阮朝·阮攸 撰
《使程杂咏》，阮朝·潘辉湜 撰
《北行偶笔》，阮朝·丁翔甫 撰
《华轺吟录》，阮朝·潘辉注 撰第十一册
《轩丛笔》，，阮朝·潘辉注 撰
《北游集》，阮朝·黄碧山 撰第十二册
《华程略记》，阮朝·邓文启 撰
《华程续吟》，阮朝·潘辉注 撰
《梦梅亭诗草》，阮朝·张好合 撰
《闽行杂咏》，阮朝·李文馥 撰
《华程偶笔录》，阮朝·黎光院 撰
第十三册
《粤行吟草》，阮朝·李文馥 撰
《粤行杂草编辑》，阮朝·汝伯仕 撰
《三之粤集草》，阮朝·李文馥 撰
《仙城侣话》，阮朝·李文馥 编第十四册
《镜海续吟草》，阮朝·李文馥 撰
《使清文录》，阮朝·范世忠 编
《周原杂咏草》，阮朝·李文馥 撰
《使程遗录》，阮朝·李文馥 撰第十五册
《使程志略草》，阮朝·李文馥 撰
《使程括要编》，阮朝·李文馥 撰
《郿川使程诗集》，阮朝· 范芝香 撰
《燕行总载》，阮朝·裴（木贵） 撰第十六册
《燕行总载》，阮朝·裴（木贵） 撰
《星轺随笔》，阮朝·阮（亻收） 撰
《方亭万里集》，阮朝·阮文超 撰第十七册
《如燕驿程奏草》，阮朝·阮文超 撰
《志庵东溪诗集》，阮朝·范芝香 撰
《骃程随笔》，阮朝·潘辉泳 撰第十八册
《东南尽美录》，阮朝·邓辉 编
《如清日记》，阮朝·黎峻、阮思僩、黃竝 撰第十九册
《燕轺笔录》，阮朝·阮思僩 撰第二十册
《燕轺诗文集》，阮朝·阮思僩 撰第二十一册
《北溟雏羽偶录》，阮朝·范熙亮 撰
《万里行吟》，阮朝·裴文禩 撰第二十二册
《中州酬应集》，阮朝·裴文禩 编
《雉舟酬唱集》，（中）清朝·杨恩寿、（越）阮朝·裴文禩 撰第二十三册
《每怀吟草》，阮朝·阮述 撰
《建福元年如清日程》，阮朝·范慎遹、阮述 撰
第二十四册
《燕轺日程》，后黎朝·阮辉等 编绘
《如清图》，阮朝·裴（木贵） 撰、阮朝·范文贮 绘
第二十五冊
《燕台婴语》，阮朝·裴（木贵） 撰 阮朝·佚名 绘
《燕轺万里集》，阮朝·裴文禩等 编绘
《北使佳话》，阮朝·佚名 撰
越中历史纪年表（1314—1884）越南真正地像朝鲜、琉球那样，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是从明代开始的。越南的燕行文献主要有三类：诗文集、日记、使程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使程图。这些使程图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研究中国南方地区地理、文化的非常好的材料。
越南·燕行·燕行文献
越南北边跟广西和云南接壤，东面望出去就是我们的海南岛，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地形。而在历史上，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地形。最早时，它的南方是占婆国，跟现在的柬埔寨同属一个文化区。它的北方，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公元10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五代时候为止，其实是中国的领土。后来才慢慢统一，成为现在的越南。
因为17世纪以后法国传教士的进入，19世纪后期又被法国吞并，再经过越南战争，现在的越南有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子存在。但越南的很多古迹，写的还是汉字。像胡志明市有个关帝庙，庙墙上装饰的人像都是中国古装的，上面还嵌着汉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城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就是中国文化影响到了它最底层、最基础的一些地方的证明，可是现在的越南人已经看不懂了。
越南一开始跟周边国家一样，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在中国统治时期，以及10世纪它成为独立国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文都是正式文字。大概最晚到13世纪，越南开始创造一种自己的文字，叫喃字。喃字主要还是依据汉文的基础，为了越南本土语言的发音创造的一种文字。
法国传教士进来以后，给他们创造了一种现在通行的拉丁文字。现在在越南，汉文不通行了，喃字也消失了，从文化上看，其实是很悲哀的，整个文字传统被割断了。
从现有记录看，从宋代开始，越南已经向中国朝贡了。但越南真正地像朝鲜、琉球那样，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是从明代开始的。它的新王即位时，中国政府会派册封使，正式给予任命。而当它作为附属国派使者来中国时，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到北京来见中国皇帝。北京古称“燕”，所以现在文献学上叫这些为朝贡来北京的外国使者为“燕行使”，他们整个的历程就叫“燕行”。
相比朝鲜和琉球，越南离北京最远，路程最长。越南燕行使者从他们的首都——早期是升龙（现河内），后来是顺化——出发来中国，主要是两条线路，都是从镇南关（现广西友谊关）进来的。然后到汉口，分为两路：大概到乾隆年间为止，他们主要是顺长江而下，经过南京，再北上山东，这样上北京的；乾隆以后，是直接在汉口过长江，北过黄河，经河南、河北，到北京。
这些燕行使者到中国后，中国给他们的招待是非常好的。进了镇南关后，最基础的费用全由中国承担。中国政府会派两种人去陪他，一种叫“长送”，一种叫“短送”。长送就是从广西进来以后，一个相当于今天省一级政府的副职或近似级别的人物，一直护送他到北京。短送是每过一个州县，都有一个官员在本地的地界里陪同。
陪送的过程当中，主要就是为这些燕行使者做两件事。一就是吃喝，每天两顿，还都是有肉的。另一个就是听戏。以清代为例，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一个上谕，就说——
向来安南使臣来京瞻觐，经过沿途省会，该督抚等例有筵宴演戏之事。
现在看到的燕行文献里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同治七年来华的越南使团，在广西、湖南和湖北，都受到过“酒三行，演戏三出”的招待。到了北京以后，清朝的皇帝也要赐宴，然后也都安排他们听戏。听戏主要有三个地方：热河行宫里的清音阁，圆明园里的同乐园，紫禁城内的畅音阁。别小看这个听戏，中国人招待外宾，举办文艺活动都是有政治目的的。在整个演出过程中要表现什么，非常重要。越南、朝鲜和琉球的使节都是汉字文化圈的人，自然看得懂其中的政治含义。
燕行的过程中及之后，燕行使者会留下一批文字或图像的记录，我们现在叫它燕行文献。越南的燕行文献主要有三类：诗文集、日记、使程图。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使程图。燕行使者进入中国后，有时甚至从越南首都升龙或顺化出发时，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尽量把它画下来，一直画到北京。这些使程图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研究中国南方地区地理、文化的非常好的材料。现在的广西、湖南一带，以前整个文化的记录相对而言并不发达。而靠了越南人的这些地图，我们可以获得以前比较缺乏的第一手文献。
使程图里的中国
使程图在现存的东亚燕行文献中，是琉球没有的，朝鲜也很少的。使程图大多是彩绘的。我选其中一种，是一个叫阮辉□的使臣为首的使团所绘的《燕轺日程》，时间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
越南人自己对于去北京的两条线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是一位叫潘辉注的使臣写的：
汉阳是古今使路水陆分程处。黎以前，使舟过此，顺流东下，历江西、江南，至扬州始起旱，经山东、直隶入京，行程共至周年，水路历东南一带，人景繁华，涉历舒畅。
到乾隆时代以前，他们的使行线路全部是沿长江而下，所以经过江南。江南地方是非常漂亮的，又是水路，很平稳，所以玩得非常痛快。
近来自汉口起旱，过武陵关，入河南，经直隶，四十日间，风沙跋履，使车殊属劳苦。虽中土山河，备见古今遗迹，而晨夕驰驱，每怀靡及，何如风水安便上路上扬州耶。
这里的“近来”，是指清代中后期。“起旱”，就是不走水路，坐马车了。尽管北方有很多古迹，但这么走实在太苦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燕行使者的文字里，有坐双轮车颠下来的，还有在轿子上被颠下来的。所以他很怀念那些早期能够过江南的燕行光景。
早期的使程图画得非常仔细，因为整个路程的大部分是水路，中间沿长江而来，水路既平稳又慢，可以仔细画。像《燕轺日程》里画的南京城图，有些城门名称现在是找不到的，如“龙江门”、“后阁门”。这些对我们现在来研究南京的城市变迁，是非常好的一手资料。
后期的使程图，基本上可能是以早期的图为基础，再加了一些东西。
在使程图里我觉得最有意思，也是被画得最详细的，是北京图；北京图里画得最用心的，则是紫禁城，就是故宫。
早期画的故宫，很像越南的建筑，尤其是这两个翘檐，越南黎朝、阮朝的建筑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凭记忆画的，只能以自己熟悉的越南高档建筑为参照。
越南燕行使程图中画得最像的故宫，是清代后期，光绪二年，裴文禩使团画的《燕轺万里图》中的故宫图。这当然不可能是这时可以让使臣带着画笔进宫了，而是因为在这之前不远，越南模仿中国的紫禁城，在首都顺化建造了自己的皇宫，据说设计者还是中国派去的。
但如果仔细看看他所画的，还是差了一点东西——著名的故宫三大殿的后两殿都没有了。因为后面他是不能进去的。他没见过，所以画不出来。后来大概有人跟他说了，后面还有很多建筑的，所以他在图上加了一个注释——
欠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
中国的帝后与文人
越南燕行文献对中国人的描述是非常精彩的。这里我们以中国的帝后与文人为例，给大家作一点介绍。
帝后里面要讲的第一位，就是乾隆皇帝。乾隆八十大寿时，召集了所有属国和属藩派使节到北京来给他祝寿。越南副使潘辉益在《星槎纪行》里，记录说他出发前，曾接到乾隆皇帝的命令，叫他带越南的演员一起到北京，跟中国的演员来同台演戏。
据潘辉益记录，越南伶工到了北京，进宫唱了一下，乾隆非常高兴，接下来又想出一招，命太常官选十位中国演员，依照越南伶工的装扮——秀才帽、交领衣（越南当时还保留了明朝式样的服装），让那十个越南演员教中国演员，用越南音调来演唱越南歌曲。最后到正式的开宴场合，中越分列左右，对唱越南人创作的祝寿歌，大获成功。
显然乾隆皇帝是在利用这一特殊场合，来表达他在东亚地区的权威，强调所谓的“天下一家”。这是有关中国帝后的比较早的例子，是中国文献里面见不到的。
清代中期也有一则有意思的材料，是潘辉注《輶轩丛笔》里的一条笔记。讲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牙齿。
他说：“道光帝今春秋始四十五，而齿已尽落，殊属异事。”才45岁，牙齿已经全没了。去问内务府，内务府回说：“帝为诸王时，射弩偶伤缺齿。”但真正的原因，是“嘉庆二十三年待钓于太湖，得异鱼不知名”，而道光皇帝太贪玩，不听嘉庆皇帝“鱼不知名，不可食”的劝告，“潜令烹煮，一日夜方熟，取而尝之”，结果“是夜梦神人来取鱼龙，醒起，齿尽落”。估计就是吃了有毒的鱼，导致道光皇帝的牙齿全落了。
所以大家看道光皇帝中年时候的这个画像，非常瘦，就是因为他没牙齿。这个事情当时中国人就是知道，也不敢记到书里的。
第三个材料，是同治年间的燕行使者黎峻、黄竝、阮思僴的《如清日记》里，记录了慈禧太后听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听戏时也垂帘。同治八年的三月二十三日，燕行使们接到命令，进紫禁城迎驾，“大皇帝并两宫太后驾过，鼓乐作，奉敕宣召，仍照次列坐”，然后，他们遥遥看见“正殿中间施榻壹，上施青绸帐，两宫立帐前看戏”。
从这些燕行文献看，中国帝后整个的生活是活生生的。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他记录各种各样的情形，比如说他也会说这个皇帝手很软，或者皇帝跟我说什么话，问我什么事，其实问下来都是很平常的，但因为是领袖的语录，所以他全部记录下来。
燕行文献里除了有关于中国帝后的纪事，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跟文人交往的记录。越南使者在中国的交游主要集中在两批人：一批是中国政府官员，另一批是地方绅士。越南派来的使者，汉文水平大都很高，来去有一两年，实在闲着无事，他就到处写诗，还老想找人唱和。中国的官员比较忙，尤其是清代后期，所以越南使者经常会找地方的士绅来唱和。这些材料作为中国的文学文献来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例如，在越南燕行文献里，我们发现了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的诗，而且是陈三立最早时期的诗。
光绪二年到四年，越南使臣裴文禩到中国来时留下的一个诗集《中州酬应集》，里面有两首诗就是陈三立的。第一首是：
觚棱回望五云高，江水秋清返节旄。重译久闻沧海贡，皇华更咏使臣劳。花堂围醉吟朋集，官烛摊笺妙语叨。璀灿纪行诗满箧，人天投分感吾曹。
第二首是：
归去仍乘下濑船，桄榔叶黑瘴江边。圣朝文物无中外，上国衣冠自岁年。荒峤风花还入梦，故山藤竹想参天。新醅菊酒逢残腊，应有新声播管弦。
最后还有一个跋：
光绪三年丁丑冬十月，珠江侍郎以贡京师使还越南，吾乡盛锡吾观察招陪节宴，围座笔谈，极中外一家之乐，用成长句二章，奉送归轺，即求赐和。豫章陈三立伯严甫呈稿。
不要看这个诗写得很一般，其实很重要。大家知道陈三立现存的诗集，一个是南京图书馆藏的稿本《诗录》，主要是陈三立早年当官时候的诗；另一个就是现在通行的《散原精舍诗》，收的全部是戊戌变法陈三立被革职以后的诗。而现在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两首诗，是光绪三年（1877），陈三立还没有出仕、25岁时候的诗。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讲，陈三立这样一个同光体的代表人物，最早写的诗是什么模样，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中国的另一面
但是，也因为是越南人，所以他无所顾忌。无所顾忌以后，他就会描写很多中国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有时候看上去是很不堪的。但从这不堪里面，我们也比较真确地知道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
现在留下来的大部分燕行文献都是清朝的。整个清朝从乾隆时的全盛，到道光时的四面受敌，再到最后同光时期，朝贡的藩属国被西洋或日本所侵吞，最后离中华远去，从这另一面里，我们是很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痕迹的。
首先我们举黎贵惇的燕行日记《北使通录》来看。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到八月间，出使回国的黎贵惇在长江一带顺流而下，遭遇了舟人贩盐。在这样庄重的外交使团专用船只里，船夫竟趁机一路贩卖私盐。
黎贵惇记了好多次：六月份，“风顺，由舟人贩盐不行。”他就让通事（翻译官）找钦差官督促开船，但钦差官居然允许舟人商卖，“托以风少未可行为辞”。然后，再到一个地方，就又开始卖盐。卖了就停，再去请求，回说天气不好，船有问题，仍旧停着。
后来到七月份，越南使者已经总结出规律：“大要伊（“伊”即钦差官）专听其管家，管家又与私人贩盐，到处商卖。”进了八月份，还卖盐，结果到了湖北省界，出问题了：“初八日、初玖日，仍驻，由钦差管家人陈魁前站船卖私盐，为驿上巡司察出，捉船户二人，盐百斤，馀送县。”到别人的省界里面，人赃俱获。当时“县官欲动文申详”，准备查办，而“钦差尚使解说，以是未行”，还是走不了。
所以，越南使者在北京碰到过的一个士子，考取进士后，比他们晚三个月出发，在长江里后船追前船，居然跟他们重逢了。
清代中期的情况就更麻烦了。
道光十七、十八年之间来华的范世忠，在所撰《使清文录》里，记录了他在北京收到道光皇帝的赐品里存在质量问题一事。
当时的赐品有“锦八疋，蟒绸缎八疋，蟒纱八疋”，其中“锦八疋”是最高档的礼品。但是，据范氏说，“领赏国物项间有锦八疋，内六疋穿裂颇多。”也就是政府操办的东西里，四分之三都是次品。
也是在范世忠的《使清文录》里，还记载了邓廷桢察核地方官员的一个故事。那是越南使者到广西后听到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移文，定于本年正月中旬，抵该省辖，察核官吏。广西省向例，由该员自行考实勤休”。也就是自查。但自查能查出什么东西呢？
就此传话的这个人，给越南使者举了个例子，“至如前途驺从船艘供应，颇属太广。每州县寻常照应，仿约三四千银两之外方得充需。不然，则摘出别事革削。以此州县望风惶惧，或以病告，或以老告。抚院堂亦虑失察之咎，听其告假”。得知邓廷桢要来查，这些有问题的地方官的第一反应都是——生病了，老了，不干了，赶紧走人。总督以下的高级地方官，怕邓廷桢来批评他们失职，也就随下面人去了，走就走吧。
所以，道光十八年越南燕行使者到广西以后，碰到的实际情形是：“嗣而一路舟行，所过州县，间有新任员帖，有代理员名帖，有无帖者”。他每到一处跟人家交换名片，有的是新上任的官员，有的是代理的，还有竟然没有名片可以交换的。
实质上，如果我们从文献所记整个来考察，从乾隆就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乾隆曾经有一次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他八十寿辰时，某地接待越南燕行使花了四万两银子，就是地方啊，什么东西要花四万两白银？彻查，最后居然查不下去。范世忠《使清文录》记的这个事情已经是清中期了，1838年，再过两年就是鸦片战争了。这个时候的败象，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过了这个时期，到了后面的同治时候，那就非常地不好看了。同治八年，阮思僴《燕轺笔録》记录了北京城大朝时候的场景——中国官员也从来不会记录这个——清晨到故宫太和殿前去朝拜皇帝的时候，“方礼拜间，见观者亦有拥挤行间，文员亦有混列右班”。所以越南使者写了一个评语：
朝会大礼如此不整，无人举劾，亦一异也。
地方的情况则更难以想象。1870年范熙亮的燕行日记《范鱼堂北槎日记》里记录，他们从南一路往北，接近北京城时住的宾馆，据说是“上漏下湿，无处可避，坐处架竹，蔽以蒲藩油纸。旅况如此，亦笑话也”。不仅如此，他们还遭遇了“乙使官失盗”。
清代越南4或6年一贡，两部一起，所以有甲部、乙部。乙部的使官，是正使官。“大朝”就是正式觐见中国皇帝时穿的服装，“常朝”是普通外交场合穿的服装。而这位正使的这么重要的“服”和“冠”，居然全部被偷。
事出之后，巡抚一级的派人彻查两天，居然找不到。然后这个地方官给越南使节出了个点子：“将就县员，请照原式备制，先令入京购办，俾及事。”这样也算了，他还关照越南使节一句话，说“贵使亦当为东道主人顾体面也”。这个话，越南人自己说是可以的，作为清朝的政府官员说，却是不太像话了。这个越南使者也不客气，他就把这句不太像话的话给记下来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体面的。
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文献上看，相同时期是乾隆盛世，后面还有所谓同治中兴。但从越南人非常冷峻的眼睛看，那个天朝帝国，虽然还保持所谓朝贡体系，保持着有天子、有臣子、有外藩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但是，这里面的衰败，实在是相当严重的了。
馀论
最后，我想对我们现在从越南燕行文献里面看到的中国，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这个小结，我也用越南人的话做一个开场。越南燕行使者到北京后，住在现在北京城南装潢豪华的“四驿馆”。越南使臣潘辉注曾这样描述：
此馆体制颇华饬。本国使与朝鲜、琉球诸使来者分住。盖外国表文，惟我并此二国用汉文，与中华同，殊异于诸国也。
作为同用汉文因而是一等外藩国家的使节，显然他是很自豪的。
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这些越南使臣也非常有意思。比如乾隆二十六年来中国的黎贵惇，他非常喜欢对对子。他到湖南巡抚的衙门里，碰到一个中国武将。这个中国武将不知道越南使节的厉害，说，听说您是越南状元，我给你出个对子的上联，“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黎贵惇马上就对出了下联，叫“天朝圣皇，天朝皇哉皇哉”。很得体，而且很有气度。不光如此，他还告诉这个不知深浅的中国武将：“此下句出《文选》。”
事情还没完，这位黎贡使对完上面这个对子，回到自己船上，余兴未散，又就着那个“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的上联，说我还可以再对个下联，叫“天下大老，天下老者老者”。这个下联很有深意。一方面，可以解释说这个“老者”是长者，承认中国是“天下大老”；但另一方面，“天下老者老者”也可以理解为，你尽管是天朝，但是你已经老了。
所以越南人在整个燕行文献里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图景，或者说他对中国的看法，其实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必须承认他们的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根基上的再衍生。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中国，他也看到了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自大，也会做梦，在想象中超越中国。
我们现在讲“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一方面是要通过这样的文献，来理解19世纪后期册封朝贡体系崩溃前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基本关系，来看这些邻国的汉文文献反映了当时中国怎样的实相。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这样的文献里，吸取一个历史教训，就是在和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外交的过程中，重视共同的文化的最基础源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历史文化的根，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本报所刊“域外文献里的中国”系列讲座各讲全文，已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章培恒讲座丛书”第一种《域外文献里的中国》。）
陈正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法国亚洲学会学员。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文学文献学、美术文献与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近年致力于若干区域的东亚汉籍的调查编目工作，发表《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越南汉籍里的中国代刻本》、《琉球本与福建本》等系列论文，与人合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等书。
焦扬（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市版权局局长）：丛书见证了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其后续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日本汉文燕行集》和“日本汉籍荟萃”的出版、并得以远销海外，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入手，找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契入点，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探索。
陈立民（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完成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是国际学术合作的典范。
郑克孟（汉喃研究院院长）：丛书的出版不仅是越中学界合作的典范，也是越中友好年的一份大礼。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从周边看中国”研究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样貌。不仅有益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加深各国友谊，增进相互了解，更好地发展中国与当今诸邻国的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共商学术出版价值
焦扬（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市版权局局长）：《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是上海2010年重点出版的图书，也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越南人看中国的大型文献集成，它见证了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希望复旦大学出版社与相关的发行业界的同行继续努力，做好这套丛书的宣传、推广、发行、营销工作，使中越文化学术研究的优秀成果得到更好地传播。
立足文化建设，坚守文化本位，是上海出版业的光荣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今天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坚持对学术出版的追求和孜孜不倦的专业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自觉的、坚持不懈地为推动学术出版甚至不计较经济利益的的学术眼光和出版眼光，在当前的出版业改革发展当中，更是值得大力提倡。多年来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复旦社得到了业内同行的认可和尊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从学术出版上看，大项目不是大而无当的东西，而是主持者站在学术前沿，花气力发掘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重要选题。《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无疑体现了复旦社及其主事者的学术眼光、编辑能力和运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