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史(增订版) 全1册 2011彩图高清 叶喆民

《中国陶瓷史(增订版)》PDF电子书全1册，由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

古陶瓷学界耆宿叶喆民先生的《中国陶瓷史(增订版)》这部通史巨著，是在其《中国陶瓷史纲要》一书基础上结合近年新发现、新成果倾力著成，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治学方法：科学研究与传统鉴定方法并重；注重实地考察，并同文献和传统经验相结合，而非孤立、片面地轻断真伪、迟早；同时，不轻易放过窑址出土的特殊品种或典型瓷片。对于各大窑系的分类，作者运用比较学方法来对比观察相似品种及其烧成方法，联系地质特征与历史渊源，找出其主流或分支而理清脉络，例如他在1977?D1985年对汝窑窑址的发现和认定，即是用此种方法取得的重大成果。
在古陶瓷鉴定与鉴赏方面，作者提倡“既识真假，亦辨美丑”，“既以物稀为贵，亦讲难能可贵”；对于古陶瓷与书画艺术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对唐宋陶瓷的推崇，多有阐发。行文雅秀、旁征博引而不失明晰；注释、附录亦堪称周备。

《中国陶瓷史(增订版)》在初版三年后得以再版。新版增订至近55万字，图版增换计170余帧，其中既有出自各博物馆及私人珍藏，也有作者实地考察所摄罕见之物。

 

 

 

 

 

 

《中国陶瓷史(增订版)》出版说明：

陶瓷”是人类利用黏土矿物或岩石等多种天然资源,经过火烧制成功的技术成果。它与人类历史文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我国瓷器的发明及其工艺和技术的辉煌成就,对于人类生活与文化都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而一部“陶瓷史”既是民族艺术与科学漫长的发展史之缩影,也是当时社会生活及文化交流乃至政治、经济的真实反映。

因为一件陶瓷器的制作,它的原料主要来自黏土、长石、石英或是瓷石,如果使用现代条件来分工,就要经过采选矿石、淘洗瓷土、配制釉料、制坯成形、干燥挂釉、装饰书画、入窑烧造,以及控制火度和气氛变化等一系列的制作过程。总之,需要经过地质、矿物、化学、物理与工艺、美术的相互配合作用,才能制成一件完好无缺、美观实用的陶瓷器物。例如在从前一些窑工口中曾有所谓“一火,二土,三细工”的谚语,可见,烧成条件也就是窑火的物理化学变化为决定性的因素。换言之,烧成温度的高低乃是区别“陶器”或“瓷器”的分界线,而窑室气氛的不同又是左右釉色、釉调变化的关键。

我国陶瓷工艺和书画艺术的发生、发展自古以来即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中国陶瓷史与中国美术史同源同流,而且同样是当时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产物。例如远在原始社会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陶器上面出现的花纹、图案——鱼、鸟、蛙、猪、云、日、星、斧,以及多种多样的记事符号(有的很像古文献传说中的所谓“龟文鸟迹”或“鸟兽蹄迒之迹”),均可看做汉字的起源与书画艺术的滥觞。这些原始的艺术创作与技术发明,特别是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那种追求“美”的情感和智慧,也可看做是艺术与科学共同基础的象征,都成为人类文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那时虽然也有使用高岭土( Kaolin)瓷土制作的“白陶”,但由于烧成温度只有950℃~1050℃,达不到1200℃以上烧结良好的程度,因此不能称为“瓷器”。(高岭土的融溶度为1770℃-1780℃。)

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石灰釉”的发明,既改善了以前无釉陶器渗水、易污的缺陷,更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仍不具备烧成公认为“瓷器”的决定性因素,所谓“釉陶”、“原始瓷器”、“青釉器物”等众说纷纭、莫衷是。而陶器上面刻画的符号和同期的铜器、玉石器、甲骨上面的文字如出一辙。此外,商代白陶最常用的饕餮纹、夔龙纹、蝉纹等,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彩绘陶”上面的云气纹和印有的陶工姓名或行业标记,是研究早期图案、绘画与书法、篆刻的宝贵资料。

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大型陶制兵马俑以及彩绘文官、女兵、动物俑的先后发现,不仅说明制陶技术的高度发展,而且有的身后刻印工匠姓名,它们同出土的陶量和陶制诏版上面的印文,均为研究当时“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和度量衡制度,乃至分辨“秦篆”与“秦隶”的书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证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彩绘陶”上面的绘画和文字,以及一般陶器如瓶、壶、仓、罐之类的明器上面写有的白色或红色、黑色“隶书”,同当时的碑刻和竹、木简乃至帛书文字一样是探讨汉代书画艺术的真凭实据。尤其是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青釉瓷器烧制成功(含铁量在2%以下,烧成温度可达到1200℃1270℃),其胎质缜密,釉色青润,正式揭开了“瓷器”的第一篇章。

三国(220-280年)两晋(265-420年)时期是青瓷普及和发展的阶段。有名的吴永安三年(260年)铭青瓷谷仓罐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铭青瓷砖,都是刻有当时流行的“楷隶”或“章草”文字的珍品,也是文物鉴赏中足以释疑解惑的重要依据。而南北朝(420—589年)青瓷在钛(TO2)含量与铝(A12O3)、硅(Sio2)比例上的显著区别,形成了南北方青瓷胎质及釉色根本不同的分水岭。唐代(618—907年)陶瓷名窑如河北的邢窑、定窑白瓷,浙江越窑青瓷,河南巩县窑、陕西耀州窑的唐三彩陶器与湖南长沙窑的青釉褐、绿彩瓷器等,扬名天下、远销海外,谱写下对外文化交流的光辉一页。而邢窑和定窑的“透影白瓷”烧制成功,更是符合今日国际通用的“瓷器”标准—“透影性”,因而成为陶瓷史上又次质的飞跃。在陶瓷器外销和技术外传的同时,高丽烧成了“翡色”青瓷器与“新罗三彩”。日本、埃及、波斯等国也制成所谓“奈良三彩”、“埃及三彩”、“波斯三彩”等模仿唐三彩的陶器。这些都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佐证。

宋代(960-—1279年)是我国陶瓷空前发展的时期。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采煤业、航海业的发展,均说明科学技术已然相当发达。因而与此密切相关的陶瓷业在如此有利条件下,无论质量和数量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例如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窑,以及驰誉古今的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建阳窑、景德镇窑等都是其中最高的典范。其制品已成为今日世界各大博物馆中格外珍贵的藏品,而且历代仿品迭岀仍然望尘莫及。尤其是“龙泉窑”青瓷在釉质方面的改进——发明了“石灰一碱釉”,因此能使青釉厚挂而不致垂流,釉中气泡也不致过大,取得了釉光柔和、美如青玉一般古雅淳朴的艺术效果。又如“官窑”与“哥窑”釉中美丽的“龟裂”纹的形成,虽然当时聪明的匠师们未必懂得“釉与坯体的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裂釉或剥釉”的科学道理,或者是偶然或故意将冷空气过早放入窑中而成的艺术装饰,但实际上就是利用“热胀冷缩”的物理作用加以装饰美的工艺技巧而取得的艺术成果。直至今日依然留下所谓“哥釉”的美名,而形成一种陶瓷装饰的专称为人们喜闻乐见。

在陶瓷如此地空前发展和提高的时期,书画艺术如范霓、郭煕、马远、夏圭的绘画,米芾、黄庭坚、苏轼、蔡襄的书法同样应运而出,享名当世,垂范千古。有的还影响到一些名窑陶瓷制品上去。例如磁州窑不少器物就曾借鉴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许多书法、绘画。明人陈继儒的《妮占录》内也曾记载有“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作锭”,其实为磁州窑产品)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而今一些传世的宋、金时期磁州窑瓷枕,从上面的山水花鸟绘画技法,犹能窥见其私淑郭、范、马、夏等名家风范的迹象。又如30年前“建阳窑”窑址内还出土过一件“陶牌”,正反两面刻有“黄鲁直书法一本”七字。联想黄庭坚的豪迈书风闻名古今,许有《咏建阳窑茶碗》的名句,如“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研膏溅乳,金娄鹧鸪斑”等脍炙人口,苏轼也有“勿(一作忽)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蔡襄也有“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等诗句,由此可见当时文人们的诗词、书画与名窑陶瓷关系之一斑。

这一时期的外销陶瓷依旧相当繁盛,仅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的56个国家和地区中,同我国进行陶瓷贸易的即有15个。尤其是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除上述的高丽“翡色”青瓷外,磁州窑型白地绘黑花瓷器,还曾间接传去日本,并且有所谓“绘高丽”(熟二机(, Yekaolie)的专称。文献中还有号称日本“陶祖”的加藤四郎(一名加藤景正)在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曾来福建学习制瓷的记载。他在家乡尾张的濑户制成黑釉瓷器,即所谓“瀨户烧”(七上ξ)。而“濑户物”(七上叨)至今已成为日本对瓷器的通用名称。由此也可见宋代科技与工艺进步的程度,以及陶瓷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沾溉弘远的重要作用,堪称我国陶瓷历史上的高峰而当之无愧。

元代(1206—1368年)陶瓷生产在继承过去基础上仍然有所创新。其中以景德镇窑的青花和粬里红瓷器最为岀色。龙泉窑的青瓷生产规模也较前扩大,而且形制巨硕、釉平如镜、很少变形,说明技术上的进步和贸易方面的发展。钧窑制品虽然较前粗率,但烧制范围更加广泛,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一带。当时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陶瓷器外销地区包括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东、西、北作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如伊朗、土耳其、越南所仿的元代青花与白地黑花瓷器,都在造型、纹饰上非常酷似中国瓷器,足见当时对外影响的深远。在此前和当时,陶瓷器上面还曾出现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字。例如辽代褐釉鸡腿瓶有的刻划契丹文字,西夏黑釉罐有的也刻着西夏文字。而元磁州窑与龙泉窑瓷器上还一度岀现过蒙古新文字—“八思巴文”。这类陶瓷器虽然为数不多,然而实属难得的珍品,对于民族与民俗学的研究和文物的断代决疑工作,均有其独特的重要作用。

明代(1368—1644年)陶瓷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景德镇“官窑”瓷器争奇斗艳、突出发展。除了以往的影青、青花、釉里红等品种继续提高外,又创造岀许多精美的颜色釉和釉上彩,例如鲜红釉、盖雪蓝、填白釉、娇黄釉、孔雀绿素三彩、青金蓝、五彩、斗彩等都是历史上十分名贵的品种。其他如福建德化窑白瓷、江苏宜兴窑紫砂器、广东石湾窑的灰蓝釉陶瓷[别称“广均(钧)],以及山西的珐花、琉璃等,都是别具风格、亨誉民间和海外、至今仍不断发展的典型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晩明景德镇的民窑青花、五彩瓷器的绘画独树一帜,老练苍古,挥洒自如,颇有徐渭、陈洪绶的笔意画风。无论山水、人物、花卉、鸟兽,不仅画法清新、姿态秀活,而且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历来为识者所推许。至于官窑瓷器的铭款书法,也是各具特色,并能克肖一家。例如宣德年款宗法颜真卿宇,犹如铁画银钩、锋绝剑摧。成化款字师承李邕,好似欹斜而正、风骨隽拔。正德款字祖述褚遂良,宛若空中游丝、悠然自得。嘉靖年款则传说为模仿当时权臣严嵩的字体,笔力骄纵、意态豪横,而后世仿品多不能相似。晚明万历、天启时期陶瓷装饰也受董其昌米万锺等人在书画方面主张“以奇为正,不主故常”的影响,已不似过去那样下笔有源、运用中锋,而率意书写、绘画反增浑朴自然之趣。特别是在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官窑瓷器中,有些还书写阿拉伯文字或藏文、梵文,均可视为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与对外文化交流的明证。

当时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输出和制瓷术的对外传播更加频繁。如龙泉窑青瓷传到欧洲后曾被称作“雪拉同”( Celadon),现已成为世界通用的“青瓷”专称。(在日本也有所谓“七官”的专门名词,而有别于宋、元龙泉青瓷的“砧”与“天龙寺手”。)正德(一说万历)年间还曾有个日本陶工名“五良太甫”(别名“吴祥瑞”)来景德镇学习青花、五彩瓷器,至今仍有其遗留作品在国内外流传。其他如越南、伊朗也曾聘请我国陶工前往授艺,同时在明代瓷器内也出现过一些阿拉伯文、梵文装饰及新奇的造型,如“无挡尊”、“委角瓶”、“藏草瓶”之类,都是当时对外文化和商业往来中接受外来影响的具体反映。

凊代(1616—1911年)初期景德镇制瓷工艺盛况空前,据当时的督窑官唐英在其《陶冶图说》中记载“有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十万”。特别是官窑瓷器胎质细腻,色彩绚丽,釉光莹润,镂雕精工。例如康煕时期的青花、五彩、红釉、天蓝、盖雪蓝、素三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种颜色釉和模仿竹、木、牙雕、铜器与动植物的“仿生”瓷器,乃至转心瓶、转颈瓶等,堪称历史上驰誉中外的绝品。可以说制瓷工艺发展到此阶段,已经充分掌握胎釉的本质和性能,有效地控制窑中的火候,可随心所欲地模仿各种器物和生物的形象,无不达到乱真的程度。在故宫藏品中有一件唯一保存下来的“清乾隆景德镇窑各种釉彩蘷龙双耳大尊”,在文物界中素有“瓷母”的别号,高达86厘米而不变形,使用不同原料、不同火度、不同气氛,把青釉、红釉、钧釉、哥釉、窑变釉、青花、斗彩、粉彩、五彩、珐琅彩等集于一身。如此难能可贵、举世罕见的庞然大物,足以说明当时科技与制瓷工艺已达到了巧夺天工的地步,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除景德镇窑如此发达之外,其他历史名窑如磁州窑、德化窑、宜兴窑、石湾窑等也在继续生产。各地还出现一些新兴的民窑,仅据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书记载就达84处之多,盛极一时。而中国发明的制瓷术传于西方各国也是在此时期,因此到了18世纪后半期,欧洲的意、法、德、奥诸国得以模仿中国瓷器。这些历史光辉反映了当时我国陶瓷在国际间仍然居于领先地位,值得自豪但也发人深思如果说清初阶段我国陶瓷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又一高峰,则以后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日渐衰落,加之科学技术的保守落后与制瓷工艺的粗制滥造,导致了晩清和民国初期的陶瓷质量显著下降,无论胎质、釉色、造型、花纹均不能同以前相比。而且外销市场不断缩小,一些历史名窑或者停产,或者奄奄一息甚至技艺失传。如此日薄西山的萧条景况,在当时的名著如《陶雅》、《说瓷》、《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等书中都曾有所记述和慨叹。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得到改变。

总之,通过简要综述我国陶瓷的发明和发展历程及其在历史上的特殊贡献,似可具体了解一部“中国陶瓷史”涉及面相当广阔,绝非一般考古学或工艺美术史、美术史所能概括,因为一件完美无缺的陶瓷器既是赏心悦目的工艺美术品,也是人们必需的生活用具。而古陶瓷更是考古、美术同科学三方面的珍贵文物和研究对象。它们的生产与发展,关系人类文化的演进及交流。所以说它既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著者不敏,虽然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已逾半世纪,但因我国夙以陶瓷蜚声世界,自古遗留的陶瓷文物浩如烟海,南北窑址星罗棋布、遍及四方,而且地下宝藏不断出土;加以个人已入耄耋之年精力有限而孤陋寡闻,难免遗误或偏见,尚望海内外学者、专家不吝指正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