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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 全2册 2007彩图高清

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 全2册 2007彩图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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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 全2册 2007彩图高清

  • 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 全2册 2007彩图高清

    《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PDF电子书全2册,由大象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是继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洛阳唐三彩》和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洛阳唐三彩》之后又部有关洛阳唐三彩的大型图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先后就出版了三部唐三彩图集,这三部图集收录的唐三彩,并非重复使用,每部都有上部中未收录的新品种、新形象。由此可见洛阳唐三彩资源之丰厚。
     
    从上述《洛阳唐三彩》问世至今,才过去20多个春秋,在这短短20余年的时间,洛阳在配合基本建设中,发掘了大批唐代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而唐三彩就是这些珍贵文物中的一类,其数量之多可达上千件,品类之新也是前所未见的。为了进步弘扬洛阳的唐三彩文化,让洛阳和全国人民了解洛阳在唐代考古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有必要再出版部唐三彩的大型图册,也就是即将问世的《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作为《洛阳唐三彩》的续篇。
     
    《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是一部有关洛阳唐三彩的大型图集。唐三彩虽然只是一件件的马、骆驼、各种人物、各类器皿,但这些俑类,这些器皿,却蕴含了丰富多彩的又化内容,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雕塑、绘画、陶瓷工艺水平,同时反映了当时的民族风尚,社会的繁荣昌盛,东西文化交流和东西商贸的盛况。一句话,它们是盛唐盛世的一个缩影,也是洛阳盛唐时期的缩影。《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的出版,一定会受到雕塑界、美术界、陶瓷界、收藏家、鉴赏家们的欢迎和喜爱,一定会得到研究唐史,研究唐代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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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洛阳出土唐三彩全集》出版说明:
     
    洛阳是发现唐三彩最早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末陇海铁路修到洛阳城北的邙山脚下,发现了大量的唐墓,出土为数可观的随葬品,包括唐三彩,从此埋在地下一千多年的艺术瑰宝一唐三彩得以重见天日。这种未见于文献记载的多彩陶器在古都洛阳的惊现,人们称之为“唐三彩”。一时消息传开,轰动了全国,惊动了世界的文物考古界、古玩界、收藏界,风靡各国的艺术界人士,顿时纷纷云集北京、洛阳,竞相搜求,高价收购。被人们早已遗忘的历史古都,因此而唤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洛阳以文物之美、文物之丰富而闻名,这种闻名,当时在全国各地是没有的。金村大墓的又一次轰动,更加确定了洛阳在文物界、艺术界、古玩界、收藏界的地位。
     
    洛阳不仅是发现唐三彩最早的地方,也是生产唐三彩的故乡,一方面是洛阳出土的唐三彩数量多,如此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唐三彩,全部为外地运来,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属于易毁易碎的陶瓷器,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废品。可见,洛阳出土的唐三彩,主要是就地取材、就地烧造、就地销售。当然也不排除有西安产品。我们说洛阳的唐三彩主要为洛阳自己烧造的,这是有依据的。唐王朝建立以后,洛阳与长安一样,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商业贸易兴盛,这一切为唐三彩的生产提供了保障和市场,同时洛阳陶器手工业历史悠久,技术成熟,就瓷器而言,洛阳在唐以前两千余年就可烧造成熟的青瓷,而低温釉陶在汉代已出现,加之洛阳原料丰富,这一切都说明洛阳完全具备了自己烧制唐三彩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烧制唐三彩的窑址在唐代洛阳辖区内的巩县已有发现,地址就在今巩义境内的大小黄冶村。而窑址中残存的三彩片种类、胎片、釉色等与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基本上属同类产品,可见洛阳的唐三彩是巩义烧制的,是否在洛阳周围还有唐三彩窑址呢?目前尚未发现,可以肯定地说应该是有的,因为洛阳所需唐三彩只靠巩义供应是满足不了需求的。洛阳是烧制唐三彩的中心,但不是唯一的中心,西安也是其中心。洛阳与西安都是唐三彩的故乡,这两个故乡应该是同时出现的,所谓同时,不是同一年,而是同一个时期。唐三彩不仅在洛阳、西安有发现,在全国的南方、北方、西北、西南、东北的不少地区都有出土,这些地区的唐三彩风格都不尽相同,也各有特色,而与洛阳、西安的唐三彩也存在一定差异,可见这些地区的唐三彩无疑也是就地取材,利用自己的技术烧造的。当然他们烧造的唐三彩摆脱不了洛阳和西安的影响。洛阳和西安是生产唐三彩最早、最多的地方,是唐三彩生产的源头。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所谓唐三彩并非只有三种彩釉,而是以黄、绿、白或黄、绿、赭为主。还有深绿、浅绿、翠绿、黑、蓝、褐等多种色彩,可见唐三彩实际上是多彩釉陶的总称。唐三彩之所以呈现多种釉色,是与呈色剂中各种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的成分多少有关,如呈色金属铁的氧化物,在褐色(红色)釉中含量为4.30%,绿色釉中含量0.20%,黄色釉中含量为1.50%,蓝色釉中含量为1.00%左右:又如呈色金属铜的氧化物,在褐色(红色)釉中含量为0.31%,绿色釉中含量0.20%,蓝色釉中含量为0.30%。不仅如此,化验结果还表明,即使是同一种釉色的釉药,由于对其色泽深浅浓淡的需要不同,在配制釉药的过程中,呈色剂及其他化学元素的含量比例也不相同。如巩义窑出土的蓝彩片,其呈色剂钴的氧化物的含量是1,03%,而洛阳矿山厂出土的蓝彩片,其含量则是1.09%,铁量增减而显出黄、橙至褐色,铜量的增减产生青、绿之间各种色调。这种情况说明,烧造唐三彩的匠师们为取得多种色釉,不但能够利用不同的呈色剂来表现不同的色彩,而且能以不同的比例来呈现更多的色彩,从而使唐三彩成为万紫千红、绚丽多彩的艺术品。这样复杂的配制釉药的技术,竟在一千多年以前被陶瓷匠师们所熟练掌握,不能不使我们为之惊叹。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配制釉药的长期实践中取得的辉煌成果。
     
    唐三彩是釉陶,但又不同于唐代的釉陶:唐三彩是多彩,而釉陶是单色釉:唐三彩是瓷胎(高岭土)和陶胎并存,而釉陶基本上为陶胎:唐三彩胎质密度较大,原料经过淘洗,而釉陶胎质粗糙,气孔明显;唐三彩施釉均匀,而釉陶施釉厚薄不均等。它们既然同属釉陶,必然有其共同之处,如都是有毒的铅釉,造成温度较低、吸收性较强、胎质都有气孔等。唐三彩有的虽然为瓷胎,但不是瓷器:三彩器胎质密度不大,而瓷胎紧密,无吸水性:三彩器釉色缺少透明度,而瓷器透明度强;三彩器烧成温度低,仅800℃左右,而瓷器则为1300℃左右;三彩无清脆之声,而瓷器声音清脆:三彩为多色釉彩,唐代瓷器则为单色釉等。在造型上,三彩器比瓷器丰富。
     
    唐三彩是唐代陶瓷家庭中的一名新成员,是陶瓷百花园中一朵千姿百态的奇葩。这朵奇葩是怎样栽培出来的呢?其渊源很可能就是从汉代绿、黄釉陶器基础上发展而来,在黄、绿釉的基础上经历了彩绘釉陶的过渡阶段。彩绘釉陶就是在釉陶器表面施粉彩,再进行焙烧,使其牢固,这与三彩以有相似之处。而北朝的双彩器,可能就是三彩器的前身。这种双彩器,在北齐墓中多有出土,如李云墓中出土两件黄釉绿彩四系罐,范碎墓中出土白釉绿彩器和淡黄釉加黄、绿二彩器等。可见二彩器很可能是唐三彩釉的雏形,是它们开创了三彩釉的先河。
     
    这朵奇葩何时才真正出现的呢?由于三彩无任何文献可查,只能从考古材料中寻找答案。目前考古资料证实,最早一件唐三彩出现在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中,是一件带三彩的残器盖。作为完整三彩器,较早的则出土于上元二年(675年)李凤墓中,一件为三彩双联盘,一件为三彩榻,另有十余件三彩残片。这些三彩器,与后来的三彩器比较,已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麟德、上元皆为唐高宗年号,高宗时期,按唐代历史阶段划分,应为初唐时期。可见唐三彩在初唐时已经出现,是唐三彩进程的初期阶段。自三彩出现以后,经历了兴盛和衰落两个阶段。盛唐时期,也就是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为唐三彩的兴盛时期:中唐的天宝时期,为唐三彩的没落乃至消亡时期。初唐时期唐三彩,一般以赭褐色、赭黄色釉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彩,采用蘸釉法,点施在器物的肩部:施釉比较粗糙,釉层较厚,流釉现象严重,且成蜡泪状:釉药往往没有烧成,色泽暗淡,釉面不均;器类基本上只有器皿和模型器,种类和数量不多,作为随葬品还不普遍,只是在达官显贵墓中才有为数不多的发现。兴盛时期的唐三彩,色彩齐全,除原有釉色外,新出现了蓝釉和黑釉,形成了多种釉色集于一身的华丽场面;施釉方法从蘸釉法变为混釉法,因而器物釉色光泽晶莹,赋彩自然而不滞板。这时的三彩器除初期的器皿和模型器外,三彩俑异军突起,犹如雨后春笋,凡发现的角类,全为这个时期的产品,而器皿和模型器种类、数量也是空前增加,可以说三彩品种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当时任何一种工艺形式都与之无法相比的。就其生活用具可分为三大类,分别为贮盛器类:计有尊、罐、瓶、壶、樽;饮食用具类:计有碗、盘、杯、钵、盆、盅;卧室书斋器类:计有粉盒、砚台、痰盂、洗、香炉、灯、枕。而模型器除早期的榻外,出现了庭院、房屋、仓库、假山、水池、厕所、柜厨、臼、磨、灶等:当时还出现了玩具类,如口哨、小狗、小狮等。唐三彩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艺术特色的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角类,出土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造型之生动,是任何朝代的同类器物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其中人物类角有文官、武士、天王、胡人、男仆、女侍、贵妇、牵马牵驼俑、乐舞俑、骑马仪仗俑、骑马狩猎俑、伎乐俑,等等;动物俑类更是应有尽有,有马、骆驼、驴、牛、猴、虎、狗、猪、羊、兔、鸡、鸭、鹅,等等。这时器物上的装饰内容也极为丰富多彩,人物鸟兽、花草蔓枝,在三彩器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如鹰头壶上的骑马射箭,金鸡独立,模印装铭花纹;盘、枕、罐上的穿云高翔飞雁、鸳鸯踩莲和几何形四瓣划花、回首腾狮以及多种多样的宝相花、牡丹花、团花,无不引人入胜。特别是这个时期用三彩品随葬已非常普遍,从达官显贵到平常百姓家,这可以说是唐三彩最欣欣向荣的时期。唐三彩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受安史之乱的影响,进入了它的没落阶段。安史之乱破坏了稳定的政治局面,破坏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使商品交易停滞,老百姓无钱购买唐三彩,一种缺乏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商品市场、购买力的商品,其结果只有没落,乃至消失,唐三彩当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厄运。没落时期的唐三彩,角类不见了,仅存的器皿也多是小型者,并由多彩趋向单彩,以同一色彩的浓淡表现其彩花效果,施釉草率,并往往有脱釉迹象,而这时洛阳已不见有唐三彩出土,其他地区虽有发现,也只不过为强弩之末罢了。
     
    唐三彩为何产生于唐代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峰。这个时期(前期),唐王朝的社会是“天下大稳”,“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带粮,取给于道路焉”。可以说唐三彩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陶瓷工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唐三彩器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陶瓷工匠对于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唐三彩只不过是北齐彩瓷的直接延续,三彩俑只是借用了唐三彩器皿的施釉方法,在我国古代传统的陶塑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这对于唐三彩出现的社会背景、技术原因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说。
     
    商业贸易和唐代的厚葬之风为唐三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洛阳殷商以来向有通衢称号,而隋唐时期洛阳更是“遥山东之贡赋,扼关外之诸侯,直齐梁而驾路,引准汴而通舟”。可见当时的洛阳,实际上是隋唐两代的交通中心,也是唐当时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和国际商业都市,当时隋都城内有三个商业市场,“东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通远市周围六里,其内群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珍奇山积”;诸番和胡客也进市做交易。唐朝洛阳亦有三市,即北市、南市和西市。“西市有邸一百四十一区,经货六十六行”:北市更是“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在进行交易中,唐三彩必为其商品之一,全国各地所发现的唐三彩必有洛阳三彩。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又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唐代海上贸易非常发达,中国的丝绸、瓷器历来就是由丝绸之路大批运往海外诸国,唐三彩也不例外,在俄罗斯、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约旦、埃及、苏丹、意大利、朝鲜、日本等世界诸国都有唐三彩出土,就是极好的证明。国际和国内的商业需要,无疑有助于唐三彩手工业的发展,而唐代的厚葬之风,更是为唐三彩手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锦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可见厚葬在唐代已普及到寻常百姓家。正是这种厚葬,正是这种破产倾资的厚葬之风,为唐三彩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大量的需求。唐三彩很可能是适应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当然唐三彩作为一种艺术品,也曾受到古代石刻、泥塑、绘画的影响,唐三彩正是从这些艺术中汲取了精华,才成为艺术领域的珍品。
     
    唐三彩是一种集美术与雕塑为一体的艺术品,所取得的成就是喜人的,在生活用具方面是博采众长,罐、塔式罐一类雍容华贵,收放有致;杯盏一类,形态奇特,富有自然情趣,又不失气势。至于胡瓶、胡人尊、狮形杯等,则是三彩工匠们将西域或外国生活用具中一些造型特征,用到三彩制作上,显得华丽,具有异国情调。吸收外来工艺的影响,是唐三彩生活用具与以前其他朝代生活用具很大的不同的原因之一。这些器物从造型到装饰都显示出大唐盛世的气魄。三彩器皿虽然规整统一,但不呆板,是根据器物的特征予以变化,使其美观与和谐联成一个整体,如双螭柄尊,尊柄塑成两条螭龙,龙嘴衔着尊的盘形口,弓身曲尾,弧度很大,既与尊的腹体相称,又富于变化。三彩器皿造型多样,题材广泛:除了吸收各类工艺品的优点外,还摄取了自然界中的生物形象,工匠们在创作中不是生硬地照搬现实中的形象,而是突出物体典型特征。如西安出土的一件山形洗,形体不大,却给人以山势逶迤、层峦叠嶂的感觉,山脚下海棠形的水池,别具匠心。唐三彩的艺术成就在俑上表现更为突出,它造型生动,惟妙惟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有艺术的灵活处理,使其生动活泼,富丽高雅,情趣横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唐以前的俑,在内容上多为兵士、乐士、侍女,这种题材的限制,在内容上也就无法反映社会的风貌。而在唐代的俑,题材更广阔,内容更充实,俑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一一雕塑,而且成功地运用了各种手法,把各个阶层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并根据不同社会地位、等级,表达出他们特定的情感与特征。唐代匠师们为了表现其贵族妇女体态丰满、艳丽动人的特点,有意加强脸部的体积,使形象更加圆润饱满。为了使面部形象更集中,大胆地将发式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处理。当时的发式不下百余种,如双高髻、环坠髻、练垂髻、半翻髻、惊鹊髻、单刀髻、两丫髻、单坠髻、鹦鹉髻、螺旋髻等。这些发髻根据贵妇中不同的身材、不同的脸形、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姿势、不同的服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显露出贵族妇人、少女的鲜明特征。为衬托贵妇人的高雅气质,匠师们在服装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有的窄袖紧身,有的长裙拽地,有的袒胸束腰。匠师们也很注重面部的装饰,装饰有红粉、花细、唇脂、眉黛、额黄等。在形象塑造上也是千姿百态,有的悠闲静坐,若有所思;有的亭亭玉立,裙带生风;有的嬉笑打闹,其乐融融。如洛阳北窑出土的一件女坐俑,朱唇粉面,丰颊腴腮,头梳环髻,身穿袒胸绛色窄袖襦衫,胸束长裙,双手置于胸前,端坐在圆墩上,神气十足,俨然一副贵妇人的形象。由于唐代特有的审美情趣,艺匠们将其比例缩短,用上大下小的体积变化来反映“丰颊体肥”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艺匠们吸取了宗教雕塑的对称手法,将女立角的双手举于胸前,藏于袖内,使作品不仅加强了整体感,也加强了生动、活泼的艺术趣味,使人一看便知她们为贵妇人群体。
     
    对于那些峨冠博带的文臣角,艺师们着意表达他们的道貌岸然,在表情上着力刻画他们端严直立、神情拘谨、温顺虔诚,在上司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虚伪面孔:有的两手棒物或两手相交,似乎在窥视上司的脸色,为上司献策或聆听上司的吩咐:有的挺胸瞪眼,不可一世。匠师们抓住了这个群体的两面嘴脸,将他们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对于那些天王俑、武士角和镇墓兽的形象,匠师们采用夸张的手法,着重从外形上突出表现蹙眉怒目、剑拔弩张、凶神恶煞、气势逼人、不可一世的形态,让人望而生畏,以达到与他们身份相称的效果。对于那些深目高鼻的胡人牵马牵驼俑、商贩,匠师们主要从面部、帽饰和服饰来刻画他们不同的族属、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身份。如关林2号墓出土的一件三彩牵马俑,匠师通过他自信的神态和熟练、内行的牵马姿势,表现出这是一个很有驭马本领的西亚人。仿佛一匹高大矫健的良马顺服地在他身旁嘶鸣,从他脸部造型和体格及衣履装束方面,都体现出西亚人所具有的特点。又如一肩负货袋、手执水壶的胡商俑,由于长途跋涉,且背沉重货物的缘故,显得步履艰难,疲惫不堪。艺匠在这一作品中,以高超的技巧,准确地刻画出波斯商贩的形象。
     
    那些身居下层社会,活跃于舞台上的艺人形象,更是趣味无穷,妙趣横生,艺匠们用粗犷的线条、简单的衣着、扭动的身躯,来表现他们的豪放、无拘无束、活泼乐观的情趣,反映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上层社会人物的根本区别。
     
    在马的塑造上,唐代更是成功之作,既简练概括,又富有浪漫色彩,在汉、唐两代,马的形象塑造达到顶峰。汉马特别厚重,像山一样稳,制作手法大刀阔斧,衣帽取神,着重气势。而唐马俑显得轻松愉快,但又不失凝重之感。在艺术风格上,它不像魏、隋时期所风行的清瘦俊秀,而是饱满圆浑且不流于臃肿,华美富丽又不流于庸俗,装饰品多,而外形仍然清晰明快。三彩马动态丰富,变化多样,有的腾空奔驰,有的腾空马舞,有的缓步徐行,有的昂首嘶鸣,有的低头啃蹄,有的追逐戏耍,无论哪种形态,唐三彩马都给你一种气魄、力量的象征,一种浪漫活泼的感觉。
     
    骆驼的塑造也很成功,一种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被人们喻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有的昂首嘶鸣,有的两峰间驮着巨大的行囊,稳步行进在茫茫古道之上、千里戈壁之中,它们这种无所畏惧、坚忍不拔的形象,给人以信心、鼓舞和希望,是中西商旅往来的逼真写照。
     
    唐代匠师们在塑造三彩的形体时,用多种手法,各式各样的装饰纹样,加以装点,使其更具艺术魅力,如马身上的杏叶装饰,就有宝相花、金银花等花样繁多、品种不一、形式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骆驼身上的行囊包,则有人面、兽面、书箱、行包等多种图案。在器皿的装饰上,内容更为丰富,有人物鸟兽、花草蔓枝等。在雕塑技巧上,手法多样,有划花、堆塑、捏塑、手雕等。
     
    总之,唐三彩艺术上的成就是无籍无名的匠师们,在深入了解、熟悉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洞察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同时不拘一格地借鉴和运用外民族的艺术特点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有性格、有情趣的三彩制品。三彩制品是特定时期文化、艺术、科学的结晶,它体现了唐代整个时期民族风格和人们的审美要求。洛阳和西安同为唐三彩的发源地,同为美术陶瓷工艺中并茂的奇葩。但由于历史、地域的差异,民俗的差异,原料的差异,表现在三彩上也就各有其自己的特色。从釉色和装饰上看,西安的唐三彩器皿一般比洛阳显得清淡素雅,装饰花纹不如洛阳的艳丽繁褥。西安的色彩尚淡,如有一种淡绿色马俑在洛阳至今未见过。而捏塑技法比洛阳采用的要多。洛阳在女俑的塑造方面比较俏丽飘逸,男俑胖瘦得体,武士俑以瘦劲见长:西安女俑多以丰满艳丽为主,武士则以身形彪壮、短颈粗腰为特征,在釉色上洛阳较之西安更为五彩缤纷,细腻、柔和。在胎质、种类、彩花上也有所不同,西安红泥胎三彩器延续时间较长,而洛阳仅见于三彩的初期。西安三彩制品种类较洛阳为多,如西安的三彩楼阁、亭庭、山峦、水池、骆驼上的伎乐等,这些在洛阳尚未发现。洛阳三彩器皿上多见几何形点彩花纹和重带状花纹,对流釉控制得很好,这种彩花形式产品在西安比较少见。这些差别进一步说明唐三彩并非只有一个产地,而是有多个产地,各产地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当然也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唐三彩既然为一种完美的艺术品,必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收藏,因而制造假唐三彩也就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早已存在。如何辨别唐三彩的真伪呢?要识别假的,也就必须认识真的,就要多到博物馆去认真观察,认识唐三彩的造型、装饰、釉色,了解唐三彩的基本特征。要多翻阅有关唐三彩的图册,必须达到烂熟的程度,自己从中总结出最关键的特征,购置唐三彩时,就用自己总结的特征去加以对照,真假必有结果。
     
    所谓以假乱真,这是不大可能的,形神兼备是唐三彩俑类的主要特点,无论大、小件均能表现出生动的神态,这一点对鉴定真伪十分重要,因为大部分赝品制作比较粗糙,就是较高档的仿品虽然以真品翻模,但其刻画的线条、器物的起伏变化并不是十分清楚,显得较为模糊,神态、表情相差更为明显。三彩器皿类修坯很细,器形规整,圆器都显得深圆饱满,凡器形不大规则的三彩器皿,应怀凝是否为赝品。
     
    唐三彩釉色变化丰富,绚丽斑斓和釉质清纯明亮是唐三彩的又一主要特点。一般说来,赝品釉色均不及真品绚美、清纯,变化丰富。唐三彩釉面大多数都有光泽,经过做旧处理的唐三彩釉面多失掉光泽,显得暗而陈旧。当然识别真伪方法很多,最主要之特点还是在于多研究、多认识真品。
     

    唐三彩这朵陶瓷百花园中的奇葩,在陶瓷舞台上很快就调谢了,从它出现到调落,只有百年的短暂历史。虽然时间短暂,但它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贸易以及在陶瓷工艺上对后世的贡献都是不可低估的。唐三彩产品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瓷器一起运销世界各国。同时在不少唐三彩制品中有的为中亚或西亚的器形,匠师们把它用在唐三彩制作,创造出形制更为别致的三彩,这种别致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唐三彩不仅将器物远销海外,而且烧造技术也传到了海外,当时埃及、朝鲜、日本诸国都纷纷加以仿制。朝鲜烧制出“新罗三彩”,日本烧制出“奈良”三彩,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友好交往、文化交流的见证。在国内的“宋三彩”和“辽三彩”也是唐三彩的继承和延续。而宋代以后的各种各样低温色釉上彩瓷,大部分都是在唐三彩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可见,唐三彩在陶瓷工艺上对后世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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