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 全6册 2007高清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PDF电子书全6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收录了晚清至民国期间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典籍52种。其中既有介绍伊斯兰基本教义知识的读物，也有学习伊斯兰文的回文课本，以及研究伊斯兰教理论的学术著作。这些典籍均为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所编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在晚清以来的基本状况，以及与世俗社会和其他宗教融合的情况。本书的出版，为国内宗教学者研究中国近代伊斯兰教以及近代社会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对于推动国内伊斯兰教的研究水平，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总目录：

希真正答
真境昭微
天方正学
性理本经注释
回回通考录
朝观途记
真德弥维 礼法启爱 合编
汉字赫应
经汉注解赫应
至圣宝训
清真启蒙字母
天方教典歌
创建穆民总教院表
回教认礼蒙引教科书
真功发微
白话附注详解壹玛尼
五功总纲
穆民须知
认己省悟
人生百诀
讨白音义
明真释疑
清真周刊
清真教饮食篇
清真教天堂地狱说
清真沐浴礼拜教科书
清真劝教歌
扯哈雷法速
汉释穆信麻题
回文读本
圣谕详解
天经译解
穆信吗台
回汉分别宣言略
克兰圣经弁言
赫忒音义
醒回篇摘要
小学教典课本
天方奇观
中阿要语合璧
穆民教女歌
明德月刊
明德报
清真蒙引歌
新译髑髅叹
正教须知
华亚字典撰要
大同元理
十等复生
续天方三字经
附录一 耶教辨正
附录二 回耶雄辩录
后记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出版说明：

相比佛教、道教和儒教典籍的整理和出版，中國伊斯蘭教典籍的出版和整理工作相對要遲緩一些。除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中國回族和伊斯蘭教典籍匯輯》以外，中國伊斯蘭教的漢文著述，特别是從中國穆斯林學者角度撰寫的宗教著作彙編卻很少見之於世。《中國回族和伊斯蘭教典籍匯輯》收書種類不算多，但是填補了中國伊斯蘭教界為學術研究和維繫宗教傳統而系統地出版文獻著作的空白。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出版一套彙編了從清朝到民國中期大多數由中國穆斯林學者著述並由清真寺自行出版的伊斯蘭教典籍文獻集，應該說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事件。在本書付梓之際，我們很想把出版這套《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的目的和長久以來的思想心路歴程呈現給廣大讀者，以分享這份歡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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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伊斯蘭教漫長曲折的發展歷史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三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雖然與中國木土宗教相比，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佔據的時間不算很長，但目前已發展到擁有四萬座清真寺’宗教寺廟數量在全國各宗教中雄據第一••加之有十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總計人口達到兩千多萬，佔少數民族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強。與其人口規模和分佈的地理區域範圍相比，伊斯蘭教的影響遠遠要超過上述統計數字所顯示的象徵力量，中國伊斯會蘭教己經成為中華文明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我們周圍生活的穆斯林群眾也己經成為社會日常生活中的近鄰和兄弟朋友。放眼現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行走在大街上，很容易看見外地穆斯林開設的清真餐館和蘭州牛肉拉麵館。當伊斯蘭教的節慶來臨時，上海七座清真寺周圍的居民社區和街坊就會目覩成群結隊的穆斯林群眾禮拜和喜慶的壯覲景象。如果從中國的東南沿海，順着到西北邊疆地區的方向沿途考察，伊 斯蘭的文化氛圍和生活特點隨着西向而愈加濃厚，你就會真切感覺到穆斯林生活方式和它所代表的伊斯蘭文明是中國多元文化和多元社會中一個閃閃發光的亮點。
面對日益走近我們生活的中國伊斯蘭教，我們必須了解它、理解它，同時還必須熱情地接納它，讓它與我們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為建設偉大和燦爛的中華文明貢獻所有的力量。那麼怎樣理解中國的伊斯蘭教，如何學會與中國穆斯林共同相處呢？學習和了解中國穆斯林先賢們撰寫的有關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化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共建和諧社會、使伊斯蘭教適應中國現代社會的建設以及讓宗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適應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 我們編輯和出版了收集到的五十餘種中國伊斯蘭教典籍文獻，這些文獻是從清季到民國中期在穆斯林民間出版的，過去一直收藏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中。
如同這些簡樸的木刻本或石印本的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那樣，中國伊斯蘭教一千三百五十多年的歷程是曲折和不平坦的。伊斯蘭教在盛唐時進入中國，當時穆斯林商人和外交使節來到長安、南方以及東南沿海的港口城市經商貿易或親善修好，許多人就定居下來與中國婦女通婚、生兒育女，形成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穆斯林社區或社團當時的史書稱為『蕃坊j。在『安史之亂』被平息後，有一部分穆斯林士兵被唐朝政府安置於秦淮地區並永久定居，作為朝廷對其戰功的獎賞。在『蕃坊』中生活的穆斯林雖然與中國婦女通婚，但在文化上相對保留了他們來自於西域故鄉的獨特性。他們的日常起居仍然依照阿拉伯、波斯和中亞地區的伊斯蘭生活方式。建造的一些清真寺典型地反映了西亞和中亞的伊斯蘭教建築風格，如廣州的懷聖寺和泉州的聖友寺等。當然，也有些清真寺是結合了中國寺廟建築風格而修建的。儘管已在中國生活多年，但這些外來的穆斯林仍被當地人稱為『胡人』、『胡商j、f蕃人j或『蕃商J他們很少與周圍的中國市民社會發生密切的交往和聯繫。在唐末的黃巢農民起義中，廣州的外國商人包括大多數穆斯林商人遭到了農民起義隊伍的洗劫•，在揚州，田祌功率領的地方軍隊也對那亵的穆斯林商人進行了劫掠和殺戮。這種相對隔絕於世的『蕃坊j生活一直延續到宋朝。唐宋時期，伊斯蘭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除了在經濟和貿易以外，很少融入中國主流文化和大眾社會。這種文化上的隔絕和互不交往曾在杭州釀成慘劇，當時『蕃坊j中的新婚穆斯林夫婦舉行伊斯蘭文化形式的婚禮，由於屋頂上站满了好奇偷窺的漢民鄰居，結果房屋垮塌，新人與穆斯林客人一起被壓死。
此後蒙古人入主中原並建立了元朝。蒙古遊牧民族的軍隊首先征服了中亞和西亞某些地之後再征服中國，因此在蒙古人的軍隊中裹挾了大量色目人或回回士兵、工匠等。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雖然回回穆斯林的地位和待遇相比大多數漢族人要優越得多，但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獨特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仍然受制於蒙古人，並且與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居民卽漢民族保持了較少的聯繫而游離於中華主體文化之外。除了與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婦女大量通婚以外，回回穆斯林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相對優越性，加之在財政税收、工商行政和軍事征戰方面深入參與蒙古貴族的統治，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因而與漢民族有一定的隔閡，因此在朝廷中，色目官員與漢族士大夫的關係時有緊張。隨着元朝末期社會矛盾的加劇元末農民起義在推翻元朝蒙古貴族的統治鬥爭中，也有遭怒於包括回回穆斯林在内的色目人群體的現象。這說明中國普通民眾對當時承載伊斯蘭教的『回回遍天下i的分佈格局和文化生活方式是不甚了解的，更談不上對穆斯林的宗教有本質上的理解和溝通。儘管一些穆斯林出現了r華化』的情況，如元代定州清真寺碑文記載了對中國伊斯蘭教的介紹及以儒家術語闡述伊斯蘭教的點滴知識，但中國士大夫階層和社會主體文化界對伊斯蘭教仍然很陌生，並對伊斯蘭教有一些誤解。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恢復了漢文化為中心的封建道統和綢常禮制。他頒佈的禁止色目人穿胡服、說胡語、用胡姓等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以及禁止色目人同類通婚的社會歧視政策，加速了:穆斯林的『華化』潮流，結果回回穆斯林被強制性地接受漢文化和部分漢民族生活方式，被強制性地融入中國主體文化之中。明帝國的文化同化政策，使絕大多数色目人和回回穆斯林的『母語』幾乎喪失殆盡，生活習慣漢化且身份認同感逐漸淡化。但他們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堅持伊斯蘭教的信仰，許多與伊斯蘭教信仰密切相關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和傳統習慣仍然被堅持下來。這種伊斯蘭教和華夏漢文化的雙重影響和互動作用，在明朝生成了I個新型的社會群體—I說漢語、呈现較多漢文化印記但仍堅守伊斯蘭生活方式的中原回回穆斯林，今天稱之為回族穆斯林。接受漢文化和積極地參與中國主體文化的活動和發展，使回回穆斯林宗教學者及知識分子們能夠普遍地以漢語為媒介來闡述伊斯蘭教教義和伊斯蘭信仰，這為漢族知識分子和民眾對伊斯蘭教的正確了解和認識提供了可能性，也為中國伊斯蘭教在理論和思想觀念上系統地吸納儒家文化和倫理道德觀鋪平了道路。回回穆斯林群體或回族穆斯林的形成， 為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國伊斯蘭教的形成做了組織上的準備工作。其問，中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創始者陝西學派的先師胡登洲將部分漢文化吸收進以清真寺為基地的中國式伊斯蘭教育制度之中，開創了與中國舊式私塾教育制度相平行的中國伊斯蘭教教育新模式。胡登洲興辦的經堂教育為此後以儒詮經或以中國傳統宗教的專門術語來解釋伊斯蘭教教義提供了適宜和可行的條件。

自明末以後，回回穆斯林學者詹應鵬、張忻、張中、王岱輿和伍遵契等開始著書立說， 撰寫了一些闡述和宣傳伊斯蘭教教義和禮儀制度的著作。這些回回穆斯林學者寫作的用意很清楚••首先是讓外人、特别是中國社會的統治者士大夫階層和儒家知識分子了解伊斯蘭教•，其次是讓外教人如佛教徙和道士等明了伊斯蘭教的教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讓教内不懂阿拉伯文但有較高漢文水平的回回士紳和知識分子了解和掌握自己母教的教理，以便回歸為一個真正回回穆斯林學者有關伊斯蘭教著述在中國當代社會中的作用I中國伊斯蘭教典籍文獻是中國文化思想寶庫中的一筆財富。如何體現和應用這筆思想文化爾富，對於我們今天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有着很重要的意義，對於我們能夠在今後順利地構建和Ji社會也非常重要。

" 首先是提高中國穆斯林的信仰層次和精神文化素質。雖然中國伊斯蘭教已經經歷了一千三百五十多年的漫長歷史並且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相對成熟的獨特文化，但由於中國穆斯林在地理分佈上相對分散，在伊斯蘭信仰和教義的認識上仍然是參差不齊的。許多地方的穆斯林社團仍將一些基木或粗淺的伊斯蘭生活習慣當作伊斯蘭教信仰核心來實踐，甚至不少穆斯林理解伊斯蘭教就是不食豬肉。因此，這種非常樸素的宗教感情容易產生較為偏激的態度而與周圍的非穆斯林群眾發生抵牾和摩擦。所以，提高穆斯林自身的伊斯蘭教信仰水準和宗教素質就成為當今中國穆斯林社會的重要工作。加強中國穆斯林對它們先賢著述的中國伊斯蘭教典籍的學習就是提高他們素質的有效辦法，這些典籍是中國穆斯林學者運用《古蘭經》和聖訓、遜奈的原則結合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實際，對伊斯蘭教的原理和教義進行透徹闡述和分析的結果。融合儒家文化優秀成份的整個中國伊斯蘭文化和中國伊斯蘭教典籍是讓中國穆斯林民族遠離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精神基礎和有效保障。

其次是促進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進跨宗教的對話和理解。本書收錄了一些中穆斯林學者進行比較宗教學研究的成果。他們對各宗教之間的比較研究也可以作為我們學術界進行宗教比較學研究的補充和參考。比較宗教學對於我們今天的宗教對話和宗教文化的交流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从穆斯林角度對其他宗教的認識以及非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的認識，這種雙向的比較也能通過學術交流促進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宗教的互相滲透和互相影響是一種很自然也很普遍的現象，同時又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世界潮流。通過教義和禮儀方面的比較與分析，我們可以獲得更廣闊的視角來理解宗教文化的融合進程，並以積極的心態來維護社會團結穏定和世界和平， 堅定不移地反對戰爭、衝突、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

再次是幫助非穆斯林理解伊斯蘭教。非穆斯林讀者對這些中國伊斯蘭教典籍的閲讀和了解將會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伊斯蘭教，了解伊斯蘭教的基本原理和教義，也會更正確地明了伊斯蘭教是一個和平的、追求真理的宗教，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是穆斯林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指南。因此，《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與非穆斯林讀者的見面將會有助於消除他們對伊斯蘭教的誤解並尊重穆斯林的信仰。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部分书目提要：

《希真正答》

國伊斯蘭教著名學者王岱輿著於明末.(17世紀上半葉)，隴右馬福祥於民國乙丑年
(1925)重印。是一部關於伊斯蘭教教義和哲理的重要著作，由王岱輿的弟子伍連城根據老師的日常言論記錄彙輯而成。馬福祥在重印此書時將『剩語』和『附錄』一起彙集排印。它記載了王代山輿與穆斯林教眾、學者、佛道教界人士、地方縉紳等人物的二百餘段問答，是中國伊斯蘭教哲學思想的最重要典籍之一。

《真境昭微》

波斯蘇非詩人賈米著於中世紀，由金陵人氏、著名穆斯林學者劉介廉(劉智)翻譯於清乾隆年問(約在1736年至1775年前)。北京牛街清真書報社刊印於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它是中國伊斯蘭教漢譯著作中一部研究蘇非神秘主義思想的非常重要的學說著述，也是僅存不多的民間刻印木之一。
《天方正學》

湖南人氏藍子羲(煦)譯於武昌官署，時間在清咸豐二年(1852) •’北京牛街清真書報社重印於中華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春。全書分為七卷，總計九萬餘字，有王守謙序、俞日政序、馬君圖序及作者自序。中國伊斯蘭教和回族學者佘振貴、楊懷中在《中國伊斯蘭文獻著譯提要》中評價此書是『以伊斯蘭教義和哲理思想為研究越礎，運用編、譯、著等多種手法，對伊斯蘭教的道統、《古蘭經》、木體思想、回族前輩譯著家的理論精華、蘇非主義道統學說，以及伊斯蘭教義和儒家學說關係等許多重要問題均作了論述和評注j。本書是研究伊斯蘭教歷史、經典、教義學理論、重要人物、倫理觀、社會思想和蘇非神秘主義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中國伊斯蘭教與儒家傳統文化互相影響的重要資料。

《性理本經注釋》

河北清源黑右軍(黑鳴鳳，字羽輝)著、雲南榆城(大理)馬德新(馬復初)重刊於清咸豐八年(1858)。《天方性理》是劉智著述的中國伊斯蘭教哲學經典，因闡述的原理非常抽象而較難為一般穆斯林群眾理解。回族武將黑鳴鳳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劉智的《天方性理》木經五章做了詳細的注釋，比較透徹地分析了伊斯蘭教關於宇宙的起源、真主的獨一和屬性以及天人之問和性理之問的關係等。它是對劉智以儒家思想閫發伊斯蘭教教義學的以儒詮經學說理論的進一步發揮，對理解馬德新的伊斯蘭教哲學思想也有一定的幫助。

《回回通考录》

洵陽人王景生(字曙東)根據劉景行、劉安太兩位老阿訇的口述而記錄’津門劉永輝和王子舟參訂而成。原版刊刻於清咸豐戊午年(1858 )，北京牛街清真書報社於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重新出版。全書十五頁，是闡述伊斯蘭教教義學的著作，對伊斯蘭教的天命觀、齋戒沐浴、聖行功修和真主獨一等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強調伊斯蘭教宗旨與儒家學說相通的觀點。

《朝覲途記》

雲南著名學者馬德新(字復初)用阿拉伯文原著，其弟子馬安禮翻譯成漢文，咸豐十年(186S刊印。是書記述馬德新在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問(18411848)朝覲麥加的沿途旅行和親身經歷，是研究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的朝覲路線和著名宗教學者馬德新個人傳記的重要史料。在記述歷史上的地名、國名和重要人物名字時，專門標記了阿拉伯文，因此具有難得的原始資料的價值。
《真德彌維、禮法啟愛合編》

馬德新(字復初)著於清中期(約在咸豐和同治年問，即1851-1874)，原稿用阿拉伯文寫就，馬德新弟子馬安禮翻譯成漢文，成都敬畏堂周明德捐助刊刻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齋月， 馬安禮和周明德又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