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十书(增补全本） 全20册 2009高清 刘咸炘
推十书(增补全本） 全20册 2009高清 刘咸炘
推十书(增补全本） 全20册 2009高清 刘咸炘
《推十书(增补全本）》PDF电子书全20册，由上海科技出版社2009年出版，刘咸炘 著。
《推十书》，乃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刘鉴泉先生之重要遗著，是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及其他杂著之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先生以“推十"名其书斋及著作，盖有取于许君《说文》解“士"字为“推十合一”之意，亦借以显示其一生笃学精思，明统知类，志在由博趋约，以合御分之微旨。
《推十书(增补全本）》书目：
推十书(增补全本） 甲辑 第一册 纲旨
推十书(增补全本） 甲辑 第二册 纲旨
推十书(增补全本） 甲辑 第三册 纲旨推十书(增补全本） 乙辑 第一册 知言
推十书(增补全本） 乙辑 第二册 知言推十书(增补全本） 丙辑 第一册 论世
推十书(增补全本） 丙辑 第二册 论世
推十书(增补全本） 丙辑 第三册 论世
推十书(增补全本） 丙辑 第四册 论世推十书(增补全本） 丁辑 第一册 校雠
推十书(增补全本） 丁辑 第二册 校雠推十书(增补全本） 戊辑 第一册 文学
推十书(增补全本） 戊辑 第二册 文学
推十书(增补全本） 戊辑 第三册 文学
推十书(增补全本） 戊辑 第四册 文学推十书(增补全本） 已辑 全一册 授徒书
推十书(增补全本） 庚辛合辑 全一册 祝史学/杂作
推十书(增补全本） 壬癸合辑 第一册 札记杂抄/附刊
推十书(增补全本） 壬癸合辑 第二册 札记杂抄/附刊
推十书(增补全本） 壬癸合辑 第三册 札记杂抄/附刊
《推十书(增补全本）》出版说明：刘先生字鉴泉,讳咸炘,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家世业儒,誉满蜀中。曾祖父刘汝钦,字敬五,精研《易》学,内外交修。祖父刘沅,字止唐,道、咸间以举人退隐成都讲学,融合心性道术,自成一家之言,有《槐轩全书〉等传世,被列人《清史·儒林传》。父刘桢文,字子维,13-继槐轩讲学,门徒益众,为蜀人所敬重。清光绪丙申≯冬,鉴泉生于成都“儒林第”祖宅,于止唐孙辈最为年幼,也最为聪颖。家学熏陶,5岁能属文,9岁能自学,日翻书数十册。稍长,就学于家墊,习古文,读四史。得章学诚《文史通义》而细研之,晓然于治学方法与著述体例,遂终身私淑章氏。从此,每读书必考辨源流,初作札记,积久乃综合为单篇论文,然后逐步归类而集成专书。弱冠后已多有撰著。1918年,从兄刘咸焌创办尚友书墊,先生2岁以德业兼优,被任为塾师,执教十余年,育才无数。后又与友人唐迪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学院,曾任哲学系主任。继又被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聘为教授。乐群善诱深受学生爱戴。1932年,不幸遽逝,享年仅36岁,闻者莫不痛惋。他砣砣一生,不离教席,瘁力于讲学授徒,淡泊自甘,绝意仕进,以“寂寥抱冬心”的忍冬花自喻。霠¨直系军酋吴佩孚、川督刘湘等曾先后慕名礼聘,均被先生冷然谢绝。学优不仕,萧然自得。
先生任塾师后,醉心于教学与国学硏究,遍览四部群书,博涉旧闻,敏求新知,自谓:“初得实斋法读史,继乃推于子,又以推及西洋之说,而自为两纪以御之。”幻又说:“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实斋,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条搂鹗堂庑广大,识见园通,也正是先生治学运思的特点。所谓“两纪以御之”,乃以“两”为纪纲,通贯一切事物、学理。于史“论世”,通古今之变;于子“知言”,明左右之异。即在一切事理之相对、相待、相反、相因的“两端”中,以道家法“观变”,以儒家法“用中”,辨其同异,察其纯驳,定其是非。他自藏古今书二万三千余册,遍及国学各领域与当时新学书刊及诸译本,而毎册书的扉页、书眉上均有评注批语,足见其勤敏异常。自谓“学如献狱,论世者审其情,知言者折其辞。读书二法,日人日出。审其情者入也,虚与委蛇,道家持静之术也折其辞者出也,我心如枰,儒者精义之功也”。劑、十余年中,用志不分,学思并进而大有成。虽因早逝,壮志未酬,而成书已达二百余种,无论宏观立论,或是微观考史,皆精核宏通,深造有得,就其所留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真不愧为“一世之雄”,而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卓立不荀的国学大师。
鉴泉先生之学,渊源有自。首先,他受熏于家学,屡称引祖考槐轩遗说但绝非拘守局限,而朗然自白:“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夭……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继志述事,别有开拓。其次,他特重乡土风教,盛赞蜀学传统,但旨在推陈以出新。如充分肯定“蜀学崇实,玄而不虚”,“统观蜀学,大在文史”,*荮斈)。
“蜀学复兴,必收兹广博以辅深玄”。认为苌弘、扬雄之后,蜀学有“深玄之风”;唐、宋以来,“文则常开天下之先”;自明以来,北方朴质,南方华采,蜀介南北之间,兼山川之美,宁知后世不大光于华夏乎?!并畅论华夏学风,系于土风遗传,“蜀之北多山,其风刚质,谓之半秦;东多水,其风柔文谓之半楚。而中部平原介其间,故吾论学兼宽严,不偏于北之粗而方板,亦不偏于南之琐而流动”。又反省:“蜀中学者,多秉山水险阻之气,能深不能广,弊则穿凿而不通达。吾则反之。专门不足,大方有余。殆平原之性欤!”#自论虽尚粗,然仅而立之年,其自立、自信、自重乃如此!
但衡论先生之学思成就及其历史动力,似宜更深一层,将其纳入当时整个时代思潮而观其动向,与并世同列相较而察其异同。他生当晚清,面对“五四”新潮及开始向后“五四”过渡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浮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问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在其重要论著中,已有多处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比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力求探索其深层义理的会通,找到中西哲理范畴的契合点。例如,在《内书·理要》一文中,沦及“理学之题繁矣,而要以绝对与相对为纲。希腊哲学家首提一与多、动与静、常与变之辨。中国亦然。道家更推及无与有,名家则详论同与异。其后西洋学重治物,故详于量与质;中国学重治心,故详于本与末,是皆总题也。至于散题,则西洋心物之辨盛,而以物理时空之论为基;中国理气之辨盛,而以道德理势之辨为重。凡此诸题,参差错出,各有其准。今贯而论之,甄明中国所传,旨在通一之理。……通一者无差别也,其表即为‘两即’之说,是为中国之大理。西洋名理以拒中律为根,非甲即乙,长于‘分’;东方则不然。印度好用‘两不’之法,长于‘超’;中国则好用‘两即’,长于
超’乃‘合’之负面。西人今日亦觉“分’之非,而趋于合’矣”。以下广引诸家,详论一与多、一与两、同与异、合与分、动与静等,切事理之相对“两端”,都是通一而不可分。專两如论及“时”、“空”日“昔者西人言绝对时间、空间。自《相对论〉出,乃知空与时亦皆无绝对。无绝对者,正通一之象也。”又论及“王伯安言知即行,即本体即工夫,朱派多非王
说,未达此意也。今意大利哲学者克罗齐论文学,谓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直觉与表现亦不必分,其说颇似阳明”。又例如,在《内书·撰德论》一文中,首渭“西方之学,精于物质,而略于心灵,彼亦有道德学,而多主‘义外’,罕能近里。浏览其书,得一二精论,足与先圣之言相证发,爰撰录而引其义”。全文杂引西方学者及时人论著,计有斯宾诺沙、康德、费希特、亚里士多德、詹姆士、柏格森、托尔斯泰、彭甲登、利勃斯、帕尔生、傅铜、胡适等十余人。如论及“真”、“善”、“美”关系时,有云:“德人彭甲登分‘真’、‘善’、“美'为其说甚确,特未分出高下宾主。西人遂以求‘真’为主。其敢偶言主‘善者,托翁斯赓。一人而已。较之詹姆土之言‘用’,更进一层矣。吾国先儒无非主善’,自考据学兴,乃重求‘真’。托氏之言,固不独矫西方之偏也。特托氏乃主宗教者,不免偏于绝情,排斥彭甲登亦为过当。希腊哲人合‘善’、‘美’为,其说虽未周密,然彼所谓‘美'’,固指合理而非指纵欲。托翁必谓‘美’全与‘善’反,必绝欲而后得理,则又未通性在情中,理在欲中。离情欲而言性理,此宗教家之所以受攻,而不能自立也。要之,‘真’者事实判断也,‘善’、美’则价值判断也,故‘真’之去‘善’远而“‘美’则近。”又引帕尔生论“伦理学者位乎诸术之上,广言之直可包诸术”之言而评日:“伦理学者,价值之
学也。西人之学,以哲学为最高,而其义本为爱知,起于惊疑,流为诡辩,其后虽蕃衍诸科,无所不究,然大抵重外而忽内,重物理而轻人事。故求真之学则精,而求善之学则浅,伦理一科,仅分哲学一席,其弊然也。《此类议论,《推十书〉中随处可见,论虽不完备,但宗旨灼然,对于中西各家学说,博采兼综,既于同见异,又于异观同,旨在扬榷古今,会通中西,“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壽有选择地吸纳和借助西学、新学,用以促进和优化中华固有学术之发展,这正是后“五四”时期文化主流思潮的总趋向。先生所谓“采西方专科中系统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昔印度之学传人中华,南朝赵宋诸公,皆取资焉,以明理学,增加名词,绪正本未。以今况古,势正相同。此非求攻凿于他山,乃是取釜铁于陶冶”。氰:这表明他确已意识到中华学人所面临的第二次文化引进,正如当初取资印度佛学以发展理学一样,必须系统地消化西学,通过陶冶,自求国学的发展与创新。
作为时代思潮的产物,总是无独而必有偶。当时蜀中著名青年诗人吴芳ˉ,人恰与先生为同列,同年生、卒,同任教职,且同气相求,以“国士”相许,结为知交。于先生自称为“半友生半私淑之弟”。吴为后“五四”时期中国新体诗的开路者之一,其大量诗作及诗论反映了民间疾苦、时代呼声,并自觉到“旧诗之运已穷,穷则必变”,“乃决意孤行,自立法度,以旧文明的种子,人新时代的园地,不背国情,尽量欧化,以为吾诗之准则”。台自集湾刘则属國学研究者中资深积厚的一员,在新旧文化汇合激荡中,也自觉到应当弘扬优秀传统,涵化西学新知,力求加以整合,“拥骞清道”,开出新路。他说:求知之学,近三百年可谓大盛。然多征实而少发挥,多发现而少整理。……今则其时矣!为圣道足其条目,为前人整其散乱,为后人开其途径,以合御分,以浅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运二人之心声,自相应和。二人之德业,又璀璨交辉,同为“天地英灵气,古今卓异才”。景辮《把他们称作近世蜀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似不为过。
《推十书〉中,史学论著颇多。论者或以为先生“于学无所不通,尤专力于史”。序+但先生“史纂”、“史考”之作并不多。为落实其特重时风、土俗的方志学观点,特撰《蜀诵〉四卷、《双流足征录》人卷,是为方志之力作又因友人劝其重修〈《宋史》,遂撰《重修宋史述意》等文,是为拟修国史之规划。其余成书如《四史知意》、(史学述林》、《治史绪论》等,多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代史学述评之作,往往涉及史志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些深层理论与方法学问题。蒙文通曾赞其“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