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画全集徐渭卷全3册+仇英全2册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2018彩图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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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画全集徐渭卷全3册+仇英全2册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2018彩图高清
《明画全集第10卷（徐渭卷）》PDF电子书全3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丛书之一。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 [1] ）。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他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影响极大。

徐渭的繪畫生涯，大約始於十六世紀中葉之後。這時浙派的高峰已結束，吴鬥盡派也已接近其黄金時代的尾聲：但兩者所代表的風格，仍爲當時中國繪畫的統治性風格。其中浙派風格集中於北京、南京與杭州，吴門盖派則集中於蘇州及其周图地區（如松江等）。兩大風格系統之間，當時己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對峙。

作爲經常往來杭州的山陰人，徐渭可謂生活於浙派的中心，故自年輕時起便熟稔並因此偏愛浙派的野逸風格。除地域因素外，徐渭的風格偏好，或也來自其性格與野逸盐家性格的相合。如班宗華總結的，膽大氣豪，有英雄氣，通武藝，痛饮酒，性狂怪，極度自負，乃是野逸派畫家的共有性格。這些特點，又通過其作品風格的狂、奇、富於膽氣與戲剿性，而獲得了視覺表現。性格之外，高居瀚(James Cahill)又怨結了徐渭與主要活曜於南京的浙派野逸畫家的其他共性，如多出身於中下層，家境多贫困，少有才名，科場屡試不第，瘋癲或装瘋，字號多帶“仙”（徐渭亦號“漱仙”，又號“天池漱仙”)、“狂”或“癡”字，喜好通俗文化（如雜劇、謡曲），加有錢勢者以白眼等。2這些特點，亦皆見於徐渭身上。其作品中横掃式的用筆，爆炸般的潑墨，則反應了其性格中膽氣粗豪乃至近於病狂的一面。與吴門畫家的文雅克制、謹身守禮相較，可謂體现了兩種不同的人格、身份或文化之追求。

徐渭大寫意風格的發生，雖頗受逸格或野逸一异端風格的影響，但作爲一種給畫類型，則是在陳淳(1484一1543)所開拓的大窝意基礎上建立的。陳淳乃吴門畫家，爲文徵明後學之一。他雖也從事山水创作，但最爲世人所重者是他的花卉創作。花卉或其所屬的更大的類别花烏，是於北宋初年成爲獨立声科的。自出現之日起，花鳥便呈現爲兩大流派，即以黄筌爲代表的“富貴派”及以徐熙爲代表的“野逸派”。前者以精工、重形似、色彩豔麗爲特點：後者則善以寫意之肇，寫花烏之氣韻。北宋徽宗朝流行的花鳥，便爲前者之繼承。隨著明代“脱元繼末”的文化建構，宋式的精工花烏，又在明代宫廷獲得了復興，其代表人物有邊文進、吕紀等。而在蘇州，沈周則復興了徐熙的野逸傳統。其花烏的風格，是以寫意爲特點的：從技法上說，便是不作輪廓之勾勒，不事皴擦，而是以水墨或顏色作大面積的、不同層次的渲染。陳淳的花卉創作，則是對沈周傳統的發揚與光大。唯較之沈周之克制，陳淳落墨尤飛動而縱逸，時人以“奇縱”稱之。也就是說，陳淳雖爲吴門盖家之一員，風格卻與浙派之逸格有相近的地方。文徵明所謂“吾道復（陳淳字）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徑，非吾徒也”④一語，或便因此而發。對陳淳而言，這也是一種有意的追求，而非偶然之相近。陳淳早年師法元四家之黄公望、倪瓒與王蒙，中年頗變所宗，轉以二米（米带、米友仁）及高克恭爲師法的對象。而後者落墨放縱的風格之影響，則鲜見於吴門文人畫家作品，卻頗見於南京逸格畫家如吴偉、蒋嵩等人的作品。陳淳中年後的風格偏好，或是受此影響的結果。徐渭對陳淳大寫意花卉的繼承，便與他對浙派野逸風格的偏好一樣，乃出於相同的藝術傾向。

徐渭對陳淳的繼承，首先體现於題材的選擇。儘管徐渭本人的文字及其他記載皆稱他曾從事不同畫科的創作，但他最擅長的，則是花卉。自十五世紀以來，蘇州文人如沈周等便把不同種類的花卉，逐次繪在長卷上。他們所選擇的題材中，包括了宋元明以來傳統的“三友”“四君子”“枯木竹石”等文人题材及彈僧喜愛的墨葡萄等。這一類题材的流行，或與當時江南地區的奢侈生活方式及物質文化有開。如當時興起的造園、製作盆景的熱潮，便極大提升了人們對花卉與植物的興趣。爲服務此興趣，時人又出版了多種以欣賞花卉等爲題材的著作，如文震亨《長物志》、袁宏道《瓶史》、張丑《瓶花譜》等。這些書籍及陳淳等人的努力，必强化了花卉题材在文人圈中的接受度。徐渭作品的選材，也大都不出上舉繪查、書籍的選材之範圍，則知徐渭的花卉題材，雖是對陳淳等人的繼承，但也是與常時文人物質文化互動的結果，故可稱當時文人趣味的體現。

《明画全集第10卷（徐渭卷）》书目：

明画全集第10卷（徐渭卷）第1册

明画全集第10卷（徐渭卷）第2册

明画全集第10卷（徐渭卷）第3册

《明画全集第10卷（徐渭卷）》出版说明：

水墨大寫意花卉的出現，是中國古代花烏畫史的一大轉折，其代表人物便是明代的徐渭(1521一1593)。在沈周、陳淳所開創的文人寫意花鳥的基礎上，徐渭以縱逸之筆，把脱略形似的文人寫意理想推到了邏輯的極致。他開创的繪畫理念與樣式，啓發並影響了後世的諸多大家，如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吴昌碩、齊白石、黄賓虹等，在中國繪畫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一、生平交游

徐渭生活於明嘉靖(1522一1566)、隆慶(1567一1572)與萬曆(1573一1620)時期，亦即明朝由内憂外患漸趨崩潰的時期。由於君主或沉迷煉丹，或怠政不朝，國家的内政陷入极度紊亂状態。與此同時，東南海疆與北方邊境，又迭遭倭寇、蒙古與建州女真之寇擾，内地爲之動摇。不過，由於國家統治的鬆弛，江南的商品經濟與市民社會，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王陽明心學的流行，又導致了社會思想的碎片化與個人主義的興起。徐渭天才而凄修的一生，便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度過的。

(一)從出生到病狂

徐渭初字文清，後改字文長，别號天池山人、田水月、金晶山人、青藤道士等。他於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生於浙江山陰一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父親徐鎀中舉人後，以微官游宦貴州、雲南、四川等西南地區。徐缆先後有兩個妻子。第一個妻子育有二子，長子名淮，次子名潞。在雲南期間，因原配病故，徐盥又娶常地苗姓女爲妻。醉官後，他攜苗氏回到山陰老家。徐渭便是徐骢返鄉後與苗氏的婢女苗君所生的兒子。但出生僅百日，徐總去世，徐渭由嫡母苗氏養有。由於苗氏無子，兼以背井離椰，内心孤獨，故對徐渭傾注了所有感情。生母苗君作爲母親的權利，可想見是被剥套的。這必對敏感而早熟的徐渭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或也埋下了他後來病狂的種子。大約1531年，即徐渭十一歲時，由於長兄徐淮理家無方，徐家陷於破產境地。苗氏不得已，遣散家中僕婢，其中包括徐渭的生母苗君。當時徐渭年幼，或未覺其殘酷，但所留下的心理陰影，似困擾了他一生。②約三年後，即徐渭十四歲時，嫡母苗氏病卒。這對徐渭的打擊之大，可由苗氏病刺時徐渭的反應推知：

(苗宜人)病渐刚時，渭私扣頭，不知血，清以身代。請醫路（氏），卜人语以藏語惡，（渭）不食三日。雖曰爲苗氏而悲，但也是爲日後感情、生活之無依而自傷。苗氏去世後，由於長兄徐准游走西南，年幼的徐渭便依長嫂奚氏過活。從後來徐渭自述所稱“骨肉煎逼”看，奚氏似未盏扶養孤弟之道，待徐渭是不友善的。或於此前後，徐渭始攻制藝之學。但因明初以來，朝廷的科翠政策頗不利於經濟、文化發速的江南地區，故當地的科舉競争甚爲激烈：多次失敗之後，徐渭方於二十歲獲得生員資格。雖然如此，徐渭自小展露的文才，已使他名播當地。中秀才後不久，他便獲得了其同鄉、新任廣東陽江典史潘克敬的賞識，並以入贅婿身份，娶潘氏女爲妻，旋又隨潘家前往其爲官的廣東陽江。古以入贅爲大辱，倘非門户畸零，孤苦無依，想徐渭必計不出此。所幸成婚後，夫妻感情甚篤，四年後育有一子（枚）。嘉靖二十三年(1544)，徐渭岳丈罷官歸里，徐渭夫婦亦同返山陰。然而回鄉不到一年，潘氏病亡。而在徐渭離家期間，由於長兄、仲兄先後病亡，同鄉之毛姓者便趁機竊據其產，徐家祖產“悉空”①。兩年後徐渭離開了岳丈家，攜幼子賃屋而居。稍後他又迎還當年被遣走的生母苗君，並爲其購一侍婢。孰料侍婢頗惡劣，徐渭欲逐之，此婢便捏造罪名，訟告徐渭。由於訴訟的消耗，徐渭生計大窘，最後竟落得寺廟伴讀，賴朋友周濟爲活。據《畸譜》所載，徐渭是年三十藏。自二十歲至三十二歲，徐渭五次赴杭州鄉試，然皆落第而歸。舉業不成，徐渭便開始直文爲活。這期間，他還撰寫了一部南曲研究著作一《南詞敘録》，此書後被視爲明代重要的雜劇研究之作。正是在這期間，他的文才引起了浙江巡撫胡宗志的關注，成爲其一生的重要轉折。

胡宗惠爲安徽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乃明中葉少有的能吏之一。嘉靖三十五年(1556)，由於東南沿海飽受倭寇侵漫，朝廷命他以兵部侍郎身份，總督沿海七省軍事，並兼任浙江巡撫。就任之後，他一面任用俞大猷、戚繼光等名將抗倭，一面又延聘當地文人入其幕府。徐渭便是他延聘的幕賓之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胡於海上獲白鹿，作爲祥瑞奏報朝廷。由於徐渭撰寫的奏文爲嘉靖嘉許，胡宗憲深訝其才，始頗優禮之。此後賓主相得，有過深契。如多將見胡，皆“膝語蛇行，不敢舉頭”，徐渭則“葛衣烏巾”，（與胡）“縱談天下事”。2嘉靖三十九年(1560)，徐渭代胡作《鎮海樓記》，得銀二百二十兩，遂於紹興城東南購地十畝，房屋二十二間，顏日“酬字堂”。這是他破家後第一次擁有自己的住宅，對胡的感戴，儼然可想。除以文才服務胡外，徐渭又參與剿倭戰略的製訂，並多有奇計。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憲誘降海寇汪直，徐渭即參與了方略的討論與製訂，如調查岑港戰况，撰寫《擬上督撫書》，建議選將練兵等。這些建言，頗爲胡所采用。徐渭在胡幕的六年，雕又有兩次鄉試失敗的經歷，但大體上說，是他一生中最愉快也最有建樹的時期。這期間他兩次續弦，第一次爲入赘，後以失敗告終：第二次娶張氏女，並於次年育下一子（枳）。但不幸的是，這一段愉快的時光，很快便結束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權臣嚴嵩罷相：十一月，胡宗憲坐嚴黨罷官。失去幕主的徐渭，便返回了山陰。次年，經杭州查某爲介，禮部尚書李春芳以禮金六十兩，聘徐渭入其北京之幕。但與胡宗惠不同，李待徐渭如廝役。徐渭氣傲才高，不堪其辱，約半年後，便不告而辞，拂袖回鄉了。状元出身的李春芳，乃古所謂“小人”：他假權勢取消了徐渭當年的應試資格，並威脇“深論”云云。徐渭含辱赴北京退還其禮金，並自謝其罪後，其焰方熄。回山陰後不久，徐渭便聽到胡宗憲入獄後自殺、李春芳入閣並清洗嚴黨的消息。他一則爲恩主之死悲痛，二則怕受牵連而恐懼，三則擔心李春芳繼續報復，在心情高度緊張之下，童年以來的不幸經歷所積聚的心理陰影，便突然爆發爲癔疾。在事後爲感謝挽救其性命的器生所作的《海上生華序》中，他自述其事云：

予有激於時事，病澳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钉没耳竅，而不知痛，逾数旬，瘩血迸射，日数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计。9雖幸得未死，但此後數月間，癔疾又多次發作。其間他爲自己寫下了墓誌銘，並謀欲自殺。或以斧擊頭，頭骨皆折，或以利雏刺耳，深入寸餘，其状修不可聞。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一次癔病發作中，他因猜忌殺死其妻，被革去生員，並入獄候審。入獄之初，由於係殺人重犯，徐渭身戴重枷，衣不得洗，以致蟣蝨滿身，周圍老鼠成群。後在北京故友諸大綬等人的斡旋之下，方由死刑改爲監禁，獄中生活亦稍得改善。坐獄期間，他於讀書作文之餘，又對書法產生了濃厚興趣。其日後的書法成就，或是在獄中奠定的。

須說明的是，徐渭《自撰墓誌銘》中，有“孔微服，箕佯狂”一語。有學者據此稱徐渭的病狂乃是假装。⑧但也有學者據現代精神病理學認爲：

徐渭如梵高一樣敏感，…積年的座抑導致了暴力。…這禄戕害自己，非發瘋做不來。他想靠毅死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来回擊命運，以擺脱命運所加的各種苦難。

對一個自幼年使迭遭命運打擊的人，這種理解，或較“假疯說”爲近實。

隆慶六年(1572)，徐渭由同鄉張元忭及諸友保釋出獄，此時距入獄已七年。萬曆三年(1575)，徐渭參與了張元忭主持的《會稽縣志》的编窝，並撰寫了其中地理、沿革等二十餘篇。是年秋天，在張元忭等人的努力下，徐渭最終獲得自由，這時他已五十五歲。出獄後的徐渭，不僅贫無立雏，兒子亦因少小失教，無法自事生業。徐渭不得已，僕僕奔走，賣文鬻畫養活自己並照顧兒子及其家庭。

萬曆初年是張居正執政的時期。對北部邊防的整頓，乃是萬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間著名將领戚繼光、李成梁等被委以重任，抵禦蒙古與建州女真的入侵。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萬曆四年(1576)四月，徐渭應同鄉、宜化巡撫吴兑之邀，由山陰北上宣府。途中，徐渭在北京作了短暂停留，其間結藏了遼東她兵李成梁之子李如松。當時李如松僅二十多歲，由於性格相合，雨人很快成爲莫逆。八月，徐渭从北京出發，乘肩舆出居庸關。到宣府後，受到吴兑的禮待。在宣府期間，徐渭常應邀參與當地武官的宴飲，並藉此結交了鎮守宣府的許多武人，如口北道守將許希萝、王象乾，宣府總兵麻錦、雷龍等。這些人其後皆成爲其書畫的重要贊助者，乃至影響了他繪畫風格的選擇。宴饮與書畫應酬外，徐渭又參與教場練兵，勘查山川形势，提供邊防意見等，顯露了他少年以來即“負才略，知兵，好奇計”的軍事才華。

徐渭與武將的交往，自與他入胡幕的經歷有關，但同時，或也與嘉靖、隆慶和萬曆年間一獨特的社會風氣有關。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載，自嘉靖倭亂、胡宗盡倚詞客自重以來，武將即頗染好文之習，如戚繼光開府薊遼，便招募詞客，自命風雅。徐渭受吴兑邀驻宣府，並與李如松、許希萝等深相結纳，也是沈德符所記現象之一例。與此同時，嘉靖以來，文人談兵亦爲一時風氣；上至閥臣，下至諸生，皆有好談兵者。故徐渭談兵，或也是風氣使然，不獨個人性格如此。從徐渭今存的給畫與詩文看，其書畫的主要贊助者，便是這次北行期間所結藏的武人，如李如松、許希萝等。這與吴門畫家的贊助者之主要爲文人，是迥然不同的。二者可謂代表了明代繪畫贊助者的兩種不同類型，而這種不同，也必然影響他們對繪畫風格的選擇。

萬曆五年(1577)春，即駐宣府一年後，徐渭因身體不佳返京養病。其間李如松自遼東來，爲徐渭講述了遼東的戰事。徐渭興奮之餘，爲李如松畫竹，並繫以長詩《寫竹贈李長公歌》。是年七月，徐渭由北京回到山陰。這次北游，爲他晚年的文學藝術創作带來了無盡的靈感。北游期間，徐渭“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状，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减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嗚峡，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所論雖爲對詩的影響，但對其繪畫的創作亦必有類似的效果。除此外，這次邊塞之行，徐渭以詩文、書畫與武人相應酬，物質收穫也頗豐。但由於長子徐枚起歹念欲劫客囊，“至召外寇”5，徐渭因此損失了許多財物。翌年初夏，徐渭與友人相約往徽州繽溪祭胡宗惠墓，乘舟至嚴州時，睹江中有黄蛇，以爲鬼神現祟，遂病發而返。這次發病延續的時間較久，其間他精神恍惚，常有幻覺，乃至不知飢渴。至萬曆七年(1579)二月，同學李子遂從福建來，徐渭攜門生陪游禹跡寺、蘭亭等地，心情歡暢，病状始逐渐消失。

老年的徐渭，仍爲自己與家人生計所困。萬曆八年(1580)秋，受時任天子講官的老友張元忭邀請，徐渭攜少子徐枳入京。本想入京之後，會“漁獵滿船”④，以稍舒老境之困，孰料徐渭的詩文書畫風格，不甚合帝京以富麗、精謹爲主的趣味，故其收入實颇爲有限。幸好其忘年友李如松這時已升参將，率軍鎮守北京西北三百里的馬水口，得知徐渭的困窘後，便邀他前往，且派人迎迓。到馬水口後，他被李如松奉爲上賓：但邊關終非久住之地，不久後，徐渭又返回北京，仍舍於張氏館旁。唯徐渭少負不羈之才，中年爲癔病所困，性格難投帝京之縟禮，故與人應接，頗速禮法。這引致張元忭的責怪。徐渭大怒云：“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而後瘡病發作，返回了山陰。徐滑生命的最後十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家鄉度過的。此前的萬曆八年，或因贫困之故，他移出酬字堂，與家人賃屋而居。自京回鄉後，他借居金氏典舍。貧困、疾病加劇了其自傲與敏感。據陶望龄《徐文長傳》載：

（北京)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数人饮噱，而深惡諾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愿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

這類怪異行徑，也見於他的書畫創作。據姜紹書《無聲詩史》載：

(徐渭)尤不事生業，及老贫甚，鬻手自给。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属類似的舉励，人或指爲狷狂，但實則爲失望於包括自己及自己家庭的人間之一切的表示。由於長子無行，徐渭不久便與之析居，隨次子徐积另賃范氏典舍。

萬曆十四年(1586)，由於貧無片瓦，他同意次子入贅本地王道翁家。作爲父親，其心情一定羞愧而凄凉。自此後，老無所依的徐渭，便輪流寄食二子門下。萬曆十六年(1588)，爲次子徐枳的生計，徐渭遣之遠投駐節北疆的李如松，獨依品行無良的長子生活了兩個月後，又回到了徐枳岳父家居住，直至終年。李如松知其不幸後，不時遠致食品、槽物及錢财以慰其老境。在預感不久於人世時，徐渭憑記憶匆匆寫就了自傳《畸譜》，並撙節衣食，用李如松的饋贈刻印了自己的詩文。雖一生沉汩下流，但徐渭對自己及其創作，是有“必傳”之信心的。唯因刻資不足，文集“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而已。不過徐渭死後，令著名文人袁宏道“不覺驚躍”、大呼“今耶古耶”的，·卻恰是這部“微有字形”的集子。到後來，由於書畫不足維生，徐渭又變賣身邊之物：從所藏的書畫，到宣府帶回的貂帽領，甚至連他最鍾愛的數千卷藏書，也“斥賣殆盡”。最後，竞至被褥也破弊至無可再易，“至藉藁寢”。⑤萬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贫困、孤獨、疾病之中，走完了不幸的一生，終年七十三歲。

在明代的重要畫家中，徐渭不獨身世悲修，才能亦多面。除文人擅長的詩文外，他又長於書法、繪畫、雜剩、古琴、劍術、射箭與骑術等。據他自己的評價，其所擅的諸項中，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盡居末。這或是古代以畫爲餘事的偏見之體現。後代的批評家，則多不認可他自定的次序。自清代以來，世人多稱他畫第一，書第二，詩文則平平。其文學創作中，唯有雜劇可與其繪畫頡頏。今人的評價，大體也如是，並認爲徐渭繪畫的成就，實爲明代繪畫的一個高峰。與同時代的吴門声派相比，徐渭繪畫的题材與風格，是較爲單一的：其題材十有八九爲花卉，風格皆大寫意潑墨。但這種單一的背後，卻隱藏著徐渭之性格、經歷與當時社會、文化及藝術的複雜互動。

《明画全集》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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