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全6册 武汉大学出版2011

《中国思想通史》PDF电子书共6册，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依据历代思想发展、演变、思潮起伏、内容繁简而分为六卷。以华夏民族的思想认识为开端，论证中华民族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演进的逻辑过程，以先秦时期为第一卷。汉承秦制，从社会政治到经济体制都是一脉相承，秦汉时的思想，是为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集权制立论的，故以秦汉时期为二卷。魏晋隋唐时期，佛教传人、发展，道教建立、兴盛，儒学化，儒、释、道三教，互争雄长，彼此攻讦，互相吸取，宗教思想颇为发展，故以魏晋隋唐时期为第三卷。宋元时期，理学创立，并形成理论严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故以宋元时期为第四卷。明代，理学进一步发展、完善，反理学思想亦进一步形成、发展，理学与反理学思想都在论争中深化、展开，加之明代思想研究专著尚少，故以明代为第五卷。清代，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群星灿烂，思想纷呈，清代晚期，即将步入近代，在历史变动时期，思想活跃，内容繁杂，为充分展现这一时代的思想内容、特点，故以清代为第六卷。我们之所以这样分卷，既考虑历史时代的划分，又考虑思想发展的特点，尤考虑思想内容的繁简。因为随着历史的前进，思想的发展愈来愈丰富，所以从宋代以后而分为三卷加以论述。中国思想史，就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历史。纵观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有的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古代辉煌灿烂，后来消沉式微；有的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近代煊赫震烁，古代却渺茫无迹；有的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虽中世纪繁华鼎盛，但却昙花一现，不久即衰落下去。唯我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历经阽危，而久盛不衰，并融合各民族、各国的优秀思想文化，而使之百川归大海，最终形成中国思想文化。中国思想史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我们撰写《中国思想通史》，旨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豪感，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创造美好的未来。

《中国思想通史》书目：

中国思想通史 先秦卷

中国思想通史 秦汉卷

中国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卷

中国思想通史 宋元卷
 
中国思想通史 明代卷
 
中国思想通史 清代卷 

 

 《中国思想通史》书摘：

李觏指出，“礼”是顺应人们的物质欲望，解决人的饮食、衣服、宫室、器皿等物质需求而产生的“节文”就是说，人生之初，为了解决饮食饥渴，寒暑冷暖等生活的欲求，并使之节制条文，于是便产生了礼。从李觏对于礼的产生和起源的具体考察和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礼赋予了实际的物质内容，既打破了传统的把礼
抽象化的理论教条，又驳斥了儒、佛、道末流的禁欲主义说教。把礼从抽象的理论玄谈中，归还到实在的物质生活中去。李觏的理论告诉人们，人们的物质欲望要求，不仅不是错误和恶行的表现，而且是合乎人性、礼仪的，并且是“礼之大本”。李觏同时指出，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之礼等，都是根据人情而为之节制，顺乎人情而产生的，所以也是“礼之大本、他说：夫妇不正，则男女无别；父子不亲，则人无所本；长幼不分，则强弱相犯，于是为之婚姻，以正夫妇。为之左右奉养，以亲父子。为之伯仲叔季，以分长幼。君臣不辨，则事无统；上下不列，则群党争，于是为之朝覲会同，以辨君臣。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学则懵也，于是为之庠序讲习，以立师友。人之道不接则离也，于是为之宴享苞苴，以交宾客。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为之衣衾棺椁，衰麻哭踊，以奉死丧。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于是为之褅尝郊社，山川中窗，以修祭祀、丰杀有等，疏数有度。贵有常奉，贱有常守。贤者不敢遇，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礼之大本也。①李觏把“礼"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范围，扩大到社会政洽领域，推广到伦理道德范畴，认为这一切都是“礼之大本”。以至认为“事鬼神”，“修祭祀"亦是“人之本也”。在这里陷人了神学迷信的泥坑。李觏把“礼”视为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洽国之策，修身之要，法制之总名，道德之大本，等级制度的体现，有神论思想的保留等。因此，在李觏的思想中，礼的内容是丰富的，礼的范围是广大的。李觏一反历史上把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八者并行的传统说法，而以礼为其他各条之本，其余七者皆本于礼。他说：尝闻之，礼、乐、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义、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并用，傅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于礼，无乃不可乎？①李觏把礼凌驾于乐、刑、政、仁、义、智、信七者之上，是七者之本，七者都是礼的体现和别名，所以亦可以说七者都是礼。李觏还把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视为“礼之大本”；乐、刑、政视为“礼之大用"，“礼之三支”；仁、义、智、信视为“礼之大旨”，“礼之四名”。礼与三支的关系，如同身体与手足的关系；礼与四名的关系，如同身体与筋骸的关系。礼包括乐、刑、政、仁、义、智、信七者，如同身体包括手足筋骸一样。从李觏关于“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礼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欲求的内容，又包括音乐、政治、法律、道德、知识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内容。因此，礼是一个大范畴、总概念。他在《礼论》的第二、三、四、五、六篇中，具体地说明了这个基本思想。在李靓的关于礼的一系列解释中，告诉人们，礼不是抽象的空谈天地阴阳之理，更不等同于仁、义、智、信等“无其物"的观念，而是论述人事之实具体规范，是“有其物”的概念。李觏指出，如果把具有真实内容，有实际意义的“礼”抽象化、空洞化，变为玄想空谈的工具，特别是把“礼”神秘化、神圣化，从而洋洋阔论，并以此教人，使人耳目惊眩，混沌不清，不知所云，不知所取，这便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据此，李觏反对玄谈无用之礼，

 
 《中国思想通史》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屡遭变乱，但终能由乱返治，使民族命脉繁衍不绝，生生不息，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为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这些优秀而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中国哲学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前后相承的连续体，它有艰苦探索的昨天，才有辉煌发展的今天，更有朝气蓬勃的明天。在中国思想发展的悠久历史中，向世人展示出它是：源远流长，绵延不断，思想纷繁，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影响深广的人类思想瑰宝。中国历史思想的发展，与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一样，充满了矛盾，经历着曲折，它依赖于不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而呈现出思想起落的阶段性，由殷周时代先民思想的萌芽和初期宗教观念的产生，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汉代经学的出现，魏晋玄学的滥觞，南北朝佛学与反佛学斗争的展开，隋唐时代思想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创立，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化’无一不呈现出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同时又呈现出哲学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思想的继承性。每个阶段思想的发展，都有其完整的发展过程，从观点的提出，矛盾的展开，范畴的演化，讨论的深人，到观点的论证，问题的解决，思想的总结，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客观矛盾的发展和主观认识能力的深化，思想认识发展经历着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低到高，由浅人深，而形成螺旋式的发展，波浪式的前进。这便是人类思想认识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亦是如此。在丰富多彩、纷繁宏大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虽然经历着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却不是"周而复始”的简单循环，也不是万古一系的圣学道统的简单流年，而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的光辉结晶和人类认识真理的光辉记录。我们不论总观几千年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各种思潮的历史发展，还是具体分析一个思想家思想发展的具体表现，都可以看出
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认识的曲折性和波浪性，它充分地显示了中国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中国思想发轫之初，与其他地域的思想，虽有相似之处，但因社会经济、政治、自然环境诸条件之异，经过历代哲人智士的创造发明、增益充实，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优异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华民族善于吸取和消融外来思想文化，从不照搬照抄，而是经过加工、改造，使之中国化。外来思想文化到了中国，如不改变成为中国的模式，就无法立足、存在，因为我华夏思想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政治根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史不仅是国内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而且也吸取、改造外来的思想文化来丰富、充实自己体系的内容，如汉魏以后吸收和消融了佛教的思想，宋代理学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取佛、道二家思想，将懾、佛、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而构筑成最完备而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史在构成东方世界文明及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博学者，如春秋时期的老子、孔子、孙子；战国时期的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汉代以后的萤仲舒、王充、王弼、向秀、郭象、范缜、王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玄奘、惠能、李觏、邵雍、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叶适、陈献章、王守仁、罗饮顺、王廷相、吴廷翰、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颜元、戴溪等。其人物之多，思想造诣之精微，理论体系之博大，思维程度之严密，都是外国中世纪思想家所无法比拟的，是世界思想史上所仅见的。只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封建社会步人了后期，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禁锢，以及传统思想的某些消极作用的限制，而使中国仍停滞于封建社会，此时西方已进人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样中国便渐渐地落后了。尤其是淸朝统治者的反动统治，使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即使这样，中国清代也出现了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他们首开风气，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先进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