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共5册 2015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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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共5册 2015高清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共5册 2015高清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共5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杜希德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公认的唐史学界和中国通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一代宗师,其自订汉名原为杜希德,但因其在中文世界中(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新,马),久以崔瑞德名世,他本人亦只好采默认态度。杜氏历任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首任为英国近代汉学鼻祖、晚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除了在国际唐史研究中多划时代的贡献外,一生最重要的领导二十世纪后半叶汉学研究学术潮流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与费正清合作共同主编1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杜氏负责大部分,为第一总主编,费氏负责小部分,为第二总主编。这套里程碑式的英语学术性中国通史,与其他各种“剑桥史”一样,其要求十分严格,数十年而磨一剑,至今尚在继续出版中。其二,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K书,其中文直译虽为《剑桥中国历史、文学与制度研究》丛书,但杜氏为其确定的丛书汉名是《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海外名书法家张充和题写,冠于每卷的卷首,经过数十年连续推出重要研究成果,在汉学界的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不少今天英、美汉学界的重镇,当年均曾经受杜氏识拔,将其成名专著收入该丛刊首先出版。这些今天的汉学界成名人物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现任汉学讲座教授麦大维( David macMullen)、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Stanley Wei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 Robert Hymes、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讲座教授 Nicola Di Cosmo、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和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及已故的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黄氏当年以一部《万历十五年》赢得国内读者青睐,从此其书畅销不已,而在其身后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有对杜氏的知遇之恩的详细记載)等。他们当年初出茅庐的首部专著,都是通过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而一举成名。《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书目：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唐代佛教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张载的思想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唐代官修史籍考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出版说明：“汉学”研究的主流,在二次大战前后,出现了一场从欧洲为代表的“典范”,到美国为代表的“典范”的大转移( paradigm shift)①。近三十年前,杜希德( Denis o. Twitchett,1925-2006)先生应邀从英国到美国,由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在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波澜壮阔的“典范大转移”的过程中,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位宗师级人物的其人其书其贡献,长久以来,在中文世界里,却鲜为人知。这一方面是由于杜公为人十分清高,十分低调,不事张扬。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错综复杂的西方汉学的学术史,在中文世界中至今还仍然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问,刚刚才起步。然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像不了解费正清,就无法全面了解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诸种重要面相样,不了解杜公,人们对上述“典范大转移”的了解,也会打上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正为如此,我有感而发,在2006年1月14日香港《文汇报》副刊上,以《不该忘却的杜希德》为题,写了如下一篇短文,对杜公沟通英美学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促成汉学典范转移的三大里程碑式的“名山”事业略作简述:世纪交接的时候,《华声报》评出“影响中国20世纪的百位外国人”,有外交官、作家、实业家、汉学家和政客等等,很有参考的价值,然而这个名单也有可讨论的地方。就美国汉学家而言,已故的哈佛大学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的鼻祖费正清( John Fairbank)和耶鲁大学研究中古文明的芮沃寿( Arthur Wright)均在其列。如果这两位够资格,也许不应该漏掉目前尚健在的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杜希德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公认的唐史学界和中国通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一代宗师,其自订汉名原为杜希德,但因其在中文世界中(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新,马),久以崔瑞德名世,他本人亦只好采默认态度。杜氏历任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首任为英国近代汉学鼻祖、晚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除了在国际唐史研究中多划时代的贡献外,一生最重要的领导二十世纪后半叶汉学研究学术潮流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与费正清合作共同主编1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杜氏负责大部分,为第一总主编,费氏负责小部分,为第二总主编。这套里程碑式的英语学术性中国通史,与其他各种“剑桥史”一样,其要求十分严格,数十年而磨一剑,至今尚在继续出版中。其三,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K书,其中文直译虽为《剑桥中国历史、文学与制度研究》丛书,但杜氏为其确定的丛书汉名是《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海外名书法家张充和题写,冠于每卷的卷首,经过数十年连续推出重要研究成果,在汉学界的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不少今天英、美汉学界的重镇,当年均曾经受杜氏识拔,将其成名专著收入该丛刊首先出版。这些今天的汉学界成名人物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现任汉学讲座教授麦大维( David macMullen)、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Stanley Wei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 Robert Hymes、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讲座教授 Nicola Di Cosmo、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和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及已故的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黄氏当年以一部《万历十五年》赢得国内读者青睐,从此其书畅销不已,而在其身后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有对杜氏的知遇之恩的详细记載)等。他们当年初出茅庐的首部专著,都是通过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而一举成名。杜氏现隐居剑桥,不见外客,但继续在主编《剑桥中国史》,而前来拜访的门生故旧仍络绎不绝。文章刊出,我当时正远在新西兰任教,当收到样报,已是次月上旬,即航邮一份到剑桥,没想到约两个星期后,忽然传来杜公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与世长辞的消息。人生之无常,大树之飘零,令人感慨无已。所幸者,杜公所留下的上述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却将长久作为历史的见证,与二十世纪的汉学同在。对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在杜公以上的三大遗产中,除了《剑桥中国史》外,《泰东》学报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两者,可以说至今仍“养在深闺”,鲜为人识,尤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需要特别提出。该丛刊三十年来,已出版约有五十部之多的专书,在西方名闻遐迩,中文世界中却极少有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④。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曾经向杜公建议,是否应该考虑出版一套中文的精选版?他当时没有在意。后来在2005年,再次谈起此事时,杜公便命我代他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络相关事宜。众所周知,如今经济大潮中的学术出版,实属非易,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光远大,很快就签订了合同。于是,由杜公本人任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高克勤兄和我协助任执行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工程,就开始启动。近日接到出版社电邮,称《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在明年一月开始,就要陆续与读者见面了,让我写一篇“缘起说明”。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明年二月已是杜公逝世四周年了,令人感慨无已。这篇文章,本来想从当年协助杜公筹备中文版的所见所闻出发,结合我目前正在进行的汉学学术史的研究计划,比较全面介绍这套丛书在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中的地位与作用,然如此一来,便要写成数万言的论文,决非一篇“缘起说明”的篇幅,所能包括⑤。因此,这里只好先在总体上对杜公与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关涉略作简述,然后再集中笔墨,就他如何三十年如一日,通过编辑《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推动上述“典范大转移”的完成,培养大量杰出学术人才所花费的心力,举几个例子。换言之,此处只是以龙鳞豹斑,稍窥全貌,与读者分享。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祈谅解。要讨论杜公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的关涉,需先对汉学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说也有“十八世纪”说或“十九世纪”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世纪”“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何时?有“十三世纪”说,有“十六“，然而,时至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诸国始有大学汉学讲席之设立,并开始有权威性专业学报之出版,则为不争之事实。当时正是“殖民时代”的全盛时期,汉学讲席与汉学学报,全在欧洲,至于北美与澳洲之后续跟进,则主要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以大学讲席而言,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座,1875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888年英国剑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形成了规模。以学报而言,1889年法国高第( Henri Cordier,1849-1925)与荷兰施古德(σ usaaf Schlegel,1840-1903)共同创办的《通报》,出版至今,仍是领域内的权威学报。换言之,通过以上的种种,汉学研究的格局,十九世纪末,已经在欧洲跨国形成。在当时的大学体制中,汉学是“东方学”( 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古典学”( Classics)等科系为邻,同属于“人文学科”(theHumanities)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出发,到二十世纪初,乃是“汉学”的学门“典范”在欧洲的“形成期”。这个“形成期”,是通过欧洲内部诸国各自的汉学“小”传统的典范互相激荡与转移,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磨合”与“互补”,而逐步完成的。举例来说,法国有伯希和( Paul pelliot,1878-1945)的以中西交通史为中心的考古与语文考据的传统,德国福兰阁( Otto franke,1863-1946)的通史传统,瑞典高本汉的音韵语言学传统,荷兰有施古德的以秘密会社与娼妓史为对象的社会学传统与高延( 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的以民间宗教习俗为对象的人类学传统,英国翟理思( HerbertGils,1845--1935)的文学史传统等等⑦。正是由于这些杰出“小”传统的细流汇聚而成江海,形成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欧洲为中心的汉学“典范”。如果用非常粗线条的视野来观察,这种从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型塑完成的学门“典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二次大战前,仍然是西方汉学的主流与正宗。换言之,虽然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蓬勃崛起,然而要等二次大战以后,它才逐步取代欧洲汉学,得到领导世界汉学发展的主流地位。而这一变化的关键之一,就是所谓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二十世纪中叶,从二次大战的胜利到今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整个知识与学科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观。在此期间,西方的主流大学与研究机构,推动了这一场学科的转变。在科技理工领域,系列原来闻所未闻、想不敢想的新学科,如原子物理、生命科学、电脑工程等,应运而生,把世界疆域的边线,拓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在人文社会领域,种种新主义与新学派,如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新史学( New History)、符号学( Semiotics)等,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打破了原有的学科分界线,以跨领域为时尚,重新进行学门与智识的结构的整合,令人眼花撩乱,目不暇接。在这样总的历史氛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整体实力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了西方的典范,而其代表性的大学成了西方的旗舰,与欧洲的主流大学有了新层面的互动交流。战后的美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重整过程中,“汉学”摇身变,从一门主要与“古典学系”等科系为邻的“冷学问”,锐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 regional studies)中的“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的“热学问”,与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艺术史系、比较文学系、地理学系、宗教系有复杂交涉,其所跨越的学科,已远远超出了“人文学科”(theHumanities)的范围,而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更开阔的新领地。“中国研究”的对象关怀,也从以前的“古代”为主,渐渐转到了“古”、“今”并重,甚至“近现代”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中,原来作为“东方学”的分支,而与“古典学”科系为邻居的“汉学”,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大学的新的智识与学科结构,就不能不经历一番“典范”的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