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汇评 全4册/古代文学名著汇评丛刊 2017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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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汇评 全4册/古代文学名著汇评丛刊 2017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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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汇评》PDF电子书全4册，由凤凰出版社2017年出版，为《古代文学名著汇评丛刊》之一。《文选》是我国现存*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故又称《昭明文选》。隋唐时期，文选学兴盛，出现了李善注、五臣注两种影响深远的注本。降至明清，文选学研究走向深化，著述甚丰，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对《文选》语词、名物、制度的考证，一类是对《文选》名篇的评点。《文選》評點自明萬曆年間萌興，至清末歸於消歇，跨越了兩個社會環境、學術風氣極不相同的時代，但同時，它又經歷了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綜觀《文選》評點三百餘年的發展歷史，大概可以分爲這樣三個時期：明萬曆年間，這是《文選》評點的萌興與發展階段；明末清初，《文選》評點進入發展的高潮期：清中後葉，這是《文選》評點的持續發展與總結期。《文选汇评》书目：文选汇评 1文选汇评 2文选汇评 3文选汇评 4《文选汇评》出版说明：評點興起之初，主要應用於詩文。至明萬曆年間，被极大推廣，盛行一時：經學方面，罩就《詩經》的評點而言，“明代萬曆以後的幾十年間…出現了大批評點《詩經》的著作和不同的研究流派，同時還誕生了足以代表這個時代最高水平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一批‘名家”①：小說評點萌興，並且在短時間内，“形態特性、宗旨目的等方面都逐步趨於穩定”②；戲曲評點出現並蓬勃發展，從萬曆前期到明末，座生了一百五十種左右各種戲曲評本③。孫琴安從四個方面概括了明中後期評點的“全面繁榮和空前發展”状况：評點隊伍的空前壯大、彙評和集評本的層見迭出、評點合刻本的紛紛間世、小說評點的空前崛起①。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文選》評點於萬曆年間誕生。《文選》評點自明萬曆年間萌興，至清末歸於消歇，跨越了兩個社會環境、學術風氣極不相同的時代，但同時，它又經歷了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綜觀《文選》評點三百餘年的發展歷史，大概可以分爲這樣三個時期：明萬曆年間，這是《文選》評點的萌興與發展階段；明末清初，《文選》評點進入發展的高潮期：清中後葉，這是《文選》評點的持續發展與總結期。(一)明萬曆年間：《文選》評點的萌興與發展期在評點全面發展的大背景下，《文選》評點萌興。筆者所見最早的《文選》評點著作產生於萬曆十年，由福建建陽書商余碧泉輯刻刊行。建陽書坊既以有宋以來就居全國之首的刻印量而聲聞遐邇，又因一味追求利潤、忽視品質而臭名昭著。余碧泉輯刻《文選》評點著作同樣是出於商業營利的目的，其評本以當時最爲流行的注本《文選纂注》爲底本，板刻力求簡化，眉端評語不僅假冒名人，還出現了不少低級錯誤，内容以疏通串講文意爲主，比《纂注》更趨通俗簡易，甚至流於粗鄙，明顯針對士子中基數最大的初學者而發。此本既出之後，萬曆二十四年余碧泉又有《文選纂注評苑》之刻，萬曆二十八年出現標名“鄭維岳增補、李光縉評釋”的《鼎雕增補單篇評釋昭明文選》，萬曆二十九年惲紹龍又参訂而成《文選纂注評林》。後三種評本皆以《文選纂注》爲底本，眉端所刻評語的主體同於萬曆十年余碧泉刻本，只不過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增删。這四種平本構成一個系列，皆以評點爲商業營利的手段，我們稱它們爲“書商型評本”。萬曆年間，還可歸屬“書商型評本”之列的是，建陽書商余良史刻於萬曆二十一年的《精摘梁昭明太子文選崇正编》，標明由“翰林”蒋孟育選，“狀元”翁正春評，分爲上下集，收绿詩、赋的上集今已不存，下集評語只是雜輯前人，亦重疏通串講文意，實乃借“翰林”、“狀元”之名以行牟利之實。書商型評本雖然品質不高，但它們是最早的一批《文選》評點著作，發行量較大，相應地流傅影響範圍也較廣。正是它們把《文選》評點推上了歷史舞台，提示並吸引着文人對《文選》評點的注意與投入。萬曆中葉，與後來幾種書商型評本交錯出現的是幾種由文人評點的評本，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是正義堂刻於萬曆二十五年，標名“李淳删定批點”的《選文選》，萬曆三十年博古堂又有《新刊文選批評前集十四卷後集十三卷》之刻，所録爲郭正域評點。與書商型評本不同，這些評本的評點者是文人個體，評點内容由以客觀疏通文意爲主變爲以主觀鑒賞評析爲主，多隨感而發，不成系統，甚至流於瑣碎，但却有强烈的個性色彩與文學性，表現出文人化的特點，它們是最初的“文人型評本”。與書商型評本相比，它們最大的成績是把《文選》評點從客觀的疏通串講文意引導到主客的鑒賞評析上來，爲後世文人型評本奠定了基調。評點也在他們手中從商業營利的手段轉變爲文學批評的方式。(二)明末清初：《文選》評點的高潮期明末清初是《文選》評點的高潮期。所謂的“明末清初”是指明天啓、崇禎，清順治、康熙這四個時期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這是《文選》評點最爲興盛的時期，表現如下：座生的評本數量最多；出現了《文選》評點史上聲名最著、影響最大的兩種評本一孫鑛與何焯評本：在文學史和學術史上聲名顯赫的人物投入到了《文選》評點中；諸評本的文學批評色彩最爲濃烈，包涵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文學批評思想：一些評本開闢了治《選》的新途徑，對“文選學”的發展有較大意義。成熟的“文人型評本”是這一時期《文選》評點的主流，“综合型評本”亦佔有重要地位①。萬曆時期，文人参與到《文選》評點中來，引起了書商對它的谁一步注意。明末清初出現了幾種雖由書商操作，但亦較重文學批評價值的《文選》評點著作，它們就是吴興凌氏、閔氏相繼刻印的《合評選詩》、《選赋》、《文選後集》，虚之頤輯刻的十二家評《昭明文選》，及孫诛所評《山曉閡重訂文選》。這些評本多採取“集評”的方式，集諸多名家評語於一體，與書商型評本的操作模式一致，這也是明末書商刻印評點著作的最常用形式。但同時，它們的主體内容又是文學性的鑒賞評析，與最初的文人型評本一樣，且又有發展，反映出了輯評者的文學批評傾向與主張。比最初的文人型評本只是隨感而發的即興式鑒賞，更顯文學批評意義。它們既以商業利爲目的，又重視評點的文學批評價值，究其實際，則是結合了書商型評本與文人型評本的雙重特徵，是對萬曆時期出現的兩類評本综合後的再發展，我們稱它們爲“综合型評本”明末清初《文選》評點著作的主體是成熟的“文人型評本”，孫鑛、鄒思明、錢陸燦、洪若皋、俞場、何焯的評本流傅至今，陸雲龍、李光地、邵長蘅、浦起龍的評本則已亡佚。稱它們爲“成熟的”文人型評本，是相對於萬曆年間“最初的”文人型評本而言。兩種評本相比，後者的評點只是隨感而發，雖屬文學性的鑒賞，偶雨甚至會反映出評點者的某些有價值的批評思想，但總體來説，評點者並未有意識地表達自己的文學批評主張，評語瑣碎而不成系統，主體内容還衹是停留在文學鑒賞的層次。而前者，雖然参與其中的文人水平参差不齊，相應地也就决定了各個評本品質的差異。但是，總體而言，它們都有一以貫之的内容，評點者在進行評點時有較明確的主觀目的，從中可以分析出某些系統的文學觀點或主張，一些評本對“文選學”還有獨特貢獻。也就是說，成熟的文人型評本在系統性、文學批評意義，或對“選學”的發展上，比最初的文人型評本有更大價值，而這也正是它們“成熟”的表現。這裹需要說明的是，孫纊的《文選》評點雖於天啓二年纔經刻印，但孫氏生於嘉靖二十二年，卒於萬曆四十一年，他進行《文選》評點是在萬曆年間，但其評本却表現出成熟的文人型評本的特徵，故筆者按其刻印時間，把它歸入《文選》評點發展的高潮期，這也算是《文選》評點並非完全按直綫型向前發展的一個特例吧！(三)清中後葉：《文選》評點的持續發展與總結期這裹的清中後葉是指自乾隆年間至清末的一百餘年時間。此期，書商和文人都繼續關注《文選》評點，但留存下來的著作不如前一期之多，品質也不能與前一期相比，《文選》評點實際已走過了它的輝煌階段，谁入了持續發展時期。同時，集大成與總結性的著作出现。刻印於乾隆四年的孫人龍《昭明選詩初學讀本》和乾隆三十二年的方廷珪《昭明文選集成》，皆爲嘉惠初學而發。孫人龍《昭明選詩初學讀本》之題名即昭示着該書的刊行目的，評語並非孫氏己出，而是輯绿或改編孫鑛、何焯等評而來，並無太大價值，只爲初學而已。方廷珪《文選集成》是清代的書商型評本，受現實功利目的的制約，該書很大一部分内容與萬曆年間的書商型評本類同，重視疏通串講文意。至乾隆中葉，《文選》評點著作已大量出現，《文選》評點走過了萌興、發展、高潮等階段，進入了持續發展的時期，這樣的現實呼唤着一部集大成與總結性的著作出現，于光華的《文選集評》應運而生。它集選其前三十餘家《文選》評點著作内容於一身，是以彙集“《文選》評點”爲目的的集評性著作，明清《文選》評點史上的重要評家和評本，基本都有所选及；評點形態也是題下評、眉批、旁批、夾批、總評等等俱全；除孫鑛、何焯評本内容基本全绿外，其他評本雖皆僅取十之二三或一二，但它涵括了明清《文選》評點的主體内容，反映了明清《文選》評點的主要精神，是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著作，對發展了二百年的《文選評點進行了總結。與于光華大致同時及其後，對《文選》評點有所關注的是桐城派文人群體。今天所知，桐城派文人中進行過《文選》評點的有劉大櫆、姚鼐、吕璜、吴汝綸等，這表面看來是《文選》評點史上頗爲可喜的現象，然而遺憾的是，桐城派文人的參與並未成爲《文選》評點史上的亮點，通過今天所存載有他們評點的著作一吴闈生所輯《桐城吴先生點勘文選》一書可以看出。由於不重《文選》，他們進行評點時並未投注過多精力，成績甚是平平。但是，他們的參與使《文選》評點的歷史一直拓展到清末。值得注意的是，《文選》評點與明清評點的整體發展態勢大體致。孫琴安稱明萬曆年間是“評點文學的全面繁榮和空前發展時期”，明末清初是“評點文學的群星璀璨期”①。譚帆將中國古代小説評點的發展歷史，劃分爲這樣四個時期：“明萬曆年間，這是小說評點的萌生階段；明末清初，這是小說評點最爲繁盛的階段；清中葉以後，小説評點之‘熱’有所降温，然仍平穩發展；晚清爲小説評點之餘波。”①萬曆年間與明末清初同樣是《文選》評點發展的兩個黄金時期。乾隆以後，《文選評點之熱潮也同樣回落。評點本身的特性、時文的客觀影響、嘉惠初學的主觀目的三者共同作用，使各種《文選》評點著作基本都表現出精細化評析的特色，其中渗透着評點者的文學批評主張和思想。明清的《文選》評點，整體而言，我們至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文學批評價值：1.通過《文選》評點，可以更感性地認識到文學批评和時代學術風氣的嗣係。由明而清，社會風氣和學術風氣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文選》評點中非常鲜明地表現了出來。明代的文人型評本以評點者强烈的主觀介入對作品展開鑒賞評析，與明人崇尚個性自由的習氣一致；清代的評點則相對更重“知人論世”，普遍涉及對作品内容的考察，更多地表現出清代學術求“實”的特點：清代評本總體上比明代評本表現出更重細部分析的特色，見出清代重細節的學術風氣所產生的影響。就具體評本而言，書商型評本的冒名人之名以求利，出現在明代學術造假作僞風氣最爲濃烈之時：《文選尤》對“奇”帶着做作、甚至炫耀性的崇尚，正與明末尚奇好異的社會風習一致；何焯評本摻入了大量考證、校勘内容，是考據學風漸起的表現。總之，通過《文選》評點，我們能非常感性地認識到明清社會及學術風氣的變化。2.《文選》評點所提供的一些文學批評方法，豐富着明清文學批評史。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細讀式比較批評方法”。最初的《文選》評點著作，就有運用這種批評方法的痕迹，明末孫鑛、鄒思明的評本亦時有觸及，但還都未達一定規模，讓這種批評方法盡顯魅力的是清初的洪若皋。他在《梁昭明文選越裁》中，從題材、布局、風格、寫法等各個方面，在“京都”、“畋獵”、“音樂”等類大赋中展開細緻比較，清晰明確地展現了取材類似的不同作品各自的優勝之處。他運用這種方法非常自覺，是有意識的行爲，對引導讀者細緻領會作品妙處，增進寫作能力頗有裨益。這是《文選》評點對明清文學批評的獨特貢獻，“細讀式的比較批評方法”是衹有在評點著作中纔可能產生的。另外，比喻象徵的批評方法在《文選》評點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内，這種批評方法的應用對象，都是一個作家的總體創作風格，或是某種風格的一般特徵，富有總結性的意義。而在《文選》評點者手中，它指向的是一個個單篇作品，甚至單篇作品中的幾句話，這幾句話或是一個場景描寫，或是一個觀點表達，或叙事，或述情等等，非常具體。批評對象的轉變，實際使比喻象徵手法從原來相對抽像的批評轉向具像批評，更趨豐富知緻，大大拓展了它的用武之地，增强了它的生命力。3.一些《文選》評點内容，提示着一般的文學批評史已有遗珠之憾。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内，責難與抨擊是人們對評點的主流熊度，影響所及，當代學者在疏理明清文學批評史時，對大量評點著作，尤其是詩文評點著作中表達的文學批評思想有一定程度的遺漏和忽視。如萬曆後期的文學批評發展狀沉，從今天的文學批評史中，我們瞭解到的是，提倡秦漢、盛唐的後七子還有很大影響，主張性靈的公安派迅速崛起，又迅速覆减，竟陵派正在形成，六朝文學则少有關注者，如當代學者雷磊所謂“六朝派”也是指以楊慎爲代表的一批人①。而事實上，郭正域在其《文選》評點著作中就表達了崇尚與學習六朝文學的熊度，並對六朝文學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注意。又如洪若皋在《梁昭明文選越裁》中重視爲文之“氣骨”，以之爲評價選篇優劣的標準，實與侯方域、毛奇龄等對“氣骨”的提倡，共同表達着清初一批學者要構建不同於明代求奇求異的文學批評風氣的努力，有重大的意義。《文選》評點中所表現出的這些批評主張都值得治文學批評史者注意。4,《文選》評點對我國文章學的發展有一定意義。我國的文學批評，向來就最重對詩的研究，論詩的單篇文章甚至專著可謂多矣。而直到宋代陳騤的《文則》出現，才算有了第一部事門的文章學著作。比起詩話，“文話”實欠發達。評點在南宋雖於散文領域取得一些發展，但到了評點風氣相對興盛的明清，詩歌評點著作也是遠遠多於散文評點著作的，孫立先生《中國文學批評文献學》一書於此有詳細的總结，可以参考。而《文選》包括赋、詩、文三個部分，散文又幾佔全書一半，明清兩代評點者對“選文”進行的命意構思、篇章布局、隸事屬詞、用字造句等等的分析，豐富了我國的文章學理論，相應也啓發了更多人對“文”的關注。(三)《文選》評點的“文選學”意義《文選》評點還是明清“文選學”的組成部分。“文選學”在《文選》流傳後不長時間即興起，唐代出現了第一個高峰，主要成就在注程方面，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文選》注本一李善注和五臣注都產生於此期。宋元時期，《文選》的研究有所轉向，關於《文選》本體的評論、考據等萌興並發展，時人的詩話與筆記中保存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但專著却甚少，除宋元之交方回的《文選顏鲍谢詩評》、元末明初劉履的《選詩補注》外，别無他見。明代的“文選學”，在人們的認識裹，比宋元更爲靡弱。駱鴻凯先生《文選學》一書有言：“有明承宋元之後，定制以時文取士，‘選學'益廢。著述之家，或輯注釋，或施評點，或摘腴詞，其書類不足觀。”①實際將明代的“選學”著作分爲三類：注釋類，評點類、選藻類。駱先生所列明代注釋類著作有：張鳯翼《文選纂注》、林兆珂《選詩約注》、陳與郊《文選章句》、閔濟華《文選瀹注》，它們實都與六臣注有莫大關係。屬於評點類的“選學”著作有：閔齊華注、孫鑛評《文選瀹注》①，鄒，思明《文選尤》，凌濛初《合評選詩》：屬於選藻類的“選學”著作唯有一部：凌迪知《文選錦字》。第三類著作數量本少，價值一直也頗爲治“選學”者否定。删注類著作雖多，却頗受詬病，因爲比起六臣原注，它們既不是創新，更没有超越，只是進一步迎合了中下層土子的閱讀水平。評點類著作雖與删注類著作或有同樣的目的，但在形式上却很新鲜，而且在對選篇的細緻解讀與批評上，有其特色。事實上，明人“選學”成就的主要表現即在評點，是他們治《選》取得的最大成績。與明代不同，清代的“選學”全面發展，是唐代之後的第二個高峰期。清人“好尚所托，精力彌注。著述美富，何亞唐初”②，而且，“漢學、小學、駢文家皆深‘選學，”③，造就了“選學”的全盛局面。駱鴻凯先生《文選學》一書將“選學書”分爲八類，涵蓋自唐至清的諸多“選學”著作。其中列有清人作品的是這樣六類：“删注本”、“校訂補正之屬”、“音韻訓詁之屬”、“評文之屬”、“摘類之屬”、“選賦選詩之屬”。其中，又以“校訂補正之屬”和“音韻訓詁之屬”所列著作最多，代表着清代“選學”在校勘、音韻、訓詁等方面取得的成績，正是清代學術的特色與優長所在。“删注本”與“評文之屬”兩類中都包涵有《文選》評點著作，共計9種，數量雖不及校訂補正、音韻訓詁兩類著作之多，但也是清代“選學”的一支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