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集解 全8册 2009 卢弼集解陈寿编

《三国志集解》是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图书，作者是卢弼，共八册。

《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在二十四史中有重要地位。陈寿所作《三国志》过于简略，经裴松之作注，内容充实了很多。但裴注主要充实了史实，典章名物方面尚多所缺失。近人卢弼博采众书，精加校释，误者正之，缺者补之，核正地理，诠释名物，成为裴注以外最重要的注本。此次出版，又经著名学者钱剑夫先生标点整理。钱剑夫先生是当代文史大家，国学功底深厚，精研史学，卓有成就。
内容简介
《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在二十四史中有重要地位。《三国志集解（套装共8册）》过于简略，经裴松之作注，内容充实了很多。但裴注主要充实了史实，典章名物方面尚多所缺失。近人卢弼先生博采众书，精加校释，误者正之，缺者补之，核正地理，诠释名物，大大有益于《三国志集解（套装共8册）》的研究者。其中除排印错误径加改正外，所引旧说，均不增改。作者评议，亦加注明。又经著名学者钱剑夫先生作了标点整理，读者更为方便。

《三国志集解》作者简介：

《三国志集解》集解者卢弼，字慎之。湖北沔阳（今仙桃）人。清末附贡生。1905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08年回国。曾任黑龙江抚署秘书官、交涉局会办、调查局总办、统计局专办、会勘中俄边界大臣会议委员。1912年后任北京政府铨叙局、国务院秘书，蒙藏事务局顾问，国务院秘书长，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平政院院长。晚年寓居天津，潜心著述。专攻《三国志》，编著有《三国志集解》、《三国志注引书目》、《三国职官录》、《慎园诗选》等。
标点整理者钱剑夫，湖南常德人。原名鼎元，又名健夫。湖南国学研究院毕业。抗战时期任职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1945年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代局长，上海市银行代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财政部税政处税务专员，华东区税务管理局计划室副主任，中学教师。1978年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约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兼中国语文教研室主任，《汉语大词典》编委、分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秦汉经济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

《三国志集解》目录：

三国志集解序例
三国志集解序
附覆胡绥之先生书
覆王季芗先生书
致伯兄木斋书
上三国志注表
陈寿三国史总目
三国志目录
三国志集解正文

书友对《三国志集解》的评价：

上海古籍的这个《三国志集解》，卢先生集十年心血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这是我迄今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断断续续历时经年，大部分章节都认真研读，但在下愚钝，仍有许多疑窦未能释怀。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遗憾，部分标点、断句还可以商榷，但比中华书局的影印本质量还是高出许多。

三国这段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辉煌的一段，如果单单通过三国演义去了解显然不够。另外真的希望有更多学者能够综合最近六七十年以来各家研究成果及考古新发现对三国这段历史进行再研究，并撰写出更好的集大成之作品！

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古籍出版社1957年出过一套线装本《三国志集解》，三函十八册，只印了二千一百部。失败的就是当时没有出平装和精装本。而目前的影印本字实在太小，不便阅读。《三国志集解》在旧书市场上也算是新善本了，很难买到。当时定价五十元，可谓是天文数字。

我想这部线装《三国志集解》可能是根据民国时期的某底本校勘排印的。我也没看过原书，不好判断。

三国志和三国志集解区别：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撰。近人卢弼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仿王先谦《汉书补注》体例，编成《三国志集解》。该书征引浩博，辩证详明，是目前《三国志》注释本集大成之作。
补充你的问题：三国志集解不包含裴注部分。

“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是历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必备之书。”[1]这是1981年中华书局对《三国志集解》的评价。“说这部《三国志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这句话到现在也没有过时。”[2]这是2000年一位专家对《三国志集解》的评价。然而这部名著的学术价值，尚未见到全面的深入的介绍。不揣浅陋，撰成此文，供读者参考。
我与卢弼先生为世交，他赠我《卢慎之自订年谱》、《慎园文选》、《慎园诗选》等未公开出版的油印品，我根据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三国志集解》进行考评。《年谱》云：
“（民国）十八年己已，五十四岁，《覆王季芗书》。
“十九年庚午，五十五岁，《致伯兄木斋论〈国志〉书》。
“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一岁，《三国志集解序例》。
“二十八年己卯，六十四岁，……胡绥之撰《三国志集解序》。
“一九五○年庚寅，七十五岁，……钞成《三国志集解补》二卷。
“一九五二年壬辰，七十七岁，……阅……《三国志集解》。
“一九五七年丁酉，八十二岁，……古籍出版社印行《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集解补》二卷。”
《三国志集解》的编著工作从哪一年开始？《年谱》中没有记载，需要我们进行补充。卢弼在《慎始基斋校书图题词序》中回忆道：“不佞一生所历，治学之方，亦数易矣。”大体上说：先“攻应试文”；后“治新学”，译书；从政后，“恣意收藏”，协助卢靖编书、刻书；“罢官以后，闭户著述，纂成《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镇日丹黄，几无暇晷。”可见卢弼正式从事《三国志》的研究，为时甚晚。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于晚年进行这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呢？他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说：
“昔年读葵园祭酒两汉注解，谓其便益学人。陈志简洁，裴注赡详，诸家疏证，互有瑜瑕，妄不自量，拟踵王书。”
“不佞雅爱典籍，性喜收藏。某年偶得曹锡龄旧藏何义门评校冯梦祯刊本《国志》，朱书细字，工整异常，校订精审，多《义门读书记》所无。获此珍籍，草创权舆。”
卢弼列举了两个原因，未说明孰先孰后，应是购得何焯评校《三国志》在先。何以知之？“立功”不成，转而“立言”，本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条老路。卢弼“罢官”以后，无事可为，不甘颓废，想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得到何焯评校《三国志》的“珍籍”，启发了他著书的方向。作为“前四史”，《汉书》、《后汉书》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而《三国志》尚缺集注集解，这就更加坚定了卢弼在《三国志》下大功夫的决心。（卢弼《整理国故方案》说，《三国志集解》卒业后，拟续治《史记》，“此愿未偿”）
至于追随“乡贤”，“前趋后步”云云，不过是卢弼谦虚的话。他在《覆王季芗先生书》中说：“葵园两汉书注，班书补注在先，精力尚能贯串，范书集解，成于暮年，又经兵乱转徙，假门弟子之手，违失繁多，走所摘举，录于书眉，触目皆是。”他对《后汉书集解》的评价不高，而以《三国志集解》“在长沙王氏两汉书注解之上”（《覆胡绥之先生书》）自豪。况且他在《三国志集解序例》（以下省称《序例》）中明言“远稽杜、何、二裴之说”（指杜预《左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不仅王先谦一人。
卢弼自谦“晚学”，晚学而能完成《三国志集解》巨著，是有其必要条件的。从主观条件说，他曾在经心书院、两湖书院肄业，有“泛览群籍”的根柢；从客观条件说，前人、尤其是清人，有丰富的研究、考订、校勘《三国志》的成果。正如他在《序例》中所说：“古人谓文必己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征实耳，不必尽出之己也。”当然，卢弼不仅集合了前人的成果，还有自己的心得。今从校勘，注释两方面评述《三国志集解》的业绩：
（一）校勘
卢弼在《序例》中，对《三国志》的版本，作了评价：“宋元旧刊，可资参证，间有误失，贵能鉴别。衢本初印，已难餍意，三朝修补，益失庐山。冯氏精校，世称善本，俗书破体，讹夺亦多。西爽无足齿数，陈本纰缪百端。金陵翻雕汲古，后胜于前。”所谓“衢本……三朝修补”指宋衢州州学刻、元明递修本。“冯氏精校”指明南监冯梦祯校刻本。“西爽”指明吴氏西爽堂刻本。“陈本”指陈仁锡评、天启云林积秀堂刻本。“金陵翻雕汲古”指清江南书局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本。卢弼最推崇江南书局本。
《三国志集解》于“官私宋、元刊本而外，兼录诸家校本”，如：曹锡龄旧藏何焯校本、杨守敬旧藏批本、顾广圻校本、卢文弨校本，李慈铭校本、朱邦衡校本、刘家立校本、沈均玱校本、沈家本校本及近人校本等。“或系手稿，或为传钞，或假友人，或谋估客，只义片辞，苟有采获，援颜注《汉书》之例，悉举诸家姓字。”不知姓名者，“冠以‘或曰'，虽云存疑，实不掠美。”（《覆胡绥之先生书》）
《三国志集解》校勘《三国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汇集了前人的校语；（二）卢弼自己所做的校勘，包括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法。前者有目共睹，无需举例；后者略举数例如下：
改字例：
1．《吴书·朱桓传（子异）》：“本知季文懀定”。
《三国志集解》：“赵一清曰：唐人诗有‘乖觉'字，即‘懀'也。乖懀同音，今人习用之，盖吴语也。李龙官曰：懀训闷训恶，与语意不合，应作‘狯'，言其狡狯也。弼按：‘懀'字疑为‘胆'字之误，‘定'字属上句读。《朱然传》‘临急胆定，尤过绝人'。本传上文‘孙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当亦谓其胆定也。《顾承传》：孙权与顾雍书曰：‘贵孙子直，令问休休，至与相见，过于所闻'。与此传‘见之复过所闻'，语意相同，若‘定'字属下句，似不成语。孙权所以告朱据者，乃嘉奖季文之词，若云‘狡狯'，恐不然也。”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胆定　从卢弼说。”
2．《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嘉平中”。
《三国志集解》：“此叙灵帝时事，当作‘熹平'。”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熹平　从卢弼说。”
3．《魏书·东夷传·东沃沮》：“汉光武六年”。
《三国志集解》：“光武，应从范书作‘建武'。”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建武　从卢弼说。”
补字例：
4．《蜀书·先主传》：“破（张）郃等，收兵还南郑。”
《三国志集解》：“‘收兵'上当有‘郃'字。《张郃传》：‘郃进军宕渠，为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可证。是时汉中南郑为夏侯渊、张郃屯兵之地。《通鉴》亦云郃走还南郑。”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郃从卢弼说增。”
删字例：
5．《魏书·夏侯惇传》：“（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军击破吕布军于摩陂”。
《三国志集解》：“摩陂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赵一清曰：魏武擒布，在建安三年，此为误文。是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魏武军于摩陂，以为之援，亦无攻战事。钱大昭曰：案所击破者荡寇，非吕布也。布受诛于建安三年，至二十四年安得尚存乎？赵翼曰：操擒布在建安二年（弼按：在建安三年，‘二'字误），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馀载，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时关羽围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阳亲往应接，未至而晃破羽，操遂军摩陂，则《惇传》所云吕布，必关羽之讹。潘眉曰：吕布系关羽之讹。陈景云曰：‘吕布'二字误，当作‘关羽'。钱熙祚曰：布死于建安三年，不应讹舛若是。李慈铭曰：此因上文有征吕布事而误耳。弼按：官本考证亦同。是诸家考订，皆以‘吕布'二字为误文，然谢钟英云：此吕布即《满宠传》所谓羽遣别将在郏下者，非五原郡吕布也。《三国志》有两吕布，犹《汉书》有两召平耳。此则别为一说。然别将是否亦为吕布，似无佐证。弼疑‘击破吕布军'五字皆衍文，则上下文皆通，与《武纪》亦合。又按本志《徐晃传》：‘晃（破羽），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击破吕布军　从卢弼说删。”
以上数例，是卢弼校勘《三国志》的独到成果，发前人之所未发，陈乃乾不得不采用。遗憾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乃乾校点本《三国志》就因为没有充分利用《三国志集解》而存在一些问题，此后出版的一部部《三国志》今注今译本也因为利用不足或运用失误而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2]。
（二）注释
卢弼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对前人研究、考订《三国志》的成果，作了评价：“竹汀、晦之，昆仲济美，如论精核，弟逊于兄。少章、慕庐，能见其大。大宗补注，精义无多。安溪侃侃，义正辞严。瓯北、西庄，谈锋犀利。稚安考证，多详日月。东潜注补，包贯众流。侯、姚艺文，姚为繁富。沈引书目，后来居先。梁氏旁证，喜摭异闻。琐言晚出，持论衡平。援鹑笔记，非其专长。孟慈职官，颇称明备，洪、谢、吴、杨，详述疆域。刘氏知意，专主实斋。官本考证，剽窃何、陈，专攻明监，所见已隘，纪传莫辨，廪禄虚糜。诸家成书，短长互见。”这一段话，涉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钱大昭《三国志辨疑》、陈景云《三国志辨误》、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潘眉《三国志考证》、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家本《三国志琐言》、姚范《援鹑堂笔记》、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吴增仅《三国郡县表》、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刘咸炘《三国志知意》等书。这不过是《三国志集解》引书的一小部分。可惜《三国志集解》未附录“引用书目”，引书时一般只标作者姓名，而不标书名篇名（个别的除外），读者感到查检不便。
在上述古籍中，卢弼对赵一清（东潜）《三国志注补》的评价最高，但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卢弼引书，有三种情况：一是只引用，无补充；二是引用之后，有所发挥；三是引用之后，进行辨驳。他在《序例》中，对第三种情况，作了说明：“诸家笺注，东潜最为繁富，然秕稗留遗，愆违盈目，随文纠正，无所隐饰。推之众说，亦复云然。或谓既知乖舛，即宜芟除，奚为存录，徒秽篇章。不知摭拾不周，人疑阙漏，匡矫不力，虑失真诠，虽云辞费，实非贸然。”可见《三国志集解》所追求的目标是，引书既要全而不漏，又不能听任谬说传播。
古籍因年代久远，读者难以明了，需要为之作注。注释因年代久远，读者也难以明了，需要为之作疏。卢弼继承这个传统，既为《三国志》作注，又为裴注作疏，他在《序例》中，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或谓陈志简洁，注释宜详，裴注明通，奚事诠解。不知世期所采，都为魏晋名编，流传到今，悉成故书雅记。温公《通鉴》，摘取颇多，身之音注，亦极畅达。（《通鉴》多采裴注，胡氏于所采者多有注）理宜搜罗，藉便浏览。注家有疏，已成先例，曲折剖判，不厌求详。亦有裴注偶误，间存商榷，疑滞扫除，敷畅厥指，亦学者所有事也。”裴注完成于元嘉六年（429），1500多年来的研究、考订成果很多，卢弼加以收集、整理，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写入《三国志集解》中，不仅给读者带来方便，而且增加了《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试举一例，以见卢弼兼注《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是必要的，不是多馀的。
《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
《三国志集解》：“《世说·识鉴篇》：曹公少时见桥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刘孝标注以《世说》所言为谬。弼按：刘注是。若桥公谓为奸贼，魏武必不祀以太牢矣。”
《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三国志集解》：“胡三省曰：言其才绝世也。天下治则尽其能为世用，天下乱则逞其智为时雄。弼按：二语实为确论，无愧汝南月旦之评。《蜀志·许靖传》：靖与曹公书云：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昔在会稽，得所贻书，辞旨款密，久要不忘。是魏武与子将昆仲夙有雅故。少年即与名流结纳，可知其人。胡玉缙曰：二语恐孙盛因晋承魏祚，有所避忌，加以窜改，当以范书《许劭传》为得其实。后丕深嫉月旦，欲取其首，未始不由于此，况劭本鄙操者乎！”
孝萱案：曹操是治世（清平）的“能臣”？还是“奸贼”？一直是读者颇感兴趣的问题。《三国志集解》否定《世说新语》所言而肯定《异同杂语》所言。卢弼的友人胡玉缙则据范晔《后汉书·许劭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与卢弼意见相反。卢弼、胡玉缙所根据的，都是许劭对曹操的评语，由于孙盛所记与范晔所记相反，卢弼取孙说，而胡玉缙采范说。胡玉缙还作了孙盛窜改许劭原评的推测，卢弼对此未置可否。《三国志集解》并存两个相反的观点，可供读者选择，比只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摒弃相反的意见为好。这也体现了“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时见微意，有所裨补”（卢弼《三国志集解序例》）的精神，然而，卢弼如不兼注《三国志》正文和裴注，便不能全部反映上述情况。
卢弼早年在两湖书院肄业时，曾受教于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邹代钧。名师出高徒，卢弼亦长于地理学。他总结前人考订之失，“厥弊有四”，其四曰“不审地望，究用兵行师之涂”（《覆王季芗先生书》）。他认为：“李申耆五种、《清一统志·沿革表》、杨守敬《历代疆域沿革图》、丁谦各史《地理志考证》，皆为治史必备之书。”（《整理国故案》）可见他对地理学之重视，主张历史、地理两种学问兼治。学界评《三国志集解》者，许以“地理尤精”。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卢弼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卢弼凭藉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三国志集解》中考沿革、释今地两个带全局性的问题，订立体例。
考沿革　卢弼说：“马彪续书，郡国厘然。沈约宋志，颇详三国。考订沿革，取材二书。”（《覆胡绥之先生书》）“马彪续书”指司马彪《续汉书》，“沈约宋志”指沈约《宋书·州郡志》。
释今地　卢弼说：“有清统志，纲维目张。援古证今，可知得失。或谓既释今地，宜遵时制。不知今日（指民国）版图，迄无成书，间有坊本，难资依据。……景范纪要，悉准明志，前贤可师，非我作古。”（《覆胡绥之先生书》）这是说，《集解》仿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释今地以《明一统志》为准之体例，释今地以《大清一统志》为准。
《三国志集解》中的地理考订，精义纷呈，限于篇幅，只举“赤壁”一例。因为：“三国周郎赤壁”在何处？聚讼纷如，至今尚无定论，卢弼比较了众多说法之后，提出己见，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魏书·武帝纪》：“公至赤壁”。
《三国志集解》：“赤壁所在，聚讼纷如。今据《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李贤注、胡三省注、《方舆纪要》所载，以辨俗说之惑。《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左径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径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处所也。（郑苏年云：左径者，江北也。右径者，南岸也）《通典》云：《括地志》：今鄂州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按《三国志》，曹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遂至赤壁，孙权遣周瑜水军数万，与备并力迎之，曹公泊江北岸，瑜部将黄盖诈降战舰数十艘因风纵火，曹公大败，从华容道步归，退保南郡，瑜等复败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径北归。而《汉阳郡图经》云：赤壁一名乌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氵义川县西八十里，跨氵义南北，此大误也。曹公既从江陵水军沿流已至巴丘，则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巴陵郡之下，军败方还南郡，刘备周瑜水军追蹑，并是大江之中，与氵义川西殊为乖角。今据《括地志》为是，当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汉阳图经》及流俗悉皆讹谬，所以备录《国志》，以为证。据《元和志》云：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故诸葛亮论曹公危于乌林是也。又云：赤壁草市在氵义川县西八十里，古今地书，多言此是曹公败处，今据《三国志》，则赤壁不在氵义川也。（按吉甫引《国志》不录）何则？曹公既从江陵水军至巴丘，赤壁又在巴丘之下，与氵义川殊为乖谬。盖氵义川居人见崖岸赤色，因呼为赤壁，非曹公败处也。李贤注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胡三省注云：（弼按：胡注所引，与上文同者不录）《武昌志》：赤壁山在今嘉鱼县，对江北之乌林。黄州赤壁，非是。《方舆纪要》云：赤壁山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元和志》谓山在蒲圻县西者，时未置嘉鱼也。（弼按：五代南唐始置嘉鱼县）苏轼指黄州赤鼻山为赤壁，误矣。时刘备据樊口，进兵逆操，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当在江南也。今江汉间言赤壁者有五，汉阳、氵义川、黄州、嘉鱼、江夏也，当以嘉鱼之赤壁为据。又按胡珪云：子瞻谪齐安时所游，乃黄州城外赤鼻矶，当时误以为周郎赤壁耳。东坡自书《赤壁赋》后云：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一在汉水之侧，竟陵之东，即今复州；一在齐安郡步下，即今黄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许，今属汉阳县。按《三国志》：备与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战，则赤壁非竟陵之东与齐安步下矣。宋李壁诗：赤壁危矶几度过，沙洲江上郁嵯峨。今人误信黄州，是犹赖《水经》能正讹，可知东坡当日作赋时之误矣。又按尹民昭云：周瑜言于孙权曰：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为将军破之。夏口居黄州上流二百里，若赤壁在黄州，岂得言进夏口耶？操既败走华容，北归之路，黄州直通汝颖，最为径捷，安得复经华容也，则赤壁非黄州明矣。（上二说见《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杨惺吾师云：有谓赤壁即乌林者，《御览》（一百六十九）引《荆州记》：临漳山南峰谓之乌林，亦谓之赤壁，此以赤壁在江北。又有谓赤壁在氵义县西八十里者，李吉甫已驳之。《御览》（七百七十一）引《英雄记》，谓曹操北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从汉水下，出大江浦口，此亦以赤壁在江北。然《周瑜传》言，遇曹公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则赤壁在江南审矣。且张昭明言，操得刘表水军蒙冲斗舰以千数，何谓无船，然今嘉鱼下有簰洲，当亦因此得名。《文选》注（三十）引盛宏之《荆州记》：蒲圻县治沿江百里南岸有赤壁，此《元和志》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所本，在江南岸，与操败引次江北似合，然此山自名蒲矶山，故《一统志》驳之。惟《水经注》在百人山南，谓即黄盖诈魏武处，而其上又云：黄盖败魏武于乌林，相去几二百里，遂疑其自相矛盾。予以为此不必疑也。盖操以水陆军沿江而下，声言八十万。据《周瑜传》注，实有二十三四万，以二十三四万之众，夫岂一二山林所能容，且《水经注》言赤壁之下有大军山、小军山，又其下有黄军浦，《水经注》亦言是黄盖屯军所。夫吴以三万人拒操，其屯兵已及百里，盖赤壁为操前锋所及，乌林为操后军所止，吴军以蒙冲斗舰数十艘，从南岸引次俱前，同时发火。（观此则知自赤壁至乌林同时发火）是《水经注》所据，于当时军势至合，其他方志附会之辞，正不必一一辨论也。（杨说见《晦明轩稿》）《一统志》：赤壁山在嘉鱼县东北江滨，与江夏县接界，上去乌林且二百里。自《元和志》以赤壁与乌林相对，遂以为在嘉鱼县西南，盖误以古蒲矶山为赤壁矣。”
孝萱案：卢弼将“江汉间言赤壁者”归纳为五处，肯定嘉鱼一处，否定汉阳、氵义川、黄州、江夏四处，他力求将“地望”与“用兵行师之涂”结合考察，从而得出合理结论。他在《覆王季芗先生书》中说：“黄州赤壁，误自坡公。……世俗耳食，未遑深论。”可见“赤壁”的考订，是其得意之笔。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的地理考订，尤为卢弼精力所萃。他在《致伯兄木斋先生书》中，自言“此中甘苦”：“乌丸、鲜卑，密迩边陲，纪载较详，程功尚易。勾骊、濊貊、夫馀、沃沮，立国有新旧之殊，疆域有广狭之判，失毫厘而谬千里，混鸭绿而为大同。以李申耆、杨惺吾师之最详沿革，亦多依违，不若近人丁益甫之精。至订正三韩之误，《满洲源流考》多有特识。前代纪录，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稍近翔实，然輶轩采录，只纪当时，考献征文，无关往古。……公度新志，冠冕群流，寻摭菁英，充盈篇幅。此补注《东夷传》之大略也。”所谓“丁益甫之精”指丁谦《〈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附鱼豢〈魏略·西戎传〉考证》，“公度新志”指黄遵宪《日本国志》。卢弼推崇这两部书以及阿桂、于敏中等《满洲源流考》。“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足弥陈志之阙，殊方绝域，如数家珍。古之大秦，实为罗马，声教所被，远暨欧西，凡邹衍所不能详，甘英所不能至，靡不胪列异闻，详述土物，国凡数十，言近三千，词约旨丰，难能可贵。按之今图，大端无爽。然欲加注释，必先熟读两汉《西域传》。盖古之西域，即今之新疆，南北天山，中亘戈壁，西逾葱岭，东起玉门。班书序述，精密谨严，后世纷纷著作，莫能越其范围。……乾、嘉诸儒，考证精审。星伯后起，尤为颛家。文卿证补，似近穿凿。旁征博考，订误析疑。……此补注《西戎传》之大略也。”所谓“星伯后起”指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文卿证补”指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卢弼推崇《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及徐松《补注》三书。
卢弼对陈寿和裴松之，都很推崇，但对他们的失误，毫不回护，尽力纠正，这对我们利用《三国志》和裴注，颇有帮助。略举数例如下：
《三国志集解》纠正《三国志》失误倒：
1．《魏书·武帝纪》：“田畴请为乡导”。
《三国志集解》：“弼按：《畴传》云‘太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与此云‘畴请为乡导'异。”
孝萱案：此条纠正《三国志》叙事自相抵牾。
2．《吴书·鲁肃传》：“（刘子扬遗肃书曰：）近郑宝者，……足下速之。”
《三国志集解》：“《通鉴考异》曰：刘子扬招肃往依郑宝，肃将从之，瑜以权可辅止肃。案：刘晔杀郑宝，以其众与刘勋，勋为策所灭，宝安得及权时也。梁章钜曰：子扬即刘晔之子，据《晔传》，晔为郑宝驱迫，欲赴江表，晔谋杀之。是晔本非郑宝党与，岂有劝鲁肃从宝之事，宜为温公所不取也。”
孝萱案：此条纠正《三国志》叙事错误。
3．《吴书·鲁肃传》：“（鲁肃对曰：）惟有鼎足江东”。
《三国志集解》：“《通鉴》‘鼎足'作‘保守'。何焯曰：此时何缘便知为鼎足乎？亦事后傅会之词。或曰：是时先主无尺土，何云鼎足！”
4．《吴书·鲁肃传》：“（鲁肃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
《三国志集解》：“钱振锽曰：《甘宁、鲁肃、吕蒙、陆逊传》频尊权曰‘至尊'，其时权未称尊号，区区之吴王，尚待曹丕之封，何至尊之有！凡此皆吴人记载，而承祚直录之，未及改也。”
孝萱案：以上两条纠正《三国志》用语不当。
《三国志集解》纠正裴注及裴注引书失误倒：
5．《魏书·武帝纪》：“（建安八年十月）为子整与（袁）谭结婚。”裴注：“臣松之案：（袁）绍死至此，过周五月耳。谭虽出后其伯，不为绍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礼，悖矣。魏武或以权宜与之约言；今云结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礼。”
《三国志集解》：“官本考证李清植曰：明年九月明记女还然后进军，则其成礼于此时必矣。操、谭乌得与论礼哉！姜宸英曰：谭、尚兄弟为仇，岂知此礼。魏武欲乘其乱而取，亦不暇顾忌名教，裴驳迂甚。朱邦衡曰：袁曹结婚，乃彼此相饵之计。周寿昌曰：操不惜为子结婚仇敌，售其诈谋，岂尚可绳以礼法！弼按：操为子整娶袁谭之女，为子均娶张绣之女，皆为一时权谋之计。”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判断错误。
6．《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裴注引《曹瞒传》：“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
《三国志集解》：“战事在八月，又值大雨之后，何以云时寒且旱，似不足信。”
7．《吴书·鲁肃传》引《吴书》：“肃渡江往见策，策亦雅奇之。”
《三国志集解》：“李清植曰：本传后文，肃以刘子敬言，欲往依郑宝，周瑜劝止，乃荐之于权，则不得有先自见策之事。以策之收纳英俊，若早见肃，必不令其栖迟，《吴书》所云，盖传讹也。梁章钜曰：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徒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是肃先未渡江，亦未尝见策也。”
孝萱案：以上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叙事错误。
8．《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文帝纳后于邺”。裴注引《魏略》：“（文帝）见其（甄后）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
《三国志集解》：“梁章钜曰：此史之饰辞也。《世说》云：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此当得其实也。弼按：范书《孔融传》云：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据此，则当日见侵略者，不独甄氏。谓为私纳，非迎取可知。战胜之后，恣意虏掠，匆匆将去，何暇议婚娶之礼乎！”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掩盖史事真相。
9．《吴书·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瑜之破魏军也”。
《三国志集解》：“是时尚不得称魏。”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用语不当。
至于卢弼辨析前人对《三国志》及裴注考证之得失，《三国志集解》中触目皆是，故不赘举。
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友人如柴德赓《史籍举要》、吴金华《三国志丛考》等书，在肯定《三国志集解》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可商之处。如：“版本不以宋绍熙本作底本，而以金陵翻汲古阁本为据；杂引各本互校，只记异同，不能定其是非，无所适从”[3]。又如：“史书方面忽略了《梁书》、《建康实录》之类，注音释义方面忽略了《晋书音义》、萧常《续后汉书》所附音义及清代以来研究成果，如郁松年《续后汉书札记》等等。”[2]这些批评，可供读者参考。

金梁在天津极力推举卢慎之、胡宗懋两位才俊，认为他们“皆有功经史，为不朽盛业，并足千秋者也”。其中卢慎之以《三国志集解》、《湖北先正丛书》著称。金梁《赠卢慎之序》中称“慎之学问文章，皆有过人不可及处，同识中实无其比”。
卢弼（1876—1967）字慎之，号慎园。他的出生地湖北沔阳是三国时代的古战场，在长兄卢木斋的指导下，关心乡邦的舆地历史，卢氏兄弟曾刻印《湖北先正丛书》、《沔阳丛书》和《慎始基斋丛书》。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后退居天津专心致力《三国志》和《水经注》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政协和文史馆工作。
陈寿的《三国志》内容简洁，而裴松之的注，采择魏晋所传各编，注解较为详细。但裴注亦有偶误，间存商榷，清人王葵园《两汉注解》时，有意对三国志进行补注，但未能成愿。卢慎之阅读《两汉注解》后，却立志踵前规撰成《三国志集解》。

卢慎之在《三国志》研究上，以明毛氏汲古阁本和近代金陵局覆刻毛本为底本，参照宋本、元本、冯梦桢本、吴氏西爽堂本。特别得到曹锡龄藏清何义门的《三国志》评校本，该书朱书细字，多为《义门读书记》所缺憾，便以此为宗，参照杨惺吾藏无名氏批校本、顾千里校本、卢抱经校本、李越缦校本、朱邦衡校本、刘家立校本、沈均玱校本，以及明清以至民国有关《三国志》的研究，虽有“只义片辞，苟有采获”，仍依颜注《汉书》之例，悉举诸家姓字。卢慎之著《三国志集解》极其认真仔细，为防止“后学乘瑕抵隙”，首先他力戒考订家之四弊：“一曰成书之速；二曰不检原书，沿讹袭误；三曰不察当时情势，详稽年月；四曰不审地望，究用兵行。”他反复审定考证，纠正了许多原书之误，甚至推翻了晚近学者一些新的见解。其二，不耻下问。他每成几册便求教友人审订，其中胡绥之为他审订许多。他在复胡绥之信中言：“衷所欲求教于大君子者在摘我谬误，免贻讥评。对此不敢遽为定本，尚拟广搜旧闻，籍补疏陋。”其三，不囿于流俗。王葵园撰《两汉注解》推崇官本，卢慎之认为官本多有朝廷顾忌之流痕。他的《三国志集解》以通行的金陵局翻刻本为底本。他认为局本多有后人校改之善。卢慎之的《三国志集解》成书后，金梁认为该书“实集陈志注解之大成，为古今绝业”。友人胡绥之评价“精深浩博，在长沙王氏两汉书注解之上”。迄今为止该书仍为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为史学家必备之书，多次翻印，影响很大。《三国志集解》写成于1935年，卢慎之那时在北京。抗战前夕移居天津大理道，并在此定稿。最初送商务印书馆出版，已打成纸型，因抗战爆发，无力顾及而中辍，延至新中国成立，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卢慎之除《集解》外，本打算为《水经注》作疏，由于家中经济上原因五次卖掉藏书，作疏的打算只好作罢。他的晚年，仍作文吟诗以自娱，如《慎园文选》、《慎园诗选》、《慎园笔记》、《慎园启事》、《慎园丛集》、《慎园吟草》等，基本都是私刻的油印本。其中《慎园吟草》收录他50岁至80岁间所作的各体诗737首，这部诗集中，所言及津门旧事尤多，读来让人感到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