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全集 全62册 2010 书信日记宝树园文存民俗古史论文集
顾颉刚全集 全62册 2010 书信日记宝树园文存民俗古史论文集
顾颉刚全集 全62册 2010 书信日记宝树园文存民俗古史论文集
《顾颉刚全集》分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册，分为《古史论文集》、《民俗论文集》、《读书笔记》、《书信集》、《日记》、《宝树园文存》、《清代著述考》、《文库古籍书目》，计2500万字。
《顾颉刚全集》具体包括《顾颉刚古史论文集》13册， 《顾颉刚民俗论文集》2册，《顾颉刚读书笔记》17册， 《顾颉刚书信集》5册，《顾颉刚日记》12册， 《宝树园文存》6册，《清代著述考》5册，《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2册，计2500万字。曾先后纳入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并成为第一届国家出版基金重大资助出版项目。
《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对我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民俗学、民族史、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顾颉刚（1893—1980），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我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江苏苏州人。顾颉刚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 科中国哲学门，其在1923年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一学术命题，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曾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 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1954年奉命进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研究员
《顾颉刚全集》书目：
顾颉刚全集 宝树园文存6册
顾颉刚全集 文库古籍书目2册
顾颉刚全集 古史论文集13册
顾颉刚全集 书信集5册
顾颉刚全集 读书笔记17册
顾颉刚全集 民俗论文集2册
顾颉刚全集 清代著述考5册顾颉刚全集 日记12册
《顾颉刚全集》八集内容介绍：顾颉刚日记 十一卷，附人名索引，十二册
顾先生日记始于1913年10月，自1921年起至1980年12月17日（去世前八天），基本不间断。日记不仅是顾先生“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更是近现代学术史、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颉刚书信集 五卷，五册
顾先生交往遍天下，一生留下大量书信，此次所收约一千八百通。其中一部分是原信（包括家书七百余通），另一部分是录副本，还有一些是底稿及为数不多的发表于报刊者。这些书信所反映的不仅是顾先生个人的历史，也是当时学术界、文化界众多学者的历史，更是当时社会、时代的真实反映。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十二卷，十三册
《古史论文集》是《顾颉刚全集》最为核心的内容。其中卷一至卷四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论述和对于古史传说及夏、商、周至春秋史实的考辨；卷五、卷六为古代民族和疆域的探索；卷七至卷十一为古书真伪、内容和著作时代的考订，其中卷十（上、下）所收的《尚书大诰译证》，是顾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著作；卷十二收入《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国史讲话》、《当代中国史学》、《中国史学入门》四部专书。
顾颉刚民俗论文集 二卷，二册
顾先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众文化积极态度的影响，把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传统的经学、史学置于同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题材。此部分除收入《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三部专书外，还包括有关歌谣、风俗、民间文艺等的序跋与论述、探讨等。
顾颉刚读书笔记 十六卷，附篇目分类索引，十七册
顾先生治学，勤于作读书笔记，从1914年起至1980年逝世，从未间断。六十余年积累了近二百册笔记，约六百万字。这些笔记是顾先生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涵盖中国古代文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思想各个层面。此次收入《全集》，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两卷：卷十五，顾先生早年北京大学求学时代的笔记；卷十六，《浪口村随笔》、《史林杂识初编》及笔记拾遗。
宝树园文存 六卷，六册
顾先生一生所写文章，除收入《古史论文集》、《民俗论文集》以外者，均收入该部分。宝树园原系顾氏先祖所建花园，先生苏州故居即建于此园旧址，故以名集。其中不免“琐屑之言”，甚至包括一些启事、广告、合同等。依照分类编年的原则，《文存》分为“学术编”、“教育编”、“边疆与民族编”、“文化编”、“政治及其它编”五编。
清代著述考 五卷，五册
此书是顾先生早年为研究清代学术而作，对清代五百多位学者的著述、版本等作了辑录，并附相关的序跋及考证。其中一小部分曾经整理，陆续发表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上。此次收入《全集》，将《清代著述考》原稿全部影印，另将排印的部分附于原稿之末。
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 二卷，二册
《文库古籍书目》著录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颉刚文库内约六千部线装书，著录方式按经、史、子、集四部，外加丛书、新学，共分六大类。并将书中各家题跋汇为“题记编”。末附著者、书名、题记批校者四角号码索引。
在纪念顾颉刚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其实，我今天完全是来跟各位专家学习的。接到参加这个会议的邀请，我当时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做过顾先生的研究，又没有什么渊源，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给自己找到这么几条：
第一个理由是，顾先生是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是我们北大哲学系的前辈，这个应该是第一个能让我把自己联系到顾先生的理由。
第二个理由，我粗略地看了一下顾先生一生的任教经历，我发现顾先生大部分时间在国学研究院所工作，像早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后来到厦门大学的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后面到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所以，他跟国学研究的关系很深，这个是我找到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顾先生按说是和清华没有什么大的渊源的，他在北大毕业，应该说跟清华国学院也没有很深的渊源。但是我们也知道，顾先生受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的很大影响，顾先生认为真正对他影响大的，不是胡适而是王国维。所以这样一来，可以说从20年代，他自己讲是从1923年开始，他在学问上真正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王国维，并不是胡适。胡适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方向，但是这是个表象的东西，王国维在学术上对他的影响才是非常大的。这样一来，我就又多发现了一个条件，我来学习的条件又多了一条，这就是20年代他跟清华国学院的这几位前辈大师，有一个精神上的相互关系。
《顾颉刚全集》这套书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为我们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者的顾先生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材料，而且我想也是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材料。刚才也讲了，他的这个材料，在家属方面是没有保留的全盘拿出来的，所以我们从顾先生的日记，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他为人的各个方面，他的才情的各个方面。毫无疑问，他的这套书是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的极为难得的一个素材。因此，这套日记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比如说写陈寅恪先生，陆键东写的那个书是影响很大的，但是材料仍然相对比较少，不像顾先生，我们能看到他一天一天的日记，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要研究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顾先生是一个典型，因为顾先生是五四时代的人，又经历过这么几个大的时代变化，很值得研究。
我刚才在翻《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这个书的时候，看到杨向奎曾劝他说，是不是多做一些纯学问。顾先生是不反对学术上提意见的，杨先生也是让他多做纯学术的工作，但他没接受这个意见，他坚持做他的一些自己要作的工作。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根源就在他始终重视“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话好像说起来是轻飘飘的，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在抗战那个时代，顾先生作为一个二十年代就要在史学界称王的人物，却做了很多的史学工作以外的工作，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心。这些工作很值得重视。我关心的就是这样一些工作。
首先，比如说顾先生抗战期间编写出版了大量有关国民道德培养的通俗读物，对此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人们一般还是侧重于顾先生如何从倡导疑古到后来的古史学问，很少重视顾先生说在这个方面到底做了哪些？比如说国民教育的工作，顾先生编了600多套书，编的都是哪些书，起什么作用，我觉得都可以更好地去发掘。
其次就是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其实我想顾先生关心的不是地理的问题，而是跟民族问题有关联的思考。顾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去年北大的马戎教授写了文章，他不是顾先生学生，他是跟费先生的关系比较近的，但是新疆的事件出来以后，他写了一篇很深入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其观点是和顾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完全一致的。顾先生本来是一个古史学家，不必谈民族问题，但是他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意义非常重大，顾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以前我们关注得不够。
所以我觉得顾先生是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的知识分子，他关心民众的道德教育，关心怎么样真正唤醒民众，真正地关心中华民族。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关心这些现实的东西，并不是跟他作为史学家的责任相分离的，从这里正好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
我注意到，顾先生20-40年代待的主要的地方是国学研究院所。他的主要研究跟经学有关，我觉得这是他多在国学研究所服务一个原因。经学放在哪儿合适呢？就是放在国学研究院所比较合适。我想，今天有一个新的形势，就是我们国家的国学院和国学研究院在这几年里成立了好几家。特别是，有好几家的国学院都提出把经学的研究作为国学院的主要方向，这就把经学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但是经学怎么研究，这几家国学院的经学研究规划，也还没有提出很成熟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担忧的，就是说还不知道经学应当怎么研究，就要上这个经学研究的课程或者项目，这是需要大力改善的。
今年，全国社科规划办发布的重大的课题，也有中国经学史。在我看来，顾先生的经学研究似乎不是以写一部中国的经学史为目标，“写中国经学史”和“经学研究”，这两者虽然是要有交叉复合，但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的国学院如果要办好，特别是要将经学研究办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研究顾先生对整个经学的想法。因为顾先生很早是做古史的研究，但后期他说想做经学的研究。所以在1957年，记者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说今后想搞经学研究；这个问题反映到毛主席那儿，毛主席说他可以搁一搁。可以看出来，他后期是把经学研究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顾先生希望杨向奎先生跟他参加经学研究。甚至可以说，在经学上他是非常自负的，他觉得其他人都不能真正的完成经学的研究，只有他带几个人才能把这个经学研究做好。所以我们看顾先生学术的时候，不仅要看《古史辨》，还要看他后来做的经学的研究。就是说，他的这个经学的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想，他一辈子做这个经学研究，他的目标、方法、对象是怎么想的，我们应该加以研究。这是我们开展经学研究应该做的一个前提。顾先生搞了一个世纪的经学工作，我们不从这个地方开始，而盲目地做经学的研究，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顾先生说他是经学研究家，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开展顾先生研究，应该很重视顾先生作为经学的研究家的意义，他的经学研究的意义。因为他的史学成就大家都了解，而经学在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的国学研究中，正在成为一个生长点，应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必须要整理顾先生在经学方面的设想和他自己研究的一些遗产，才能够奠定我们今天发展经学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