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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 全2册 2007高清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 全2册 2007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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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 全2册 2007高清

  •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 全2册 2007高清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PDF电子书全1册,由文物出版社2007年出版。

     
    柏孜克里克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主要是一九八0年十月至一九八一年七月間,吐魯番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崖前横土和部分洞窟進行清理、維修時,清理出來的一千餘片古代文書。在此前,也有少景佛經殘片出土。當時初步編八&‘餘號,其中大多属於漢文佛經殘片,也有部分其他民族文字的寫、印本文书,同時還有少量非佛教的文獻。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 》出版说明:
     
    這批文書經清理、編號人藏後,即面臨着整理的問題。就常時吐魯番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的主、客觀力量而言,着手整理這些文书的難度很大。於是一九八二年由副所長柳洪亮帶領侯世新、米世忠携带這批文書到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請各方面的專家指導整理。由此對文书進行了大體分類,除漢文文書七百九十六件(其中寫本七百六十五件,印本三十一件)外,尚有回鹘文文書九十六件《其中寫本八十六件,印本十件):漢文、回鹘文合璧文書一百三十三件-婆羅迷文文书一一十七件:漢文、婆羅迷文合璧文書十一一件粟特文文书十三件-西夏文文書三件。同時邀請海内外相關學者對這批文书進行研究。
     
     
    對文書分類後便轉入對每件文書的斷代、定性和定名工作,這也是最艱難、費時最長的一步。一九九五年以後,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領導的支持^-,《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文书整理編理編目》被列入自治區的「九五」社會科學項目。在此期間,吐魯番文物局和博物館課題組的成貝對每件文書的尺寸、形制和寫、印本進行了測定、分辨、編號和登記:並對每件文書進行了拍照、放大:盡可能地對每件文書的内容作出定題、斷代、定名~按不间文字對文書作了分類编目。與此同時,柳洪亮局長乂與日本粟特語専家吉田豐、回鹘語專家森安孝夫合作對回鹘文、粟特文的摩尼教文書進行研究,弄清了内容和‘性質,從而能作出準確的定名,其成果已由柳洪亮編成《吐魯番新出土摩尼教文獻研究》一书出版。編目工作的完成,使文書的全面整理前進了一大步。然而,大量的佛經殘片中能確定名稱者,尚不足一百件。
     
    爲了進^步解决對佛經殘片的定名問題,吐魯番文物局决定與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合作,對文書進行定名方面的研究。二〇〇〇年底,由柳洪亮局長帶領湯士華、阿里木、張勇、曹洪勇,李梅等同志到武漢大學,與武澳大學睐阈燦教授、劉安志博士一起,進行广佛經殘片的具體定名研究。‘一〇〇二一年,柳洪亮局長不幸遭遇車禍,因公殉職,定名工作暫時停頓,但在新任李肖局長的領导下,定名工作得以繼續進行。到!一〇〇五年,可以確定文书殘片的具體名稱及其在《大藏經》中的位置者,已達五百件。在定名後期工作中,出力最多、貢献最大的是吐魯番文物局資料中心主任湯士華同志,後期的定名增補、核查《屮華大藏經》以及全部文書的分類编定,都是由她負貴完成的。武漢大學劉安志博士在對細小殘片的定名上也貢獻不小,他比照《大正新修大藏經》查對出了近百件殘片的名稱。而對文書的拍照,從最初的黑白片、到後來的彩色片,都是由張永兵、張勇兩位同志負寅完成的。歴時二十多年的柏孜克里克出土文書的整理工作,是由多方面力量通力合作完成的。大家衆志成城,不畏困難,堅待不懈,終於完成了對出卜文書主體部分的定名、録文和整理。
     
    柏孜克里克出上吐魯番文書,雖然絶大部分是殘片,且以佛經殘片爲主體,怛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所出髙昌「建昌五年己卯歲八月十五日記寫,比丘義導書寫」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殘卷(芑!^二宕二,是這批文书中有確切紀年最尹的一件。「建昌」爲高昌國王麴資茂的年號,建昌五年己卯歲正當公元五五九年,據經尾題記,此經是應「白衣弟子媒得受」修功德而寫,寫成後供奉給寺院,這俩寺院應該就是柏孜克里克早期的佛寺。由此推斷,柏孜克里克佛寺的開整,當在建昌五年(五五九年)以前的高昌王國前期。
     
    所出佛經就芤内容而論,經、律、論、密均有。既存大乘通綸之寳積部,又有大乘别詳道果之般若部、華厳部、湼槃部,還有小乘共依之阿含部。苦就佛經特色論,有寫本和印本的不同,寫本多屬宋代以前,更早的有十八阈以來的寫本,如80781:019號《增壹阿含經》卷五〇大愛道般澄槃品第五二,存七行,807001:6973號《增壹阿含經》卷一六高幢品第二四之三也存有六行,寫體古拙,蠶頭燕尾,應是卜六國時期的寫本。由此似乎給人以啓示:較古老的寫本,多集中于小乘經典的抄寫-高昌王國以后,則多是對大乘經典的傳抄、供養,艽中特别突出的是對《妙法蓮華經》的傅抄,多至百件以上。
     
    漢文佛經除大量寫本外,還有-‘-:十餘件印本及若干印本細片,全爲宋以後由内地傅入。其中印本殘片最多的是《大般芯波羅蜜多經》,類似的印本在旅順博物館藏、德藏、日藏的叶#番文書中也有,除《大般若經》外,還有《妙法蓮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黨寳海先生在《吐魯番出土金藏考》一文《《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中,考訂出這批刻經是金朝大定一〃十八年二一八八年)1:鹘商人不顔綽黑在金中都弘法寺請印的资積寺雕板六人部佛經中的一部分。這一發現廓清了此印本的來源,表明十I一世紀的西州回鹘仍處於崇佛的盛世,仍在從金朝中都引進雕板印的澳文《大藏經》來讃誦,反映出西州间鹘與中原經濟、文化上的密切交往。與此同時,對柏孜克里克這批金藏本的認定,也爲旅順博物館藏、德藏、日藏一類的金藏剣本找到了出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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