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全8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全8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全8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套装全8册）》由著名学者、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主编，5卷8册，16开硬面精装，其中：中文卷2册，英、日译文卷各2册，法、德译文卷各1册，每册70余万字，共计约560万字。中文卷收录的资料选自义和团运动前后国内外的中文报刊，所选内容由史实和评论两大部分组成。日译文卷内容为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一一北清事变》和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这两份日文资料是日本军国和欧美列强联合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最重要资料。英译文卷收录了1 0篇英文记述。法、德译文卷所收内容，亦极为珍贵，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些文献在西方具有重要影响，而过去未曾翻译，也是中国研究者所急需的。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日译文卷（日本参谋本部文件）
卷一
第一篇 事变之发端与经过概要
第一章 发端
第二章 事变经过之概要
第二篇 战场之地理
第三章 直隶省之地形、交通与气候
第三篇 该事变有关清国兵备和义和团
第四章 直隶省兵备概况和义和团
卷二
第四篇 自编成临时派遣队至第五师团抵津期间之事情
第五章 第一次和第二次临时派遣队编成及出发
第六章 大沽登陆及向天津前进
第七章 临时派遣队到达前后大沽及天津附近情况
第八章 天津车站等地战斗及俄军进攻计划
第九章 天津赛马场及西机器局附近战斗
第十章 进攻天津城及攻略后处置
第十一章 天津陷落后至第五师团抵津时情况及一般观察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日译文卷（日本外交文书）
事项一 各地团匪暴动状况报告
(一)北清状况
(二)满洲状况
(三)沿江一带状况
(四)南海状况 (浙江省)
(五)南海状况 (福建省)
事项二 对匪协同行动及各国之态度
事项三 维持南清秩序协定
事项四 北清警备及日本出兵
事项五 北清之战斗
后记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中文卷（上）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中文卷（下）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法译文卷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德译文卷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英译文卷（上）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英译文卷（下）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有再好的问题意识，再好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空谈，更危险的是往往因史料占有的片面，得出偏离历史真实的结论，不但对我们探寻历史的真相无益反而会带来误导。最大限度的占有资料，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是还原历史真相和促使历史认知走向完整的保证。六十年来义和团研究的历程可作为一个注脚，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认知正是随着原始文献一步步呈现而逐渐丰满和完整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全八册），路遥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1380.00元
早在1950年代，中国史学会就编辑出版了翦伯赞等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1959年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又编有100多万字的《义和团档案史料》，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又编成《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这些文献偏重于官方和官僚士大夫所记录的义和团资料，比如关于义和团的上谕奏折、士大夫日记、笔记等，为学界研究义和团提供了一个上层视角。1958年，全中国兴起编写家史、厂史、社史和村史等“新四史”活动。山东、天津、河北等地的高校开始对各省内义和团运动做大规模和延续性的调查。这项注重挖掘民间资料和下层民众声音的工作断断续续持续到1990年代。其中以山东大学路遥教授带领的团队成就最大：1980年出版了24万字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到2000年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时，又将这些调查资料全部整理出来，出版了110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及其学生也展开对天津义和团的调查，出版了《天津义和团调查》文献。其他省份也出版了区域义和团史料，如黎仁凯等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乔志强所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等。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将眼光下移，注重倾听下层社会的声音，极大地弥补了上层材料的缺陷，为更深入地研究义和团运动尤其是其源流与组织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基础。路遥、周锡瑞等关于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杰出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批文献。
但这些史料主要是中国文献，只有少量外人记录。义和团运动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社会运动，且是一个关涉多国的国际事件。从1980年代起，学界已开始注重外文文献的收集整理，比如《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胡滨所译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及《义和团资料丛编》中的多种史料（如《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等）。但这些相对海外义和团史料的总量，仍为沧海一粟，直到国家清史工程立项后，开始清理海内外散存的清史文献，海外义和团史料的大规模收集整理才成为可能。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不仅是义和团研究专家，而且在文献整理上同样硕果累累经验丰富。由其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项目，实为最佳人选。项目启动后，即开始组织人力收集整理和翻译相关文献，集数年之功，终于完成5卷8册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其中中文卷2册，英、日译文卷各2册，法、德译文卷各1册，每册70余万字，共计约550万字，是一项收集和翻译中文和海外义和团史料的大工程。路教授曾指出义和团运动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关键一点是要由重视中文资料及田野调查向开发包括传教士记录的外文资料的转变，路教授此项目的完成，正是其学术旨趣的一种实践。
《中文卷》分上下两册，主要是从1897-1901年17种海内外中文报刊（包括教会报刊）中辑录的义和团史料，包括史实和评论两部分，以上海地区报刊为主，兼及其他多个省区刊物，是了解国人对义和团记录和评论的重要窗口。
《英译文卷》包括上下两卷，由10种著述组成，包括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 H. Smith）1901年撰写的《动乱中的中国》、司米德《Stanley P. Smith)1901年所著的《中国内幕：中国危机的故事》、弗拉里（D. C. L. J. Freri）神父编写1901年出版的《在北京的中心：樊国梁主教围困日记》、美国传教士卜舫济（F. L. H. Pott）1900年撰写的《义和团暴乱析论》、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900年出版《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克莱门茨（Paul H. Clements)1915年出版的《义和团之乱：政治及外交回顾》、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 )1936年出版的《义和团及其他中国问题的回忆录》，英国外交官翟兰思（Lancelot Giles)所写的《北京使馆被围日记》（1970年出版）及上海文汇西报馆所编的《义和拳起事：中国义和拳之乱的历史》。
《日译文卷》分两册，一为日本外务省编撰的《外交文书·北清事变》（1956年出版），该书是日本当时对各地义和团运动的调查报告及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对华作战过程的记载；二为日本参谋本部编撰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1904年印刷），是日本加入八国联军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经过的记录。
《法译文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1955年出版的兰文田（S. J. Rosario Renaud）所著的《徐州：中国的主教辖区，1882-1931》；第二部分为当时法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对义和团运动中遭遇的记载，包括书信和报刊文摘等；第三部分是当时法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与评论，主要来自教内外报刊。《德译文卷》也涵盖三部分：一是曾在山东传教的圣言会传教士、兖州教区主教韩宁镐（P. Augustin Henninghaus）所撰写的圣言会传教士福若瑟（St. Joseph Freinademetz，1852－1908年）神父生平及其在山东南部传教的历史，其中义和团经历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二是当时德国对义和团运动的部分评论，包括德皇、传教士、德国教内外报刊等对义和团和传教运动的回应；三是曾到山东传教的德国方济各会士郎汝略（Vitalis Lange）所撰的《山东开教史》，记述龙华民开教以来到1929年天主教在山东传播的简史。
这些文献在西方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国内尚未翻译，对相关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目前最权威详尽的资料汇编。本次汇集的出版，必将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进展和研究取向的转变产生巨大的影响。
资料集对推动相关研究的可能贡献
义和团运动并不只是属于中国，同时它关涉世界。在近代中国的大事件中，有这么多的国家卷入其中，还是第一个，而在那一刻，全世界都在聚焦中国，这也是义和团研究吸引海内外多国学者参与的重要原因。它不是一个单边或双边事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边性国际事件。过往的义和团研究已取得巨大的成绩，但难以获得整体突破的瓶颈在于它需要多国档案和文献资料的交互运用，而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而言，这都是有较大困难的。所以学者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整体突破上仍显乏力。这一方面归结于多国文献收藏的零散，搜罗难度大，其次在于多种语言掌握的限度。任何一位学者要全面掌握所涉国家的语言进而最大程度的掌握相关的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然要寻求集体合作，路教授的这项努力对多国、多语种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翻译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为我们从多个国家的视角审视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可能。当然，这还只是跨出了一步，介入义和团的远不止八国，即使是八国中奥匈、意大利等国的义和团文献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且在本汇编中已着重搜罗的英法美德日等国的义和团文献仍有大量材料有待开掘。未来如果要使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取得创造性突破，多国文献的挖掘与交互使用将是中外学者共同面临的难题，也是一个极富挑战和吸引力的研究课题。这不但有利于我们从国际视野审视义和团运动本身，也有利于我们以义和团运动为窗口去体认当时的国际环境与相互关系。
本汇编对多国文献的翻译整理，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各国官方间、民众之间的分歧与互动。过往，我们谈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外国势力，多以“八国联军”称呼，以为外国列强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实际上，尽管各国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共同需要，且走向了事实上的共同行动，但各国间并非没有分歧。在参战、联合、进攻、谈判等多个环节，都是一个列强间相互博弈的过程。此外，各国民众包括在华的传教士、商人等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与评论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像法国传教士在报告中就多次指斥德国在胶东半岛的行为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诱因。各国民众间、本国国内与在华民众间都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的民众如在华传教士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就是同中有异，而民众与官方间的分歧更大，尽管也有同一的一面。比如本汇编中对当时法国和德国朝野于义和团运动的评论史料的收集，就为我们窥探其中的同异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本汇编的收集还只是个开始，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想听听美国人民的声音，俄国人民的声音……比如俄罗斯国立克拉斯诺达尔大学的В.Г.达齐申就指出1900年俄罗斯报刊曾正面宣传中国人民。我们需要更全面的审视当时各国朝野对运动的回应，而这需要对各国相关材料的广泛挖掘。义和团运动是引起当时国际社会上下广泛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抛开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层面，进一步延伸到话语的层面，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深入的剖析各国朝野包括中国朝野对义和团运动的评论与分歧，也许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路径。
路遥教授还敏锐地看到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演变：由重视义和团起源研究向重视义和团战争过程研究转变。早在1980年日本学者小林一美前来山东参加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促使他感到有责任研究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动向、战争经过等，从而才有1986年其专著《义和团战争和明治国家》的问世。但该书只是以日本为个案，探讨了其与义和团战争的关联。近来旅美学者相蓝欣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呼吁研究者要把义和团研究的重点移向“义和团战争”阶段。义和团运动不仅是一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同时是一个以中国为阵地的国际战争，而后者常常是我们忽略的一面。从“义和团运动”到“义和团战争”的转变，不仅是义和团运动研究跳出中国走向跨国研究的一种尝试，也为审视义和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汇编中对日本外务省编撰的《外交文书·北清事变》和日本参谋本部编撰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的翻译，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契机，但离真正的从跨国的角度研究义和团战争，尚有遥远的距离。民教冲突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基督教会、传教士及本土信徒也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部分，但在过往研究中对义和团与基督宗教关系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狄德满教授的《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的基督宗教传播与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据其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较早在这方面做出努力。2004年台湾和香港两地都分别举行了“义和团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旨在推动相关的研究。本汇编编译了大量传教士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作，多达8种，另外德译文卷、法译文卷及中文卷都从海内外的教会报刊中拣选了大量中外基督徒对义和团运动的记载和评论，为我们了解基督宗教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境遇及传教士对运动的评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义和团运动本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有待改进的一些地方
当然，本次文献整理也存在若干不足。
首先是各卷文献的选编标准不一，尽管都是围绕义和团运动展开，但主题不够集中，较为分散，不利于对相关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比如日译文卷纯为外交和军方文献，而在其他卷册中却完全看不到类似文献，德译文卷和法译文卷较为接近，从德、法文报刊中积聚了许多散篇文献，但英译文卷却纯为相关著作集合。总之，文献主题不够系统难免给人散乱的感觉。
其次是部分文献的拣选欠妥，如所选英文文献都是已正式出版的书籍，并非未出版的档案资料或手稿等，在现今资讯发达的时代，查询并非难事。尽管这些书籍对研究义和团运动有很高的价值，但可能有更多的比这些史料更有价值的文献等待收集、整理或翻译，特别是未刊文献或查找不便的稀见史料。
最后，另据笔者有限的翻阅，翻译校对可能存有部分问题，如对有些原文不顺或译意不明的情况，最好应加注释。英译文卷收弗拉里所编《在北京的中心：樊国梁主教围困日记》，按作者英文名为Rev.J. Freri D.C.L，译者将Rev.直译为“牧师”。但弗拉里系天主教徒，应译成“神父”并加注释为是。还有，翟兰思所撰《北京使馆被围日记》，但在目录中却将作者误为宝复礼，显系出版校对之误。这些错误本应避免。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地位堪威，总理衙门送来一叠叠西方照会;光绪大皇帝是大清国唯一合法合理的代表，敝国皇帝对光绪大皇帝的近况非常关注。敝国总统希望大清国光绪皇帝能够出访敝国。敝国听说一些谣传，敝国公使希望面见大皇帝递交国书。慈禧老太后烦了;和那些洋人说，皇上病了，不见客。外国公使馆就派俩洋医进宫给光绪皇帝诊病去，诊断完对全球宣布光绪没病，列强宣布：绝不承认光绪以外的大清国皇帝。因而慈禧老太后下诏立大阿哥 最后推举端王的儿子端王载漪儿子被立了大阿哥，端王家里热闹了，迎来送往，请客收礼。端王还摆了十几桌请各国公使来喝酒，从下午等到半夜，没一个来的。端王这下恨大发了，琢磨这洋人要不从中国赶出去，儿子这皇位一定做不上。
慈禧老太后请了客送了礼发觉一点效果都没有，列强还是那么强硬。这下慈禧老太后端王有共同语言了，大清仇外的王公大臣也很多：刚毅，启秀，徐桐，崇漪，载澜，载勋---。这批人天天在慈禧太后面前鼓动太后要对外强硬，兔子急了也咬人，何况俺大清有四万万子民，只要同仇敌忾，洋鬼子敢来入侵，发动群众消灭他们。
慈禧老太后也气的不得了，在朝廷里声泪俱下的控诉;这洋鬼子吃饱了撑的，立储这是俺大清内政，这些洋人当年想利用光绪皇上和平演变俺大清，被俺看穿了阴谋---这下撕破伪装，跳出来了。 这慈禧太后接了伪造的照会，下诏对十一国列强宣战，并让甘军义和团包围攻打各国领事馆（这太后可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老太太，她是爱国贼心中永远的偶像，是中国反帝反侵略道路上的一块丰碑，是---但有点美中不足，因为她是个满人）。
6月6日，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义和团首领李来中向刚毅等表示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1900年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曹福田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
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拿了大刀去砍翻仇人再抄了他的家。要想富，入团抄家是条路。这是大清北京城黑社会当年见面就说的流行语，这下义和团驻地来了大批强烈要求入团的朋友，大师兄全收了。有老成的拳民就来劝;这闹革命还得靠老同志老兄弟啊，这些人居心不良，也想来瓜分革命果实；大师兄：这些人才是闹革命闹的最坚决最彻底的，以前俺们在山东还不是被洋鬼子闹的吃不上饭了嘛，富人会闹革命嘛---
共有241名外国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死的最冤的是聂世成将军，他正率部在津郊和洋兵激战，接到报告全家十几口妇孺被义和团杀了（清军在前方打仗，义和团在后面也没闲着，以前聂军剿过义和团，后来聂军保护铁路和义和团发生过冲突，互有死伤。义和团有仇必报，烧了聂部驻地，把那些反动军官家属都拖出去杀了）聂的部队不干了：俺们不打了，俺们要去杀义和团，要去报仇。
聂一言不发，回指挥所换上上朝穿的礼服，出来骑上心爱的战马，拔出战刀冲向洋兵；他着是不想活了，大清有军令，只要主帅阵亡，官兵溃散的不追究。
聂部放下武器，让出阵地，让联军过去了。后来联军从天津出发进军北京，发现后面跟着一支清军，这些就是聂部｛很多老兵都是跟着聂士成从朝鲜九死一生过来的，都成职业军人了，除了打仗也不会干别的，都不愿溃散｝
联军派人联络，接到回话：聂军已经溃散，俺们现在是民兵，自发起来打义和团，为聂将军为自己家属报仇。
联军让他们拉大和联军的距离，在左臂上缠上白布。这样好区别对待。
战场上从此出现了奇怪的一幕，联军清军联手痛剿义和团。
前线的 噩耗一个又一个的传进宫来；北仓失守，杨村失守，李指挥仰药报国了---太后急的团团转；赶紧上山东给李鸿章大人发报，让他速度来京和洋人谈判，发报问问各省勤王之师都到哪儿拉，让董福祥停止进攻东交民巷，义和团要不听，董福祥可以对他们开枪---
围攻使馆的枪声停了，太后派的特使来了，还运来了西瓜洋酒罐头粮食。特使发话：前段日子慈禧太后在闭关念佛，各位受苦了，闹到这个地步，生灵涂炭，实在不是慈禧太后本意，慈禧太后希望你们派些代表进宫，大家坐下来谈谈，把各自的苦衷都诉了，重修旧好也不是不可能的，各国公使婉言谢绝：战争期间，除非停战，不然绝不离开公使馆。
慈禧太后伸出了橄榄枝，这洋人也太顽固。如果进宫和慈禧太后好好聊聊，慈禧太后有了面子有了台阶也好对大臣说：这洋人来求情了，咱们也别得理不饶人，赔他们点银子割点土地也没啥，这不都为百姓吗。
慈禧太后在宫里热盼李大人，李大人没来喜报来咧，端王报喜：前线宋庆马玉昆率部重创洋人，已打死打伤洋兵三千多人，各军正在追击---
慈禧太后这下扬眉吐气咧，忙着下令；董福祥赶快进攻，这洋鬼子死不改悔，不投降就让他们灭亡，李鸿章不必来京，朝廷本来也没指望谈判能成事。慈禧太后接到喜报，乐的嘴都合不拢。下令嘉奖慰问全体奋战在第一线的武卫军指战员，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一鼓作气把洋鬼子赶下海去。慰问的队伍出城还没到十里，兜头撞上了奏着军乐列队而来的英国皇家步兵团，那些亲王大臣一看这队伍不是自己人赶紧丢下慰问品坐着轿子跑了。
进了城该怎么走犯了难，拿出地图左看右看就是不对，刚好旁边有帮起早的市民在围观，英军就让翻译上去问路：这公使馆该怎么走啊，哪位知道。老百姓挺热情，指完路还怕英军走错：得，我们带你们走背街小巷，穿胡同过去快。
慈禧太后跑了，战斗没多久就停了。参加战斗的清军义和团一共二十多万人，联军一万七千人,其中还有八百多是帮着运输的苦力。20多万PK一万七，居然还被围着打，童鞋们，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这最厉害的德军还没来，要到了慈禧太后绝对被活捉，这德军就是一架战争机器。联军一共死一百零六人（其中十名美国人是挨了误炸阵亡的），伤了六百多人，清军义和团被打死一万二千名，俘虏九千名，其余作鸟兽散。
牧师天天和这些被俘的纯朴的义和团混在一起，慢慢的产生了感情，都认为这帮拳民只是些迷途的羔羊，如果早点受到良好的教育（西方认为人性是恶的，人是教育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是环境的产物），全可以成为善良的国民。联军赶紧派了专家医生来给这些团民做体检测智商，结果出来了，一百个人其中99个体格符合德军征兵标准，但智力低下，只相当于西方十几岁的小儿，基本没啥辨识能力......这正是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会跳神。
1900年，慈禧为了赶走洋人阻止汉人与洋人越来越多的接触交往并防止洋人推动中国人民的觉醒，再次玩弄阴谋诡计，向十一国列强宣战！满清先诱骗煽动“反清灭洋”的义和团“扶清灭洋”滥杀洋人，招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然后再假列强之手屠杀剿灭其实打心底里要“反清灭洋”的义和团。以多少了解点历史法律特别是国际法的现代国人看来，这些都是满清“分而治之”“以华制夷”“以夷制华”以“保大清”的一贯险恶伎俩，阴险毒辣、咎由自取、祸国殃民、遗害中华。马克思说:“保存中国（满清）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与世界隔离。”
义和团固然有拳拳爱国之心，但其方式，说好听点，是滑稽可笑，逗人一乐；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愚昧无知，妄图开历史倒车。
国人大多怯懦，但在群体性疯狂发作时，同样好助纣为虐，但灾难过去以后，却都说自己是受害者，如此故事，在最近一百多年里，已经发生不只一次了。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虽然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辛丑条约》签订，太后一见要赔这么多钱也很发愁：以后俺大清的日子可不好过拉。大清海关总管英国人赫德拍了个电报给太后：这个不要紧，俺有办法。赫德提高了大清出口税，西方各国想骂人还没地方骂。肠子估计都悔青了，心想当年庚子条约上就没想到再加上一条：大清不准提高出口税。提高关税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各国内政，西洋各国也都搞过，这个没办法抗议。去抗议大清外交部可以这么说：你觉的贵别进口不就得了。到1902年海关收入三千多万两白银，太后接到奏折笑的嘴都合不拢：这赫德太能干了，一品太委屈他咧，俺要封他为王。最后朝议封不得，这赫德是个英国人。要封了儒家知识分子非造反不可。赫德着招，既解救清政府，也使中国老百姓没有感觉到经济负担。后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大日本外，各国故陆续放弃或者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1900年6月4日晚上发生在保定附近的张登镇的真实事件。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就是一直被歌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角―义和团员，而被杀死烧死的人则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攻目标，中国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那天晚上，勇敢无畏的义和团员们接连烧杀了张登镇几十户教民。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2万3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
义和团的暴行是在满清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干的，而义和团也向这个腐朽的专制政府献上了忠心，他们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但是义和团灭洋人不灵，杀自己的同胞有本事。义和团运动中一共只杀了4百多个洋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几个建铁路的工程师，而这些功劳还不能都记在义和团的帐上，因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杀的。
1900年6月10日前后，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随后慈禧太后发出懿旨，规定所有入城的10万义和团，统一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指挥。此举可以认为，原先完全处于草莽阶段的义和团，已经被中央收编为准正规部队了。
为了加强与洋人作战的力量，6月11日，由董福祥率领的甘军奉命进入京城。甘军是来自甘肃的一支被官府收编的部队。随后，当义和团和甘军这两支最野蛮无知的军事力量阴差阳错地同时进入京城之后，好戏就开场了。 6月11日，奉命开进永定门的甘军，恰好遇到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外出公干。双方相遇，甘军军官喝问来着何人，杉山彬回答乃日本国外交官。令杉山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话音未落，问话的营官便抽刀向前，一刀就把杉山彬给捅死了。随后又拖出尸体，剖腹挖心，陈尸街头。
6月15日，义和团进攻奥国公使馆。同一天，义和团开始进攻西什库教堂。6月20日，另一件的事情发生了。当天，德国公使走出使馆区，他打算前往总理衙门就义和团杀害外国人、焚毁教堂等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没想到遭遇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一样的下场。克林德的轿子走到东单牌楼，遭遇满洲兵丁恩海，恩海见是洋人，立即取枪瞄准，一枪就把克林德打死了。克林德是波茨坦贵族，行伍出身，脾气暴躁。曾任驻广州、天津领事。 克林德夫人比玛蒂尔德丈夫小17岁，美国人，其父是底特律铁路大王莱迪亚。根据家谱，莱迪亚家族是美国前总统布什父子的直系血亲。
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义和团杀害教民最大的惨案发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那是震惊世界的惨案，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记忆在这样的事情上容易或故意忘却，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案。
1900年7月，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惶恐无措的教民们两手空空地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
7月17日，英勇无畏的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清军士兵是被景州城里的蔡氏兄弟忽悠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秀才，一个是举人，他们告诉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汉奸聚集地，请求陈派兵攻打。
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爱国主义义士们枪击刀砍奋勇无比，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有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
清军指挥官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2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
义和团本来叫义和拳，又自称“神拳”，本源于八卦教，徒众经常表演一些气功类“特异功能”，倒也吸引了不少人参观。既然号称“神拳”，其练习的武功的确很有自己的特色。举例而言，在传习武功时，师傅往往焚符诵咒，烟雾燎燎后命令徒弟趴下，并强令弟子禁闭上下齿，紧急连续的吸气，由于几近窒息，或者服用了某种药物的缘故，往往导致练习者口吐白沫，这时，师傅就大喊“神降了！神降了”！于是乎，师傅和弟子一起跃起操刀弄棍，有如群魔乱舞，其乐也融融，其颠也狂狂，直到力气用尽才停下来。
义和拳最初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在嘉庆年间兴起，和白莲教有一定联系。当时官府对此严加禁止，抓到其党徒往往要凌迟处死，但革命的火种还是保留了下来，比如传到了大师兄朱红灯。朱红灯起事被杀后，由于袁世凯在山东追拿得紧，义和拳只好潜入临近的直隶（今河北），在河间府景州献县形成两派，先有乾字拳，后有坎字拳，弄出一场大乱!坎字拳当时主要在河北沧州的静海县一带活动，白沟河的张德成大师兄是其首领。坎字拳设坛于静海县独流镇，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坛”，天津之乱，则主要是以坎字拳为主。乾字拳则是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涞州等地，清廷政策放宽后，进入北京城。
庚子年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外义和拳遍地撒传单，名目繁多，通俗易懂，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等，大都是以神的名义，把洋人消灭干净。义和拳还迷信玉帝将派下天兵天将帮助消灭洋人，有咒为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另外，怕兵力不够，还有以“关帝为先锋，二郎神殿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勖、常遇春、胡大海”等诸多土生土长的神灵英雄，都要赶来会师，一起来消灭漂洋过海的洋兵洋将们。
除了练习独门秘术之外，义和拳还勤练“神功”。练习前，练习者必须以头顶地，对神叩首三十六，这个过程叫做“礼神”，以表示尊重和心诚。神功有两种，分为浑功和清功。浑功是低级别的，练习一百天就可以出师。而高级别的清功则需要练习四百天。据义和拳的宣传资料上说，浑功练好后可以不怕枪炮，刀枪不入。而清功只有娱乐功能，就像“红灯照”姐姐一样，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满足一下大家小时候渴望像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加上很多人学的都是速成班，大多数人都没有练成浑功，临阵时则腰上佩个小黄纸画像，画像有首无足，四周有光，很是古怪。另外，怕功力还不够，各师兄弟们又在心口下贴些符咒，比如“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或“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等，据说只要心中默念这些符咒，洋人的枪炮就会自动熄火。 但后来血的事实证明，其实际效果远没有宣传材料上说的那样神奇，师兄弟们后来遇到八国联军，还没有等到念完，就已经稻草般的倒在洋人的枪炮声中。
十万义和团原来也是肉身凡胎，经不住洋枪洋炮的轰击，根本不是什么刀枪不入，一交火，如鸟兽散。
7月9日，聂士成于天津城南战死。
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15日，俄军于黑龙江海兰泡越境，悉数屠杀华民六千多人。
7月26日，慈禧以李秉衡掌京郊之武卫军防守京畿。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8月2日，联军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日军有8000人、俄军3500人、英军2500人、美军2000人、法军1000人，奥军和意军仅不到百人，拿着国旗虚张声势。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次日，八国联军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阻击，伤亡635人（一说40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人）后，攻占北仓。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
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李秉衡于通州自杀。
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俄军与日军面对的城墙较高，且遭遇的抵抗较强，各自阵亡了约100人左右。而美军进攻的东便门城墙较低，离清军的火力较远。上午11时，美军决定用梯子从城墙角边爬上，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着星条旗爬上城墙，是最先攻入外城的军队。虽然美军先攻入北京外城，但被清兵的炮火压制，难以前进。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上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8月16日晚，基本上联军已经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离京，珍妃投井溺毙，下罪己诏，派奕劻和李鸿章与联军谈和。慈禧太后等人逃至怀来县，随后又辗转逃亡至大同，后来又逃到太原和西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共十四国，而不只是八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1911年民国之后，中国仍然履行此赔款条约。
美国人深感中国之所以发生义和团运动，是因为下层百姓太愚昧。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赔款，作为清政府的教育费用，1908年5月25日，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1908年，罗斯福签署此法案，这次退还赔款一千多万美元。主要用途有二，一是兴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二是作为中国官派留美学生的费用。此次退款尚有余额，后来又第二次退还。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 留美学生之用。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 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 政治、财经、师范等。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留学生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 ，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