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注全译史记全本 全4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文白对照
全注全译史记全本 全4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文白对照
全注全译史记全本 全4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文白对照
《全注全译史记全本》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5年出版的一套全注全译白话本文白对照史记全本，共4册由李翰文主编。
原文参考多种通行的《史记》版本与校勘著作，生僻字、疑难字加注音、释义，便于理解原文。白话译文忠实原意，通俗流利，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古典整页版画插图，增加阅读乐趣。采用优质胶版纸印刷，文字清晰，享受舒适的阅读体验。
《全注全译史记全本（套装共4册）》特色：
1、原文精审精校，版本更专业
2、生僻字、疑难字加注音、释义，便于理解原文
3、白话译文通俗精准，阅读价值高
4、古典插图，增加阅读乐趣
《史记》是中国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不仅记述了各阶层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和重要历史事件，而且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的重要论述。
《全注全译史记全本》目录《全注全译史记全本》第1册
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卷二 夏本纪第二
卷三 殷本纪第三
卷四 周本纪第四
卷五 秦本纪第五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全注全译史记全本》第2册
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全注全译史记全本》第3册
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全注全译史记全本》第4册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眼下的书卖得好的，书名都长得跟文章开头一样，意思是书名短了就不受人待见了，好像要淹没在浩瀚书海里一样，即使真的卖得好的书，读后好像立刻跟打鸡血一样，但关上书后，其实并没有记住多少内容，这其实就是文化快餐。当下社会的青年基本处在最迷茫的年代，好像不受人提点，就很难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说生活之于他而言，要受知识分子牵引才可以活得有动力，而下，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很多人说看我的故事，会觉得振奋人心，其实我并不喜欢说教，而是真正的叙事，只是叙的事，可能恰好你有所得，说来我应该高兴，但其实不然。大部分时间来说，当下青年迷茫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一个青年领袖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大环境下的责任心缺失，这样说来，可能很多人会不开心，想着我怎么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了。可事实上，你确实是，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是。
首先你要弄清楚责任是什么，新华字典中有两个注释，一为应尽的义务，分内应做的事，二为应承担的过失。那么回头来看，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肩负的责任是什么呢？从小受教育的我们，都知道，报效祖国，责无旁贷，但扪心自问，没有几个人真正把这个当做责任。就我而言，我对责任的理解大抵是并无报酬或奖励，承受兴许也没有乐趣，但却不得不做，不可不做的事。意思是，少了你，别人代替不了的事，这是责任。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懂得怎么去活，而且活得有价值。
话说得很简单，但实际生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从小便别称为“学生”，“学生”的根本含义其实就是学“生”，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有懂得“生”是何含义，那你基本上就是百读了十几年的书。“生”是生活，是生存，是生命，是一种自我存在与普世的态度。
自古以来，各层阶级都有自己的责任，但大部分的人都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或农商，或仕宦，或成就他人，或流芳百世，这是先人祖祖辈辈的责任。
我看过许多励志的书籍，但到底比不过《史记》，《史记》一书，标题只有两个字，却远比那些《再不如何如何，就如何如何》的书要厉害得多。在前面，讲到责任，并非充字数或者跑题之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对于父亲司马谈而言，修史是他的责任，即使没有一分一毫的关饷，这也是他应该做的，而临终前，因为《史记》的未完成，而托付于司马迁，于是司马迁授任而撰书，便是他活着的理由。
就如今的青年来说，要是让你做一件没有报酬但意义重大的事情，你可能还需要考虑，考虑付出，考虑难易度，考虑千万理由，而司马迁当时只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认为写《史记》是当仁不让的责任。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初衷，让《史记》有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我为什么要说《史记》是本心灵鸡汤呢？或许有的读者会认为我在侮辱经典，其实我没有，因为心灵鸡汤原本并不是贬义词，原本就是“充满智慧，知识和感情的话”，只是鸡汤被太多人煲，材料参差不齐，有了异味而已。
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学过《报任安书》，想必大部分学生在考试作文中都用过其中的那段经典语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段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足够励志，足够鼓舞人心，足够充满正能量。司马迁写下《报任安书》的时候，已经身受腐刑，而事实上，汉武帝因李陵之祸而擒司马迁，判的是死刑，那时候的死刑，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免除，一种是用钱，一种是宫刑，前面讲到，司马迁的责任在于撰书，书没撰完，自然不能死，归根到底，还是责任。
一个心中有责任的人，会明白自己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活，如果你说司马迁贪生怕死，那我只能说是你对他的误解，司马迁在书中明确写道，他的存活，在皇帝身边，却并不如其他宦官，甚至还推掉了任少卿建议的人才引荐，可见，他并不是真正为了要苟且存活，而是有大任在身。
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写陈胜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疑是当下年轻人最大的心声，“拼爹”的不公，就真的不给平民机会吗？同样的，在《留侯世家》中提到的张良的“圯上纳履”，无非是告诉我们职场需“忍”，最终便得大获全胜。书中引起共鸣的史实比比皆是。
我想，各位还在奋斗的年轻人，与其用《还不如何如何就如何如何》的书麻痹自己，还不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看流传至今最美的励志书，我想，他的名字或许比不上其他书名那样优美，但它的精神和待人接物的方法，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与其说司马迁毕生将心血付诸于此书，倒不如说此书代表了司马迁的无穷的正能量。
如果还处于迷茫期的人，或许你应该想想你的责任，去看看司马迁如何描述帝王将相的责任，这样，你便会加快一步，而不是闲庭信步了。自从当当网8月中旬送到两月前订的4册《全注全译史记全本》之后，每晚读上几页，现已读及《卷五秦本纪》。最初买这本书的原因在于：以前国内读书时一直垂涎的书，无奈太贵；现在在德国倒没有机会读中文书，拿dangdang做实验订了这套。测试了一下收费和运送速度，还算满意。
以前家有《史记选读》之类，一直停留在《黄帝本纪》，后来读电子版本，依然没有超过第一卷。现有的这本中华书局版，三家注释，读起来很有滋味。其实满可以将此写于2千年前的书，当故事小说来读（其实文字一点不难读，故事“生动”），也另有一种乐趣。西方的基督教几个基本教义之一就是，信玛利亚童女生子，得耶稣。现搬《史记》以做Cross reference(故事发生于远古，《史记》作者写作都在公元前或主前)：
卷三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卷四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卷五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殷周秦三代的祖先都与这样的一种传说有关，实际上显示的是各种文明在源头上的相似之处，而原非耶稣神性的证明之一。一本记不清名字的电影（十几个罗汉之类），布拉德皮特演的犹太人，抢银行前在电梯中谈论“童女”在犹太原文中实际为“未婚女子”，而非“处女”。毕竟传说而已，不必较真。几年前，年少轻狂。两个月的时间，走马观花一般读完了这部《全注全译史记全本》巨著。心下窃喜，自以为很了不起。史记，不过尔尔。说实话，当时看史记，更多的是以一种看小说的心态在读。不，不应该说是读，是浏览，看的是情节，是红火热闹。
前两天从箱子里翻出来，又读了几页，才真正品出史记的好。一个字，能连接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就用一个字，就能带动你对人物的爱，恨。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春秋笔法？
也有一点点疑惑，真实的历史有这么精彩吗？司马迁是忠实地记录历史，还是一个笔力超群的小说作者？抑或者，他只是两千年前的袁腾飞一流？司马迁有没有以文害道，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许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憾。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
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