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传状碑志集成 全14册 2012
宋代传状碑志集成 全14册 2012
宋代传状碑志集成 全14册 2012
《宋代传状碑志集成》PDF电子书全14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宋代传状碑志集成》有关宋人的史传（如《东都事略》、《宋史》）较集中，易于查找，《宋代传状碑志集成》一律不收。《宋代传状碑志集成》只收宋人所撰的传、状、碑、志，并按传、状、碑、志四类分类编录。《宋代传状碑志集成》每类均以作者立目，以文系人，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排。书前有长篇绪论，对宋人传、状、碑、志作综合介绍和阐述。
《宋代传状碑志集成》书后有附三种：（１）作者简介：因同一作者可能分别撰有传、状、碑、志，并分置各处，故把作者简介集中一起，更便于读者查阅。（２）传、状、碑、志的主人索引，以便读者查阅某人的资料。（３）引用书目。所收资料，均依底本，底本文字显误，则据他本校改，并出校记。《宋代传状碑志集成》主编曾枣庄编著作品四十六种：
一 主编类
1、《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全36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2、《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主编）(全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3、《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文学卷宋代部分主编、主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4、《三苏全书》(全20册)(第一主编），中国语文出版社，2001年。
5、《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曾枣庄、李文泽、吴洪泽），中华书局，2005年。
6、《宋文纪事》(全二册）曾枣庄、李凯、彭君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7、《苏轼研究史》(主编、主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8、《宋代辞赋全编》（全6册）（曾枣庄、吴洪泽合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
9、《宋代传状碑志集成》（全14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宋代序跋全编》（齐鲁书社，即出）
11、《辽史全译》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2、《金史全译》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3、《新五代史全译》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旧五代史全译》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 古籍整理类
15、《栾城集》（全3册）(校点，曾枣庄、马德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6、《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7、《苏诗汇评》(全4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18、《苏词汇评》，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19、《苏文汇评》，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20、《香岩批纪评苏诗》,四川大学出版社。
三 专著类
21、《杜甫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台湾学海出版社第三版，1991年。
22、《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3、《苏洵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苏辙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5、《苏轼诗文词选译》(曾枣庄、曾涛)，巴蜀书社，1990年。
26、《三苏选集》(曾枣庄、曾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论西昆体》，台湾丽文文化公司，1994年。
28、《苏辙评传》，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
29、《三苏传》，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年。
30、《三苏文艺思想》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年。
31、《苏辛词选》(曾枣庄、吴洪泽)，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
32、《集部要籍概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33、《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4、《苏轼图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5、《苏洵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6、《苏辙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7、《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38、《宋代文学编年史》（全4册）(曾枣庄、吴洪泽),凤凰出版社 2010年4月。
39、《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0、《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1、《中国古代文体资料集成》（全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2、《北宋文学家年谱》(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
三 论文集
43、《三苏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
44、《唐宋文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
45、《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6 《文化、文学与文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我研究苏轼，始于上世纪文革期间。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仍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峣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投进监狱，几乎被杀头。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上，“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出版了《苏轼评传》（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为苏轼“翻案”。
研究苏轼，自然避不开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但我感到，对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辙，学界的研究很薄弱，甚至连他们的别集都还未经整理校点。于是我与金成礼先生合作出版了《嘉祐集笺注》（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马德富先生合作出版了《栾城集》(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舒大刚先生共同主编了《三苏全书》（2001年中国语文出版社），并陆续出版了《苏辙年谱》（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苏洵评传》（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三苏选集》（199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苏辙评传》（1995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三苏传》（1995年台湾学海出版社），《三苏文艺思想》（199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苏诗汇评》、《苏文汇评》、《苏词汇评》(1998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主编了《苏轼研究史》（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等。
从苏轼到苏洵、苏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为我开展宋代文献的研究整理和对宋代文学的多视角研究创造了条件。对三苏的研究虽然一生都未停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我的学术工作的前半期。后半期，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文献、宋代文学方面，耗时二十年之久与刘琳先生和川大古籍所的同仁共同完成了《全宋文》的编纂，先后主编了《宋文纪事》(曾枣庄、李凯、彭君华，199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2005年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宋代文学部分（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宋代辞赋全编》（曾枣庄、吴洪泽，200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传状碑志集成》（2012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序跋全编》（2015年齐鲁书社）等，出版了《论西昆体》（1994年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北宋文学家年谱》(曾枣庄、舒大刚，1999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宋文通论》（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宋代文学编年史》(曾枣庄、吴洪泽，2010年凤凰出版社）、《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回顾四十多年的研究道路，做的工作也不可谓不多，因此多少有些心得，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是对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自学的。我在人大其实是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即马列主义的，涉足中国古典文学完全是时代原因和个人兴趣所致。
二是研究工作一定要从资料工作做起，这样研究工作才会有根基，不致人云亦云，甚至胡说八道。
三是要多请教，多切磋。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如王朝闻先生、邓广铭先生、程千帆先生、杨明照先生、缪钺先生、王利器先生、戴逸先生等都给我很多指导和启发。与同辈的学者，如刘乃昌先生、王水照先生、刘尚荣先生、谢桃坊先生等，亦常就学术问题开展争论争鸣；与晚一辈的学者如舒大刚先生、吴洪泽先生、李凯先生、彭君华先生等，亦多有合作。只有这样做学问，才能有生气。
四是不要在学术热点乃至政治观点上跟风。学术界也像其他行业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热点、重点，但不是你的研究领域，不是你的研究所长就不要去乱掺合，写凑热闹的文章。更不要生硬地将当前的政治“融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去，那就不是在继承文化遗产，而是在糟蹋文化遗产了。
最后，感谢巴蜀书社出版我这套《三苏研究丛刊》十种，基本汇集了我一生有关三苏的论著；感谢原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陶武先先生、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谢桃坊先生为本书赐序；感谢巴蜀书社总编侯安国先生、李蓓女士等为这套丛刊付出的心血；感谢陈小平先生及犬子曾涛对这套丛刊的精心校对；也感谢所有关注我的三苏研究的朋友！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文体研究，最早的文体专论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最早的文体专著为挚虞的《文学流别志论》，惜已失传，只留存十余条，论及文体的源流及演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今存最早最系统最全面的文论专著，全书五十篇，从《辨骚》至《书记》共二十一篇专论文体，其他各篇也间涉文体。其《序志》要求“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体制特点、典型范式，作了总体的论述。其文体研究方法也颇有借鉴意义，或归类以探求文体之同，或辨析以区别文体之异，或考镜源流以章显文体之变。此书标帜着中国文体学的形成。清代是中国古代文体学集大成的时期，特别是《古今图书集成》，其《文学典》除总论所收为自先秦至明代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名家列传外，其它四十八部皆专论文体，实为中国古代文体资料的集大成者。
但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颇不重视中国古代文体的教学和研究，以致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也缺乏起码的中国古代文体常识。有人说“长短句是词的最基本的特征”，把苏轼的“长短句”诗都说成是“东坡词”，并一口气就新辑出“40首”苏词，发明了数十种从未见于万澍《词律》和康熙《御定词谱》诸书的新词牌。多数词确实是“长短句”，但长短句诗并非都是词，逆定理不一定都能成立。因为词是隋、唐时代的产物，兴盛于宋，但中国诗歌从产生之日起，就有长短句诗，即所谓的杂言诗。不仅《诗经》有杂言，古歌谣、楚辞、乐府、歌行也有杂言，而且更多。宋人所辑苏词只有272首（傅干《注坡词》），或328首（曾慥《东坡先生长短句》）。经过历代辑佚，唐珪璋《全宋词》共收苏词360首，这新增的30多首苏词并非完全可靠。今人曹树铭的《东坡词》，认为确为苏词者只有319首，与曾慥《东坡先生长短句》相近，其余的都列入互见词和误入词。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认为确为苏词的只有288首，与傅干《注坡词》相近，其余皆列于互见词、存疑词、误入词。苏词研究的重点不应是辑佚，而应是辨伪。现在有人一下子就新发现“40首”，苏词就不是300余首，而是400首了。
早在1981年郭绍虞先生就写了一篇《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1984年褚斌杰先生又出版了《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专著，其《绪论》说：“研究和了解我国古代众多的文体的特点，研究它们的发生、发展，以及它们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不断演变的历史，对于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对于认识和掌握文学体裁的发展规律，以至推陈出新地为发展新文学服务，都是十分必要的。”[1]最近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对文体学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发表并出版了一些专论和专著，但视野较窄，一是资料视野较窄，多限于对古代文论专著和诗文评中的文体资料的研究；二是研究视野较窄，多局限于对文本体裁的研究，较为忽视对文体体格（风格）和体类的研究。因此，即使在今天，仍有强调加强文体研究，拓宽文体学研究基础和对象的必要。
二 全面占有资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
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须以广泛占有资料为基础，刘知几云：“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更要辨别真伪：“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2]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与文体理论在经、史、子、集四部中皆有，故应仔细研究经、史、子、集中的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意见，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
历代论文，多认为各种文体皆源于六经。刘勰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3]梁任昉云：“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公《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4]
可见任昉虽认为六经为诸多文体之源，但他撰著此书的目的却是“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明陈懋仁《文章缘起》注和清方熊的补注，往往追述到秦汉以前，六经以前，对文体溯源很有参考价值。中国文体虽源于六经，六经中已提到不少文体名，但相比较而言，经部书中的文体理论、文体分类意见还是相对较少。
《春秋》虽被列入经部，但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则是《春秋》三传之一。编年体史书论及文体者较少，但也提及不少文体名。宋人陈骙云：“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载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他所谓“八体”，指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八种文体及其风格特征：“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辨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5]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他所创立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以及所附论赞、自序，本身就是文体名。
班固据刘歆《七略》撰成《汉书·艺文志》，其《诗赋略》除按赋家细分外，又把杂赋分为客主赋、行出及颂德赋、四夷及兵赋、中贤失意赋、思慕悲哀死赋、古琴剑戏赋、山陵冰雹云气雨旱赋、禽兽六畜昆虫赋、器械草木赋、成相杂辞、隐书等十二家。末以诗衰而赋兴总结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雄）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6]郑樵《通志》属史部政书类，其卷六九《艺文略》把图书分为十二类，其中《文类》又主要按文体分为二十二细目，涉及文体有楚辞、赋、赞颂、箴铭、碑谒、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偕、奏议、论、策、书、诗评等。其它一些目录书往往也涉及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文体资料主要集中于子部和集部。子部的类书往往集中类编各种文体资料，颇值得注意。王应麟云：“类事之书，始于《皇览》。”[7]但《皇览》已失传。唐武德七年(624)欧阳询等编成《艺文类聚》一百卷，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体资料，如卷一〇的《符命》，卷一九《言语》、《讴谣》、《吟》、《啸》、《笑》，卷二四的《讽谏》，卷二五的《说》、《嘲戏》，卷三三的《盟》，卷四一的《论乐》，卷四二的《乐府》，卷四三的《歌》，卷五五的《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卷五六的《诗》、《赋》，卷五七的《七》、《联珠》，卷五八的《书》、《檄》、《移》等。其它的类书，如宋高承的《事物纪原》、王应麟的《词学指南》都提供了丰富的文体资料。清来裕恂的《文章典》卷三《文体》历评历代文体学著作，又把文体分为撰著、集录两大内，卷四《文论》云：“上古之文不立体，六艺而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多以文鸣于世，虽不立体，而大要有撰著之体，有集录之体。汉儒好为撰著之文，故西汉文章能上追三代。至唐昌黎，尽为集录，宋士宗之，以至于今，于是撰著少而集录多。故汉代多撰著之文，唐后多集录之体。”[8]类书即属“集录之体”。
集部分为总集、别集、诗文评三类。总集现存逾千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时间看，有通代、断代之分；就文体看，有兼收诗文，有单收诗或文，或专收某一文体之别；就编纂体例看，有以体(诗或文诸体)标目，以人(作者)系体的，也有以人(作者)标目，以体(诗或文诸体)系人的。以文体标目的总集，表现了编者对诗文体裁及其分类的看法；以作者标目的总集所附评语，往往表现了编者对诗文风格的看法。二者都属于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很值得研究古代文体的学者重视。
总集编纂始于先秦，诗文分体则起于编纂诗文总集的需要。《尚书》虽列为经，但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孔安国《尚书序》云：“芟夷繁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9]《尚书》的“芟夷繁乱，剪截浮辞”即萧统《文选序》所说的“略其芜秽”；“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集其菁英”；[10]而“垂世立教”就是编纂《尚书》的目的。
《诗经》虽被列入经，但实际上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雅又分为大雅、小雅，都有文体分类意义。风又分为十五国风，雅、颂下又分为各个小类，是按题材分的，实开以后总集以体标目，以文(诗)系体之例。
《尚书》、《诗经》既已列入经部，西汉刘向所编的《楚词》，往往就被列为我国最早的总集，此集收入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的辞赋，实开以后总集以人标目，以文(诗)系人之例。
魏晋南北朝人所编的总集大都以体标目。晋人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所说：“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是典型的分体编录的总集。历代总集多主分体，因此历代总集体例是我们研究古代文体观的重要依据。
总集收多人诗文，为辑录之体；别集收个人诗文，为撰著之体。别集的编纂比总集晚得多，今存别集，始于汉代，如《贾长沙集》、《司马相如集》、《扬子云集》等，但皆后人所编。直至六朝，始自编次：“（张）融文集数十卷行于世，自名其集为《玉海》。”[11]四库馆臣说：“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期，始自编次。唐末又刊版印行。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此其故欤！”[12]这里简明概括了我国别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指出了“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及其原因。别集有自编者，有子孙、亲友、门生所编者，有自编、他编结合者，有原集已佚，为明、清人重辑者。“自编则多所爱惜”，言外之意是自编会收文较滥。但从现存别集看，凡自编者都比他编的好得多。如王禹偁的《小畜集》三十卷即为作者自编，他在《小畜集序》中说：“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齐安郡，年四十有六，发白目昏，居常多病，大惧没世而名不称矣。因阅平生所为文，散失焚弃之外，类而策之，得三十卷。”[13]现在流行的四部丛刊本《小畜集》为影印宋刊本，编排颇得法，“集凡赋二卷，诗十一卷，文十七卷”，为分体编排。苏辙的《栾城》三集皆为作者所编，也是按诗、文分体编排，各体内部再按时间先后为序，比明人所编的苏轼文集合理得多。《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七》云：“盖集为辙所手定，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所裒集者不同。故自宋以来，原本相传，未有妄为附益者。”
别集的编排次第，一般都是诗、文、词分体编排。诗集部分有的分体（如古体、近体之类）编排，有的以时间先后为序，各体混合编排。词集部分一般按词牌编排，多集外单行。文集一般都按文体或内容分类编排，编得较好的，各体、各类文章再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一般别集都是诗前文后，如《东坡集》、《栾城集》；但也有文前诗后的，如苏洵《嘉祐集》。辞赋有置于全书之前的，如文同《丹渊集》卷一为词赋，卷二至卷二一为诗，卷二二以后为文。也有些集子大概是出于尊崇皇帝吧，把写给皇帝的各类文章置于前，如叶适的《水心文集》卷一至卷五为奏札、状表、奏议，卷六至卷八为诗；卷九以后为其它文章。可见从别集的分体和编序，也可看出作者或编者的文体分类观点。别集中有不少类似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这样的论文、论诗、论词的单篇文论，不少涉及文体分类，但很分散，宜仔细搜检，加以利用。
同属集部的，除总集、别集外，还有诗文评著作。宋元之际的赵文（生卒年不详）的《郭氏诗话序》论诗话源流，也认为诗话起源于先秦：“（孔）夫子之于诗删之而已，无所论说也。亦间有所发明，如‘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又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而诗话始此矣。《三百篇》后，建安以来，稍有诗评，唐益盛，宋又盛。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此岂诗话之罪哉？先王之泽远而人心之不古也。” [14]《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序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其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俾于文章欤。”这段话十分全面，一论诗文评之所以产生于东汉末，是因为这时文体渐备，有可能出现论文之说；二论诗文评的五种类型，或考文体源流，或评作者等第，或论诗文法式，或叙作品背景，或体兼说部，以资闲谈。在这五类中实以“体兼说部”者为大宗，这就是宋以后特别发达的诗话、词话、文话(包括赋话、四六话)之类。其中，尤以诗话为大宗。三论其分类，《隋书•经籍志》置于总集内，《新唐书•艺文志》置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以后历代相袭，虽未必尽惬人意，也只好如此。最后论其价值，可以资考证，发新意，论瑕瑜，别真伪，有益于研讨为诗为文之法。
宋以前的诗文评著作可说是宋代出现的诗话之源，但诗话之名是到宋代才正式出现的，这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最早的词话也产生于宋代，这就是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和杨湜的《古今词话》。历代诗话中往往含有文话，从南北宋之际起，出现了一种四六话，可说是专门的文话，如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杨囦道的《云庄四六余话》之类。这类诗话、词话、文话多以“资闲谈”为主，但也提供了大量分散的文体资料，而严羽的《沧浪诗话》论诗体，不仅论诗歌体裁，而且论其风格，更是研究文体学不可或缺的著作。
从上可见，文体分类及文体评论资料在经、史、子、集各部皆有，尤以子部、集部为多。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应扩大视野，详尽占有经、史、子、集各部，特别是子部类书和集部中的文体学资料。
三 体载·体格·体类：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
文体学是研究文本特征及其分类的学问。文体的“体”，包括文体之体（各种文本的体裁）、体格之体（各种文本的风格）、体类之体（各种文本体裁、题材或内容的类别）三个方面。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本的体、格、类的形成、特征、演变及其分类的学问。体类是文体分类的基础，体裁是文体的形式和载体，体格则是文体的灵魂和精神风貌，三者关系密不可分，具有层次性。但目前的文体学研究，多侧重对文体体裁的研究，对文体体格（风格）和体类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因此很有必要强调对文体体格和体类的研究。
（一） 体裁
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写作要求，元代刘祁说：“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然学者暗于识，多混乱交出，且互相诋诮，不自觉知此弊，虽一二名公不免也。”[15]李东阳《匏翁家藏集序》也说：“言之成章为文，文之成声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若典、谟、训、诰、誓、命、爻、象之谓文，风、雅、颂、赋、比、兴之为诗。变于后世，则凡序、记、书、疏、箴、铭、赞、颂之属皆文也；辞赋、歌什、吟谣之属皆诗也。” [16]这里所谓“有体”，指符合不同体裁的不同要求；“失体”，指不符合这些要求：皆指不同体裁所应具有的语言形式、结构形态、表述方法。
中国诗文体裁的分类往往有多重标准：或依据题材内容，如诏为上对下，奏为下对上等。
或依据语言形式分类，包括每首句数，每句字数。中国古诗多为四句或八句，但也有有一句之诗，如《汉书》“枹鼓不鸣董少年”，汉童谣“千乘万骑上北邙”，梁童谣“青丝白马寿阳来”；有两句之诗，如荆卿《易水歌》；有三句之诗，如汉高祖的《大风歌》；而多者达数百句，如王禹偁的《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诗歌每句字数多为四言、五言、七言，但也有一至九言，甚至超过九言的诗。严羽《沧浪诗话》云：“有杂言，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郑世翼有此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日此夜难为情”），有半五六言（晋傅玄《鸿雁生塞北》之篇是也），有一字至七字（唐张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应诏有三十字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为法，故不列于此也）。”词、曲句式看似比较自由，实际各句字数都有限定。
或依据语言格律分类，如李之仪《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把诗分为近体、古体、格律、半格律，以及叹、行、歌曲，《宋文鉴》把诗歌分为古诗、律诗、绝句，即依据其是否有格律而分。
（二）体格（风格）
体格是指诗文的风格、流派。文体学在国外常称为风格学。中国古代论文体也兼指体裁和风格。曹丕《典论·论文》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里所说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为体裁之体；雅、理、实、丽、清、浊，皆指风格。
陆机云：“诗縁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纒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17]这里所论的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皆指体裁；而绮靡、浏亮、相质、凄怆、温润、清壮、彬蔚、朗畅、闲雅、炜晔，皆指风格。
唐人令狐楚评张祜诗云：“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18]“刘知几云：“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19]以甘辛、丹素喻体，显然也是指诗文风格。唐释齐己《风骚指格·诗有十体》[20]的“高古”、“清奇”也是指诗歌风格。唐释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21]云：“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简放曰逸。贞：放词正直曰贞。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节不改曰节。志：立性不改曰志。气：风情耿耿曰气。情：缘境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德：词温而正曰德。诫：检束防闲曰诫。闲：情性疏野曰闲。达：心迹旷诞曰达。悲：伤甚曰悲。怨：词理凄切曰怨。意：立言曰意。力：体裁劲徤曰力。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谓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这十九个字的“辨体”也主要是辨诗的风格、风貌。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第一次把体裁与风格并列论述。首论体裁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武，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其下论风格，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格：“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不同的名家有不同的风格：“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杨诚斋体。”不同的总集（或名篇）有不同的风格：“又有所谓选体、柏梁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严羽所述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基本概括了宋以前的主要诗歌风格。只有“西昆体即李商隐体”待酌。如果作为朔源，可以这样说。但严羽又说“李商隐体即西昆体”，西昆体“兼温庭筠及本朝杨（亿）、刘（筠）诸公”，这就不对了。这是沿袭北宋惠洪《冷斋夜话》卷四之误：“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时”当指李义山同时或其略后，但遍查唐人著述，没有称李义山诗为西昆体者。这大概是最早把李义山诗称为西昆体的，以后袭其误者不少。
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称美范成大诸体皆工而风格多样：“至于公，训诰具西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22]这里，训诰、赋篇、骚词，序（记）、传指体裁，尔雅、刻深、幽婉，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奔逸隽伟皆指风格。
诗有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列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这些诗品（诗的品格）也多指诗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诗品》提要就直接称之为体：“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这也是论诗的风格。
文有文品，元富大用云：“开府之荣名重矣，矧优其礼命，视于文品为第一。”[23]王士祯云：“宁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观其《地狱论》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吴肃公《晴岩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24]
词有词品，杨慎著有《词品》六卷。
曲有曲品，涵虚子《词品》实论元曲风格：“马东篱如朝阳鸣凤，张小山如瑶天笙鹤，白仁甫如鹏抟九霄，李寿卿如洞天春晓，乔梦符如神鳌鼔浪，费唐臣如三峡波涛，宫大用如西风雕鹗，王实甫如花间美人，张鸣善如彩凤刷羽，关汉卿如琼筵醉客，郑德辉如九天珠玉，白无咎如太华孤峰，以上十二人为首等。” [25]
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26]中赞杜甫“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皎然《诗式》的“体裁劲徤曰力”，这里的“体势”、“体裁”显指风格。
同一风格的诗文多了，就形成流派，如诗有江西诗派、江湖派，词有豪放派、婉约派，文有桐城派、阳湖派之类。这类诗、文、词流派也主要是按风格分派的。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认为江西诗派并非都是江西人，而是“风味”也就是风格相似的一群诗人：“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高子勉不似二谢（谢逸、谢迈），二谢不似三洪（洪朋、洪刍、洪炎），三洪不似徐师川（俯），师川不似陈后山（师道），而况似山谷（黄庭坚）乎？味焉而已矣。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遗之亦可也。”[27]
（三）体类：次文之体，各以类分
体类的概念是萧统《文选序》首先提出的：“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也就是说，《文选》不仅是按体编排的，也是按题材内容分类编排的，各类之文又以时代先后为序。他把所选的诗文分为赋、诗、骚、七等三十八体；每体又按题材内容分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小类；诗又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燕、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小类，各类下再按时代先后分系各个作者的作品，如赋体京都类就收有班固的《两都赋》、左思的《三都赋》等。《文选》以后的总集多仿用这种体例，吴曾祺云：“自《昭明文选》而下，如《唐文粹》、《文苑英华》、《宋文鉴》、《金文雅》、《元文类》、《明文海》诸书，皆主分体，而离合之间，均不无可议。到国朝桐城姚惜抱先生（鼐）始约之为十三，曰论说，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赠序，曰诏令，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箴铭，曰颂赞，曰辞赋，曰哀祭。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著《经史百家杂抄》，因姚氏之书而稍有变易，而大致不殊。于是论文体者莫不以此为圭臬。”[28]
《文心雕龙》同样“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全书把文体分为文与笔两大类，其下多以两种文体合为一篇篇名，如卷四《论说》就包括了论与说两种文体：“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而论与说之下又分为若干文体，论就分为议、说、传、注、赞．评、序、引八体：“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中国古代的文体非常繁多，而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词、曲以词牌、曲牌为体。明曹学佺《诗话记》第四云：“《花间集》十卷，孟蜀卫尉少卿赵崇祚选，欧阳炯序。内云李太白应制《清平乐》四首，为词体之祖，不知陈隋之《玉树后庭花》、《水殿歌》词，已有之矣。”[29]这里的“词体”即指词牌。明人曹安谓“《元诗体要》为类三十有八”，其一曰“曲体”。[30]此指散曲，为诗体之一，与戏曲的曲体不尽同义。王世贞所论乃戏曲之曲：“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中国，所用北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 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31]而词牌、曲牌，更数以千计。
面对这数以千计的文体，只能分体分类编排，以便以简驭繁。中国文体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分为文、诗、词、曲、小说、戏剧。第二个层次是就文、诗、词、曲、小说、戏剧之下再分，如文又可分为文与笔（韵文与无韵文），骈文与散文。第三个层次是就骈文与散文，韵文与无韵文再细分，如骈文又可再细分诏令、公牍、表、启等。第四个层次是就诏令、公牍、表、启等再细分，如诏令又分为诏、诰、制、命令、戒敕、喻告、赦文、册文、御札、御笔；公牍又分为国书、羽檄、露布、移、判等。
某些文体称谓不同而差别甚小，但又确有差别，必须尊重这一事实。为了使这众多的文体有所归属，做到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只有把相近的文体归类，以大类套小类。事实上前人已经这样做了，只是划分大类小类的角度、方法不同罢了。作为总集的《尚书》按是时代先后分为《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夏书》分为《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商书》、《周书》分得更细。《诗经》分为风、雅、颂，这也证明分体分类是出于编篡总集的需要。
章炳麟的《国故论衡》把我国的文体区分为有韵、无韵两大类。这种分法虽有一定用处，但也有缺点，类太大，近于未分。试想，把徐师曾《文体明辨》所列的一百二十七种文体(实际上还不止此数)，仅分为诗与文，有韵与无韵两大类，有多大价值呢？这两大类也概括不了中国古代的文体，正如严既澄所说：“无论哪一国的文学，大抵只能划为韵文和散文两大部，惟有中国的文体，在这两大部而外，却还有那自成一体的骈文，既不能算是散文，只好让它自成为一部了。”[32]而且有些文体也很难用韵文、散文和骈文归类。中国的很多文体，特别是赋、箴、铭、颂、赞、哀辞、祭文等，都既可用韵文，也可用骈文，甚至用散文写作。各种序，一般都是散文，但也有纯以骈文为序者，如姚勉《雪坡集》卷二五《回张生去华求诗序》，究竟把他们归入那一类呢？姚永朴说：“文有名异而实同者，此种只当括而归之一类中，如骚、七、难、对问、设论、辞之类，皆辞赋也；表、上书、弹事、皆奏议也；笺、启、奏记、书、皆书牍也；诏、册、令、教、檄、移皆诏令也；序及诸书论赞，皆序跋也；颂、赞、符命，同出褒扬；诔、哀、祭、吊，并归伤悼。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徒乱学者之耳目……自惜抱先生（姚鼐）《古文辞类纂》出，辨别体裁，视前人乃更精审，其分类凡十有三……举凡名异而实同与名同而实异者罔不考而论之。分合而入之际，独厘然当于人心。乾隆、嘉庆以来号称善本，良有以也……曾文正公（国藩）又选《经史百家杂钞》，其分门有三。著述门凡三类，曰著述，曰辞赋，曰序跋；诰语门凡四类，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记载门凡四类，曰传志，曰叙记，曰典志，曰杂记。”[33] 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把众多的文体归为十余类，大小适中，较为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