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诏令全集 全14册 2012清晰
¥23.00價格
宋代诏令全集 全14册 2012清晰
宋代诏令全集 全14册 2012清晰
《宋代诏令全集》PDF电子书全14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宋代诏令全集》所收宋代诏令文献，始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〇年)，迄于宋帝昺祥兴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在收集诏文上做到尽可能全。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主要针对《全宋文》漏收之诏文，一方面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但因诸多原因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如《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另一方面，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如宋、元人所编撰之年谱等。尽最大之可能弥补了《全宋文》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收诏文之憾。全书在《全宋文》基础上，增补了三千多篇、五十余万字的诏文。对所收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所校诏文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史籍、方志、笔记小说等典籍中所辑得的单篇诏文，此类诏文往往在多部典籍中皆有记载，而我们采用的每一篇诏文的底本，大致按照史籍编纂时间早、诏文全的原则收录，所校勘的材料则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史籍。其次是宋人文集中之诏文的校勘，主要通过考察该文集的版本系统、源流，确定工作底本，通校二至三个版本，并参校其他宋元典籍，如《宋会要》、《宋宰辅编年录》、《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力求使本编在标点、校勘上达到较高水平。《宋代诏令全集》序言：四川大學古藉整理研究所是一九八三年成立的，當時只從中文、歷史兩系抽調了一些兼職研究人員。我是一九八四年從中文系調到古籍所任負責人的，當時的首要任務就是招兵買馬。我一向反對近親繁殖，只留自己的學生，於是從全國各地招選研究人員。王智勇先生於一九七八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一九八二年考入武漢大學研究生院古籍整理與研究專業，獲碩士學位；一九八五年調到四川大學古籍所。武漢大學是全國名牌大學，伹我對名牌大學從不迷信，任何名牌大學也有差生，任何非名牌大學也有優秀生。我對王智勇先生的重視，不是因爲他是武漢大學的研究生，而是因爲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認爲他基礎扎實，工作認真，而後者比前者更爲重要。因此，當一九八五年《全宋文》立項獲准後，我們幾乎花了兩年時間來研究《全宋文》的編纂體例及具體分工，我建議他負責整個宋代皇帝的詔令，道也是《全宋文》中最繁難的部分。他不愧是學歷史的，一聽就知道其難度，說不能勝任。我說這是一個美差，你可以編一部肯定可以傳世的附產物《宋代詔令全集》，其规模至少是宋人編的《宋大詔令集》的三至五倍(現在實際上是十倍1可以取代《宋大詔令集》。他確實懂行，於是愉快地接受了。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唐以前較爲充分，宋代以後则越來越薄弱。《全宋文》將集中豐富的宋代文化资料，可以出一大批附產物，我於是擬了三十多種《全宋文》的附產物題目，《宋代詔令全集》就是其中的一種。我在會上公開聲明我和劉琳先生只是《全宋文》的主編，道些附產物是誰編的，誰就是主編，我們絕不會把他人的勞動成果據爲己有，冒充這些附產物的主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畲原是希望把編《全宋文》的四川大学古籍所變爲宋代文化研究中心，把編《全宋詩》的北大文歉研究中心變爲宋代文學研究中心的，但由於川大古籍所研究方向的改變，所列三十多種《全宋文》的附產物多數只能紙上談兵了，我只好自己組織一個班子來搞，能摘多少算多少。令我特別欣慰的是，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责先生的《宋代詔令全集》，經過二十多年的準備和四年多的艱苦努力，現在终於完成了，而數量之大、質量之高，也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责先生對《宋代詔令全集》下了很大功夫。他們不滿足於囊集《全宋文》中的詔令，而是重新進行普查，反查《全宋文》曾經普査而漏收較多詔文的宋元典籍，又補查了近二十年來陸續出版的有關古籍，在《全宋文》之外，增捕了三千多篇、近百萬字的詔文内容。本书编者對所有詔文重新進行標點校勘，凡從宋人文集輯出之詔文，先確定底本，並通校兩三種其他版本丨凡從宋元史籍、方志，經、子部之書等輯錄的詔文，其校勘主要參校現存宋元典籍，採用時間早、詔文全的詔文爲底本，在標點校勘上達到了較高水準。對相同詔文之異文，凡有較高的文獻及史料價值者，都附錄異文於其後。若不繫年，詔令就失去了徵史價值。编者儘量爲每篇詔令繫年，並標於篇名之下。由於現存宋人文集中之詔文多未繫年，因此，詔文繫年花了他們很多時間。有些無法確定準確繫年的詔文，他們也根據草詔者任兩制的時間，結合詔文所述史事包含的资訊來暗分年代，十分謹慎。分類也花了两位先生很多時間。因爲类目的设置既要符合現代學術分類的特點，又不能達背宋代史實及宋代詔令的實際狀況。現代的主流學科，未必是宋代學術之重點，必须根據宋代詔文的實際情況來設置類目。每篇詔文歸入何類，皆需編者準確理解其文意，始終贯徹統一之標準，不能把同一性質的詔文分入不同類中。一篇詔文常常涉及多項内容，他們除了在主要門類中著錄此詔外，又採用互見法，在所涉及的其他門類中著錄其篇名，並注明「文見某某類」，既節約了篇幅，又爲研究者提供了按類檢索所需资料的便利。因此，我說此書質量超過我的预期，並非溢美之詞。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便於進行研究。我一向反對不是建立在资料佔有基礎上的空泛研究，玩名詞游戲；也反對不進行深入研究而只作资料彙集的古籍整理。因此，我認爲王智勇和王蓉责先生至少還可做三項工作：〈一〉編《宋代詔令背景評論资料集成》。僅有詔令原文還不便於研究，配以背景評論資料集成就更便於研究了。(二)在以上兩部書的基礎上，撰寫一部《宋代詔令研究》，也就是把《前言》中的觀點展開論述，擴展成一部專著。〔三)編寫一部《宋代詔令選注》。詔令名目繁多，凡皇帝或以皇帝名義發佈的文字，即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所謂「上對下者」，皆屬詔令。這類詔令往往結構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異，多數只有史料價值、文獻價值，沒有什麼文學價值。文瑩《續湘山野錄》記載了一則笑話：「國初文章，惟陶尚書(榖)爲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樣畫葫蘆，且做且做。』不許辭職，也不進用。榖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依樣畫葫蘆。」」說逭類文章是「依樣畫葫蘆」，是大體符合實際的：結構一般都是先說事由，接着對所任命的臣僚恭維一番〈如果是謫詞，則列舉其過恶、最後以勉勵之語作結。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在國家多事之秋，也出現過一些頗有感染力的制詔，王智勇先生在《前言》中已舉及一些。一千二百多萬字的《宋代詔令全集》，買得起的人未必讀；愛讀書的窮學士，又未必買得起。因此，爲愛讀書的窮學士計，可否編一本寓意深刻，文采沛然，富有可讀性，字數控制在三十萬字左右的普及性讀物《宋代詔令選》呢？巴蜀書社前社長段文桂先生是我敬佩的既懂行又有魄力的出版家。一次我同他出差至上海，晚上聊天，我對他說，我在編完《全宋文》後，將接着重編《續資治通鑑長編補編》，一是補北宋已佚部分，二是續編南宋部分。段先生是學歷史的，懂得《續资治通鑑長編補編》的價值，於是一拍桌子，說：好，你編我出！惜段社長已過世多年，我也日薄西山，來日無多，不可能實現這一願望了。王智勇先生能否助我們實現道一願望呢？如果要编完全書，非得再花一二十年不可，但逭是值得的，因爲此書與《宋代詔令全集》一樣，必畲成爲傳世之作。但現在大學的科研多強調立很大的項目，要很多的經费，至於價值如何，性價比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像《續资治通鑑長編補編》這樣一個一二十年才能完成，又非社會熱點、政府重點的項目，能爲學校拉到科研經费嗎？這是題外話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宋代诏令全集》前言：詔令，亦即所謂「王言」，其起源甚早，《漢書，藝文志》著錄《周書》七十一篇，顏師古注云：「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事實上，詔令的產生當遠早於此，如被奉爲六經之一的《尚書》，其中的一些篇章，無論從内容抑或文體而論，皆具有詔令的性質。《文心雕龍》卷四《詔策》云：「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康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併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至宋，詔令的名目愈加繁雜，有制、誥、詔、令、赦文、德音、冊文、御札、御批、御筆、批答、口宣、戒敕、國書等等。儘管各類詔令的名目不一，但從根本上來說，它們都是封建王朝以皇帝名義所發佈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文書文告，歷代政典朝綱、時政得失、國政民情，悉載其間，具有資料的原始性及内容的多樣性之特征。因此，詔令文獻被視爲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原始檔案文獻資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人們對詔令文獻價值的認識，最初多僅限於文學方面，如《隋書，經籍志》所載詔令文獻總集《魏朝雜詔》、《録晉詔》等二十餘部皆隸集部，《舊唐書丨經籍志》亦將《古今詔集》、《聖朝詔集》等歸入集部。考中國古代書目，在清乾隆《四庫全書總目》以前，惟有《新唐書“藝文志》及《振綺堂書目》將詔令類文集歸入史部，説明在很長一段時期，人們主要看重詔令的文學史料價值。隨着人們認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詔令在史學、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及檔案文獻等諸多領域作爲第一手史料所具有的學術研究價值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説：「夫涣號明堂，義無虚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抑居詞赋，於理爲褻。」〔一〕遂將詔令與奏議文獻歸入史部，確實頗具卓識。考《隋書^經藉志》以來書目之著錄，蓋詔令文獻，代有編纂，然今存編蓁時代最早、卷帙最巨之詔令總集，當爲宋代學者所編，較有名的如宋敏求所編之《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林虑編、樓昉續編之《兩漢詔令》二十三卷，無名氏所編之《宋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等等。這些詔令總集的編撰對於保存許多珍貴的史料，以及爲學者們在諸多學術領域研究的深化皆起了重要作用。而综觀漢、唐、宋所存之詔令文獻，無論從詔文數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廣、名目之繁，抑或是詔文本身所藴涵的文學素養之高而論，皆當以宋人爲最。逭固然與宋以來雕版印刷技術的成熟和盛行有關，但更有賴於宋代具有如陳寅恪先生所論「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深厚文化根基和背景〔I〕。兹從宋代詔令的文學價值、史料價值及文獻價值三個方面作進一步的説明。宋代詔令既有四六文，又有散體，但以四六文居多。一般認爲，由於其公文檔案的覊性，决定了詔令文體結構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異。但是，宋人所撰詔文，如楊億、歐陽修、蘇軾、汪藻等所撰詔文，歷來爲文學研究者所重視。特别是處於國破家亡的南北宋之際所產生的一些詔文，在宋文研究及宋代文學發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如被譽爲「鴻文碩學，暴耀一世」的汪藻〔-1〕，在宋南渡初掌内外制時，以四六體撰成之制誥代言之文，極爲振奮人心。如所撰《隆裕太后告天下詔》，時人評論道：「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洪適《容齋三筆》卷八《四六名對》曾概論云：「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閒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潙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鄧潤甫行责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逷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於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丨大赍四海，不敢遣小國之臣。』^汪彦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兹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丨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可見，宋代詔文與其他文體一樣，是宋代文學研究中重要的史料來源，也是宋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I〕。宋代詔令的史料價值則體現在更爲廣闊的領域，它涉及宋代政治、經濟、軍事、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等各個方面，成爲我們今天研究宋代歷史文化所依據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並多可據以補宋人所撰史籍之闕略。兹以《宋大詔令集》所載詔文舉例述之。衆所周知，慶曆新政是北宋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宋大詔令集》收録了體現慶曆新政最重要内容的兩個詔文，即《任子詔》和《定職田詔》，如果將之與李燾《續资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所載相比較，就可以發現，《任子詔》經《長編》改寫後，遠不如《宋大詔令集》所收原文詳盡；《定職田詔》，《長編》更是撮述其文，省去了部分内容。因此，要全面地考察和研究慶曆新政，《宋大詔令集》所收詔令原文顯然更值得我們重視。《長編》在流傳過程中，徽、欽兩朝大部分内容巳佚，雖然《三朝北盟會编》、《靖康要録》、《宋會要》、《宋史》等史籍可彌辅其中很大一部分史實，但闕漏尚多。而《宋大詔令集》收録了徽宗朝詔文七八〇餘篇，其中許多詔令皆可補上述諸書之不足。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貴先生對《新編宋代詔令全集》下了很大功夫。他不滿足於彙集《全宋文》中的詔令，而是重新進行普查，反查《全宋文》曾經普查而漏收較多詔文的宋元典籍，又補查了近二十年來陸續出版的有關古籍，在《全宋文》之外，増補了三千多篇、約五十餘萬字的詔文內容。王智勇先生對所有詔文重新進行標點校勘，凡從宋人文集輯出之詔文，先確定底本，並通校兩三種其他版本；凡從宋元史籍、方志，經、子部之書等輯錄的詔文，其校勘主要參校現存宋元典籍，採用時間早、詔文全的詔文為底本，在標點校勘上達到了較高水準。對相同詔文之異文，凡有較高的文獻及史料價值者，都附錄異文於其後。若不系年，詔令就失去了徵史價值。王智勇先生儘量為每篇詔令系年，並標於篇名之下。由於現存宋人文集中之詔文多未系年，因此，詔文系年花了他很多時間。有些無法確定準確系年的詔文，他也根據草詔者任兩制的時間，結合詔文所述史事包含的資訊來暗分年代，十分謹慎。分類也花了王智勇先生很多時間，因為既要符合現代學術分類的特點，又要不違背宋代史實及宋代詔令的實際狀況。現代的主流學科，未必是宋代學術之重點，必需根據宋代詔文的實際情況來設置類目。每篇詔文歸入何類，皆須編者準確理解其文意，始終貫徹統一之標準，不能把同一性質的詔文分入不同類中。一篇詔文常常涉及多項內容，他除在主要門類中著錄此詔外，又採用互注法，在所涉及的其他門類中著錄其篇名，並注明“又見某某類”，既節約了篇幅，又為研究者提供了按類檢索所需資料的便利。因此，我說此書質量超過我的豫期，並非溢美之詞。收集資料的目的是為了便於進行研究，我一向反對不是建立在資料佔有基礎上的空泛研究，玩名詞游戲；也反對不進行深入研究而只作資料彙集的古籍整理。因此，我認為王智勇先生至少還可作三項工作：(一)編《宋代詔令背景評論資料集成》，僅有詔令原文還不便於研究，配以背景評論資料集成就更便於研究了。(二)在以上兩部書的基礎上，撰寫一部《宋代詔令研究》，也就是把《前言》中的觀點展開論述，擴展成一部專著。(三)編寫一部《宋代詔令選注》。詔令名目繁多，凡皇帝或以皇帝名義發布的文字，即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所謂“上對下者”，皆屬詔令。這類詔令往往結構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異，多數只有史料價值、文獻價值，沒有什麼文學價值。文瑩《續湘山野錄》記載了一則笑話：“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為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樣畫葫蘆，且做且做。’不許辭職，也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依樣畫葫蘆。’”說這類文章是“依樣畫葫蘆”，是大體符合實際的，結構一般都是先說事由，接着對所任命的臣僚恭維一番(如果是謫詞則列舉其過惡)，最後以勉勵之語作結。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在國家多事之秋，也出現過一些頗有感染力的制詔，王智勇先生在《前言》中已舉及一些。一千五百多萬字的《新編宋代詔令全集》，買得起的人未必讀；愛讀書的窮學士，又未必買得起。因此，為愛讀書的窮學士計，可否編一本寓意深刻，文彩沛然，富有可讀性，字數控制在三十萬字左右的普及讀物《宋代詔令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