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融堂集 全3册 2013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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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融堂集 全3册 2013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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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融堂集》PDF电子书全3册，由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出版。《春融堂集》六十八卷，初版於嘉慶十二年(1807)，由墪南書舍鐫版印行。至光绪十八年(1892)，因原版殘缺漫漶較多，王昶後裔及邑人籌措資金重修，由珠溪文彬齋補刻印行。目前存世的《春融堂集》，即為這兩種版本。經比對，兩個版本在版式上完全相同。本書的整理，以嘉慶十二年(1807)墪南書舍初刻本為底本，個別文字漫漶處參校光绪十八年補刻本。由於光緒本是在原版基礎上修殘補缺，版刻文字并無其他來源，版本校勘作用不大，故本書在整理過程中對一些文字現象的處理，根據作者與版刻特點另行制定規則。《春融堂集》书目：春融堂集 上春融堂集 下春融堂杂记《春融堂集》出版说明：《春融堂集》一書爲王昶生平巨制，包括詩、詞、賦、書、論、考、辨、解、説、序、跋、策、策間、記、祭文、墓志、神道碑、志略、傳等各種文體。朱善以爲：“吾鄉王少司寇蘭泉先生，生平所如《金石萃編》、《湖海文傳》、《詩傳》等不下二十餘種，而《春融堂全集》六十八卷，尤畢生心力所萃。"0該書集中反映了王昶的思想、學術以及詩、詞、文等成就，因此歷來爲世人所重。關於《春融堂集》的版本，《清人别集總目》著録有三種：分别是嘉慶四年刻本、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光绪十八年刻本。但據我們考證，事實上只有兩種版本：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和光绪十八年珠溪文彬齋刻印的重修本。嘉慶四年刻本其實是不存在的。爲了説明這一點，我們必須先搞清《春融堂集》的成書時間和刻印時間。魯嗣光《春融堂集》總序：“又三年先生重來京師，嗣光亦以試禮部至京，先生示以《春融堂集》，且命之序一一嘉慶四年夏新城魯嗣光撰。"0“先生重來京師"，應指王昶致仕後第二次入京，即嘉慶四年乾隆帝升遐赴京，與之後魯嗣光寫序時間一致。也就是説《春融堂集》在嘉慶四年已經完成初編，因爲魯嗣光已經見到《春融堂集》作序。以此來説，嘉慶四年刻《春融堂集》似有可能。但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序》邰説：“及在敷文，目漸眚，乃吆請同志者考定編纂，而《春融堂集》亦以次編成"。就是説，王昶在主敷文書院時，《春融堂集》才“以次編成"。王昶主持敷文書院的時間，據《年譜》嘉慶四年0799）條：“十一月，阮公伯元由户部侍郎浙江巡撫，過吴，具書請主杭州敷文書院。"嘉慶五年（1800）條：“正月下旬，書院。"“夏秋間，目疾甚，屢辭院，阮公堅留，乃正。"嘉慶六年080D條：“時目疾益甚，遂辭講席而歸。”可見王昶主敷文書院時間從嘉慶五年至六年，《春融堂集》或應在此期間逐漸編成。魯嗣光和嚴榮的説法雖不一致，但相斧不遠，實際情况可能嘉慶四年《春融堂集》已經編成，並請魯嗣光寫了序，但只是雛形。嘉慶五年、六年又作了修訂、補充，然後“以次编成”。如果確是這樣的話，首先可排除《春融堂集》刻於嘉慶四年的可能性。作爲證據，《年譜》嘉慶七年條：“目疾愈甚，以生平所撰《金石萃編》、詩文兩集及《湖海詩傳》、《續詞综》、《天下書院志》諸書卷帙浩繁，尚待编排、校勘，不能審視，因延請朱映潛秀才文藻、彭甘亭上舍兆蓀，及門人陳烈承秀才興宗、餞同人秀才侗、陶鳬香秀才梁各分任之，校其舛誤及去取之未當者，刻日排纂。"此處提到《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综》（當爲《明詞綜》、《國朝詞綜》），王昶均有序，這些序文全部收入《春融堂集》，至於“詩文兩集"，當是指《春融堂集》的詩集和文集。《春融堂集》實際包括詩集、詞集、文集三部分，現存《春融堂集》有六個序，分别是魯嗣光寫的總序、法式善和趙懷玉寫的兩個文序、吴泰來和王鳴盛寫的兩個詩序，以及錢大昕寫的詞序，説明三部分很可能是分别編成，最後組合在一起。文序、詩序、詞序以及總序分别撰寫，其吉也説明了這一點。嘉慶七年詩文兩集“尚待編排、校勘"，則嘉慶四年刻印《春堂集》的可能性顯然就不存在了。事實上，．上昶對《春融堂集》的修訂、增補工作一直没有終正過。據《年語》，嘉慶六年“夏初，適課諸生《西湖柳枝詞》。阮公鬩之，歡其工，謂自楊鐵崖後，五百年無史作者。選而刊之，共得三百餘首"。王昶撰有序訁，此序收入《春融堂集》。此外，在《春融堂》中，王昶有多希寫於嘉慶五年至十年的文章，如寫於嘉慶五年的《〈明詞綜〉自序》、《繆君笏嚴上舍家傳》（繆思，字秉廷，一字笏嚴）、《廣西巡撫孫君墓志銘》（孫永清，字宏圖，别字春台）、《禮部員外郎前四川按察使司孫君墓志銘》（孫嘉樂，字令宜）、《同知署廣西平樂府知府余君墓志銘》（余慶長，字庚耦，號元亭）；寫於嘉慶六年的《廣西蒼梧道周君墓志銘》（周升桓，字樨圭，號山茨）、《刑部員外郎江君墓志銘》（汪懷）、《誥封許母胡夫人墓志銘》（胡氏）、《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感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此文中有記其次子秉華“嘉慶辛酉副榜貢生"）；寫於嘉慶七年的《阮湘圃封翁七十壽序》、《翰林院檢討前兵部右侍郎吴君墓志銘》（吴玉綸，字廷韓，號香亭）、《浙江按察使陸君墓志銘》（陸伯馄，字重暉，號璞堂）；寫於嘉慶八年的《前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禦史吴君墓志銘》（吴省欽，字冲之，號白華）；寫於嘉慶九年的《碭山縣教諭君墓志銘》（瞿塘，字激川，號涉齋）；以及寫於嘉慶十年的《武母程太孺人七十壽序》、《候選員外郎李君墓志銘》（李煥，字琢明，號閤齋。此文係爲擇吉日卜葬而寫，距墓主卒年相差較遠）。最重要的證據，是《春融堂集》卷五十五還收入了《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志銘》一文。據《年譜》嘉慶十年條：“曉徵少詹卜兆有期，同人偕其兄東壁、東塾求撰墓志，先生以六十年舊好，作二千言，存殁之感溢於楮墨。"現在收入《春融堂集》的錢大昕墓志銘恰好二千字左右。墓志記錢大昕生平：“君諱大昕，號竹汀，曉徵其字。生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書院，年七十有七。"錢大昕卒於嘉慶九年，落葬之前其子東璧來請王昶撰寫墓志銘：“東璧等自蘇州奉柩歸家，將以今年十二月初十日，合葬王恭人於城西外岡鎖李字之原，實來請銘。"王昶這里所説的“今年"，據下文“君歸道山又期年矣"，可知已是嘉慶十年，亦即王昶寫這篇墓志的確切時間是在嘉慶十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初十日之間。這就充分證明了《春融堂集》的首次刻版時間决不會在變十年之前。所有這些，若以《春融堂集》刻於嘉慶四年，皆斷難解釋。正因爲王昶對《春融堂集》不斷增補，王肇和在《春融堂集跋》中寫道：“（先人夫）今捐館已兩載矣，所刊全集已喝蹶蕆事"也就是在土昶去世後全集才收輯整理完畢並刊刻。爲慎重起見，我們特地翻檢了《清人别集總目》標明藏於粤届的《春融堂集》嘉慶四年本，該本不僅收入《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志銘》等文，目録也與嘉慶十二年刻本一致，而且全書没有顯示、或者説明該書嘉慶四年刻印的依據。因此唯一的解釋就是：由於此書較殘破，原先的牌記缺失，第一頁就是總序，當年粤圖編目時，僅憑魯嗣光寫于嘉慶四年的序文，就誤爲嘉慶四年刻印。編《清人别集總目》時，憑藉圖書館的卡片，未能核對書籍，一誤再誤。《春融堂集》通行的本子是嘉慶十二年墊南書舍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即影印了此刻本。該本單貞十二行，二十三字，上下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大字單行，小字雙行，前有新城魯嗣光撰總序，長白法式善、武進趙滚玉撰文序，吴泰來、王鳴盛撰詩序，錢人昕撰詞序。六十八卷終有“男肇和、侄孫紹成謹校"字樣。後有王肇和撰寫的跋，記了王昶生前“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兩至豫章，一莅關陝，凡所經歷，必謖紀程"，致仕後整理全集時，曾欲將所撰紀程中“有關地方利弊者附刻臾中"，但最終還是“以啩漏棄置"。直至王昶去世後，《春融堂集》業已刊刻完畢，肇和以“各種紀程，皆先大夫從戎、讞事、扈蹕、服官所歷之處，其間記民風土俗，與夫賢士大夫之議論，皆足以廣當世見聞”，於是才“次第付雕"，於嘉慶十三年秋刻成《春融堂雜記八种》，附於《春融堂集》之後。《春融堂集》刻印傳世後，時人多有批詿與評點。其中有兩套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一套由清吴騫、陳鱭批，清吴騫跋，現藏上海圖書館；另一套由清李慈銘批並跋，覡藏感家圖書館。兩套均爲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前面提到黄裳所見到的《春融堂集》，應是如今藏於上圖的這套。《春堂集》版本之二是光绪十八年本。此版是在嘉慶十二年版基礎上進行重新修訂而成。山於年歲已久，加上經歷“庚申之亂"等諸多變故，書版多有散佚，至光绪年間《春融堂集》原版“計亡三百餘簡”。在邑人創議下，王昶曾孫王景禧經多方籌措，終於落實補刻事宜。於是“檢理原版"，對“散亡者補之，剥蝕者修之"，最终以成此版。單頁十二行，二十三字，上下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大字單行，小字雙行，與嘉慶十二年版式完全相同。除原有序跋外，扉頁增加“光绪十有八年孟夏重修"、“珠溪文彬齋刻印"字樣，另卷首有嘉興志澄的《重修〈春融堂集冫序》、德清俞樾《補刻〈春融堂集〉序》、朱寶善跋，年譜後附王景禧跋，皆介紹重修之缘由、經遇、費用、校對協助人員等等。此次整理，探用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爲底本，個别文字漫漶處參校光绪十八年刻本，具體的整理規則與事例處理方法，另見本書《整理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