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全8册 2018清晰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全8册 2018清晰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全8册 2018清晰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PDF电子书全8册，由巴蜀书社2018年出版。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旨在从宋人别集、笔记、史学论著、各类史书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中分类收集整理有宋一代的论史之文，不拘文体：或论史观，或论历史制度沿革，或论朝代国别，或论历史人物，或论历史事件，或论史法，或论史体，或论史籍，以期全面反映宋人的历史观。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书目：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第1册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第2册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第3册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第4册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第5册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第6册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第7册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 第8册
《宋代史论分类全编》出版说明：宋代政治對士大夫而言相對寬鬆,宋太祖得天下後不久即立戒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雖然文禍仍多,但兩宋時代未殺士大夫一人,卻也是事實。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文化事業空前繁榮,其學術成就成爲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高峰。清代乾嘉學者,致力於考據之學,以“漢學”相標榜,而謂宋代學術爲“宋學”,以“宋學”僅有理學,斥爲“空疏不學”,形成門户之見。其實,宋代學術氣象博大,器宇開闊,創闢新徑,方法邃密,是不能以門户之見來加以否定的。且不說宋代理學在中國傳統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思辨,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代學術實際上開拓了宏大格局,諸如古籍的整理、校勘、疏證,小學的硏究,古器物的收集整理研究等許多方面,都具有開創之功。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宋代學術在史學上的巨大成就,相對於前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一個巨大的寶藏,值得我們深入探索、發掘有史學而後有史論,史學興而後史論興。宋代史學及史論之彪炳鼎盛,也是學界所共知。首先,宋人於當代史料之收集整理,着力甚多,《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引陳傅良《建隆編》自序,謂其名目有日曆、實録、正史、會要、勅令、御集、典故小說私史、行狀志銘等。其中兩宋歷朝的實録粗略估計達三千餘卷,日曆更是卷帙浩繁。這些著作爲當時的國史提倛了豐富的資料。李燾以四十年時間纂成《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歷史。李心傳纂《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記載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事跡。這些著作都是研究宋史的重要資料。
宋人還熱衷於整理舊史。例如,當時學者多不滿後晉時編的《唐書》,歐陽修等遂重撰《新唐書》;歐陽修不滿已有的《五代史》,乃私撰《五代史記》(通稱《新五代史》)。且於舊史,亦多加考證,如蘇轍《古史》,對司馬遷《史記》多有考訂補充;王麀麟《漢制考》、袁夢麟《漢制叢録》、徐筠《漢官考》、玊益之《漢官總録》等對《漢書》及漢人經注及其他著作中有關漢制進行了考證。
同時,宋代史學還做出了超越前代的巨大貢獻,大致有以下幾種:一爲大型編年史《資治通鑑》的出現,一爲紀事本末體的創立,一爲百科全書式通史——《通志》的纂成,一爲方志體例的完善與確立,一爲地圖的廣泛繪製。《資治通鑑》編纂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總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理出一條連續不斷的脉絡。然讀編年體,於一歷史事件,往往難明首尾,袁樞創立的紀事本末體,以《通鑑》爲據,撮録事件本末,使讀者於各個歷史事件清晰可知,故蔚然而成新的史學體裁,爲後世史家沿用。南宋史學家鄭樵欲“集天下書爲一書”,以一人之力,撰成《通志》,不僅是一部通史,而且書中對歷代的典章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硏究,撰成二十略,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方志作爲一種史學體裁,起源很早,形成完整體例,是在宋代纔基本完成的。如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祝穆《方輿勝覽》、王象之《興地紀勝》等都是方志的典範之作。方志中多附地圖,除方志所附地圖外,宋代學者還繪製了不少單行的地圖,如“南北對鏡圖”、“西南蠻夷朝貢圖”、“契丹疆宇圖”、“交廣圖”等。這些地圖的繪製,無疑對歷史地理學是一大貢獻。
宋代史學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史論成果也十分豐碩。其史論大致有三種形式其一爲史論專著,其二爲單篇史學論文,其三爲散見於辭賦詩文的史論。兩宋史論專著約有數十種,其内容大致可以分爲三類。其一爲羅列史跡,其史跡或較詳,或撮取大綱,於史跡下繫以論斷、評價,如孫甫《唐史論斷》、范祖禹《唐鑑》、李燾《六朝通鑑博議》、錢時《兩漢筆記》、玊應麟《通鑑答問》、葛洪《涉史隨筆》、胡寅《讀史管見》等都大致屬這一體例。司馬光《資治通鑑》於重大歷史事件之後以“臣光曰”的形式進行評論,這樣的評論有百餘條,雖非專著,但亦自成體系,可以視作與以上專著類似的著作。其二爲論述本朝史事,如李心傳《舊聞證誤》以論述北宋事爲主,亦略論南宋事;吕中《大事記講義》記太祖至欽宗事,分類敘述,間加論斷;曹彥約《經幄管見》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事跡不入正史者,加以闡明,以作典範。其三是對史學理論進行研究探討,如劉羲仲《通鑑問疑》,取其父劉恕與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的往來論難加以編排,闡明了一些史學理論問題;吕夏卿《唐書直筆》,前二卷論《舊唐書》記傳志之得失,第三卷論《舊唐書》之繁文闕誤,第四卷爲新例須知,解決了《新唐書》編纂時的許多理論問題。
宋人單篇論史之作,多見於别集、筆記、雜著等,所論範園甚廣,包括史事、歷史人物、典章制度、榷貨、軍事、農田水利、四夷對策、國别朝代、史籍史體等多方面。其散見於辭賦詩文的史論成分,涉及的範園亦略同於單篇論史之作。總之,當時學者所能意識到的史事中的各個方面,在單篇論史之作和辭賦詩文中都能見到宋人治史之目的,宋神宗在《〈資治通鑑〉序》中很明確地指出:“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光輝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鑑於後世者也。”但最重要的還是《序》中所說的:“鑑於往事,有資治道。”而蘇洵《史論》說“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把治史視作爲憂患而作。《周易·繫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這樣的憂患意識,是中國歷代士人安身立命的出發點。而蘇洵以君子憂小人,是因小人害道,道不行則國不治,故其說與宋神宗之說實無二致。不言憂道而直言憂小人,是針對當時的朝政而有所指。
今所見宋代史論無不出於“有資治道”的目的,這與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是一致的。宋人這種治史的態度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學者,明清一些學者提出經世致用的思想,與宋代治史切於實用有一定聯繄。然而這種切於實用的治史方法,在相當程度上也限制了史學的發展。梁啟超在他的《清代學術劉記》中說:“凡學問之爲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真所謂正其道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宋人史論,未能上升到更高層次,其原因或在於此。
但是,宋代史論取得的成就仍值得我們充分重視,這是中國史學中的一個巨大的寶藏,值得我們深人發掘、借鑑和學習。除數十部史論專著外,單篇史論及散見於辭賦詩文的史論成分,查找不易。曾棗荘先生爲了減少硏究者的翻檢之勞,不顧耄年體衰,於宋代文獻中廣收博取,爬羅剔抉,在其哲嗣曾濤的協助下,編成了這部五百餘萬字的《宋代史論分類仝編》。所謂仝編,是將宋代單篇史論及散見於辭賦詩文的史論基本上收羅無餘。曾棗莊先生以畢生精力硏究宋學,是海内外知名的宋學專家。他著述等身,是《全宋文》的第一主编,曾主編《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和《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宋代卷》,並有百餘萬字的《宋文通論》出版。可以說,他是當今爲數不多的通讀了全部宋文的學者之一。編纂這部篇帙浩繁的著作,需要有深厚的宋學學養,而曾棗莊先生正是具備了這樣的學養的學者。我試讀了本書相當部分内容,深感收羅廣博,採擇精當,校對精審,標點凖確。曾棗荘先生謹嚴的學風於此可見,這也說明本書是宋學研究者值得信賴的一部資料性著作。本書收人近五千篇單篇史論和選段,分爲綜論、制度沿革論、史籍史體論、朝代國别論、人物事跡論五個部分,不僅展現了編者的識見,也爲讀者査找資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相信本書的出版,將爲宋代史學的研究起到不小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