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 全2册 2013高清 宇文所安

《剑桥中国文学史》PDF电子书全2册，由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

《剑桥中国文学史》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全书以编年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上古的口头文学、金石铭文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各章因作者各异其趣的学术与表达风格而呈现出不同的叙述面貌。

《剑桥中国文学史》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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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说明：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简体中译本即将出版。首先我们要感谢各位作者的努力,同时必须感谢几位细致严谨的翻译者:刘倩、李芳、王国军、唐卫萍、唐巧美、赵颖之、彭怀栋、康正果、张辉、张健、熊璐、陈恺俊。他们的译文大都经过了作者本人的审核校订。此外,对于两位在百忙中努力坚持自译的作者—李惠仪和奚密——我们也要献上谢忱。当然还要感谢三联书店,是他们的精心筹划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在中国大陆出版。

必须说明的是,当初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和写作是完全针对西方读者的;而且我们请来的这些作者大多受到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双重影响,因此本书的观点和角度与目前国内学者对文学史写作的主流思考与方法有所不同。下面我将把《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出版构想和编撰原则简单介绍给中国读者。《剑桥中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最初构想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CUP)文学部主编 Linda bree于2003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提出的。在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当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刚(于201年)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以文类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同时,荷兰的布瑞尔公司(Bri)也正在计划出版一部更庞大的多卷本。就在这个时候,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撰一部具有“特殊性”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正巧我们当时也正在考虑着手重写中国文学史,所以,我们的研究方向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标不谋而合。

《剑桥中国文学史》乃是剑桥世界文学史的系列之一。与该系列已经出版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相同,其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当然,研究文学的学者专家们也自然会是该书的读者。)然而,剑桥文学史的“欧洲卷”均各为一卷本,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破例为两卷本,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悠久的缘故。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年代上大致与剑桥世界文学史的欧洲卷相同,且具有可比性。

与一些学界的文学史不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参考书,而是当作一部专书来阅读。因此该书尽力做到叙述连贯谐调,有利于英文读者从头至尾地通读。这不仅需要形式与目标的一贯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互相参照,尤其是相邻各章的作者们。这两卷的组织方式,是要使它们既方便于连续阅读,也方便于独立阅读。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导论就是按照这一思路设计的。

所以,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读者需要之外,《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让他们在读完本书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换言之,《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有以下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它尽量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地分割为文类( genres)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种文学文化史( historyof literary culture)。这种叙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时期还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现代时期则变得愈益困难起来。为此,需要对文化史(有时候还包括政治史)的总体有一个清晰的框架。当然,文类是绝对需要正确对待的,但是,文类的出现及其演变的历史语境将成为文化讨论的重点,而这在传统一般以文类为中心的文学史中是难以做到的。

分期是必要的,但也是问题重重。《剑桥中国文学史》并非为反对标准的惯例而刻意求新。最近许多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也已经认识到,传统按照朝代分期的做法有着根本的缺陷。但习惯常常会胜出,而学者们也继续按朝代来分期(就像欧洲学者按照世纪分期一样)。在此,《剑桥中国文学史》尝试了一些不同的分期方法,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追踪不同时期思想所造成的结果和影响。例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把初唐与唐朝其它阶段分开处理。此外,本书不将现代性”的开端设置于“五四”时期,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学术成果致力于重新阐述“传统”中国文化在遭遇西方时的复杂转化过程,我们对此多所参考与借鉴。在上、下两卷的导论中,我们都对分期的理由做了说明。

另一个随着文学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现的特点是:《剑桥中国文学史》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这当然要求各章撰稿人相互之间进行很多合作。重要的是,过去的文学遗产其实就是后来文学非常活跃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学史叙述才会拥有一种丰厚性和连贯性。当然,将“文学文化”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不仅要包括批评(常常是针对过去的文本),也包括多种文学研究成就、文学社团和选集编纂。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思索
文学史的方法。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长久存留下来,甚至成为经典之作,而其它大量的作品却经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遗忘?

有关过去如何被后世重建的现象,还可从明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史中清楚看出。例如,现代的读者总以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类是长篇通俗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去认真阅读那个时代各种文学文化的作品就会发现,当时小说并不那么重要(至少还没变得那么重要),诗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类。这些小说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来喜欢该文体的读者们的提携。有关这一点,北师大的郭英德教授也大致同意我的意见,他认为至少在明代前中期,文人最注重的还是诗文的写作。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有关文学的改写。人们通常认为,《汉宫秋》、《梧桐雨》是元朝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作品的大部分定稿并不在元朝。根据伊维德的研究,许多现在的元杂剧版本乃是明朝人“改写”的。至于改写了多少,很难确定,因为我们没有原本可以参照。当然,西方文学也有同样的情况,比如有人认为莎士比亚的成就,主要来自他能把前人枯燥乏味的剧本改写得生动传神,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发明。对于这种所谓创新的“改写”( rewriting)跟作者权的问题,我们自然会想问: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后来改写者的贡献有多大?版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又如何?这一类的问题,可以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此外,必须向读者解释的是:我们这部文学史后面所列出的参考书目”只包括英文的资料,并未开列任何中文文献。首先,如前所述,本书乃是一个特殊情况的产物,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约稿,所以有关读者对象(即非专业英语读者)有其特殊的规定,同时出版社对我们的写作也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们所编写的“英文参考书目”是为非专业英语读者而准备的,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将来能继续阅读一些其它相关的英文书籍。同时,我们要强调的是:写作文学史首先要参考的是原始文献,其次才是二手文献。当然这并不表我们这部文学史的写作没有受到二手中文文献的影响。事实上,在撰写每一章节的过程中,我们的作者都曾经参考了很多中文(以及其它许多语文)的研究成果,如果要列出所有的“参考”书目,篇幅将“浩如烟海”,会无限增大,所以剑桥大学出版社完全支持我们的做法,即只列出有选择性的英文书目。但在准备中译本的过程中,三联书店的编辑曾建议是否考虑增加一部分比较重要的中文研究文献(包括文章和专著),以方便于中文读者的查考。不用说,我和宇文所安先生都慎重考虑了这个建议,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因为我们觉得中文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应当反映英文原版的面貌我们这部书是为非专业英语读者而写的。现在我们既然没有为中文读者重写这部文学史,也就没有必要为中文版的读者加添一个新的中文参考书目。我们很感激三联书店的理解,也希望得到中文读者的谅解。

总之,《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宗旨和理想是既要保持叙述的整体连贯性,又要涵盖多种多样的文学方向。希望中译本能够传达出我们真诚的努力。最后有两点需要有所交代,一是本书由十余位作者合作而成,中译本又经过了多位译者的参与工作,故而每章的学术与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必然带有各自作者和译者各异其趣的风格印迹;第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这个简体中译本的下限时间只能截至1949年,故英文版中所涉及的1949年之后中国的文学文化状况,本书只得割爱了。这是需要请读者体谅的。(中译本“下卷导言”中保留了我对英文版中19492008年间的文学史编撰情况的介绍,以聊备读者了解概貌。)好在台湾的联经出版公司不久将出版“全译本”,这会是对本书的很好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