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全6巨册 2009清晰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PDF电子书全6巨册，由巴蜀书社2009年出版。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政治家、学者，其诗文集向无编年笺注。本书的出版，给中国古代史哲、文学研究及爱好者较大便利，也是本社宋代文化—宋学研究的又一项学术专著成果。本书采用的底本是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参考了四库全书本、庆元二年周必大编刻本和清嘉庆二十四年欧阳衡刻本。并收录了一些与温公诗文有关的他人文字，统统放在“附载”一栏中。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书目：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第1册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第2册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第3册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第4册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第5册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第6册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出版说明：

生活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司马光,既十分不幸又十分幸运。说他不幸,是因为他满怀腔报国安民之情,正当大有为之年,却被刚愎偏执的王安石无情地排挤出朝廷,继而又被王安石一手栽培起来的投机者们长期压抑达十五年之久。人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啊!就在这十五年里,王安石、吕惠卿者流,肆无忌惮地推行着所谓的新法,随心所欲地践踏着臣民百姓生存的基本权利,使本已疾病缠身的大宋朝更加雪上加霜,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眼看着王安石们大踏步走着背离仁圣的危险之路,闲居在洛阳的司马光一筹莫展,他能做的,只剩下完成那部意在规讽帝王如何强国富民的《资治通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不仅仅是司马光个人的大不幸,更是赵宋王朝的大不幸,甚至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在五十年后的靖康之变中
得到了历史无情的验证:就在王安石的大小弟子们感恩戴德地热议着是否应该给他们的祖师爷追封舒王时,金人的铁骑已经渡过了黄河,皇皇汴京,顷刻间
被金兵踏成了齑粉!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句话用在北宋后期,是再恰当不过的。宋神宗赵顼初即位,便梦想成为千古圣君,这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想问题太天真了。他得知王安石早有富国强兵之策,如同注射了一支高浓度的兴奋剂,凭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动,突破众多老臣的“重重阻力”,硬是将
翰林学士王安石任命为参知政事,不到两年,又任为首相,总揽变法全局。在他看来,有了王安石这么个宝贝,他肯定能成为千古一帝,所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唯王安石马首是瞻。那段时间里,神宗几乎成了王安石的守护神,而王安石这个愣头儿青,又成为吕惠卿们的守护神,王安石对吕惠卿言听计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一切都颠倒了。现在听起来,出现那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格局非常可笑,而在当时,大批头脑冷静的士子,却感到忧心如焚。宋朝走到神宗初年,经过前几代帝王的涵养培育,大部分士子还都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恪守着士子的基本道德与良知,敢于直言,勇于劝谏。老丞相韩琦告诫神宗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可。”御史中丞吕诲给神宗上书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辩而委任之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侍御史知杂事刘述、侍御史刘锜、监察御史里行钱沯上书云:“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这些人的下场,不用说就能猜得到。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也上书极言王安石无端生事,请求神宗立即制止新法的实施,还不厌其烦地给王安石写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骤然变更法度的弊端,劝他三思而后行,然而得到的却是王安石一顿冷嘲热讽。此时的神宗,虽然对司马光所言不以为然,而对于司马光的人品道德,还是有一定信任的,他似乎也意识到,王安石身边应该有一个敢说话的人作为自己的耳目。当他向王安石透露出想让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的打算时,王安石的回答是:“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急于当圣君的神宗只得屈从于王安石的蛮横,眼睁睁看着这位赤心为国的大忠臣离开朝廷,到洛阳闲居去了。与此同时,王安石以对新法的态度画线,火箭式地提拔了大批善于投机钻营的势利小人,为首的便是大奸吕惠卿。随后的熙宁二年三月,那个连娘老子都敢不认的李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六月,只会溜须拍马、代理河北监牧小官的崔台符成了大理寺最高长官。《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四说:“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台符闻之,举手加额曰:“数百年来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七月,赐秘书正字唐垌进士出身。《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四又说:“初,垌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一二人。’王安石谓宜在馆阁,故得召对。”九月,“巧黠善迎合”的曾布被骤然提拔为崇政殿说书;十月,宁州通判邓绾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说起这个邓绾,可谓北宋第一号无耻之徒!且看《宋史·邓绾传》中的记载:“时王安石得君专政,(绾)条上时政数十事,以为宋兴百年,习安玩治,当事更化。又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其辞盖媚王安石。又贻以书颂,极其佞谀。或问:‘君今当作何官?’曰不失为馆职。’明日,果除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还有一批“后备军”也绝不可小觑,像蔡卞、蔡京之流,当时虽然还起不到关键作用,然而经过王安石等人的精心培育和熏陶,最终成为葬送北宋王朝的骨干力量!王安石笼络了这么一大批邪佞无耻之徒,又清除了几乎所有在朝的骨鲠直臣,如前宰相韩琦、富弼,前参政欧阳修、张方平,前御史中丞吕诲,知开封府滕甫、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再低些的官员如苏轼、苏辙等,还包括新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但凡还有一点士子德行和操守的人,统统被赶出了朝廷。到了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吏治吗?王安
石给北宋带来的最大灾难,使百姓不聊生计重归倒悬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彻底摧毁了士子们的道德底线,使所有士子在自身的利益和仕途面前,都不得
不认真权衡利弊得失:恪守圣人遗训、以国家前途天下百姓为己任的人,无论职位大小高低,都难免受到贬斥;想在官场之中混下去吗?那就要向吕惠卿看
齐,向邓绾看齐,否则后果自负!榜样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是巨大的,无论是正面的榜样还是负面的榜样率皆如此。故而从熙宁变法直到北宋沦亡,相当一部分士子已经逐渐抛弃了为官之箴,甚至做人的基本原则都沦丧殆尽,道德廉耻在那段时期里成为最不值钱的破烂儿。王安石创立了一言堂,大批士子便趋之若鹜,如恐不及;王安石开创了以增加赋税为原则的种种新法,大批士子便借机锥剥民财,中饱私囊,遂使吏治大坏,世风颓靡。哲宗、徽宗两朝,政治上极力打压残害所谓“元祐党人”,经济上极力搜刮民脂民膏,下对上逢迎备至,官对民头会箕敛,士子无行,百姓怨怒,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说:“愚谓小人之道消,嘉祐是也;小人之道忧,元祐是也。”前一句说的是嘉祐年间韩琦、富弼等正人入朝,有力地遏制了小人集团的胡作非为;而后一句,说的就是神宗辞世、太皇太后高氏迅速启用司马光来挽救颓局。司马光入朝秉政,使那些靠王安石变法谋得巨大利益的小人们当然非常之忧”。换言之,如果司马光不上台,小人们的日子过得该有多么自在,多么得意!上面说到司马光同时又是幸运的,就是指他在六十七岁的垂暮之年,终于得到了一个“受命于危难之际”、挽救颓弊世风的机会,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赵宋王朝果然延缓了数十年的运祚。再说那个王应麟,他为什么在元祐之际不用“消”字而用“忧”字呢?原因很筒单:当年宰相吕夷简虽然也有一相独专的痕迹和企图,也任用了钱明逸等几个佞臣,然而那时朝廷中的正人正气还没有被彻底摧毁,贪渎之风也还没有蔓延开来;王安石则不同,他用了比吕夷筒强硬百倍的铁腕,搜罗了比吕夷简多百倍的邪佞小人,形成了比吕夷筒密百倍的法网,司马光以他一人之力,一年之功,想要重新涵育士子们的廉隅之风,使之达到宋初的水准,也太难为他了——金钱的聚敛,一青苗足矣;道德的重建与回归,却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道德建设就如同登山,往山上行进,当然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旦这种付出多而索取少的建设工程被物欲所引诱,士子们不愿再付出而唯愿多索取时,社会道德必然会出现危机,聚敛金钱之心——一无论是王朝的还是个人的,都会随之显现,这两者恰如《周易》那个阴阳鱼标识,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元丰之末元祐之初的形势,就像是众人好不容易将道德之车推上了山峰,放眼望去,原来山下竟是一道又一道五彩斑斓的欲壑!那辆本已沾满风尘的道德之车,如果没有一大批强有力的人物去支撑,必然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着欲壑直冲下去!而元丰八年司马光的出现,正是赵宋王朝的道德之车飞奔向下,快要接近谷底之时。凭着他人之身,想要拦截下这么一辆车并将它拽回山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司马光依旧无愧巨人的称号,他几乎是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的。他主政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坚决废止了王安石、吕惠卿的一切新法,这其中虽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以“苏民”为核心的执政理念,还是为大宋朝争取了许多民心;他在任的一年多里,先后清除了蔡确、章惇两大奸慝,举任了吕公著、文彦博、范纯仁等一批正臣。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幸运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向大宋的臣民,向朝野对他寄予厚望的正直士子,向翘首企盼、对他以手加额的宋朝百姓,乃至向中华民族的历史,交出了一份令人赞许的优秀答卷。可惜的是,他从元丰八年四月戊午受命为门下侍郎,至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辞世,只有短短四百九十三天。如果从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任首相计,真正排除千扰为国操劳,仅仅半年多一点。《宋宰辅编年录》卷九说:“光任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罚二十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大事也。”

上面说到司马光的不幸与大幸,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惟其被朝廷闲置达十五年之久,我们才得以见到那部永世流传的名著《资治通鉴》,这难道不是司马光不幸申之大幸吗?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差知永兴军,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釆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身处于外,区区之,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尽管这段话里充满着对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辛酸和无奈,充满着对国家被糟蹋成千疮百孔的痛心疾首,他还是相当感谢神宗皇帝对他网开一面,没有因反对新法而将他置于死地,这也算是他这段时期中的不幸之大幸吧!而在他终于执掌了权柄,我们以为这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时,不幸却又随之而来,病魔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显然又是他大幸之后的不幸!更加不幸的是,由于他还没来得及带出一支能够抵御群邪的坚强队伍,致使那些暂时敛手的小人们很快翻过身来,向所谓的“元祐党人”发起了更加凶猛的反攻倒算,使刚刚清新了一年多的朝廷顷刻间充满了邪恶之气,君子之俦再难振作,从此以后,北宋进入了一个群小专政的黑暗时代,直到靖康亡国之祸的必然出现!

历史自有它的必然规律,北宋前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能使蒸蒸日上的王朝骤然倒退,然而到了中期,即使没有王安石,也会出现张安石、刘安石、李安石;也会出现这样的新法、那样的新法;也会出现张惠卿、刘惠卿、李惠卿!道理很简单,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抵御物欲诱惑时,抢夺利益的争斗必然会产生。为了限制某些人或某个集团攫取利益,强势者一定会釆用“法”的形式,将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硬性确定下来,这么一确定,“法”就成为神圣的东西了。在最高统治者看来,法是稳定社会利益分配的最佳形式,但他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皇权之下争夺利益的集团一定不止一个,于是法便成为利益集团用来打击排抑其他利益集团的最佳形式,因为任何人只要背离了“法”,那就叫“非法”,严重的叫“犯法”,谁非法,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取缔他;谁犯法,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喜欢说“法宝”的原因。儒家学说里很少称道“法”的作用,更多强调的是“礼”,孔子认为,只要人人能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不成问题。深通儒学的司马光对此论吃得很透,他同样坚定地认为,“法愈密而国愈乱”—不从道德层面上解决问题,化解人的贪欲,想靠密织的法网治好天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熙宁变法之后的几十年里,全国处处盗贼横行,人们熟悉的宋江、方腊之流,只不过是几个代表人物而已,这
就足以证明“法愈密而国愈乱”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从这个角度来评判王安石变法,似乎更加直接而透彻,因为王安石变法无非是增重人民的负担,看不出他还有其他什么灵丹妙药;从这个角度来评判司马光废除新法的历史功绩,当然也会更加直接而透彻因为他无非要解百姓之倒悬而已。这个历史的大背景必须要弄清楚,抛开历史大背景而一味颂扬王安石如何富国,如何强兵,如何两袖清风,如何一身正气,肯定是很不全面的。同样道理,仅仅把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对立看成是一般性的党争,也是很不全面的。

司马光是个历史的巨人,同时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自己设计成一位巨人,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因为他始终按照自已的所学,坚持着自己的操守,所以他最终成了一个历史巨人！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五册目录：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一书启四
书启八首
答张砥先生书
答陈师仲监簿书
答李大卿孝基书
与吴丞相充书
答蒋中舍深之书
答郭纯长官书
答陈师仲司法书
问景仁以《正书》所疑书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二书启五
书启十一首
答孙察长官书
答福昌张尉耒书
与王乐道书
答新知磁州陈大夫游古书
答范景仁论养生及乐书
与范景仁第五书
与范景仁论中和书
答两浙提举赵宣德虮书
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
答武功石令飞卿启
与刘道原书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三书启六
书启十首
与景仁再论中和书
与景仁论积黍书
答韩秉国书
答秉国第二书
三省咨目
密院咨目
与三省密院论西事简
与吕晦叔简
又
答彭寂朝议书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四序一
序十六首
送同年郎兄景微归会稽荣觐序
颜太初杂文序
《名苑》序
送李揆之推官序
诸兄子字序
送李子仪序
越州张推官字序
冯亚诗集序
送孟翱宰宜君序
送丁浦江序
古文《孝经》指解序
王内翰赠商雒庞主簿诗后序
并州学规后序
送胡完夫序
送通山令郝戭序
叙清河郡君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五序二
序十一首
送李公明序
《投壶新格》序
吕献可《章奏集》序
刘道原《十国纪年》序
洛阳耆英会序
序《赙礼》
《河南志》序
故相国庞公《清风集略》后序
《百官表》总序
故枢密直学土薛公诗集序
赵朝议文稿序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六记一
记十首
秀州真如院法堂记
闻喜县重修至圣文宣王庙记
题绛州鼓堆祠记
谏院题名记
先公遗文记
仁宗赐张公御书记
记《历年图》后
陈氏四令祠堂记
独乐园记
伫瞻堂记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七记二附传
记传五首
北京韩魏公祠堂记
范景仁传
圉人传
张行婆传
猫虪传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八铭箴颂原说述
铭四首
铁界方铭
剑铭
粱水铭
四言铭
箴三首
勇箴
逸箴
友箴
颂一首
颜乐亭颂
原一首
原命
说一首
说玄
述二首
述《国语》
四言铭系述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九赠谕训乐词
赠一首
书《心经》后赠绍鉴
谕一首
谕若讷
训一首
训俭示康
乐词六首
枢密院三月十三日于大相国寺开启圣节道场锝庆院
排当第一盏散念
第二盏散念
作语
勾曲
御筵送李宣徽昭亮知真定府口号
作语
庆文公八十会口号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O论一
论八首
十哲论
龚君宾论
邴吉论
贾生论
四豪论
廉蔺论
才德论
知人论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一论二
论九首
功名论
机权论
朋党论
三勤论
管仲小器论
荀息论
致知在格物论
葬论
中和论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二议辨策问
议一首
不以卑临尊议
辨二首
情辩
善恶混辩
策问十六首
贤良策
策问五道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策问十首
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三史赞评议
史赞一首
河间献王赞
评议三十二首
范睢评
秦坑赵军
项羽诛韩生
贯高
戾太子败
立钩弋子为太子
赵广汉诛
魏孝武帝西迁
应侯罢武安君兵
冯道为四代相
汉高祖斩丁公评
甘罗
张汤有后
高顺
贾捐之
魏孝武初立
京房对汉元帝
读《张中丞传》
烹郦生
子哙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陈仲子避兄离母
孟子将朝王
孟子谓蚳蛙云云
沈同问伐蒸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父子之间不
责善责菩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云云亦由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云云犹人之性子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云云
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阵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孟子日尧舜性之也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譬叟杀人则如之何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四史剡迂书
史剡十一首
史剡
史剡序
虞舜
舜葬九嶷
夏禹
夏桀
周文王
由余
萧何营未央宫
晏晏毁孔子
子西毁孔子
季布
迂书四十首
迂书序
释迂
辨庸
士则
言戒
<上匿下虫>齿
虿祝
饭车
拾樵
知非
天人
无怪
理性
事亲
事神
宽猛
回心
无益
学要
治心
文害
道大
毋我知
道同
绝四论
求用
负恩
羡厌
释老
凿龙门辨
《无为赞》贻邢和叔
圣穷
讳有
斥庄
辨扬
无党
兼容
指过
难能
三欺
官失
天人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五碑志一
墓志铭八首
处州缙云县尉张君墓志铭
故五城县君杨氏墓志铭
苏骐骥墓碣铭序
故利州军事判官杜君墓志铭
石昌言哀辞
宋故渠州邻水县令赠太常博士吴君墓志铭
宋故进士吴君墓志铭
宋故侍御史吴君夫人彭城县君刘氏墓志铭
故处士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宋故处土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
哀辞一首
石昌言哀辞
行状一首
故处士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六碑志二
墓志铭三首
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
大理寺丞庞之道墓志铭
苏主簿程夫人墓志铭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七碑志三
墓志铭五首
太常少卿司马府君墓志铭
清逸处士魏君墓志铭
郓州处士王君墓志铭
礼部尚书张公墓志铭
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八碑志四
墓志铭八首
皇从兄华阴侯墓志铭
皇侄右屯卫大将军令邦墓志铭
皇从侄蓬州刺史夫人仁和县君潘氏墓志铭
皇从侄右屯卫大将军士虬墓记
右班殿直傅君墓志铭
虞部郎中李君墓志铭
比部郎中司马君墓表
龙图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
神道碑一首
户部侍郎周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