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轶事汇编 全4册 2015

《唐人轶事汇编》从唐、五代、两宋人所著杂史、传记、故事、小说中辑录有关唐、五代人物事迹，汇成一书。以时代先后为序，以人为目。全书收入近2700人，引用书目近300种。是迄今为止包罗最广的唐人轶事汇编，文字均经过校勘。
目录
前言
凡例

卷一
唐高祖
竇皇后
唐太宗
長孫皇后
徐賢妃
唐高宗
王皇后
蕭良娣
武皇后

卷二
唐中宗
韋皇后
上官昭容
唐睿宗
唐玄宗
王皇后
武惠妃
柳婕妤
楊貴妃

……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引用书目
人名索引

精彩书摘
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北里志》序。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间，跨驴重戴，纵目四顾，往往及暮方归大内。近臣多谏：「陛下不合频出。」上曰：「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只如明皇帝未平内难已前，在藩邸间出游城南韦杜之曲，间行村落之舍，遇王琚閒话，果赞成大事，吾是以要访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旁见一人，状若军将，坐槐树下石上，见上来，遽起鞠躬而立，上诘之，云：「姓赵，淮南人也。」问之，云：「闻杜惊相公出镇淮南，欲往谒耳。」上曰：「旧识邪？」对云：「非旧识，始往投诚。」上曰：「公闻杜公何如人也？」对曰：「杜是累朝元老。圣上英明，复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悦之，诘日：「怀中何有？」乃一牍，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日：「但留邸中伺候，杜公必来奉召。」翌日，上以状授邰公，乃批云：「授淮南别敕押衙。」终身获厚禄焉。其人感遇，人皆称之。《中朝故事》。

作者谈《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的编制：

《唐人轶事汇编》，周勋初主编，严杰、武秀成、姚松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图为2015年版）
一
有关历史人物的奇闻轶事，自《世说新语》等书问世后，一直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和喜爱。只是这类随笔式的著述，内容庞杂，水平良莠不齐，古人一般评价不高，将其归入小说一类。“小说”也者，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谓，势难据为典要，与正史并列。
傅斯年与陈寅恪于二三十年代分别提出了“正史”“小说”应等量齐观的观点。二人都认为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因此他们强调今人治史应“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这种观点的出现，实为史学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清代已有一些学者强调扩展史料范围的重要性，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提到，他曾努力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小说笔记等，尽取以供佐证。这是因为清代朴学重考据，首求材料的齐备和态度的客观，于是轶事类的著作才能提升到重要的地位。清末民初缪荃孙等人注重刻印唐宋笔记小说，继承并发展了朴学的传统。
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据点，倡导“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则自有其西学背景。傅、陈二人于20年代同在德国学习，曾受兰克（Ranke）学派的影响，该学派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为号召，以为历史学家的治学要像自然科学家的治学一样，应该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料，然后进行精密的考查。这种史学理论，体系更为完整，自比清人之说更为深入。
陈寅恪还提出了“通性之真实”的理论，为史料的活用打开了大门。他举康軿《剧谈录》中所记载的元稹求见李贺遭到拒绝一事为例，说明唐代重进士轻明经的社会风气。从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而言，可以说是荒谬，元稹明经擢第时，李贺才四岁，又怎能发生这一事件？但若把这看作其时特有的社会风气的反映，则可觇知唐代文人的普遍心态，就得承认这一记载确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
陈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他所提供的例证，可以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唐代文人尽多这类有趣的故事。例如《方舆胜览》卷五三中有一则轶闻说：“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是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妪自言武姓。今溪傍有武氏岩。”《锦绣万花谷》续集卷十一亦载此事，可征其传播颇广。“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成语，显然出于此一轶闻，但世人大都不知道此说原与诗仙李白有关。
这类事情是否属实，很难断言，看来只像是一则寓言。人们可能还会产生疑问：李白天才卓荦，应当咳唾成珠玉，不似苦吟派中人物，学诗之时用不到下铁杵磨针般的苦功夫。
但《酉阳杂俎》前集卷十有云：“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传世的李白集中仅见《拟恨赋》一篇，《拟别赋》则已佚去。但从“三拟词选”的记载中也可看到李白所下功夫之深。
李白喜作古诗，不喜近体，这自然与他不受绳束的个性有关。只是从他早年的创作来看，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雍尊师隐居》等五律，工致的当，足征他在诗歌格律上确是下过很大的苦功。《本事诗·高逸》中还记载，唐玄宗尝因宫人行乐，遂命召李白前来吟咏，“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孥。律度对属，无不精绝。”从现存的八首五律来看，可证孟启的记载不误。这一轶闻，再一次证明了李白早年曾在近体的格律上下过苦功，才能在需要时一气呵成，挥洒自如。这样看，“铁杵磨成针”之说虽似无稽之谈，但不是恰好反映了李白创作上“看似容易却艰辛”的一面，因而弥足令人叹服么？
二
上述有关历史人物轶事的著作，近人大都称为笔记小说。人们如把一代著述集中起来，与正史并读，不就可以掌握该一历史阶段人物的总体面貌了么？
《唐诗纪事》《词林纪事》等书，所记录者，只是文人的史实与轶闻。有人将记载各类人物的相关著述集中起来，于是有《宋稗类钞》《清稗类钞》一类著作行世，只是这类著作一般编得都不理想。原书经改写后，随即抹去作者与书名，而且编者任意删节，甚或歪曲原意。他们本将这类作品视为茶余酒后的消闲之具，因而大都草率从事。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自不足据为典要。
民国年间，丁传靖辑成《宋人轶事汇编》二十卷，可以说是这类典籍中的上乘之作，研究宋代文史的人一直把它视作案头必备之书。但吴梅在金陵大学授课时曾介绍说，丁氏编此书时已在晚年，精力有所不及，他仿白居易辑《六帖》的做法，置备了许多坛子，将抄录剪裁下的材料分别投入，只是老眼昏花，时常发生错乱，抄录时书名亦常有误，这就影响到了成书的质量。吴、丁二人乃老友，故所说可信。我在写作有关宋代文学理论的一篇文章时曾吃过苦头。查《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引《清波杂志》曰：“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其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这是有关苏诗风靡朝野的生动记录。当我将要发表此文而核对材料时，发现原书中无此文字，向人请教，也无结果。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条文字，但大多不记得它的出处。因此文章延搁了很久不能发出。后来我翻冯应骝《苏文忠公全集笺注》，在后面的附录中方才找到上述文字的原出处——《风月堂诗话》。《宋人轶事汇编》中这类问题很多，还有前面提到的问题，删节或改写时不作任何交待，这些都使当代的研究工作者难以接受。
我从八十年代起应友人之约，整理了《唐语林》一书，朋友们就怂恿我继续开拓，进行唐人笔记小说的研究和整理。他们认为我为《唐语林校证》一书设计的体例较好，这时我就想到，应该吸取《宋人轶事汇编》的经验教训，编一本高质量的《唐人轶事汇编》。
我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得到批准，获得经费上的支援。我古典文献研究所内的三位成员——严杰、武秀成、姚松负责全书编纂的具体工作。他们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先作长编，后作考核，始行定稿。交稿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丁如明同志又认真审稿，抓紧时间很快出版了。
如上所言，此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在内容上有了进一步的考量，在体例上有了很多新的建树。全书共一百七十余万言，分为四十卷，引用唐宋文人所撰的杂史、传记、故事、小说近三百种，所收人物近二千七百多人，内容可谓宏富。又加体例上有很多长处，读者使用时，咸称便利。
《唐人轶事汇编》中每一位人物的事迹，采取编年与分类相结合的方法排列，这样可以看出人物自幼成长的过程，也可看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表现。材料的择取，集中于文史类内，排除那些荒诞无稽的记载，但对某一方面的特殊材料，如有关一行、张果等人的某些事迹，涉及宗教与民间信仰，或与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有关，故亦谨慎摘取。好些辞条共记一事，则按照著作的先后或记载的完整程度排列，读者不但可以掌握首出的与完整的材料，还可以了解到这些事件传播的广泛程度。有的辞条涉及多人，则用互见法加以解决。但这在工作上却增加了不少麻烦。总的说来，我们在内容和材料的审辨上下了很多功夫，多方发掘，继之以考证，每一个环节都可看出编纂者的努力。
此书问世后，颇获各界好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同志在纪念该社的创办而撰写的《四十载辛勤耕耘结硕果》一文中称《唐人轶事汇编》是“专题性古籍整理的集成性作品”；尚古轩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则称轶事爱好者读是书时“似深入宝山，定可满载而归去”。
三
由于此书取得了成功，学术界很多朋友劝我继续从事这一方面的活动。程千帆先生多次提及丁传靖的《宋人轶事汇编》亟应改编，这时他更督促我抓紧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为此我又约请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三位同志承担这一著作的具体编纂任务。
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不能在丁氏原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应该参照《唐人轶事汇编》的体例，扩大著作的规模，预计全书完成后，将达二百三十万字左右。这一部书，我们仍将命名为《宋人轶事汇编》，俾与《唐人轶事汇编》连接，成为前后相续的姊妹篇。
我在多年摸索之后，加深了对这类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解，尤感深切的是，从事大型汇编的编纂，体例问题首应考虑，那种号称思想内容可统括一切的观点，实属不动脑筋的懒汉作风。
古人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从事大型编纂工作，必须先制成长编，集纳材料，详辨而慎取之，最后组织成文。编者斟酌择取的过程，应在书中有所反应，以便读者考量与复核。我们编纂这类书籍，应以结构科学、材料可信与方便实用为最高原则。尽管有些人对这类著述不感兴趣，认为显示不出学术水平，实则学者水平的高下在编纂思想与著作体例中不难看出。我相信，夸夸其谈的人决然编不出什么高水平的著作来。
经过长达十六年的努力，《宋人轶事汇编》终告完成。我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唐人轶事汇编》和《宋人轶事汇编》二书的编纂，前后达二三十年之久，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筹划这一系列的编纂，今以耄耋之年看到二书之成，有益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不胜欣慰之至。”
二书得到学界欢迎，前书于1999年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后者出版时王水照、侯体健先生评曰：“新编《宋人轶事汇编》，传续《唐人轶事汇编》的编撰精神，不但注重材料的丰富，也兼顾可靠性，在广搜博采的基础上精挑细选，由博返约，展现了一幅姿态万千，骨肉饱满的宋代人物书卷，如果要欣赏宋人风度，体味宋人情怀，感受宋人的雅致生活与书卷气息，此书恐怕比《宋史》更为合适。”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精心打造，各出一套精装本与平装本，并迅速推向社会。该社编辑遂来邀约，让我把编纂过程中的一些构思与做法作些介绍，兹乃应命缕陈如上。

书友对《唐人轶事汇编》的评价：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晴。与豆瓣网结缘源于在网上查询一本《唐人轶事汇编》。想不起是看什么书引发我想买《唐人轶事汇编》和《宋人轶事汇编》。先是在京东商城查询一番，看书友评价书籍印刷极不理想，未敢轻易下单。又去卓越和当当查看，书友评价依旧不好。仍不死心。再去百度查询此书，却查到豆瓣网一名“银鱼妞妞”的日记，评价依旧是印刷不好，于是做罢。顺势浏览“银鱼妞妞”的日记。先是欣赏伊的文字极美，简洁而有韵味。倘暑天读之，殆有清凉之功效。再读下去，却颇觉震撼。平昔自忖购书不少，读书亦杂，但与这妞妞相比，却颇有差距。先是惊异于伊购书之多，再是惊异于伊读书之杂，胜我远矣。感觉这一方天地正有大乐趣，遂来凑趣。正好前两天在卓越和当当订购的图书今日送到不少，开列如下：上海古籍的一套《文选》以六三折收入，用银百二十四元。此书心仪已久，终于在年底购入，权作给自己的新年礼物。中华书局一套两册的《宋人轶事汇编》，用银五十八点五元，汇集一些传闻故事，颇可解颐。北大田余庆的一本《秦汉魏晋史探微》亦是心仪已久，苦于网上一直无货。今日终于购入一本，亦一快事。另有复旦葛剑雄的一本《人在时空之间》，类属杂感，文字平实而不失深邃，亦可一读。

在唐代武则天至中宗时期，有位兼任过昭文馆学士的徐彦伯。《旧唐书》本传说他少以文章擅名，文辞雅美，但是“自晚年属文，好为强涩之体，颇为后进所效焉。”据《泔珠集》卷三引《朝野佥载》记载，徐彦伯为文，多好变异文辞以求新奇，他把“凤阁”称作“鶠阁”，“龙门”称作“虬户”，“金谷”称作“铣溪”，“玉山”称作“琼岳”，“刍狗”称作“卉犬”，“竹马”称作“篠骖”，“月兔”称作“魄兔”，“风牛”称作“飚犊”，后进之辈多仿效之，谓之“涩体”。其实就是改用另一种新异说法代替通俗说法，有意造成词语的艰涩难读，以显示其博学古雅。这种标新立异的遣词方法，其实只是“以艰深文浅易”，纯属一种不良文风。
    玄宗朝的名相张九龄也曾用涩体调侃学问不高的萧炅。张九龄送了一篮子芋头给萧炅，附言上写明“蹲鸱”若干。萧炅回信说：“损芋拜嘉，唯蹲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张九龄拿着萧炅的回信给众人看，满座大笑。（《唐人轶事汇编》卷十一“萧炅”条）“蹲鸱”一词出自 《史记·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曰：“蹲鸱，芋也。”因为大芋头形状如蹲伏的鸱鸟（猫头鹰）。萧炅不知“蹲鸱”的出典，把芋头当成了鸱鸮，招致他人嘲笑。其实这不能责怪萧炅不学，谁能都记住古书中那些生僻的典故呢。德宗、宪宗朝的宰相郑馀庆也好用古语，《新唐书》本传云：“其奏议类用古言，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识时。”李肇《唐国史补》说：“元和之风尚怪”，当时的韩孟诗派，以及李贺的乐府诗，樊宗师的古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涩体”的影响。
    “涩体”在两宋时期也不乏仿效者，北宋的“太学体”就以文辞新奇晦涩为特色。又如宋祁重撰《新唐书》，往往把《旧唐书》中的俗语、口语换成雅言，不仅失去了人物原本的精神风貌，有时还把文句改的艰涩难读。清代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一说《新唐书》“造语用字尤多新奇者”，“此皆极意避俗，戛戛独创者，未免好奇之过。”例如《裴矩传》酒池肉林作“池酒林胾”，《张说传》避暑作“逭暑”，《旧唐书·李正己传》云：“回纥尿液俱下”，《新唐书》改作“矢液流离”。宋人祝穆在《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五“文不必换字”条说：宋祁修《唐史》，好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欧阳修思有以讽之，一日大书其壁曰：“宵梦匪祯，札闼洪休”，宋见之曰：“非‘夜梦不祥，题门大吉’耶？何必求异如此。”欧公曰：“《李靖传》云‘震雷无暇掩聪’，亦是此类也。”宋公惭而退。按《旧唐书》原作“疾雷不及掩耳”，《新唐书》先改作“震雷无暇掩聪”，后再改为“震霆不及塞耳”，但还是不及原文通俗。清四库馆臣论《新唐书》“文省于旧”之失曰：“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四库提要》卷四六“正史类二”）
 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十“文章好奇之弊”条引明末散文家艾南英的话说：“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书；以奇语易平语，云本自某人。论道理则初无深味，徒令读者缩脚停声，多少不自在。”可见直到明清，一些文人依然好用涩体行文。清初户部左侍郎田雯读书作文好抉拾字句，被讥为饾饤，他却认为奇字是古人所常用，在古诗尤为合适。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田雯致仕归乡，卧病在床，医生所开药方中都是寻常药名，他因此拒绝服药，医生知其所好，就更名不换药，改枸杞为天精，人参为地精，木香为东华童子，并用上等的宣纸开处方，田雯见之大喜，于是乃服药。真是癖好新异，老而愈怪。
                                
                                     二
 宋代一些文人还喜好用古人名指代某种事物，如以“刘白堕”指代酒，以“右军”指代鹅等等。《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讥谑”类云：“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燖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甏，汤燖右军两只，聊备一馔。”又据庄绰《鸡肋编》卷上说：因为王羲之好鹅，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因而俗子乃呼鹅为“右军”，梅为“曹公”。并引张元裕说，友人邓雍曾用请柬招他赴宴，柬上写着“今日偶有惠左军者，已令具面，幸过此同享。”张元裕不知“左军”为何物？赴约后才知是鸭子，遂问其得名缘故，邓雍说：“鸭居鹅之下，鹅为右军，鸭自然是左军了。”还说淮西一带都用左军代指鸭子。张元裕讥讽说，俗称老丈人为泰山，遂有人称岳母为泰水，这正好与称鸭为左军配对。
    王楙《野客丛书》卷六载宋祁曰：“古人语有椎拙不可掩者，《乐府》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乐天诗‘杜康能解闷’，潘佑诗‘直拟将心付杜康’，盖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为事用者，如东坡诗‘独对红蕖倾白堕’，按《洛阳伽蓝记》‘白堕春醪’，自是造酒者，江东人姓刘名白堕。或谓因其能造酒，遂为酒名。”陶宗仪《说郛》卷三十四记载了张耒与苏轼之间的一段对话。张耒有诗曰：“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苏轼说是“汤燖了王羲之也”。张耒戏对苏轼说：“公有‘独对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苏轼云：“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张耒曰：“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苏轼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张耒曰：“毕竟用的不当。”苏轼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斯魔。”阮阅《诗话总龟》记载，张耒作《大旱诗》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时人以为近乎“汤燖右军”。赵盾是春秋时晋国上卿，赵衰之子。《左传》载赵氏父子为政一温和，一酷烈，赵衰如冬日之阳，赵盾如夏日之阳。张耒就以赵盾作“日头”的代称。诸葛亮人称卧龙先生，张耒用作“龙”的代称。可见苏门师徒亦未能免俗。
    清初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三引明代庄昶诗云：“赠我一壶陶靖节，还他两首邵尧夫。”“靖节先生”是朋友给陶渊明的私谥，陶公好酒著名，既然造酒的可用来指代酒，好饮酒的也不妨借用一下。“尧夫”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字，邵雍好作诗，这里也就成了诗篇的代称。以古人名代称相关事物，固然也属于借代修辞手法之一，但这种行文方式未免唐突昔贤，且易造成阅读理解障碍，因而不宜仿效。

2017年4月11日，周勋初先生迎来了88岁生日。也正是在今年初，他的《文心雕龙解析》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已是米寿之年的周先生可能又创下一个新的纪录，即获奖最年长者。周先生晚年屡获学术大奖，代表性的如主编的《册府元龟（校订本）》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个人整理的《唐语林校证》等三书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书目（共91种），为个人入选之冠；个人学术文集《周勋初文集》、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等，均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大奖。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之路
对于自己的学术人生，周先生以“艰辛与欢乐相随”做概括，而早在2000年《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程毅中先生撰写《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一文就指出：“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
1929年4月11日，周勋初生于上海市南汇县西周家宅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而他却在高三年级时患上严重肺病。周先生在《学术小传——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中回忆说：“三年床褥，濒死者再，只是依仗父母的慈爱、兄妺的护侍，才能苟延一息。第二年时病情恶化，幸亏链霉素进入上海，才免于一死。但家庭经济日益陷于困境，只能不断变卖家产度日。”正是这种不幸经历，让周先生一生中尤重亲情伦理，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并形成了沉稳宁静的性格与逆境中坚忍不拔的毅力。
1950年，周先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半年后却旧病复发，两年后才恢复健康，正常学习。
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师云集，对于这一学习经历，周先生说，“学中文，研究的是一门综合型的学问，胡小石先生博学多能，汪辟疆先生鉴定古籍版本的功力深厚。他们的学问都覆盖好几个领域，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在入门之时，即是新旧杂陈，不拘一格”，特别是第四年听胡小石先生的文学史课，“奠定了我日后研究工作的基础”。
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整理部工作两年半后，1956年底，周先生又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胡小石先生。
1959年，因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教授重病在身，中文系即让正在读书的周先生改为助教，直接为大学五年级学生授课，而且从“孔夫子”到“王国维”，一人承担。
“文革”前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周先生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一书，改写后以《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名问世。
为什么使用“小史”一名，周先生解释，做研究工作，与其趋同，不如立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类的著作日盛一日，大家都向篇幅长的方向发展之时，“我则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定为‘小史’。这当然与我喜欢独立思考有关，这书也体现出了追求少而精的努力方向。”
罗根泽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周先生治学上重视传统文论的底色，受他影响较大。年轻时的周先生，在集中精力备课的同时，独立思考，在《中华文史论丛》1964年第5辑发表了《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该文也是周先生早期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之一，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后来，周先生教过四个学期《文心雕龙》，先编有讲义，2000年编为《〈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后来审视“龙学”研究现状，感到由于近百年来学科发展越来越细化，研究工作者过趋专门，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于是设计独特体例，增补或新撰长篇“前言”和“解题”等，后加在九位学生帮助注释其他30多篇之后，于2015年推出全本《文心雕龙解析》，将该书“放在学术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这样既显示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又可克服目下普遍存在的流弊，努力使学界走上一条更康庄的治学大道”。
“文革”十年，周先生因家庭出身问题，一直政治地位低下，“却还有那么一点使用价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参加江苏五所高校集体编写《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的注释工作，后又随洪诚先生参加《辞海》的修订，编撰语词，前后历数年。1974年，又奉命参加法家著作《韩非子》注释组，负责拟订体例和统稿等工作。
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周先生总是充分利用空隙时间，留下一些印迹。他写下了《韩非子札记》一稿，1980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法律系长尾龙一教授1982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读到此书，写了以下一段话：“在那儿，我发现了研究韩非子的、具有敏锐智慧和渊博知识的大陆学者周勋初的著作。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居然有这样的智慧幸存下来，这使我深为感动。”
“文革”结束，周先生又受命将注释稿改写成学术性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以《韩非子校注》一名于1982年正式出版。鉴于此书在学术圈的高度认可，应出版社之邀，周先生再次投入宝贵的精力进行修订，并于2009年推出新版。《韩非子校注》修订本于2013年获江苏省首届新闻出版政府奖。
1972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出版，教师才有机会阅读有关图书，周先生遂集中精力研究高适，写成《高适年谱》初稿，先行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再于1980年公开出版。
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多部论著连续发表，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非常少见的。
周先生常说：“我是一名教师，教好书，培养人才，是首要任务。看到学生们事业有成，是我最大的满足。”
周先生在担任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导师时，多先让学生提问，教师随方解答，或由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回答。“授业问难，教学相长”这种方式，继承了中国书院教学时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从游之乐，有观摩濡染之效，可因材施教，还有感情交流，学生从中受益良多。
学生余历雄记录了周先生3年的讲课情况，并整理成《师门问学录》一书公开出版。该书反映了周先生启发式教育、创新性思维的特点，手把手教学、“教书是在传承文化，同时也是传承一种感情”的教育理念，广受赞誉。
对于周先生的教育工作，莫励锋教授曾说：“尽管社会工作十分繁忙，周勋初先生仍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南京大学的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中去。作为一位教师，他既呕心沥血地辛勤笔耕，从而著作等身，也循循善诱地培养学生，从而桃李满天下。”傅杰教授认为：“他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学生，成为国内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成功范例，已是当之无愧的教授之教授，博导之博导。”
20世纪80年代以前，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坚实的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先生一方面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在楚辞学、诸子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一方面与程千帆先生、莫励锋先生等奋力开拓，培养人才，不断推出重要学术成果。

“我一直主张综合研究”
周先生在谈治学经验时说：“综合研究，锐意开拓，这是我的终生追求。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
《周勋初文集》收录《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等16部书，其内容贯穿古今，显示出“淹博”的特点。其中最能呈现“综合研究”特点的，要算《九歌》研究、李白研究以及唐代文学研究等。
《九歌新考》是周先生对胡小石先生《楚辞》学的继承与发展，周先生从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和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等方面入手，对《九歌》诸神一一进行分析研究，证明了诸神来源不一、屈原创作《九歌》有广泛基础，从而使《九歌》性质研究不再受祭歌等说的束缚，为进一步正确认识《九歌》扫清了障碍。
《九歌新考》体现了周先生的学术理念，文章的深度与力量，不完全依靠穷尽所有的史料，有时是源自一种对时代氛围、文学风气、学术思潮的整体把握；同时，即使运用一段材料，举出一个例证，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也要有综合研究的能力。
周先生治学范围很广，在先秦、魏晋南北朝、宋代文学、近代学术以及文学批评史等方面均有专著，而在唐代领域成果最为丰富，更能体现结合交叉的特点。除《高适年谱》、李白研究成果三种外，还有考索之功、独断之论兼具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唐语林校证》，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以及《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等。
周先生认同文史不分的传统，强调思维的融会贯通，传统和现代的沟通与结合。对于综合研究的益处，他曾说过：“我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往往连类而及，也相应地读一些史书或哲学著作，这样做，是希望对古代学术能有更完整的认识。因为在历史上，无论是一种风尚、一个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是纷糅交错地呈现出来的，后人当然可以分别从文、史、哲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若能作综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在探讨问题时往往可以取得触类旁通的良好效应。”
胡小石先生做研究，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这对周先生影响极大，“追求创辟之功，写作论文时，总想发前人未发之覆”，“不管你面对的是老经学还是新经学，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随波逐浪，人云亦云，而要独立思考”。
在全面掌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周先生往往有着强烈的还原求真意识、探颐索隐兴趣，因为只有放回到古典思想的整个脉络当中去，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到古典学的真精神，能于常见资料中发掘出有意义的问题。
比如，曹氏三代都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一般认为这一现象是曹氏家族的非礼妄为，而未挖掘其中的深层含义，周先生撰写《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指出，曹氏这么做，不但有阻止后族干政的目的，还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如此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影响深刻。
关于李白的研究，周先生联系他的家世、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剔骨葬友的奇特行为进行探索，且与其友辈，诸如杜甫等人进行比较，扩及很多层面，诸如宗教信仰、仕宦出处、文艺爱好、民族观念等领域，从多种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发掘李白的文化特征，提出李白为多元文化的结晶之说。
对于学术研究方式问题，周先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并基于研究实践，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对于学术传统，他认为：“清代朴学的兴起，成就巨大，所以能步步深化，靠的就是实事求是，操作规范，从文本出发。”他在研究方式问题上，他曾有意识地谈到——
“我在做研究时，也常是在探究研究中国学问的方式这个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也不能只是将‘中国学问’作为‘西方式研究’的一种取证。我研究唐代小说时，对以西方小说为标准甄别中国古代小说的做法很感困惑，总以为这么做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小说的特征。《文心雕龙》研究的西化痕迹也很重，这在词语、范畴、结构等方面十分明显，我并不排斥西方，我只是觉得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
这就点明了当下某些层面的艰难处境，并直言“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为后来者开拓了无限的发展空间。

古籍整理者应有一种使命感
文献整理对于学术文化的整体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文献学基础一直是南京大学的传统，研究生培养至今仍有讲授《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的传统。周先生传承发展了这一学术传统，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他无论在整理的观念、态度，还是在整理的路径、方法上，都有足为人们琢磨和取鉴之处。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经多轮评选，最终确定了91种，周先生个人整理或主持整理的有3种，入选数目之多，独一无二。
赵守俨介绍《唐语林校证》时说：“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常常说，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品质，这部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为周先生在日本讲学时带回部分材料，又得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与内地朋友相助，多方搜集，汇集而成，并有引导深入研究的“前言”。许逸民评价：“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学界认为，《册府元龟（校订本）》是一部校勘精审、体例完善、使用便利的整理本，赞誉为“近百年来古籍整理图书史上的典范”。该书2007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目下他们正在筹划进行一次更全面的整理。
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王水照、侯体健评论说：“俗话说‘一人劳而万人逸’，而今新辑《宋人轶事汇编》，传续《唐人轶事汇编》的编撰精神，不但注重材料的丰富性，也兼顾可靠性，在广搜博采的基础上精挑细选，由博返约，展现了一幅姿态万千、骨肉饱满的宋代人物书卷。”
周先生认为，文献整理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因此古籍整理者应有一种使命感，以传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为荣。他在文献整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除上述作品外，还参与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工作，1986年到1992年先后审阅了《列子选译》《龚自珍诗文选译》等17种。
《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历经艰难，作为第一主编，周先生感到责无旁贷，而身荷文化使命需要担当精神。2011年在多方支持下，他毅然决然大力推动，终于在2014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学术界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将全面取代清编《全唐诗》，将唐诗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已近九旬的老人，满怀信心等待着该书近期问世。
王华宝，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文献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等。

周勋初:朴学就要“求真求是求通”

    【大家】周勋初，1929年4月11日生，上海市南汇县人。
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至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胡小石先生，1959年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古籍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等，现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北京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江苏文脉工程学术委员会主任等。治学贯通古今，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等众多领域，方法精当，创获丰硕，又有多部古籍整理典范之作。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勋初文集》七册，收录十六种专书。此后又出版著作《李白研究》（选编）、《师门问学录》（余历雄记录）、《李白评传》、《馀波集》、《韩非子校注》（参与编写、修订）、《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周勋初卷》、《锺山愚公拾金行踪》、《文心雕龙解析》、《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等。大型著作有《唐语林校证》、《唐诗大辞典》（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主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纂辑）、《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等。

以传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为荣
作者：王华宝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2日 16版）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有幸到南京大学旁听了周先生开设的“近代学者治学方法”课程，此后又有机会参加了周先生主编的《册府元龟（校订本）》《宋人轶事汇编》工作，并见证了周先生多部著作的问世过程，有较多机会面聆教诲。周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实非此文所能全面评介。只是希望通过对周先生学术经历与著作的介绍，有助于读者理解、走进那一批学人的精神世界，从一个局部了解近数十年传统文史之学的发展历程。
周先生身处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南京大学，天道酬勤，取得了如上所说的成果。他素心问学，诚朴做人，坚守在传统文化领域，他相信“一个人的收获，总是与他的投入成正比的”。周先生在研究过程中，上下求索，顺其自然地攀登，又发扬传统，开展综合性研究，体现出求真、求是、求通的实证精神，形成了博通而专精、创新又朴实的学术特色，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当前，在世界大格局中，中华文化应怎样交流互鉴？如何做好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如何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周先生用他的实践在向世人说明。他一方面发扬师门学术，奉献丰硕成果，努力造就南京大学古典学特色，并肯将金针度与人，培养出优秀的古典学人才和一支团结的学术梯队；另一方面，南京大学定期举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邀约海内外同道前来交流，并招收国外学生，周先生参加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举办的国际会议并在众多高校作学术演讲，在港、澳、台十多所学校任教或讲学，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传播中华文化，展示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与自信。
在汉学全球化的当下，“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必然成为并蒂莲花，作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方法开拓者之一的周勋初先生，必然越来越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周先生大量的学术论著与古籍整理精品，以及学术成果背后所蕴含的“以传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为荣”的精神信仰，开拓创新的担当精神，从一个方面体现着那一代学人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展示出他们的文化自信，也必然成为当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