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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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
隋唐以来，中国有“科举社会”之称。科举制成为我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主渠道。科举取士，自隋唐至清，沿用一千三百余年，为历代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转，输送了大量人才。唐五代共有一万余人登科。两宋三百余年，共举行了118榜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约十一万人。明代近三百年间，举行了89次科举考试，登科者有两万四千余人，清代亦有近两万六千余人登科。

然而明代之前，原始的、完整的登科录，仅存南宋《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和元朝《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值得庆幸的是，“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迄今尚未发现唐宋时期的乡试录、会试录，相形之下，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就显得格外珍贵，正如龚延明先生所称“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文献》2016年第5期）。

在海内外读者期盼之中，宁波出版社将天一阁镇阁之宝——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于2006年至2010年影印出版。嗣后，与龚延明先生及其团队合作，又将这些古籍珍本“转换成图片和文本数据，并通过主题词编辑技术建立了古籍资源数据库”，涵盖了《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以及《登科录》56种中的45种，总字数达到1237万字，初步建构起天一阁藏明代科举文献的数字化体系。其中，《乡试录》277种，是迄今为止海内外首次整理出版的科举录，弥足珍贵。

2016年，在此数据库基础上的文本版《乡试录》及点校本《会试录》《登科录》正式出版，从影印本到数据库，再到文本版、点校本，这既是“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优秀成果，又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一项成就，标志着明代科举录文献数字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完成了科举文献从传统影印向数字化的转变，更便于读者使用。从影印到数字化与纸质文本点校整理同步出版，这是文献整理从单一的传统模式到多元化的转型。

与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试相应的，点校整理本《乡试录》《会试录》《科举录》，涵盖了明代科举考试不同层级的试卷内容与登科人物资料，这为了解某科、某地、某级的具体科考情况，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是明代科举文献的渊薮，为读者研究明代科举带来极大方便。我们以成化十七年（1481）为例，此年的一甲三名分为王华、黄珣、张天瑞：

王华，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儒士。治《礼记》……浙江乡试第2名，会试第33名。

黄珣，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国子生。治《礼记》……浙江乡试第1名，会试第259名。

张天瑞，贯山东东昌府清平县，军籍。国子生。治《诗经》……山东乡试第3名，会试第26名。

一甲一、二名皆为余姚人，且皆习《礼记》。这是否意味余姚人比较重视且长于科举，是否意味着当地有以《礼记》应举的风尚？

据考察，成化十七年，仅余姚一县就有王华（一甲第1名）、黄珣（一甲第2名）、陈伦（二甲第29名）、毛宪（二甲第43名）、翁迪（二甲第46名）、徐谏（三甲第16名）六人入三甲。六人中，除翁迪习《易经》外，其余五人皆习《礼记》。

通过对有明一代的余姚县入三甲者情况进行梳理，能够发现，其中习《礼记》《易经》者最多，仅胪列余姚县荣登一甲者（前三名）如下：

谢迁，成化十一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王华，成化十七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黄珣，成化十七年，一甲第2名，治《礼记》；

  谢丕，弘治十八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韩应龙，嘉靖十四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孙升，嘉靖十四年，一甲第2名，治《易经》；

  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一甲第2名，治《春秋》。

  八人之中，三位状元、三位榜眼、两位探花。六人治《礼记》，一人治《易经》，一人治《春秋》。这充分印证了陈时龙先生在《明代科举与地域专经》一文中指出的该县“科举中式人数特别多，而士人擅长《礼记》和《易》，以一县而擅长两种经典，是地域专经现象中比较特殊的案例”。

  若对这个名单进行细化，会发现更多信息。

  成化十一年登第的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天下称贤相”，“请诛刘瑾不克”而求致仕归。被夺诰命，天下咸以为其危，却能“与客围棋、赋诗自若”（《明史》卷一八一）。其子谢丕，弘治十八年进士及第，“历官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父子鼎甲，可谓盛矣。那么，明代科举史上，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父子鼎甲的情况？是否有祖孙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再进一步，是否有一些长于科举的家族？若有，这些家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家族与宋代以科举著称的家族有着怎样的异同，又有哪些新变？这些疑问，皆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考索。

  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两科的状元、榜眼皆为绍兴府余姚县人，这在整个明代科举史上也不多见。更为奇绝的是建文二年（1400），一甲三人皆为江西吉安府人，第一名、第二名胡靖、王艮都是吉安府吉水县人，第三名李贯是庐陵县人；与之相似的还有宣德五年（1430）一甲林震、龚锜、林文皆为福建人，分别来自漳州府长泰县、建宁府建安县、兴化府莆田县。其实，永乐十年（1412）、景泰五年（1454）、天顺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成化五年（1469）、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三年（1490）、弘治六年（1493）等年皆曾出现过一甲三人中有两人来自同一省份的现象，但像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以及建文二年、宣德五年这类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为何浙江、江西、福建、直隶等地不仅能在科举中占据优势，还能在三甲中占据优势？另外，这些地区是否一直占据优势，若发生过变化，又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原因何在？这些疑问，亦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探讨。

  例如王华，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其子王阳明（守仁），登弘治十二年进士，文武兼善，终明一朝，赫赫有名。学界对王阳明和王氏家族关注颇多，然未见以《科举录》反映的科举人物关系网为文献依据，进行研究，这给学界深入研究王阳明提供了空间。

  成化十六年，杨继宗“尝监乡试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当大魁天下，吾为朝廷得人贺耳。’及拆卷，王华、李旻也，后果相继为状元”（《明史》卷一五九）。王、李二人乃是成化十六年浙江乡试第二名和第一名，后“一举中双元”，分别成为成化十七年、成化二十年的状元。这也是明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举中双元”这种或类似情形在明代科考中是否还存在？

  再如，黄佐《翰林记》多记载自洪武至正德、嘉靖间的翰林掌故。据此可知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皆出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翰林记》卷二〇）……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等人复继之，多有诗酒唱和。这带给我们另一个启示：以《科举录》为依托，有了已经数据化的《科举录》信息，结合明代史籍、文集、笔记进行研究，从地域、家族、出身、文学与政治倾向等角度详尽考察整个明代官员、士人交游与互动成为可能。以上，限于篇幅，仅从一个视角考察《登科录》（殿试录）而已。

  而由龚延明主编，经点校整理出版并已数字化的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3册225万字）、《会试录》（2册149万字）、《乡试录》（863万字），总15册、1237万字，是一个卷帙浩繁、明代三级考试原始文献的宝库，犹如一座金矿，科举资源极其丰富，正待读者和有志者发掘和开采，为深度了解中国科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推动与科举相关联的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