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佛教文献类编 全6册 2004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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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佛教文献类编 全6册 2004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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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佛教文献类编》PDF电子书全6册，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丛书佛教文献类编》从国家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所藏部分古籍丛书中选编佛教文献七十余种，内容涉及佛教经、律、论及注疏、指南、研究著述等等，多为《大藏经》所未收者。今我社将散存在丛书中的藏外佛教文献结集出版。《丛书佛教文献类编》部分书目：经之属六朝写本大集经残一卷(存卷十九) 罗振玉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残一卷(存卷九) 罗振玉辑魏晋间写本摩诃般若波罗蜜残一卷(存大品第二十四)罗振玉辑佛说十八泥犁经一卷 (汉)释安世高译佛说杂藏经一卷 (晋)释法显译饿鬼报应经一卷佛说鬼问目莲经一卷 (汉)释安世高译残写经二种 罗振玉辑律之属魏晋间书残律三种 罗振玉辑论之属佛说大乘金刚经论秘密之属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 (唐)释伽梵达摩译佛说安宅咒经 罗振玉辑心要经一卷 (唐)释道译经疏之属维摩诘经解二种 (后秦)释僧肇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二卷 (清)俞樾注金刚经订义一卷 (清)俞樾撰佛说四十二章经注一卷 宋真宗注佛说四十二章经注 沙门守遂注佛说四十二章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经义二种 罗振玉辑唐人行书经义一卷 罗振玉辑心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心经详注 丁福保注佛说八大人觉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佛遗教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观世音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高王观世音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金刚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阿弥陀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盂兰盆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无量义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笺注 丁福保笺注观无量寿佛经笺注(附观无量寿佛经图) 丁福保笺注佛经精华録笺注 丁福保笺注诸宗之属令旨解二谛义一卷 (梁)萧统撰宝藏论一卷 (后秦)释僧肇撰相宗络索一卷 (清)王夫之撰止观辅行传宏诀(一名辅行记)一卷 (唐)释湛然述(清)胡澍録西斋净土诗三卷附録一卷校讹一卷补校一卷(元)释梵琦撰(清)胡珽校讹(清)董金鉴补校永嘉集一卷(附永嘉证道歌) (唐)释元觉撰唱经堂圣人千案一卷 (清)金人瑞撰总録之属•概论郁单越颂一卷 (清)黄周星撰学佛捷径 丁福保编纂象教皮编六卷 (明)陈士元辑读大乘起信论捷诀 丁福保编纂总録之属•杂说牟子一卷 (汉)牟融撰(清)孙星衍校法苑珠林一卷 (说郛本)法苑珠林一卷 (唐人说荟本)大藏治病药一卷法藏碎金録一卷 (宋)晁迥撰罗湖野録一卷禅本草 (宋)释慧日撰禅门本草补一卷 (明)袁中道撰北山録一卷 (宋)撰(宛委山堂本)北山録 (商务印书馆本)牧牛图颂一卷又十颂一卷 ()释普明等撰奏对机缘一卷 (清)释道忞撰念佛三昧一卷 (清)金人瑞撰佛解六篇 (清)毕熙旸撰梵珠一卷 (清)俞樾撰佛学笔记 (民国)徐昂撰总録之属•感应金刚经鸠异一卷 (唐)段成式撰鹦鹉舍利塔记一卷 (唐)韦皋撰现果随録一卷 (清)释戒显録总録之属•护教宗禅辩 (宋)张商英撰护法论总録之属•音义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四卷楞严咒校勘记一卷 (民国)徐昂撰总録之属•序赞唐人草书经赞一卷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一卷护国寺元人诸天画像赞一卷 (明)傅严撰……《丛书佛教文献类编》出版说明：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从改头换面到脱胎换骨，终于发展成为一种精密、深邃、严谨的思想体系，并以其强盛的生命力，渗透到哲学、伦理、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佛教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以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及其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公元前486年）创立的，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王太子。释迦牟尼一生传道说法四十五年，足迹遍布恒河两岸。所到之处，他很少参与政治与世俗生活，只是一心讲道。据佛教文献记载，释迦牟尼逝世不久，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名比丘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窟集会，共同忆诵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法。这就是佛教文献的第一次结集。在集会上，阿难背诵出了释迦牟尼对佛教教义的解说，这部分内容被称为“经”；优婆离背诵出了释迦牟尼关于戒律的一系列教导，这部分内容被称为“律’；迦叶背诵出了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发挥佛教教义的论述，这部分内容被称为“论”。以上三部分内容合起来称之为“三藏”，在得到大家的认可后，于是就成为佛教的原始经典。以后随着佛教文献的多次结集及大乘佛教的兴起，“三藏”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佛教教團內部出現了分裂。最初分爲上座部和大衆部兩大派，史稱佛教的『根本分裂』。這兩大派後來又陸續發生多次分裂，史稱「枝末分裂」，形成的派别有十八部( 依南傳佛教之説) 或二十部( 依北傳佛教之説) 之多。這個時期的佛教，通稱部派佛教，在「根本分裂」之前的佛教則被稱之爲原始佛教。此後，在大衆部的一部分在家佛教徒中流行着對安置釋迦牟尼舍利的佛塔崇拜，從而形成了大乘佛教最初的僧團——菩薩衆。隨着許多闡述大乘思想的經典的不斷出現，不少僧人進而加以弘揚，於是就形成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興起之後，把以前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貶稱爲『小乘」佛教。『乘』是『乘載』或『道路」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稱能運載無數衆生從生死大河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在修行目標上，小乘佛教偏重自我解脫，以證得阿羅漢果爲最高目標；大乘佛教則以普度衆生、修持成佛、建立佛國净土爲最高目標。大約從公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時期開始，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斷傳播，逐漸發展成爲世界性的宗教。印度佛教的對外傳播，大致有南北兩條路綫。傳入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握等國以及中國雲南地區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佛教以小乘爲主，稱爲南傳佛教，其教義比較接近原始佛教，經典用巴利語寫成，傳入中國雲南地區後被譯爲傣語。南傳佛教注重原始佛教的精神和教義，崇拜佛牙、佛塔和菩提樹等。傳入尼泊爾以北西域諸國及中國內地，再進而流傳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佛教，以大乘爲主，稱爲北傳佛教，經典用梵語寫成，傳入中國後譯成漢語。傳入中國西藏、內蒙古自治區和蒙古、俄羅斯亞洲地區的佛教，是北傳佛教中的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其經典被譯爲藏語。佛教文獻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內容並不僅僅限於佛教，還包括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天文、地理、曆算、醫學、建築、繪畫、科技、民族、社會、道德、政治、經濟、中外關係等諸多領域，幾乎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全部內容和自然科學的部分內容。佛教文獻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中國人對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一大貢獻，曾經對古代東方世界産生過深遠的影響。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但一直到東漢末年，中國的佛事活動才以佛經翻譯爲主，當時的洛陽是譯經中心，譯者都是從印度和西域來的高僧，其中安世高就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翻譯佛經的西域僧人。他共譯出《佛説十八泥犁經》、《佛説鬼問目蓮經》等佛教經典三十四部，從此改變了中國佛教無漢語經典的歷史，爲中國佛教的流傳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東漢滅亡之後，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其中吴國佛教的興盛，與支謙等人的譯經傳教活動是分不開的。支謙先後譯出佛教經論數十部，其中重要的有《阿彌陀經》、《維摩詰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等。他的翻譯筆法流暢，文句簡略，純用意譯，使當時人容易接受，有利於佛教的普及推廣。西晋佛教的主要活動仍舊是譯經，從事譯經活動的僧人和居士有十多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竺法護。他一共譯出佛教經典一百五十四部，擴大了譯經的範圍，提高了譯經的質量，爲大乘佛教在中國的流傳創造了條件。後秦是羌人姚萇建立的政權。姚氏崇信佛教由來已久，尤其是姚興即位後，對來關中的中外高僧甚爲禮敬，於是很多西域僧人陸續來到長安，從事譯經事業，其中鳩摩羅什的佛經翻譯在中國譯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使中國佛教從引進移植階段進入到成長發展階段。鳩摩羅什翻譯的佛教文獻，很多都成爲後來佛教學派和宗派所依據的經典，爲佛學研究開闢了廣闊的領域，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如大小品《般若經》的重譯和《大智度論》的新譯， 由於譯文流暢， 促成了般若學説的流傳， 使得般若學説成爲中國佛教各學派和宗派建立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從東晋至南朝劉宋時期，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先後有許多僧人西行求法，他們在西域和印度學習佛教、搜集經典、朝拜聖迹，把佛教經典帶回中國，推動了中國佛教的發展。法顯就是他們當中的代表。法顯慨嘆律藏缺乏，於隆安三年( 公元三九九年) 和慧景等人從長安岀發，去印度尋求佛教經典。法顯在印度搜訪到一批佛教文獻， 歷經艱險， 終於帶回祖國。回國後，法顯在建康道場寺與佛馱跋陀羅共同譯出《大般泥沮經》、《摩訶僧祇律》、《僧祇比丘戒本》、《方等泥海經》、《佛説雜藏經》等經典，推動了涅槃佛性理論在江南的傳播。隋唐時期的佛經翻譯事業有了空前的發展。隋朝的譯館，主要有兩所，一是長安大興善寺，另一是洛陽上林園，先後譯岀了八十二部經典。唐朝的佛經翻譯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譯經的質量、數量和種類都超過了前代。從貞觀三年( 公元六二九年) 到元和六年( 公元八二年) 的近二百年之間，歷朝皇帝都設立譯場，組織僧人翻譯佛教經典。譯場是由精通教義、通曉梵漢語言的中國僧人擔任譯主，這表明中國的譯經事業到了唐朝才真正成熟起來。貞觀( 公元六二七—公元六四九) 年間，玄奘主持的譯場，就是中國佛經翻譯史上最輝煌的一頁。玄奘曾克服無數艱難險阻到印度取經，並跟隨佛學大師學習深造，最後携帶了大批經典返回中國。唐太宗讓他在長安弘福寺開闢譯場，由朝廷提供資助，並召集二十多位高僧協助他從事譯經工作。唐代的佛經翻譯家，除玄奘外，還有義净、不空等人，他們先後譯出各種佛教經典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盛况空前，可以説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上都通過漢譯流傳到了中國。宋太宗時，恢復了自唐元和六年( 公元八一 一年) 以來久已中斷的譯經，創立規模宏大的譯經院，由印度來華僧人天息灾、法天、施護等主持翻譯佛經。宋以後，大規模的佛經翻譯活動不再存在了。佛教文獻的漢譯是中國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事件。在大部分梵文佛典已經佚失的情况下，作爲中印文化交流結晶的漢譯佛教文獻，既保存了印度文化，也給中華傳統文化輸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爲中華傳統文化增添了光彩。隨着漢譯佛教文獻的逐漸增多，中國的學者對佛教文獻的研究也逐漸加深。他們勤於著述，撰寫了一大批與印度佛教有所不同，帶有中國佛教特色的著作，使佛教文獻在傳統的經、律、論三藏之外，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中國人撰寫的佛教著作是佛教中國化的産物，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價值，應該説超過了印度的佛教文獻，從而成爲中華傳統文化中獨具魅力的一個組成部分。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第一位真正的佛教哲學家。僧肇先是喜歡道家學説，後來讀了《維摩詰經》，覺得佛教教義最爲高明，於是岀家爲僧，拜鳩摩羅什爲師。他寫了《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論文，準確地闡述了大乘佛教的般若理論，糾正了當時人們對般若理論的誤解。梁武帝是南朝帝王中崇佛最突岀的，他熱衷於佛教教理的研究，著有《涅槃經》等經的義疏及問答百卷。梁武帝把南朝宋以來的涅槃佛性説與輪迴報應説結合起來，提出了「神不滅」的主張，在南朝佛教信徒中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時期， 與佛教經典翻譯相呼應的是佛教經典的整理與研究， 主要有注釋佛典、撰寫佛學論著等形式。佛典的注疏不僅數量多， 內容也非常豐富， 顯示出了佛教徒崇信佛經、熱衷闡述解釋佛經的個性特點。隨着翻譯佛經的盛行， 研究教義也更爲深入。注琉家可糅合百家之言， 注疏自然恢宏，如澄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禮宗的《涅槃經注》八十卷等。大量佛典注疏的出現，成爲研究佛教各宗派本末支流的重要資料。佛學論著是高僧名師個人佛教思想的自由發揮，以及對一些重要佛教問題的討論，表達了佛教學者的獨到見解， 體現了佛教中國化的特色。佛學論著大致分爲兩類： 一類是通論， 標立宗義， 自立法門。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有作爲立宗之本的佛典，後人叠加注疏，便成了某一宗派章疏的主體。如華嚴宗標立宗義的典籍有法藏的《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宗密的《華嚴原人論》。另一類是專論，是就佛教特殊問題加以研究而形成的。如法上的《佛性論》、靈一的《法性論》、靈裕的《因果論》等，不勝枚舉。專論的議題比較寬泛，涉及佛性、因果、形神、翻譯、僧伽、儀式等問題。宋代是中國佛教史學的黃金時期，人才輩岀，著述甚多，而且各種佛教史書體裁已經基本完備，有燈録體、傳記體、紀傳體、編年體、會要體、誌乘體及各種佛教雜著筆記等。宋代佛教史學最值得一提的則是佛教通史著作的編纂。佛教在唐代盛極而衰的歷史， 促使宋代的佛教史學家去認真思考，總結佛教在中國的傳教史，探求佛教興衰的原因，並借修史來抬高整個佛教或某一宗派的地位，因此這一時期佛教通史著作的編纂頗爲引人注目。較有影響的大型佛教通史，如《釋門正統》、《佛祖統紀》、《隆興佛教編年通論》、《釋氏通鑒》等大多産生在宋代。它們受到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但又有新的突破。明清時期的佛學研究比較消沉，没有大的理論突破。不過在居士中却出現了 一股研究佛學的風氣，並形成了一些特色，對明末清初佛教的一度中興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居士佛教的興起，在明代就已令人矚目。明代文學家宋濂、袁氏三兄弟(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思想家李贄、焦茲等都是著名的佛教居士，他們不僅信仰佛教，而且都留下了佛學方面的專著。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廣泛研究經學、史學的同時，也涉獵了佛學，並吸取佛教唯識宗中的合理因素來豐富自己的哲學思想，著有《相宗絡索》- 書，開清代佛學研究之先風。緊接其後的著名居士有宋文森、畢奇、周夢顔、彭紹昇等人，其中以彭紹昇的影響最大。民國時期，更是涌現出了不少以整理佛教文獻而知名的居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丁福保。他一生致力於佛教經典的注疏，著有數十種佛經的箋注，流行於世，受到好評。丁福保曾撰寫了《敬告注佛經之居士》一文，提出了箋注佛經的十六條原則。他本人在注釋佛經時是嚴格按照這十六條原則進行的，因而顯得一絲不苟，非常嚴謹，至今還没有人能够超越其上。佛教文献作为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佛教文献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形成与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对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宋代开始大规模地汇编佛教文献，也就是《大藏经》的刻印。由此也形成了一大文化传统：历朝都要编印新的《大藏经》。大量的佛教文献因此而得以保存了下来。然而由于编者学识不广、收集困难、物质条件所限等种种原因，历代都有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献没有能够收入《大藏经》，被散逸在藏外，处在自生自灭的境地。这个遗憾从历代刻印的丛书中得到了弥补。丛书以其网罗宏富而远胜单刻本，很多篇幅短小的佛教文献，得以丛书的形式流传至今。丛书在保存和流传佛教文献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些编者在汇编汇刻丛书时，还对收入其中的佛教文献作了校勘订正，其文献价值远远胜过单刻本。特别是清代一些著名的文献学家汇编汇刻的丛书，如黄丕烈的《士礼居黄氏丛书》、叶德辉的《园先生全书》、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都以校勘精审而闻名于世。有些丛书编篡者还聘请著名的文献学家参预校勘，如伍崇曜的《粤雅堂丛书》就出自谭莹之手。当今的佛学研究已从粗放型转向精耕细作,对资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丛书中的佛教文献汇编成书，颇有助于当前的佛学研究。我将收入《丛书佛教文献类编》中的书目与童玮先生编的《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对了一遍，发现有46种书为历代《大藏经》所未收。有些书即使曾被收入《大藏经》，也自有其版本价值。佛教文献不仅是宗教文献，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因此，整理出版佛教文献，无疑具有重大的学价值和文化意义,既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为增加全人类文化积累所作的一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