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全4册 商务印书馆2014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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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PDF电子书共4册，历经十年由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是一本记述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著作。本书由商务印书馆与山东大学联合出版。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共四册，以200万字的篇幅，尝试梳理1900年至2000年百年间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发展轨迹，盘点20世纪中国史学之重大事件，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之历程，呈现20世纪中国史学之全貌，为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拓荒之作。该书网罗资料十分广泛，不仅按时间顺序编排主要史书和重要论文，而且扩展到当时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件，向读者提供了中国史学百年发展的全面背景。将20世纪中国史学之重大事件与重要著述，堪称百年史学之“历史回顾”、“世纪盘点”。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上下册）以20世纪前50年中国史学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该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该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套装上下册）》以20世纪后50年中国史学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套装上下册）》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套装上下册）》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00-1949）上册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00-1949）下册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50-2000）上册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50-2000）下册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员，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现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主编有《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前言：
呈现在学界面前的这部书稿，动议于2002年春，着手于2005年9月，撰作过程迄今已历十数年。这样一项工作竟耗去如此久的光阴，实在出乎当年的想象之外。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以为两年、顶多三年即可结束此项工作。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感觉前50年的中国史学，基本上已有定评，尘埃落定，而后50年的中国史学，则是笔者的专攻所在，许多东西虽然是非未定，但文献相对比较熟悉。鉴于上述两端，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能尽快结束战斗的乐观预期。
谁知工作一旦展开，困难即接踵而至，小到一系列细节的考订，大到一部著作学术史意义的估定，无不颇费周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是对我们十多年来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撰作编年，当然首先要求对史学文献和史学事件做出时间上的定位，而不少文献事实上已很难查找，有的甚至已渺无踪影，也有太多的史学事件被辗转误传。对这些非常模糊乃至以讹传讹的文献或者事件的精确化考订，耗费了我们巨量的心血，乃至让我们苦不堪言。例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一部划时代名著的初版时间，就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郭沫若年谱》的说法是：1930年3月20日，我们遍检文献，根据其最早版本确定是在1930年1月20日。再如，李泽厚关于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论断广为流传，但这一论断究竟出在何处，众人均语焉不详。我们查阅了大量书刊，最后才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94年6月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的一封不起眼的李泽厚致编辑部的信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会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前无所承，几乎是白手起家，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基础做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部工具书、资料书，“准确无误”自然是基本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进度而牺牲准确性，而是需要一种蚂蚁搬家般的耐心和毅力。这样，工作就只好年复一年的推延下来，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仍不令人满意。其中之艰苦，实难与外人道也。中间有几次甚至想中止这项工作。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用十余年的时间坚持做完这部史学编年呢？
笔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喜读学者年谱和历史编年，以为它们比传记和普通的历史叙述更有趣、更全面、甚至更有意义。年谱和编年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容纳空间的存在。而普通历史写作的一大问题，是历史叙述的强大内在逻辑，迫使叙述者把空间时间化了，牺牲了空间的共存性，成就了时间的一维性。历史的本质是变迁，变迁的参照是所谓时间，而时间的本质则是事物或现象的先后秩序，所以历史写作就只好迁就时间的要求。花开数朵，但只能一枝接着一枝表，无法在语言上同时呈现，这样就出现了先后问题。历史写作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历史叙述几乎都牺牲了空间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唯有年谱、编年、年表等体裁，可以静态地同时兼顾时间与空间，可以呈现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多样化甚至是多元化的事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事实的存在。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学是过渡形态的历史学，过渡形态的历史学复杂多变，可谓新旧参半，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编年这种体裁恰好可以同时容纳这些不同的事实。
推动我们用十数年的力量做编年的另一个更重要因素，是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而言，“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3世纪、5世纪，也不是17、18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从世纪之初梁启超《新史学》对以往中国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全面清算开始，中国现代史学从无到有，全面铺开，不断深入，曲折推进。也正是从此开始，以往的史学全部被归并到“传统史学”的范畴，而此后的史学则全部被纳入到“现代史学”概念之中。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30世纪还是40世纪，人们都会把20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做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已无法放置在同一个范型内予以考虑了。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是一次新的日出。所以，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就具有特殊的分水岭的意义，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在我们看来，紧跟20世纪的脚步，撰写一部详实的编年，无疑是推进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如同前面所说，这部编年从发凡起例，到条目甄择，从材料收集，到细节核实，几乎均前无所凭。开山辟莽，前驱先路，是撰作这部编年给我们的最大感受。万事开头难！实际上，最难的，还不是“开头”本身，而是如何坚持“客观性”这一治史原则。为了这一原则，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对前50年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一原则坚持起来问题不大，甚至对后50年的“前17年”来说，问题也不算太大，最难斟酌的是“文革”后的20多年，其中，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尤甚。其故在于：第一，这十年论著之多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遍览不易，究竟选择哪些论著入编，确难把握；第二，离当下太近，没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许多论著的价值是无法即时作出判断的；第三，作者与此一时期的许多研究者均为同辈人，这更增添了格外的难度。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去收集资料、考订史实和细节；尽最大努力克服“偏见”和局限，追求“客观”和全面，尤其是关注易被忽略和被掩盖的东西。其中，最为我们所倾力的，是那些具有创始、开拓、突破和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毕竟是我们编撰这部编年的基本宗旨。历经十余年的劳作，《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终于出版了！在看到样书的刹那，老实讲收获的喜悦瞬间涌上心头。这部二百万字的编年，可能会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这部编年编纂之初，虽然尽量参考吸收了已有学术编年的成功经验，并较充分考虑了本部编年的特殊性，制定了较细密的体例与编纂方法，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仍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有时甚至出现反复，增了又删，删了又增的情形，也所在多有。笔者深切地感觉到，当前学界对如何编纂一部完善的学术编年这一学术史方法论问题，探讨得很不充分，以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无所遵循，是问题所在。鉴于此点，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面世之际，根据编纂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困惑和思考，笔者拟提出几个与编纂编年相关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向学界求教。
一、史学编年编什么？
以往的学术编年，为“学术”二字所囿，往往仅多着眼于学术论著，即使享有盛誉的杨翼骧先生所著《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和《南北朝史学编年》也是如此，坊间所见几种简略的二十世纪史学编年更是概莫能外。但在我们看来，要想立体、全面而透彻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必须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才能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既能事无巨细地展示全景，又能产生让观者身临其境的气氛与感受。因此，我们在确定凡例时就对入编内容作了大幅度扩充。不仅百年间史学领域刊行的主要著作（包括译著）、文集、学术报告以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论文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学术报刊的动向、重要史学主张和史学思想的提出、重要的史学论争与事件、史学理论的建构、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重要的考古活动、史学社群的活动、中外史学的交流、历史教育等方面的资料也是我们要广泛搜罗的。更有甚者，我们在编撰过程中，还特别留意与史学有关的国内国际政治、思想、文化大事，比如，科举废除、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整风运动、文革等，这些对学术发展和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都被收入编年。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材料，才能够清晰显示一百年来史学演变的时代语境。对波及全局且对史学产生一定影响的一些学术思想事件，我们也都给予特别关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胡适批判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0年代的国学热等重大事件皆收编在册。在我们看来，只有这样安排，才能够使读者在阅读编年时，不仅见到树木，见到森林，还能见到土壤，见到大范围的生态环境，从而缓解由单纯学术信息带来的隔膜。
二、如何创新一种包容量巨大的编年体裁？
20世纪是知识爆炸的世纪这句话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如果说数千年古代中国的史学论著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的话，那么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果绝对可以称得上如恒河沙数。要反映如此巨量的史迹，非创新一种包容量大且脉络清晰的体裁不为功。这是我们这部著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基于此，我们对传统的编年体作了创造性改进，在操作中以编年为主，同时吸收整合学案体和纪传体的优长之处，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诸体冶为一炉，尝试创制一种新的体裁。这样就能融会各种史体，避其短而用其长，点、线、面皆有照拂，既能凸显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又能有所倾斜和侧重，使史学发展的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得到完美呈现。
在探索本书体裁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如何对传统著述体裁进行现代转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重要的学术史方法论问题。像编年这种传统史学体例，如何与当前的学术形态和学术规范相适应？在现代学术语境之下，如何继承完善这一体裁？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摘录：
15日 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3期发表《中国历代的大事》。
第4一10、13、16、18期连载，从第13期更名为《中国史略》。作者认为中国人要首先晓得三件大事，第一是“要晓得中国在世界上什么地方”，第二是“要晓得中国人在世界上箅什么种族”，第三是“要晓得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来的”。连载的十一期共刊登出十一章，题目分别是“开国源流”、“汉苗交争”、“大禹治水”、“汤武革命”、“周初之隆盛”、“十四年共相”、“犬戎之祸”、“春秋时代之五霸”、“吴越争雄”、“战国七
雄”等。该文是一部普及性白话通史作品，因刊物停刊连载至战国而中辍。是月章太炎重订《訄书》由日本东京翔鸾社印刷出版。
“重印本”扉页有章太炎介绍，其中有“素雄于文，博治经史百家，而尤注意于明季文史。深维汉族亡国之痛，力倡光复主义，作《訄书》以见志，文渊奥古，俗吏未之察也”。章太炎在该书中提出了 “一切以种类为断”的价值标准，反映了章太炎历史观念的进一步调整。
(曰）小川银次郎著、沙曾诒译《中等西洋史教科书》4卷由上
海文明书局出版。
6月
8日觉佛在《觉民》第7期发表《墨翟之学说》。
文章将墨翟学说和源自西方的思想连接，认为“墨子之学说在我国今日，岂非起死回生之妙药也”，可“养成公德”，“收回国魂”。作者将墨子视作是“我国社会学家第一伟人”，认为其“发明社会学，养成一种仗义敢死、摩顶放踵以利同胞之热力”，并将其学说和当时中国政治社会所需之现代精神连接起来，如他认为墨子之“兼爱”思想，可“打破重重之阶级”，再如“非命”之说，实乃与欧洲新发明之“物竞天择，优胜劣
败”之天演学理类同，有助于“策人进取之心”。
2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9号发表《子墨子学说》。
第50、52、53、57、58号连载。文章内容有“墨子略传”、“墨子之宗教思想”、“墨子之实利主义”、“墨子之兼爱主义”、“墨子之政术”、“墨学之实行及其学说之影响”、“墨学之传授”、“墨子之论理学”等。梁氏在序言中指出，杨学亡中国，而真墨学则可救中国。有研究者认为，此文将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学术进行比较，并尝试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墨学，开创了墨学研究新路径，对此后胡适等人的墨学研究产生了影响。是月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誉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本书共三册，第二册在1905年出版，第三册在1906年出版。夏曾佑原计划编写五册：“第一册，起上古至战国；第二册，起秦始皇至三国，第三册，起晋至五代；第四册，起宋至明；第五册，国朝。”实际只编刊到第三册为止。该书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再版不断，1933年改名《中国古代史》，列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再版。
夏曾佑在此书第二篇“凡例”中指出：编史“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丨）“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略，虽有名人，如与所举之事无关，皆不见于书。“⑵“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
而举也。”
此书在叙述上注重历史分期，尤为引人注目。作者取达尔文进化学说，分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为三大时代：“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人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 “又由游牧社会以进入耕稼社会。肖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东方杂志》第3卷第7期刊载的《新书广告介绍》中说此书“叙述古今，以十三经、二十四史为主，而纬以群籍。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康有为开始游历欧洲，并撰写《欧洲十一国游记》。
7月
8日重光在《觉民》第8期刊载《人种史》。
作者认为，东西洋各国民族得以发荣滋长，主要原因在于有“人种史”。中国过去的历史，可称为朝史，不可称为国史，可称为“朕天子履历”，不可称为“种族史”，重视君主盛衰等问题，却忽视“人种性质之优劣，人格之高下”等问题，甚至以成败论英雄，故作者称“史家真君主之鹰犬也"。作者从汉族受辱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分为十二个“汉族失败"时期，认为“人种史发达之时，实我民族回生之日"，号召仁人志士迅速“作人种史"。
是月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第16期发表《中国革命家陈涉传》。
第丨7、19期连载。文章把陈涉的历史地位看得同孔子一样重要，认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
8月
2日无畏（刘师培）在《替钟日报》发表《新史篇》。
作者注意到历代史官地位之递降及其对纂修史书的影响，并寻求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