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全4册 2013高清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全4册 2013高清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全4册 2013高清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PDF电子书全4册，由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我国著名史学史专家、南开大学杨翼骧先生代表巨作，也是史学史学科的学术精品，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被学界誉为“嘉惠后学的佳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美中不足之处是该书起讫时间自上古而至明代，明代以后的编纂，杨先生在世时尚未及着手，成为该书的缺憾，也成为史学界一大憾事。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新史料的问世，对《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续编和增订亟待完成。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书目：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先秦至隋唐五代卷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宋辽金卷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元明卷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清代卷《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出版说明：
著名史学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业师杨翼骧先生,一生矢志于研讨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中,以及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2003年春,在先生辞世后的月祭,曾写有悼念文字,及今已倏忽十载,谨摘略如下,以志怀想:
先生辞世已盈月矣,然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于吾侪寤寐之间。念先生生,沉潜勤勉,孜孜然治史、教学,学至深、识甚广,以学识益世者多矣,纸笔焉能尽述!乃略举一二,仅为管窥蠡测先生撰著,卓然立于学术之林者,约略有四:
其一曰《秦汉史纲要》,是书刊行于1956年,随即风行在莘莘学子之手,宣讲于大学课堂之上。33年后,仍被评为“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述可比”。
其二曰《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先生主编其古代部分,1983年出版为最先面世之卷,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全书编纂冲锋陷阵,提供经验。国内国外,片赞扬,称之“开创性的可喜成果”。
其三曰《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乃多卷本著述,已出三册。是书集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身,以扎实功力体现高超学识,为研治史学史之学人铺路架桥,提供资料与启迪,意蕴有如洪波浩荡之长江、大河,吾辈被泽受益,吾乃饮河之鼠,各饱其腹而已矣,
其四曰《学忍堂文集》,是书荟萃先生论文,益精益博,创见纷呈。亦有以人生体验、治学心得指导后学之篇,其寄望也切切,其教诲也谆谆,感人肺腑,莫此为甚。先生自1953年至南开大学任教,50年间兢兢业业,创树实多,择其要者有其一,创建南开古籍整理研究所。是乃乘国家重视古籍之东风,得学校信任支持之委托,筹措部署,开基创业。招聘人员,不拘一格,更恪守规范。于时正气炽焉,淳风立焉。
其二,创建南开史学史博士点。八十年代,先生为南开大学创建了中国史学史博士点,是当时全国仅有四个同类博士点之一,南开于是拥有一项特色专业,此乃超越几多优势高校,大为南开历史学科增色。其他历史学博士点或由几名教授共同争取,而史学史则全赖先生一人的学术业绩与声望。…其中《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之书,是杨先生筹划甚早、致力最多而在学界影响极大的著述。先生何时决计编纂此书,今已不能确知,但1957年于《南开大学学报》发表《三国两晋史学编年》一文,表明此前即已构想成熟,且实质性撰写工作已然开展。1987年,《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出版,起于先秦,至于隋唐五代;1994年第二册面世,内容范围包括北宋、南宋以及辽、金;第三册内容是元、明两代,交稿日期乃1996年底,而当时图书出版尚为旧式铅字排印,进程迟缓,校订艰难,经两年多的辗转,才于1999年出版。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二、三册陆续出版,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赞扬。公开发表的书评,刊载于《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2002年第2期,论者认为本书具有“真朴、精、博”的学术特点,考核精良,收录广泛,“在史学史研究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全书“具备勾画史学发展全景的学术宗旨……为深入进行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与门径”,在学术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这样一部著作,帮助我们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嘉惠后学,其功大矣”。
此外,对本书编纂义例加以细细品味,还有更当彰明之处
第一,主体内容虽为相关史学资料的原文,但却是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括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体现出对于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深入理解,采录的内容囊括史学史学科应当关涉的各个方面,尤其对于历代政权官方的史学活动、修史制度格外重视,同时也注意收载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史学史资料。而中国古代史籍异常丰富,因此不可能一览全收、巨细毕载。隋唐五代之前尚可,而自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史籍刻印之后,史籍数量大增,特别是明代史籍的印行极其纷繁,良莠不齐,很多杂史、笔记,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微不足道,如果试图兼收并蓄、不遗锱铢,不仅不能实现预期,而且必然芜杂混乱、谬误丛生,尽失史学史学科的旨趣。总的看来,杨先生搜辑和选择资料,都经过审视、斟酌,顾及史学史发展的各个层面,但并非有取无舍、并非毫无重点。第二,本书设计的编年方法,乃首举公元纪年,后列传统的帝王纪年。在政权分立时期,各政权属下在本年若有史学史资料见于选录者,即并立列该政权的纪年年号。这真是极为妥善的处置,其卓越之处,一是以公元纪年系统地展示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时间标示浑然一体、亘古贯通,可便于査阅检索,可与国际学界接轨;二是照顾了沿袭甚久的传统纪年法,适于不同学者治史与考核的需要,但并不认同古人的正统论观念,而并立本年有史学事项的不同政权年号,清晰明了,方便学者运用资料。
第三,史籍编年体的困境之一,是难于安置年代不明的史事。本书在系年方法上多有机动性创造,例如将不明成书时间的史书,系于作者中进士之年作者卒年、附于作者其他著述成书之年等等,这当然带有估测的约略性质,但毕竟使许多史籍资料的编辑可以操作,而多种方法的运用,亦具有力求接近实际的取向。实际上,大多史书的著成日期,只要编排在其作者的生活年代,就不会影响读者对史学发展面貌的确切认识,在这一点上不必胶柱鼓瑟,关键在于使重要史学资料得以显现。
第四,全书较多引录古代目录学著述的著录资料,此为特点,亦为优点。目录学著述曾被许多学术大家推为入学门径,以纪传体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为主体的非解题目录,能够提供史书传世源流的确实信息,有裨于文献考证,是史学史研究可资利用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可轻忽的史料价值。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目录,对所见典籍予以精练的评介,颇具知识性、参考性、启发性,是学术研究不可不关注的资料。解题目录与原书序跋相比,固然已非“原始”史料,但解题目录大多会传达史书序跋提供的撰述原委,且考论、评析往往比序文跋语更加公允,因为序跋、特别是明代史书的序跋,夸饰、吹捧已为普遍现象,如果缺少解题目录的评论资料,会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误导。
但是,杨先生编纂这部著述的年代,各项条件都不能与现今相比拟,首先是稀见史籍和善本史书,分散于全国各地,加之保护性、垄断性管理控制,欲得一观,难乎其难!势必造成资料收集和考订的某些缺环,无法求全责备。近年来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的出版,更有电子版图书、网络图书的出现,情况大为改观,这是当年学术界所意想不到的发展。其次,当年图书无论编纂还是排版,基本属于手工操作,先是本人或委托他人从书籍中抄录资料,经过删定,再予以誊清。交于岀版社后,根据稿本排列铅字,印出清样后反复校订。环节既多,且易造成文字讹误,校订费力费时,疏漏之处难免。因此,在整体文化条件大为改善的情况下,本书前三册实有适度增订之必要。
此次增订工作,总括而言,主要在三个方面力求改善:一是校改原书的讹误文字;二是增补一些必要的史学事项;三是调整和修改一些资料的系年,而使之更加准确。但增订工作不等于重新编纂,应当尽量保持杨先生原书的主体面貌,即不过多地揽入新的、不见得十分重要的史学资料,以免喧宾夺主。由于三册原书的具体情况不同,除皆应致力于文字校勘之外,各册增补、考订亦有因事制宜的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