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 全3册 2013高清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 全3册 2013高清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 全3册 2013高清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PDF电子书全3册，由法律出版社2013年出版。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的出发点是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的演变，因为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给定基本条件。对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演变，无论是“资本”还是现代科技投入，无论是财产制度和相关法律，还是社会结构或市场关系，都不能脱离土地-人口关系基本条件的背景来理解。改革时期的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场化演变也同样如此。这*不是要单独突出人口为单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与土地间的给定“基本国情”，由此分析这与其他生产要素、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特点之一是通过翔实的关于基层小农场运作的经济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并说明其生产逻辑。这是一个由微观的生产实践来说明宏观的经济逻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不同。本书所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又如何？这方面，中国与现代西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书目：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 卷一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 卷二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 卷三 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出版说明：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未经明言的基本假设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单位产出都可以大幅度扩大。同时,假设这些要素都像机械世界中那样分别存在,相互间处于一种单一方向的推、拉关系之中。如此的基本假设当然源自机械世界的工业经济经验,但今天被相当普遍应用于农业经济。
实际上,农业中的有机要素—土地和劳力——其产出的可能扩大和提高幅度是和工业经济中的无机要素一一资本和科技投入—十分不同的。人力和土地的产出和总量其实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前工业化的农业产出必须主要取决于给定的土地和在其上的人力投入。固然,在未经人们定居的地方,单位土地面积上所施加的劳力可以在长时期中加大不少,甚至达到四五十倍之多。正如农业理论家博塞拉普( Ester boser1965)指出,农业演变的主要历程是从20年到25年茬的森林刀耕火种到6年到10年一茬的灌木刀耕火种,到三年两茬的“短期休耕”,再到一年一茬、两茬的耕作制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三茬)。但是,我们需要指出,刀耕火种大多只见于人类早期的农业历史之中。一旦充分定居,一个区域农业生产的提高一般都主要来自从一年一茬提高到一年两茬,其产出提高的幅度不到一倍。在种植频率之外,每一茬所施加的人力和能量可以通过使用牲畜的力量来提高(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农业革命中那样),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几倍的幅度。再则是通过人的勤奋度——精耕细作——来提高其能量投入,或从比较粗放的作物(如粮食)改种劳动更密集化的作物(如蔬菜、棉花、蚕桑),但其产出所可能提高的幅度也比较有限。
正如英国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指出,“基于矿物能源”( mineral- basedenergy economy)的无机工业经济则十分不同。一个煤矿工人一年可以挖掘200吨的煤炭,足够产生自己个人劳力许多倍的能量(E. Anthony Wrigleyl988:77)。人们今天普遍使用以几百马力来计算的汽车能量便是个很好的例子。瑞格里估算,1马力/小时大约相当于5.1~7.6个人的人力( Wrigley198:39)。也就是说,一辆普通轿车的能量可以轻易达到不止1000人的人力。这就意味着在生产的能量投入上有完全不同幅度的可能扩大量。正是后者的基本情况和逻辑塑造了现代经济学这方面的认识和假设。但是,作为“有机经济”的农业,则完全不可能如此。
这里,有的读者也许会反驳,一旦引入机械,农业不是变成和工业同样的产业吗?比如,在美国今天的农业中,一个劳动力耕种百倍甚或数百倍于中国的一个农业劳动力,用的是机械化的耕一播一收和自动灌溉、施肥、除草等。今天美国农业和中国农业间的差别是1000多亩地(166.7英亩)一个劳动力对不到10亩地一个劳动力。难道这不正是单位劳动力产出可以大规模提高的很好例证吗?
但如此的论证所忽视的是土地这个有机因素。首先,土地常常是个限定的要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农业早发展、高人口密度国家。中国老早就在各大江河流域形成高度劳动密集的耕作制度,而在14~18世纪则更多移民进入山地和边疆,达到基本饱和的程度。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多个世纪的土地与人口比例逐步递减的历史进程。
更重要的是,土地是个有机因素。这里最管用的其实是一个在中国今天已经被现代经济学所遗忘的)农学和农史领域中长期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地力”。这是个与“人力”并行以及相互关联的概念。正如中国的农学和农史专家所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地力只能被小额扩增——比如,通过精耕细作或肥料使用来提高。即便如此,在同一块土地上加多茬便意味着加重了地力的负担,而多施肥料或用更好的肥料只能解决问题的局部,譬如,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在人、畜肥之上使用豆饼肥料来增加土地的营养和力气。
地力和人力概念其实清楚地说明了人们对它们作为有机体的认识1)—一个相当普遍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基本认识。中国农业史中广泛使用的诸如“田面”和“田底”那样的词汇只能作为隐喻来理解,绝对不能机械地来理解——譬如,按照现代工业经济学和现代法律的倾向那样,要求明确“田面”权所指到底是多少尺寸的深度?农民会直觉地把“田面”理解为类似于人体的有机体,不会无稽地要求知道其深入人体皮肤多少。“一田两主”的概念同样不可凭现代人的意识来要求明确其具体深度。在历史上充分定居的地方,单位土地产出只能通过劳动集约化,如种植频率的提高,或精耕细作,或灌溉设施,或肥料投入等方法来提髙。但那样只能做到逐年小额的提高,充其量在数个世纪之中达到几倍的增长幅度。正如珀金斯( Dwight Perkins1969)的计量研究所证实,在1368年到1968年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口增加了约七到九倍,而农业平均亩产量提高了才约一倍(而耕地——由于山区和边疆移民——扩增了约四倍,共同把农业总产出提高到之前的八九倍)。
这里,我们也可以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为例。当时其土地对人口的比例约百倍于中国,在一个世纪之中,农业产出提高了约一倍,亦即072%/年,主要是人们通过配合畜力的使用和诺福克粮食和饲料的轮种制度(在圈地之前,农民不可能在共有土地上如此轮作)。再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即通过化肥、机械和科学选种等现代投入做到单位土地年产出2%~4%的提高,亦即在18年到36年期间提高一倍,之后便不容易持续提高。如此的增长显然低于人们所广泛假设工业和“现代经济”所能达到的幅度。
正是人力一地力关系的局限约束了前工业时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即便是在工业时代,在具有现代投入的条件之下,也主要是土地和地力的限度约束了土地的产出,由此限制了农业单位劳动力的可能产出。这一点最简洁、精确的表述其实是人们惯常用的“人多地少”概念,十分恰当地被认作中国的“基本国情”(而18世纪的英格兰和现代的美国则可以代表相对“地多人少”的情况)。今天,它仍然限制了务农人员的可能人均产出。机械、化肥和科学选种固然扩大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空间,但那个空间仍然受到土地(相对人口)稀少和地力有限的苛刻限制。
地少人多排除了像美国农业那样简单凭借机械动力的投入来大规模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而地力的限制则严格限制了单位土地的产出。前者在美国和中国农业间的差别十分悬殊,达到百倍的幅度,而后者则中国高于美国,虽然只是不到一倍。这样的事实本身便说明地力的可能提高幅度十分有限——它是个自然界的约束。同理,正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排除了其采用美国的土地集约型农业模式的可能。事实是,中国农业不可能根据来自工业经济经验的假设来理解。农业的有机要素(人力和地力)和工业的无机要素(资本和科技投人)的不同关键在于它们的产出和绝对量的可能扩大幅度。
同时,人力和地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决定的有机关系,而不是无机要素之间那样的单向的推与拉的机械关系。人多地少的基本条件既决定了中国农业的人力使用模式,也决定了其土地使用模式,共同导致了中国的精耕细作农业模式。人力和地力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个“生态系统”之内的双向互动关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演变都会带动其他组成部分相应的演变,正如吉尔茨在他早期的“农业内卷化”书中所阐明的那样( Geertz1963)。人力和地力不能够像无机体间的机械关系那样分开来理解,因为农业说到底是人在土地上生长植物的有机问题,不是一个机器生产的无机问题。
这里要对博塞拉普的理论作进一步的讨论。她敏锐地说明了人口压力必然会推动土地使用的劳动密集化,但她所没有充分说明的是,土地生长作物的“地力”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在人类的农业史中,种植频率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年三茬。如果人少地多,人们可以借助使用更多的土地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其道理等于是把博塞拉普的模式倒过来理解。但是,在人多地少的给定情况下,单位土地和劳动力的产出都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单位土地不可能超越一年三茬,而每茬作物所能够有效吸纳的劳动力投入同样有一定的限制,不可避免的是边际报酬递减的限制,并且显然具有一定的“极限”。
瑞格里把这个道理表述为“有机”经济的能源方面的限制,很好地说明了有机(农业)和无机(现代工业)经济之间在能源生产(和投入)方面的一个关键差别,但瑞格里没有明确说明的是,有机经济这方面的约束主要来自人力和地力在生长作物过程中相互间所形成的限制。地多人少的话,所受到的限制来自人力,其可能扩大幅度十分有限;地少人多的话,所受的限制则来自地力,其可能扩大幅度同样十分有限。人力和地力由此相互决定了农业产出的限制。人力和地力与资本和技术在这方面的不同才是有机和无机经济间不同的关键。
正是上述的基本约束突出了“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规律。在人多地少和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有限的现实下,单位土地面积上越来越多的人力投入只可能导致其边际报酬的递减,与地多人少的农业环境十分不同。从一年一茬到两茬,甚或三茬,每茬产出(相对投入)的递减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通过比耕作更高度劳动密集的手工业“副业”(另一个十分贴切的普通用词)来辅助小规模农业生产的不足,也是一个好的例证。中国农民这种同时依赖不止一种生产活动来支撑生活的特征一直持续至今,与西方相对地多人少的农业系统十分不同。这就是本书之所谓的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