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 全3册 2013 高清 葛兆光著

《中国思想史（套装共3卷）》为《思想史》第二版。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论者评此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
作者简介
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毕业，曾历任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及东亚的宗教、思想和文学史。曾应邀任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获选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届Princeton Globar Scholar，并于2010-201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著作有《禅宗与文化》(1986)、《道教与文化》(1987)、《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增订本，2008)、《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3)、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2005)、《宅兹：重建有关的历史论述》(2011)等。
精彩书评
《中国思想史》虽然也写了精英和经典的历史，但作者用浓彩描绘的，则是“一般思想史”。这就使得这部书，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视野上，也具有着全新的面貌……它以崭新的角度展示给人们的，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思想世界，更广泛、更深入地体现出研究的新意。
——李学勤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翔实，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研究扎实，十分难能可贵。
——邢贲思

　　葛兆光的这部思想史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我们的思想史、学术史的撰写是非常贫乏的，过去也有人谈到重写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新写的文学史或思想史都可以称为“重写”……我想今天会上所说的“重写”，大概是指这部思想史在思想观念上要建立一种和过去不同的方法、观念和系统，要有一些新的发展或突破。
——王元化

　　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它有整体性的思考，又有不少精辟的具体见解。学术史表明，有的时候，有人忽然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倒是会发现一些那个领域呆了很久的人没有发现的问题。我读兆光这本书，便常有这样的感觉。
兆光是位认真的学者，在学风上很严谨。他的这部思想史，我认为他取得了几点前人不具备的成就。即使书中若干可议的部分，我也很佩服他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去探讨。
——朱维铮

　　原来我们讲的思想史太窄，葛兆光现在把思想史拓宽了，至少已经拓宽到他所讲的信仰、知识结构。有人说这种写法外国早就有，我说他是创新，学术评价要鼓励这样的创新。不是说吸取了国际上的成果，或是受了什么启发，就不算创新。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有没有人系统地贯彻这样的思想，来写思想史，那应该说还没有。那么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葛剑雄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意义即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思想史也可以这样写法，也可以这样研究……将思想做成历史的历史并不长，已出版的思想史的数量并不多，另写与再写的空间还很大。我想葛著的主要学术意义即在此，而不在于像某些人那样，以为自己的著作已达到“一书行而百书费”的水平。而且，即使是如同葛著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也有被再写的可能，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常道路。
——周振鹤

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1950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
已出版的主要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想象力的世界》、《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等。

 

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有感：

本书原系《中国思想史》“导论”，内容为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经作者补充、修改，增加了《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什麼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三节，以单行本问世，题为《思想史的写法》。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著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於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
    一般的思想”是个什么思想？——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印象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购置案头已有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时间去读。由于葛兆光作为著名学者这一身份的影响，当然更是因为其为我的前辈学者，更是因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前辈学者。对于其《中国思想史》我是抱有一种崇敬的思想去看待的，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其意图不仅仅是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简单的梳理，而是一种重写中国思想史的意图更为明显，是葛兆光先生自成一家之言的重要作品。
在读这部作品之前，我已经度过葛先生的一些文章和作品，对其思想和治学方法深感钦佩，这无疑更增添了我对这部《中国思想史》的崇敬。今天我终于鼓起了勇气，细心捧读。葛先生首先在导论中就阐发了其对中国思想史的根本看法，并冠之以《思想史的写法》，按我看来其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提出了“一般思想史”这一概念。但是我对于其一般思想这一长时段的存在应是什么思想深感困惑。支配中国人思想的一般思想究竟是什么思想，应该如何把握，我更是不敢有所想法。大众的心理，尤其是一个长时段的大众的心理，这样一个乌合之众的心理往往是无理性的，混沌的存在。更进一步说，其非逻辑性的因素往往远远超过理性的力量，那么对这种思想进行重构的学理依据是否存在，我五法抱以乐观态度。

 阅读《文心雕龙》的时候，我觉得“文心”啃起来很痛苦，前前后后一个多月才读完这本书。 阅读《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时候，是比“文心”读起来顺畅一些，但阅读一本就用时16天，而这套书有三本。要读完，想着心眼颤啦。再颤也得读，读后还得多少整理点笔记。刚在网上整理了一些相关文字，把“思想史”的内容简介、目录作了整理，主要借助网上文字，木有自己的体悟；更多的感受还得我自己来这里梳理。只有梳理了一些东西，这卷书的更多内容才能更深刻计入大脑。
    从未看过像“思想史”这么高大上的书籍，阅读完第一卷，混沌中感觉收获很多，很多“思想”方面的内容及线索模糊中又清晰。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跟着文字在大脑中逐渐形成一条线。人的观念的形成，很复杂，受到神秘力量，社会秩序等影响。古代占卜对国人思想的影响，从残存文献与铜器铭文中可以推断出来。中国思维的具体感性，与汉字象形是有关系的。
     我最喜欢阅读的是第一卷的第二编：轴心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争、分裂、割据；但这是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各种人名耳熟能详，各种思想纷繁多姿。摘两段文字再体悟文字与思想的魅力：“与这个变乱的社会一道被抛掷于动荡之中的是思想的世界。造成这种思想世界变化的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秩序的变化使得过去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知识与思想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权威性，重新建立思想与知识对于世界的有效解释，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第二，王室的衰微使过去独占的文化、思想与知识流入诸侯的领地，而诸侯国的长期稳定与富庶则逐渐生养了一批新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王朝格局中地位的上下移动，使他们的思想和知识在变化之中。第三，知识-思想体系在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中，有不同的侧重面，王官失守之后，文化人的分化则使知识-思想也在分化之中，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思想史上可能有突然的飞跃，但是那常常是来自精英和天才的思想，一般的知识和思想却不会有突然的变异，它只是在缓缓地绵延，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有人已经看到，中国文明突破的历史是渐进而平和的，即使是轴心时代，礼崩乐坏虽然说的是春秋战国的思想和制度的巨变，但它并不是轰然一声的坍塌而是一点一点地瓦解，传统的残存是如此强烈的粘固剂，而历史的象征是如此坚固的石块转头，要在一时就掀翻它是不那么容易的。”喜欢这一编，因为能看懂。能看懂，因为有相关信息储备。于是借助文字，把士的崛起，儒墨道及百家争鸣时期的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都细细研读，在曾经储备的信息上面再叠加上最新的收获，虽然名辩之学看得似懂非懂。
    到了第三编，《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等还好。也能明白经纬相间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相关文字。但到了第四编玄意幽远的思想转折到清理道教，因为储备信息的空白，看起来很打头。严格意义上说，我阅读了，只是把文字认过去，有关这个时代的知识思想信仰世界的脉络发展，我是糊涂的。看过后大脑混沌一片。因为水平有限，实在浪费如此高大上的精神食粮。
   聊以自慰的是，后面佛教相关内容能懂一些，特别赞同教授最后一段文字：“从五至七世纪的思想史进程来看，似乎并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而是中国使佛教思想发生了转化，在佛教教团与世俗政权、佛教戒律与社会道德伦理、佛教精神与民族立场三方面，佛教都在发生着静悄悄的立场挪移。在中国这个拥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的文明区域中生存，佛教不能不适应中国，在专制的中国政权势力的统治下，他们只能无条件承认政权的天经地义，承认宗教应该在皇权之下存在，在传统悠久的中国伦理的笼罩下，他们只能首先确认传统的合理，并在这种合理性范围内调整佛教的伦理规则，在中国的汉民族本位立场极其强烈的情势中，佛教也常常需要委婉地说明佛教与中国的因缘，用种种比附的或比喻的理由回避民族情绪的强烈对抗，于是，到了七世纪的中国，其实佛教已经相当融入中国思想世界，其思想也相当地汉化了。”
   昨天开始启动第二卷阅读，一来就是喜欢的唐朝，嗯，希望能高效看完。努力中！

在阅读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的时候，我惊喜的发现，原来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原来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思想史的写法

在《中国思想史》正文之前，葛兆光老师先用了大约十多万字的笔墨详细的阐明了，自己关于思想史写法的一些想法，将之作为导论，单存一册。在这里，葛兆光老师一反传统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作模式，另辟一种写法，他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为经纬，将人物内化为这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传统的写作模式那里，始终是本着“有事上奏，无事退朝”的方法进行的，即那些大的、有名的思想家着墨多，相应地一些不很出名的人物就会被一笔带过，甚至存而不论或者被（有意）忽略。这样出现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会发现有名望的越来越“红”，受青睐；很多“小人物”就被“历史”湮没了，这便是我们常说的“马太效应”。葛兆光老师在著作中提到了福柯，说到了他的“知识考古学”，意在应用这种寻根溯源的方法对思想的形成做一次“考古”，在他那里我们看到，大思想家是如何成为大思想家的，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实在重要。在他的另一本书《思想史大讲堂》中，他就又说道这个问题，并举宋代理学大师邵雍的例子为证，他说我们现在把邵雍看成是大思想家，自然会按照这个思路去想象邵雍在当时的影响力。事实上，邵雍在那时候并不是有很大的名气，那时候真正领军的人是司马光，然而到了南宋时代就不一样了，司马光一再被写低，邵雍一再被抬高，慢慢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点，不对它做一个厘清，就很难把握住较为真实的历史，就难以理解真实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这是有很大启发性的，它是一种观念方法上的革新，对我们平日里思考一些社会现象会有很大裨益的。

二、对材料的运用

在阅读《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时候，我明显的觉得，葛兆光老师对出土文物的重视，这与他文献学毕业有一定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对材料的运用。由于上古社会（大而广之，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久远，所存文字资料的相对缺乏，是的人们对之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和“隔膜”；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人们对那些仅有的资料的阐发早已经“众说纷纭”——当然不可否认，后人的阐发会有很大的启发性；然而往往会在他们的影响下“人云亦云”，你想有新的发现与收获，就必须对第一手资料做一个全新的运用，所以对第一手资料的重视程度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你研究的纯正与否、深入与否。

在论述上古社会思想史的时候，葛先生就调动大量的考古资料，再加上文字的，图画的，等等，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论据，立论也自然就水到渠成了。除了这些，他还特别重视地图，葛先生认为地图的变化（包括疆界，本国在地图上所处的位置等等），反应了古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比如说中国古代总是一“天朝上国”自己，就连名字“中国”也说明了这种由来已久的自我中心主义，明代中后期西学东渐，西方的绘制地图的方法随之传入中国，那时候的世界地图和现在的是很不一样的。当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并且那么多时，不难想象他们的思想会受到多么大的冲击——这当然会造成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于是，在写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时候，他专门将地图列为一章作为重点论述。

三、对思想的启发

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我以前认为的理所当然的观念被“颠覆”了，比如我一直以为中华文明是一种早慧的文明——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吧。事实上即便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宋代，“野蛮”之风还悠然存在，葛先生讲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在宋代人的著作中有将食人之风列为野蛮不文明的记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至少宋代之前这种风气是被认可的，由于它的被认可，所以就是“正常”的了，而笔记好记载那些“非常”事件，食人之风由此凸现于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启发。

还有一个便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以前我总是认为文化总是由发达之方传向不发达的一方，有文明的去开化不文明的、野蛮的，但是事实上也许并非这么简单，这种常规的被称之为“文化渗透”的传播方式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效，葛先生在书中说到了另外一种方式——一种与“文化渗透”截然相反的方式，即精英文化（这是一种“少数文化”）原先是产生于民间的（这是一种“多数文化”），但是当它脱离民间之后由于被官方认可、文化人垄断等原因，渐渐的获得了一种权力——一种话语权，这种特权同时是一种霸权，它用强权压制着曾经蕴育了它的民间文化，在时间的配合之下，一边被抬高，一边被压低，后来的我们就自然看到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又由于精英文化的纯粹性，民间文化的参差不整、良莠不齐，我们便认为是在精英文化的渗透下，产生了民间文化，就像用来酿酒的粮食在生产出了酒水之后，便剩下略带酒气的酒糟了。

其实这种启发式阅读在《中国思想史》中比比皆是，只要在阅读时和阅读后认真细致的进行有效的思考。

阅读《中国思想史》，本身就是对瑰丽的中华文明的一次回寻：原来我们的祖先的思想会有这样的变化发展（当然，这种思想变化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换成另一个人来写自然将会是另一部《中国思想史》），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他们生生不息，薪尽火传，终于形成了今天的辉煌。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会成为现在这样？在这种思想下生活的人们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它对我们文明的形成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可以在思想史中寻找到答案。

 据说，葛兆光是目前中国搞思想史的第一人，三卷本百万言的《中国思想史》一经出版，可说是火遍大江南北啊，惹的不少学子“芳心”暗许啊。照各著名学者专家的评价，该书“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视野上，也具有着全新的面貌”、“具有重大的原创性”、“说这部书代表了中国思想史的一次全新的写法应是不过分的”。在这种渲染下，可以说我是怀着十二万分的激动翻开它的。但是，实话说，通读下来，很失望，书中可商榷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的感觉，葛在学术上有及棒的领悟力想像力，但其对思维结构，语言逻辑的把握似乎颇有不足。另一个葛姓学者在评价该书的时候，颇为委婉的指出了“作者试图从新的角度写出一部中国思想史，尽管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是学术界一种难得的探索，也具有着全新的面貌”。这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在汉语表达上远远不如五四一代。朱维铮的评价可以代表我阅读的基本意见“固然关于唐以前的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具体见解尚可商榷，但他到底突破了苏联模式，到底没有因袭胡适、冯友兰的先例，到底不趋时不媚俗而意在从思想史本身说明思想史。”

      昨天夜里读其《导论》的时候，关于盛唐的一段让我到底还是不得不佩服葛的眼光毒辣。（将序言写的长够一本书的好像不多，能像梁启超、顾颉刚序般传世的更少之又少，葛名为“思想史的写法”的《导论》不知是否有此雄心，认真来说，把握了这样的导论，基本上就把握了他的治学思路）

      “我在这一卷中特意设立了‘盛世的平庸’一节来专门讨论盛唐时代的思想……大凡当知识、思想与信仰遭遇到一个全面合理化和系统化的总结之后，都可能会出现一个‘定于一’的时代，所有知识、思想和信仰都无一逃遁‘一’的笼罩。于是，这样看上去似乎相当圆满的结果，就导致了洞察力和批判力的消失……"

      “也许，有人对这种结论会感到不快，对于‘盛唐气象’的历史记忆曾经是我们自豪的遗产，不过从思想史上看，这种盛世无思想的状况，却真的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当深刻的启迪。同样值得深思的是，如果一种思想成为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而笼罩一切，这时，会有一些空洞的套话反复出现，这些话语不仅会常常写在书里，而且会成为背诵的教条，甚至当作生活的金科玉律，那么，是否它就没有思想史的意义呢？可是，正是在这种重复、空洞、千篇一律的背后，书写着一个相当重要的暗示‘除此之外，切莫做声’，以及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任何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都是犯罪’。明代和清代初期，皇权同样运用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念对思想垄断和遏制，这种遏制可能并不主要是靠文字狱而实现的，而更有效的是靠真理话语的占有而实现的”

      “当主流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奇怪的现象：他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利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

      “当这种平庸、空洞、重复的东西成为笼罩一切的思想时，这个时代就取消了异类，瓦解了批评，抹杀了深刻。”

      顺便想起如今满目盛世气象，想起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密尔顿《论出版自由》的经典论述。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真理在圣经中被比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淖。如果我们竟致采用查禁制，那就非常可能是查禁了真理本身。因为我们的眼睛久己被偏见和流俗所蒙蔽，一眼看见真理时，很可能认为它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不受人欢迎。”

 

《中国思想史》总目录：

《中国思想史 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

小引 思想史的写作

思想史的意味——中国哲学史的形成——从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到任继愈——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疑问——哲学史真的适合叙述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么——思想史的中心和边界在哪里——思想史究竟如何写？

第一节 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

关于中国思想史叙述与解释的习惯——对“经典话语系统”中的思想史写法的三个疑问——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思想史的基盘或底线：长时段——文献资料范围的拓展与使用方法——重写思想史的前景与困境

第二节 知识史与思想史

学术与思想：近年来学界的一个争论话题——思想史的知识源头与背景：以数术史与经学史为例——知识的变动与思想的变动之间——知识影响思想的一些历史例证——对历史的体验和理解——关于这一想法的来历

第三节 “道”或“终极依据”

科林伍德的比喻和马王堆帛画的联想——探寻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历史源头处——天经地义：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合一：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或亲近自然的口号——天崩地裂：终极依据的坍塌以及思想史的变局——处处碰着它：朱熹直觉中领悟到的终极依据

第四节 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

思想史、《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的三种写法——历史的连续性与福柯的疑问——连续性追寻的三种思路——教科书模式与章节的割裂——思想史连续性的三种类型——对于一个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脱魅或理性的排斥，断裂中的连续——对外来思想的回应中重新发掘和解释思想传统中的资源——个人性写作与重写思想史的想法

第五节 无画处皆是画

思想史为何不愿意叙述平庸的时代？叙述的形式、观念和心情——“空白”的背后，其实写满了未发表的文字——传统的思想史写法：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思想史不是点鬼簿和光荣榜——无处即有，思想史不仅要写那些“变异”和“凸显”，而且要写那些“绵延”和“蛰伏”——盛唐缺席的例子——思想史是在建构“道统”么？——思想史：究竟是思想还是历史——思想的平庸时代是否具有被思想史书写的意义——它应当被省略么：“文革”时代只有一种思想——平庸背后有深刻的内容：洞察力和批评力的消失，难道不是思想史应当讨论的历史现象么——盛唐、明代、清代到“文革”时代的几个例子——两种历史时间——如果思想史还属于历史，那么它不能无视“空白”，因为这里可能有过去的眼光忽略的东西——重新叙述的力不从心——可以在“空白”处描述出思想史的三种情况——需要对过去思想史不常涉及的畛域和文献进行打捞和爬梳，更要用另一种观察历史的立场、视角和眼光

第六节 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

思想史和哲学史真的是“发展史”吗？——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的“减法”（subtraction）——若干例子——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颊谷之会中看到的疑问——物官和博物传统的消失说明了什么——道教史中消失的涂炭斋和过度仪——失落的历史的被“发现”——文明推进与被野蛮化的风俗——“加法”和“减法”并不对立反而是一个历史的两面

第七节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

“影响”：思想史家无意中凸显了“施与”却忽略了“接受”—— “影响”是否能够重新浮现，成为新的思想资源，与当下的处境有关——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思想资源、历史记忆和重新诠释、再度重构——翻译或者格义：回应外来新知时的本土资源——历史记忆压抑的几种方式——历史记忆的两种不同取向——回溯本原，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来反省自身传统——保守与激进：两种取向的纠缠——协调两种不同研究思路的冲突——“冲击—回应”与“在中国发现历史”——外在因素与内在理路之间——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朱熹的比喻——从张大春《将军碑》说到历史记忆

第八节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资料的变化——思想史为何资料范围没有变化——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刺激——作为思想史的资料（一）历书——作为思想史的资料（二）则例与舆服志等——作为思想史的资料（三）档案——作为思想史的资料（四）类书、蒙书、手册——作为思想史的资料（五）小说话本唱词——过去的思想史为何不能使用这些资料——重新检讨思想史应当怎么写，写什么？

第九节 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从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说到最近的考古发现——考古发现的意义：古书的再发现、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以及其他——思想史写法的变化扩大了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中的使用——注重知识背景的考掘和一般思想的叙述——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等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视野——图形的考古与文物资料如何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以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地图为例——边界不定的思想史：与其他历史的关系

第十节 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

左图右书的传统——图像中的“格套”恰恰成为思想史“象征”——图像资料与文字文献的差异所在：构图、变形、位置、设色——道教坛场和幕：宗教仪式的空间布局与悬挂图像——职贡图等：异域人物图像中的变异与想象——《人身图说》和《五岳真形图》：图像翻刻、临摹、转写、抄袭过程中观念影响所导致的变化——图像研究可以给思想史增添新视野

第十一节 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

《怀柔远人的争论》与199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只是语言的叙述？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海登·怀特的观点——“叙述”一词中历史与文学的界限的消失——凸显与遮蔽：以思想史叙述中的王通与周敦颐为例——在书写与叙述中区分真伪的意义何在？对过去中国历史学中一个原则的重新考虑——发掘各种真伪“叙述”背后的支持观念系统及其历时性变化——在历史书写中进行知识与思想的考古发掘——权力与叙述：写法中的思想史——詹京斯关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的论述：对历史叙述中的普遍性共识的质疑——顾颉刚与古史辨：“层层积累的伪史”说——疑古思想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历史性思想的差异——后现代历史学是否能够确立一个最后的限度？——“指向真实”：历史叙述的边界和维度

后记

**《中国思想史 第一卷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第一编

引言 遥远的古代

第一节 重构上古思想世界：传统文献、现代理论以及考古发现

大同世界：天下、领袖、村落——回溯式的想象——把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人类学家关于“人类出于同源”的普遍主义观念——神秘力量、分类秩序、技术权威——我的三个疑问——过去对考古资料的一般理解——对生命来源的好奇、死后世界的敬畏、美感的追求与用符号表达记录与交流——良渚玉琮、濮阳龙虎、凌家滩玉龟玉版的思想史意义

第二节 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

神秘力量的秩序化——祖灵崇拜观念及其与世俗权力系统的匹配——祭祀与占卜仪式中所表现的知识系统的整合——思想世界中的三种基本知识

第三节 周代残存文献与铜器铭文中所见的思想演进

殷周的连续性——“帝”的崇拜与神鬼观念之延续——血脉与亲情及祖灵之保佑与子孙之绵延——宗庙祭祀：对秩序的确认——祝、卜、史、宗以及仪式中的知识系统与思想观念

第四节 作为思想史的汉字

汉字象形与中国思维的具体感性——汉字归类与中国思维的分类原则——汉字句法与中国思维的逻辑特征——怎么想与想什么

第五节 后世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世界秩序

绝地天通：“巫”、“史”、“祝”、“宗”与文明——宇宙秩序：作为观念及其在殷周仪式中的体现——仪式：作为秩序的象征性表现及其合理性来源——象征：对人间秩序的传递、暗示与规范意味——数字：世界及其秩序的神秘化——思想史将向何处延伸？

第二编

引言 所谓“轴心时代”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知识与思想

一般知识水准与思想状况——历算之学与星占之学——以龟策预言吉凶的知识——仪式的主持与意义的解释——对称、和谐及交互关联的世界：宇宙、社会与人类的一体化——阴阳与五行——思想变化的三种征兆

第二节 “士”的崛起与思想变异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的崛起：原属王官的知识阶层下移与原为下层士人的上升——思想与权力的分离以及思想与技术的分离——权威知识的失效与思想者的怀疑和思考——思想变化的三种取向——礼仪中制度与意义的剥离——理性依据与价值来源的重新确立——历史作为依据

第三节 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Ⅰ）：儒

“儒”的来源——从仪式中追寻“礼”的意味——从象征中发展出“名”的思想——推寻礼仪的来源与确立“仁”的价值——孔子之后儒者的发展：两个不同的思想取向

第四节 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Ⅱ）：墨

墨学的来源——墨家对儒家的四方面批评——现世的实用思考——变动时代中的两种趋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墨家后学：墨分为三和两种取向——墨家学说瓦解的内在根源

第五节 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Ⅲ）：道

道者：并非后人想象中的一个流派——前期道者的各种取向与思路——黄帝之学：宇宙、天象之理的推衍和运用——宋钘、尹文一系，彭蒙、田骈、慎到一系——杨朱一系的意义——老子及其时代——天道、世道与人道——两种可能滋生的内在理路

第六节 战国时代的精英思想和一般知识：方术及其思想史意味

神秘思想与技术在精英与经典思想中的隐退——大小传统的理论及其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运用时的修正——天地人：战国方术、数术知识背后的观念系统和神鬼谱系背后的意义架构——宇宙：和谐、对称和整齐的整体，阴阳、四季、五行、八方、十二时等基本要素，天地人鬼的对应关系——作为思想史的知识背景：三类精英思想取自一般知识的思想实例

第七节 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Ⅰ）：宇宙时空

战国时期对宇宙时空的兴趣与追问——天与地的观测、揣摩、玄想与体验——宇宙起源理论的哲理化：天道与一、阴阳、四时、万物的秩序——宇宙结构理论的系统化：大九州的空间与五行循环的时间——最终依据：天道与人道或哲理与道德的分别

第八节 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Ⅱ）：社会秩序

重建秩序的依据——孟子：从性善论证秩序的建立——墨子及商鞅的思考——荀子：从思想学说到意识形态——韩非的法制主义——历史的回溯与虚幻的理想世界：关于道家的乌托邦——道法转换：两极的相通

第九节 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Ⅲ）：个人存在

社会中的个人及其存在价值——生命的永恒——两种思路：保全自然的观念与养气炼形的技术——儒者对个人存在的思索——庄子的思考：人与天一也——无待的自由境界——自然与自在的人——超越价值标准：齐万物一死生——通向自由境界之路

第十节 语言与世界：战国时代的名辩之学

语言与世界：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与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孔、墨、老：对语言的不同态度与立场——语言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离：辩者惠施与公孙龙的“合同异”、“离坚白”——理性主义的语言观念：墨辩的“名实耦，合也”——超越语言：庄子及其后人对“道”的体验——用语言调节及强迫：儒家的社会关怀与文化保守及其变异——名辩之学的消亡

第三编

引言 百家争鸣的尾声与中国思想世界的形成

第一节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平

从马王堆帛书帛画说到考古发现中重现的秦汉普遍知识背景——传世文献记载中的一般信仰——帛画与画像砖中的三个世界——铜镜铭文中所见之汉人观念——关于生命、幸福、子孙——天下、海内、四夷：民族国家的确认——秦汉一般思想的总结

第二节 哲理的综合：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战国末年的综合趋向：庄子、荀子、韩非的学术批评与《尸子》、《鹖冠子》、《吕氏春秋》的思想融合——《吕氏春秋》对各种思想的规范与兼并——天道：自然法则的优先意味——十二纪中的天道世道与人道——秦汉之间黄老之学的不同趋向——《淮南子》中的“道”：置于天地人之上——贯穿自然、社会与人的思路——秦汉之间黄老之学的批评倾向与离心倾向——边缘化与世俗化：历史的命运

第三节 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

儒者的实用倾向与策略：定汉仪、撰《王制》、设明堂——经学传承系统的延续与宇宙支持系统的建立——《春秋繁露》中的根本依据：宇宙秩序和历史经验——《春秋繁露》中的“人”：善恶两端的人性——凸显君主的意义和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德与刑：教育与管理及循吏与酷吏——“天人感应”背后的心情：对君主的制约与对权力的超越——盐铁会议与石渠阁会议——光武帝、明帝与章帝时代的思想史——《白虎通》对宇宙秩序、人间秩序的简约化数字化表述——思想一致的时代

第四节 经与纬：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及其结果

重新理解与评论纬学——关于纬学起源的说法——纬学的数术知识背景（一）：望气、占星、推历、物验等等——纬学的数术知识背景（二）：天文与地理——提升知识的文化品格：术士对数术理论化与知识系统化的努力——知识阶层对数术知识的引用：儒士中的神秘化与政治化风气——互动：获得宇宙支持系统和获得经典支持系统——总结：儒家思想中宇宙观念与实用规范的建立及经典解释系统的确立

第四编

引言异 域之风

第一节 汉晋之间：固有思想与学术的演变

知识阶层的边缘状态与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一致——思想与权力的紧张中捍卫真理与人格的理想主义——博学的风气与思想取径的拓宽——从群体自觉到个体超越——作为标志与象征，公元166年的思想世界

第二节 玄意幽远：三世纪思想史的转折

二三世纪之交思想与学术风气的转化——“性与天道”，儒家话题的终点成为玄学话题的起点——从阴阳五行到有无——言与意——自然的追求——正始十年到景元四年——思想史注意的现象——知识结构与思想习惯的变化——玄学思路的变化——玄学的游戏倾向与文学取向

第三节 清整道教：关于道教思想、知识与技术的宗教化过程

关于道教形成的两种思路——道教形成之前来自巫祝史宗的知识与技术——淫祀与妖妄，来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批评——经典化过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对理性主义思想的屈服——约束机制：确立严格的戒律与整齐的规范——象征系统：依据古代中国天地宇宙论的整合——道典建设：建立普遍与公开传播的经典文本基础——俗世化过程：确认道教在世俗生活中的意义——与道家的分离——生命、幸福、道德：道教社会价值观念的明确——末世论：宗教的诱惑

第四节 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

佛祖西来？——早期一般思想世界中的佛教影响——写本、造像、忏法中所见的宗教意识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变化——四世纪初期佛教在上层的传播——格义与合本子注——中国语境中的佛教思想：心无、本无、即色以及其他

第五节 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续）

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上半叶的佛教——从四个象征性现象中看中国思想世界的变化——“空”的意蕴以及表达的思路——人性到佛性及其背后的依据——善不受报与顿悟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理”的兴味以及佛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发展路向

第六节 佛教征服中国？

佛教的渗透：融合与冲突——沙门不敬王者：宗教团体是否能够与世俗国家利益共处并拥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关于孝的问题：宗教信仰是否可以优先于社会的伦理信条和道德规范拥有绝对的地位？——夷夏之争：宗教理想是否可以消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拥有普遍的意义？——在中国语境中：佛教立场的挪移以及对传统的迁就——疑经与伪经、数术中的外来因子、教相判释——经典的翻译、选择与炮制——通道：周武帝的政策及其象征意味——征服还是转化？

第七节 目录、类书和经典注疏中所见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

目录、类书及经典注疏作为史料在思想史中的使用——《隋书·经籍志》中所见的知识与思想的增长与变化——分类与陈列：《艺文类聚》中的分类次序与价值等级，附说《无上秘要》与《法苑珠林》——《五经正义》：经典是知识与思想的渊薮

主要徵引书目

后记

**《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第一编

引言 权力·教育与思想世界

“奉天承运”与王朝合法性及合理性的获得途径——唐代初期的文化策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真正实现——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考试的意义：作为背诵与记忆的知识——承平的时代与平庸的思想——社会生活风气的影响——整个思想世界没有疗救的药方

第一节 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的知识与思想状况

经历了思想与秩序的双重危机之后——八世纪初的中国官方重建思想与秩序传统的愿望：开元礼、历法、封禅与祭孔——失去了洞察力与诊断力的知识与思想世界——知识的教条与简化——教育与考试中的导向——类书、礼仪范本和书信范文背后的思想史意味——思想趋向装饰与表面：从贵族的知识独占到士民的文化普及——礼法为基础的生活模式和传统观念的崩溃——思想的非学术化与文学化——信仰边界的模糊和混乱——道教与佛教入侵思想世界——一个象征：唐玄宗颁布《御注孝经》、《御注道德经》和《御注金刚经》——失去批评能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儒家学说——宇宙空间的象征不再能支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历史叙述不再能解释权力的合理性——礼法不再能约束道德和收拾心灵——盛唐：失去批评力的思想如何自处？

第二节 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上）

八世纪中叶以后的佛教状况——比“宗”和“派”更重要的：律师、法师与禅师的分野——回顾历史：八世纪之前——唯识学：八识、三性、三能变、五位百法以及转识成智——华严学：“六相圆融”、“四法界”、“十玄门”和“五教十宗”——理论兴趣的衰退与感悟体验的凸显——贵族社会的瓦解与纯粹理论兴趣的失落——中心地域的战乱与都市大寺院讲坛的衰落——宗教对社会的意义的自省与宗教对实际生活的进入——是否伤害了古代中国人对抽象世界的把握能力和哲理语言的创造能力？——元和五年（810）朝廷停止官方译经事业的象征意义——在“佛法”和“道”之间的选择：禅师的崛起

第三节 禅宗的胜利与佛教的失败：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中）

在佛教各种思路中，南宗禅的凸显——八至九世纪禅宗的崛起和胜利——当时禅门的实际状况：北宗、荷泽、牛头、天台和洪州的并峙——普寂、义福之后的北宗——神会门下的荷泽宗——慧忠、玄素以及佛窟遗则、径山法钦为首的牛头宗——八、九世纪中的天台一系——洪州马祖道一系的风靡南北——西堂智藏、章敬怀晖和兴善惟宽的意义——洪州一系在九世纪以后逐渐取得主流地位——九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佛教地图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禅思想向自然和适意的人生哲理方面转化——人性与佛性的关系如何？——修行的方式如何？——趋近了佛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从印度佛教到中国禅宗的转化——淡出了中国思想与信仰的主流世界

第四节 语言与意义：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下）

九至十世纪的禅门兴衰——语言学转向：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取代经典中的书面语言，扭曲的艺术语言取代自然的日常语言——佛教中传统的语言形式：转读唱导与章句注疏——禅门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与策略：从工具到意义本身——不落空的活句：自相矛盾、有意误读、答非所问——参公案：刻舟求剑的危险——禅问答成为艺术语言，再次瓦解了宗教的严肃性与理论的深刻性——大中年间以后：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的禅宗与佛教的走向

第五节 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唐王朝的艰难时期：内忧与外患——国家权威的失坠与思想秩序的混乱——《平淮西碑》：韩愈一流士人对于强大的国家与权力的呼吁——对国家政治权威的诉求与对思想秩序的诉求——离经叛道的倾向与各种知识、思想及信仰的活跃——佛教的入侵——被唤起的民族感情与历史传统——发掘历史资源，重建主流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普遍性权威——“道”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人性的发掘——经典文本的证明：《大学》与《中庸》的再诠释——虚构的思想历史的系谱：孟子的意义——极端理想主义的思路：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潜伏着的极端主义：一统与优先背后——抵制与批评：来自现实主义思路的——作为一种思想史的可能性而存在的资源：八九世纪之间的激进的理想主义思路及其历史命运

第六节 会昌灭佛与九世纪的道教

日僧圆仁所见到的九世纪武宗灭佛事件——茅山上清系的鼎盛以及可疑的系谱——九世纪前后道教的地域分布和派别存在：南岳系的崛起——武宗时代当红道士的出身——李德裕的态度的象征性及士人的取向：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隋唐道教史中四个重要现象中显示的趋向：理论兴趣、《本际经》、上清系与道教撰述——来自佛教的刺激与压力：辩论与融合——来自道教自身的调整：法位阶梯的象征性——道教的分化：以后的趋向

第二编

引言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北宋的现实：合法性危机——郊祀、封禅以及皇帝神化系谱的建立——从“杯酒释兵权”说起——恢复与重建知识、思想及信仰世界的有效性——“普遍皇权”的确立与巩固——“人不同心”以及思想同一性的消失——在普遍的价值混乱的情况下，重新建立思想世界，并用它笼罩和指导社会生活——知识阶层的批评资源与权力：拥有普遍适用性的、超越一切自然与社会存在的知识与思想——“天下”与“太平”、“道”与“理”、“心”与“性”——中唐的资源：真理系谱，经典系统，语言文体以及关于人性的思路——“道学、政术为二事”：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

第一节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

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洛阳与汴梁——“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印刷术、知识传播，以及以道德、知识与思想互相认同的士人阶层的膨胀——言论环境、自由议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国家管理与私人生活之间，介于皇权与个人之间的阶层的形成——中唐到北宋变革思潮中的政治集权主义取向——洛阳士大夫表达的另一种声音——以“灾异说”制约皇权的传统失去了效用——重新建构可以超越一切的终极依据，以及通释社会、自然与人类的“真理”——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熙宁元丰之间，洛阳成了士大夫聚集的中心——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学风与时尚：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追问，寻求根本的解释——“理一分殊”——“格物穷理”——“穷理尽性”——关于终极真理的阐述和关于人性本原的论证——“性”与“理”，何以证明自身有绝对的“真”与“善”的取向？——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难以理清的纠缠关系如何解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十一世纪六七十年代，“道学”或“理学”的位置：“如壁上行”的理想主义——思想的歧异背后可能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边缘的、民间的，象征着士大夫阶层的理想主义思潮——汴梁与洛阳之间：“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

第二节 理学的延续：朱陆之辩及其周边

从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说起——建炎以来的理学处境：从绍兴六年的陈公辅事件到庆元元年的“党禁”——南宋理学的状况——朱熹的思想史意义——《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确立所谓“道统”——《四书集注》：重新凸显“经典”，并指示理解的新途径——《朱子家礼》及其他：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努力与进入民众的生活世界——朱熹关于心性天理的思想学说：心、性、理、情——宇宙本原、社会秩序、人的心性的统一诠释——陆九渊的挑战及其思考：将理学推向极端的取向——两种学问：尊德性与道问学——士绅阶层以文化权力对抗政治权力，以超越思想抵抗世俗取向的、富于创造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学说——理学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士人考试的内容，并成为通行观念进入了生活领域——构建和确立了以后几百年间文化的主流和基调——南宋末年理学的复兴及其意识形态化

第三节 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

淫祠与巫风：十一世纪中叶夏竦的上疏——禁淫祠与兴学校——文明传播的加速度：宗族的重建与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印刷术的传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沟通——理学的意义——两宋禁毁淫祀、淫祠的官方行为与士绅行为——祠祀名单的变动——法律对淫祀淫祠、巫觋活动、宗教聚会等等的严格限定——“一道德同风俗”：文明推进的例证——杀人祭鬼的禁绝——妇女身体的禁忌——异端信仰与异族文明的拒斥——社会秩序的清理与建立——文明扩张中国家即皇权的作用与士绅阶层的意义——宋代士绅阶层的膨胀——教育，以及宗谱、家礼、乡约、族规：理学的世俗化及其意义——理学：没有鬼神的宇宙——皇权所象征的国家、士绅所代表的社会以及民众三者在文明扩张中的互动关系——唐宋文明之间差异的一个例子

——结论：近世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

第四节 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

俗化之厄：欧阳守道和沈仲固对理学的激烈批评——把真理的思索变成背诵文本——蒙元皇权对于汉族文明的态度及其意义——对新朝的认同与民族主义的退潮：从赵复到郝经、许衡、刘因——许衡的意义——“真儒之道见于吏治”——明初皇权与儒学：从明太祖到明成祖——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平庸和圆熟——生活的同一性瓦解而思想的同一性依然存在：话语的分裂——重新整理思想世界？元代陆学的命运与明代陆学的动向——王阳明的出现

第五节 再起波澜：王学的崛起及其意义

王阳明学说开始的势头并不顺利——嘉靖年间的情况——嘉靖以后民间社会的空间、市民生活的多样化、伦理同一性的约束松弛——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发达与知识传播——超出官方意识形态允许的边界——讲学的风气——万历十二年诏令王阳明、陈献章从祀孔庙——程朱理学的要义：把世俗的情欲与纯然的天理分开——王学是在程朱之学已经笼罩的语境中发生的：对理学的修正——“心即理”——“心外无性”、“心外无理”——历史的轮回：七至八世纪中国禅宗取代印度佛教的历史回顾——拆除障蔽的途径：致良知——对《大学》与《中庸》的重新诠释——“知行合一”的意义——重新书写“道统”与接续“血脉”——“无善无恶”与“有善有恶”：“慎独”与“戒惧”以及道德自觉的意义——“有善无恶”：心灵的绝对化与自然的合理化——对王学的批评以及新学说的风靡——江右王门：钱德洪、罗洪先、邹守益、聂双江等人的主张：“真是阳明之的传也”——王畿、王艮以及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的取向——对内在破坏力的警觉与万历三十年的情况——对王学的补救之一：高攀龙、顾宪成等人的批判——对王学的补救之二：刘宗周的慎独与监督——王学冲击下的晚明：思想多元与思想危机——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与内忧外患的影响——思想史的曲折

第三编

引言 从“天下”到“万国”：重建理解明清思想史的背景

古代中国与异域的交往历史：从古代到十九世纪——文明的中心与边缘发生变化——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世界与中国——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国际处境：两种反应和两种策略——医学与天学：日本与中国对于西学接受与回应的微妙差异——近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心理失衡——1895年以后的自信心崩溃——十六世纪以后：重新调整思想史的焦距与背景

第一节 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

明清两代对于西洋新知的两种反应：伦理政治之学与天文历算之学——化“异”为“同”：对思想的移位（shift）、稀释（dilute）和溶解（dissolve）——“另为一家”：西洋天文地理知识对传统中国知识世界的瓦解——天圆地方：古人对以北极为中心轴而运行的视觉天象的观察、体验、推测和衍绎——从利玛窦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洋天学知识：地球“员而不方之理”——明末七千部西书被传教士传入中国：知识世界的变化——“天崩地裂”：对称的并不对称，和谐的也并不和谐——传教士的记载和中国人的反应——夷夏之辩：以《圣朝破邪集》为例——颠倒乾坤：天地时空知识的思想史意义——什么是“理”、什么是“一”：体用道器之间——面对西学的两种思路：把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思想之中进行重新解说，或者把西学从中国思想世界中清理出去——中西、体用、道器之间真的可以说合就合，说补就补吗？——不得已的紧张心情：天崩地裂时代的来临

第二节 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四夷”

1584年利玛窦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大地的空间格局，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安排，地域大小的图形描述并不仅是地理学问题——古代中国的“中国”观：以所认知的地域、以自身为圆心、以自己的视野为半径的“世界空间”——大小、上下、方位、比例：地图其实也是一种叙述——古代中国地图绘制的历史——文明的世界像：天下、中国与四夷——一个错过的机会：佛教的世界图像和《佛祖统纪》中三幅地图的思想史意义——利玛窦地图之后——迅速接受了多种文明共存的新世界图像的明代士人——类书：《月令广义》、《方舆胜略》、《三才图会》、《性理笔乘集要》以及《图书编》中的世界图像——反对的声音——接受新世界图像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之一：邹衍的学说与《山海经》、《神异经》的想象——接受新世界图像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之二：老庄和佛教的思路和想象——接受新世界图像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之三：陆王之学中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古代中国的世界图像并未一下子崩溃

第三节 考据学的兴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状况

考据学在清代的意义——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分裂：另类知识话语的产生——历史追溯——晚明思想世界的多元状况——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思路——遗民情结与“华夷之分”思想在清初的普遍性——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漏洞——雍正的批判：《大义觉迷录》——时间的流逝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淡漠——“圣学”薪火相传的责任与士人的反省——清代皇权与主流意识形态垄断真理的三种策略——《名教罪人》的象征意义——“公”与“私”：对于真理权力的滥用与对于真理话语的逃避——空间的压缩与立场的丧失——处于“失语”状态的知识界——公、私两种领域之间寻找一种知识话语的表达空间：考据学的知识表达——另类“公共空间”——清初所谓“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的提倡——“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互相移位——用确凿和经典的文本为真理依据——渐渐失去深刻性的考据学——后设的或被建构的：汉宋对立或义理与考据的对立——再次指出主流意识形态与普遍思想的延续性和笼罩性：考据学并不是主流思想

第四节 重建知识世界的尝试：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考据学的转向

通常被整体地描述的“乾嘉之学”在乾隆与嘉庆时代取向相当不同——十九世纪初考据学表现出的“现代性”的意味——清代中叶考据学通过关键字词的考证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迂回的挑战——戴震的思路：把思想的依据回溯到古代经典，把经典意义的根据落实到字词，把字词的意义经过历史语言学的确定——仍然没有超越“理”与“情”的二元对立——古代中国思想史上反复出现的话题——阮元、凌廷堪、焦循的考据学方法与变化的思路：“共识”、“规则”与兼容“善”、“恶”——以礼代理——清代学人可能从西学中感受到了挑战，在清代中期可能已经出现回应——在传统原则之外另寻普遍适用的“通例”——“数”中求“理”——天文历算之学的意义及其在儒家知识系统中的重要性——接纳西洋之学：“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汪莱、李锐、凌廷堪和焦循——重新诠释“一以贯之”的“一”？——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考据学家对传统的质疑——看似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之学（语言学）和天文历算之学（数学）的新意味——关于1799年的意义

第五节 西洋新知的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世界的变迁

西书背后的知识系统以及它与传统中国在宇宙观念上的潜在冲突——奇器的原理、知识和技术拥有自足的知识系统——要改变古代中国知识系统需要有三个观念支点——接受关于知识的新地图——确认另一种文明从“体”到“用”的合理性——承认普遍性真理的存在而这一真理不一定在中国——明清时期西洋知识“进入”中国观念世界的两个边界：西学中源与实用技术——“知识世界”的膨胀，在中国常常是随着“地理世界”的扩张而来的——世界的扩大和中国的缩小使中国思考和接受多元文明区域的存在这一新观念——历史观念的变化：古代中国关于一线单传的文明观念的崩坏和转型——作为基础的空间与时间、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改变——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史与关于“世界”和“亚洲”的观念变迁——“现代性的入侵”（inbreak　of　the　modernity）：关于伦理、政治和制度优越意识的消退——“富强”等于“文明”——关于整体知识的传统观念开始出现裂缝：小学与格致——十九世纪下半叶后的知识增长——介绍西学的书籍和报刊增多——中国人走向世界目验世界文明——西洋新知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世界：数学、天文历法、地球之学、地壳和大气、关于“人”身体的知识、各种机器——格致书院的考试题——传统的知识系统的更新从教育制度开始——为应对变局追求实效而仿效西洋知识教育的方式——学科分类的转换与知识史思想史的巨变

第六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一）：经学

古代中国的经典和经学的责任——经典和经学的任何变化，其意义都超出了单纯知识史的范畴——今文经学的崛起：两种趋向——乾嘉以来考据学风的趋向，从追求“真理”（gospel）转向追求“真实”（reality）——追求真实性使经学开放它的诠释边界——以《尧典》与《禹贡》为例：天文地理之学——十九世纪下半叶传统经学的伤害——在追求确凿性的名义下不断引入新知，把经典当做历史文献，把经学变成史学——传统的经学向现代学科体制中的文学、史学和哲学转化与分化——段复昌的叹息：经学的边缘化

第七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二）：诸子之学

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思想世界：知识与经验还在传统的轨道上依照惯性滑行——从天子到文人，从乡绅到百姓——在震惊之后应对失据——拒绝还是接受？——发掘历史记忆与知识资源：在过去主流的思想学术话语之外寻找其他的中国古典来充当理解和诠释的资源——诸子学的再发现——知识史的背景：乾嘉以来知识兴趣的扩张——思想史的背景：乾嘉之间思想立场的挪移——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诸子学仍然在历史文献学与历史语言学的范围中——刺激诸子学复兴的契机是晚清中国知识阶层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和认识的转变——面对危机——富强之学：农学与兵学为例——诸子的象征性譬喻、寓言是似是而非的对应新知的资源——诸子学的真正复兴要到十九世纪晚期乃至二十世纪以后——1895年光绪皇帝在保和殿策试天下贡士时的试题及其象征意义——知识中心与边缘的互相转化

第八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三）：佛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佛教作为应对资源——十九世纪下半叶佛教的基本状况——在西洋新知面前本来来自印度的佛教成了中国的传统资源——晚清佛学的兴趣滋长——晚清好佛学的人几乎都是趋新之士——关于格义的历史记忆——以佛学格西洋科学之义——天算、格致、化学、质学、光学、声学、医学、农学、工学、矿学，佛教包括无遗——以佛学格西洋哲学之义：从谭嗣同、文廷式、章太炎、宋恕到梁漱溟——从日本的刺激中接受到的佛教消息——误读日本近代化的动力——民族主义的思路：确立民族国家与发起民众信心——中国佛教振兴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药方——晚清佛学复兴的启示和意义：发掘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西学——佛学热情的消退

第九节 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1895年：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不可并提的东洋和西洋——几位保守官员的建议：徐致祥、冯煦、马丕瑶——在普遍的心情之下“自强”成了中国人的共识——西洋人的奇特态度：鼓励变法——什么是“积弊”？——激烈改革甚至革命思路和策略的出现——两种观念成了人们思考的基础，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和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到“在传统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向西转的大趋势：以宋育仁、唐才常特别是康有为为例，以开会为例——传播方式的变化——借道东洋学西洋：日本书的翻译——在普遍向西转的大势背后隐藏了相当深的民族主义取向——传统能否延续的四个因素：共同地域、共同信仰、共同语言与共同历史记忆——在追求富强的世界取向里面包含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对“西方”的爱恨交加的感情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中国思想界后来在“救亡”和“启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1895年的象征意义

《中国思想史》另类目录: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
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 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
《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目录：
导论（上）
引言思想史的写作
第一节 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
关于中国思想史叙述与解释的习惯——对“经典话语系统”中的思想史写法的三个疑问——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一一思想史的基盘或底线：长时段——文献资料范围的拓展与使用方法——重写思想史的前景与困境
第二节 知识史与思想史
学术与思想：近年来学界的一个争论话题——思想史的知识源头与背景：以数术史与经学史为例——知识的变动与思想的变动之间——知识影响思想的一些历史例证——对历史的体验和理解——关于这一想法的来历
第三节 “道”或“终极依据”
科林伍德的比喻和马王堆帛画的联想——探寻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历史源头处——天经地义：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合一：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或亲近自然的口号——天崩地裂：终极依据的坍塌以及思想史的变局——处处碰着它：朱熹直觉中领悟到的终极依据
第四节 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
思想史、《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的三种写法——历史的连续性与福科的疑问——连续性追寻的三种思路一教科书模式与章节的割裂——思想史连续性的三种类型——对一个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脱魅或理性的排斥，断裂中的连续——对外来思想的回应中重新发掘和解释思想传统中的资源——个人性写作与重写思想史的想法
导论（下）
续思想史的写法
至今思想史仍难以把握：中心清楚而叙述的边界模糊——与宗教史、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之间的关系——哲学史与思想史——目前我思考的几个问题——一切尚无明确的答案
第一节 无画处皆是画
第二节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
第三节 思想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第四节 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历史学
《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目录：
第一编
引言遥远的古代
第一节 重构上古思想世界：传统文献、现代理论以及考古发现
大同世界：天下、领袖、村落——回溯式的想象——把时间距离转
化为空间差异：人类学家关于“人类出于同源”的普遍主义观念——神秘力量、分类秩序、技术权威——我的三个疑问——过去对考古资料的一般理解——对生命来源的好奇、死后世界的敬畏、美感的追求与用符号表达记录与交流——良渚玉琮、濮阳龙虎、凌家滩玉龟玉版的思想史意义
第二节 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
神秘力量的秩序化——祖灵崇拜观念及其与世俗权力系统的匹配——祭祀与占卜仪式中所表现的知识系统的整合——思想世界中的三种基本知识
第三节 周代残存文献与铜器铭文中所见的思想演进
第四节 作为思想史的汉字
第五节 后世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
第二编
引言 所谓“轴心时代”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知识与思想
第二节 “士”的崛起与思想变异
第三节 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1）：儒
第四节 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2）：墨
第五节 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3）：道
第六节 战国时代的精英思想和一般知识：方术及其思想史意味
第七节 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1）：宇宙时空
第八节 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2）：社会秩序
第九节 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3）：个人存在
第十节 语言与世界：战国时代的名辨之学
第三编
引言 百家争鸣的尾声与中国思想世界的形成
第一节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平
第二节 哲理的综合：从《吕氏春秋》到时《淮南子》
第三节 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
第四节 经与纬：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及其结果
第四编
引言 异域之风
第一节 汉晋之间：固有思想与学术的演变
第二节 玄意幽远：三世纪思想史的转折
第三节 清整道教：关于道教思想、知识与技术的宗教化过程
第四节 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
第五节 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续）
第六节 佛教征服中国？
第七节 目录、类书和经典注疏中所见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
主要徵引书目
后记
《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目录：
第一编
引言 权力·教育与思想世界
“奉天承运”与王朝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获得途径——唐代初期的文化策略——“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的真正实现——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考试的意义：作为背诵与记忆的知识一一承平的时代与平庸的思想——社会生活风气的影响——整个思想世界没有疗救的药方
第一节 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的知识与思想状况
经历了思想与秩序的双重危机之后——八世纪初的中国官方重建思想与秩序传统的愿望：开元礼、历法、封禅与祭孔——失去了洞察力与诊断力的知识与思想世界——知识的教条与简化——教育与考试中的导向——类书、礼仪范本和书信范文背后的思想史意味——思想趋向装饰与表面：从贵族的知识独占到士民的文化普及——礼法为基础的生活模式和传统理念的崩溃……
第二节 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上）
第三节 禅宗的胜利与佛教的失败：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中）
第四节 语言与意义：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下）
第五节 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
第六节 会昌灭佛与九世纪的道教
第二编
引言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第一节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
第二节 理学的延续：朱陆之辨及其周边
第三节 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
第四节 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
第五节 再起波澜：王学的崛起及其意义
第三编
引言：从“天下”到“万国”：重建理解明清思想史
第一节 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
第二节 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四夷”
第三节 考据学的兴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状况
第四节 重建知识世界的尝试：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考据学的转向
第五节 西洋新知的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世界的变迁
第六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一）：经学
第七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二）：诸子之学
第八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三）：佛学
第九节 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徵引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