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全2巨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2010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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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全2巨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2010高清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全2巨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2010高清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PDF电子书全2巨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档案丛刊》之一。满文熬茶档系抄录办理准噶尔蒙古赴藏熬茶事宜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来往文书而成的簿册,包括皇帝颁发的谕旨,办事大臣呈递的及其相互间所行咨文,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凌等致、班禅额尔德尼、各大寺庙住持的信函,、班禅额尔德尼、各大寺庙熬茶布施所用银两及噶尔丹策凌与、班禅额尔德尼等互赠清单等。这部分档案不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熬茶的操纵和掌控,也反映了蒙藏民族彼此的认识和关系。对研究清代民族史、档案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收辑的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现存《熬荼档》共7册,其中3册因内容重复剔除外,本书收辑的档案共4册,正附件共232件,所有档案均系首次影印翻译出版。《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按照原档的抄录顺序,依次编排成册,编有统一的顺序号。本书时间顺序,完全按照原档所抄录的时间顺序。每件文件之时间均以清代纪年标注。本书收辑的档案,逐件撰拟汉文标题,编制目录,以便查阅。本书收辑的档案,均附有汉译文。《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收辑的档案,原件如有残缺,根据上下文意补充完整,并加标】括号。本书收辑的档案,均注有出处。本书所辑的档案,以原档影印形式编辑出版,出于版式的需要,大小略有调整。《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书目：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上册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下册《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出版说明：熬茶,是指在藏传佛教寺庙发放布施。清代熬茶,通常由熬茶者向众喇嘛发放银两等,众喇嘛则为之唪经祈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是汇抄乾隆五年(1740)至乾隆十三年(1748)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经奏请乾隆帝,获准派使赴藏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往来文书而成的专档,其内容反映了清廷对待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一事所持态度,以及安排熬茶的全部过程等。开发利用《熬茶档》,无疑对推进准噶尔蒙古及西北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有所帮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明清两朝历史档案1000万件(册),其中明朝档案只有3000件(册),绝大部分为清朝档案。清朝档案的五分之一即20余万件(册)为满文档案,按机构分为内阁、宫中、军机处、内务府等,这些满文档案,其内容多涉及清代边疆和民族问题,除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内阁起居注、满文老档、国史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内容宽泛的档案中都有不少有关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史料外,有清一代,就边疆和民族问题,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事件、不同问题形成的满文专档也为数不少,像《西藏档》、《廓尔喀档》、《班禅事件档》、《年班档》、《木兰档》等等,仅仅反映准噶尔问题的专档就有《准噶尔档》、《北路军务档》、《军务档》、《熬茶档》、《夷使档》和《西路档》,总的起止时间为雍正九年(1731)至乾隆三十六年(171),均系抄录有关上谕、寄信、议复、奏折等文件汇集而成其中,雍正朝《准噶尔档》和《北路军务档》、《军务档》,主要反映了清政府派兵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的历史事件。《熬茶档》、《夷使档》、《西路档》和乾隆朝《准噶尔档》,反映了准噶尔部向清朝中央政权表示和好,遣使纳贡,派人到西藏熬茶,以及清朝中央政府为此派官兵接应护送,宴请赏赐准噶尔部上层人物、使臣等活动的情况。青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是军机处汇抄办理准噶尔蒙古赴藏熬茶事宜过程中移行往来文书而成的簿册,也是有关准噶尔问题的专档之一。由于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一事涉及边疆和民族,其派往办理防务、接应及护送等事务的官员又系满蒙官员,因而所形成的档案全部用满文写成。文书种类包括皇帝颁发的谕旨,办事大臣呈递的奏折及其相互间所行咨文,办事大臣译递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等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西藏各大寺庙住持的信函,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各大寺庙住持等回复噶尔丹策零等人的信函,准噶尔熬茶使在藏各大寺庙熬茶布施所用银两及噶尔丹策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互赠礼品清单等。如果单从文书种类上分析,《熬茶档》包含的文种有些是十分罕见和独特的,像准噶尔首领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间的往来书信,尤其是准噶尔首领与西藏各大寺庙住持间的往来书信,在清代档案中是很少见的,因此这部分档案弥足珍贵。存留至今的《熬茶档》仅有7册,黄色封面,写有档案名称及其起止时间,毛装。其中4册大开本,横29厘米,纵40厘米,厚度约4厘米左右;另有3册小开本,横26厘米,纵30厘米,厚度约1厘米左右。小开本的3册与大开本4册中的第四册内容相同,因此内容不重复的只有4册。《熬茶档》的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1740)五月至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共有正件201件,附件31件,译成汉文约计20万字。《熬茶档》全部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而其他保存有清代档案的如西藏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则不见有此项档案。《熬茶档》形成至今已有260余年,历经沧桑,破损较为严重,纸张也非常酥脆,所幸文字部分尚较完整,如果加以修复,无碍于利用。以往由于文字的关系,《熬茶档》基本未被学界利用过,翻阅近些年出版的有关西部蒙古研究著作《卫拉特蒙古简史》、《卫拉特蒙古史纲》、《和硕特蒙古史》、《土尔扈特部落史》等,还鲜见有学者利用此项档案进行研究。《熬茶档》记录了乾隆五年到乾隆十三年间,准噶尔部三次派使熬茶的全部经过。第一次在乾隆五年到乾隆六年(1741),第二次在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九年(1744),第三次在乾隆十二年(1747)到乾隆十三年(1748)。准噶尔熬茶使在三次熬茶过程中,第一次是半道至西宁返回,只有后两次深入西藏腹地,完成了所担负的熬茶使命。《熬茶档》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一)获准熬茶,共为三次。准噶尔部首领三次以不同理由向清帝奏请准许派使赴藏熬荼:第一次是噶尔丹策零以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需作佛事为由,向乾隆帝奏请准许遣使入藏,以便向已故班禅额尔德尼进献布施;第二次是噶尔丹策零以其父策妄阿喇布坦亡故,奏请派使赴藏为其父作法事;第三次是准噶尔部新袭首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其父噶尔丹策零亡故,奏请派使赴藏为其父作法事。准噶尔部首领的三次请求,在清政府看来,虽属过分,且操作起来颇为费事,但经乾隆帝权衡利弊,斟酌再三,还是颁旨同意了其请求。在《熬茶档》中,只是提到准噶尔部首领曾向乾隆帝奏请遣使赴藏熬茶,具体过程不见记载,据查其详细过程纪录在军机处满文《夷使档》中。(二)拓展边卡,加强防务。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简单来讲,清入主中原之后,远在西域的准噶尔部起初与清政府基本保持和平交往,随着噶尔丹势力的增强,准噶尔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曾一度转为以战为主的关系。噶尔丹兵败之后,准噶尔汗国陷入困境;而发展到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汗国转而日益强盛,与清政府保持时战时和的状态。雍正十一年(173),准噶尔部兵败额尔德尼召之后,开始连年遺使进京,请求开放肃州等地的贸易。乾隆帝是在双方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才准许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的。另外,准噶尔蒙古进藏,对清政府来说,始终是个敏感问题,因为准噶尔蒙古策妄阿喇布坦当政时期,为了控制拉萨以号令众蒙古,曾经派兵侵扰西藏,占领拉萨,直到三年后才被清军赶出西藏,因此,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西藏当地的僧俗显贵,都对准噶尔人进藏持有戒心。正是基于这两点,乾隆帝尽管同意准噶尔部派使进藏熬茶,但在防务上却要做周密部署。一是拓展青海境内的卡伦并清道,即将原设卡伦外移至便于暸望并联络之地,而准噶尔来使路经驻牧之青海蒙古,须先妥加迁移,不得与熬茶使等见面,以防私下贸易。如在准噶尔第二次遣派熬茶使时,将原西宁至依克柴达木、得卜特尔所设十三处卡伦,往远处拓展至哈济尔。皂哈班哈柴达木等卡伦,原先只有蒙古兵,而此时则加派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一百名,增补驻守卡伦。二是在青藏交界地方驻扎重兵,以防不测。防守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路,喀喇乌苏、达木、羊八井、纳克桑等地,要派兵六千名,由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率带驻守;防守如托克、努热路,由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率兵五千名驻守阿里克地方,阿里克地方倘有不虞,则要抽调喀喇乌苏六千名兵丁前往增援,且将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调往喀喇乌苏,以作应援。喀喇乌苏等处驻兵若有不虞,则由阿里克五千兵丁内抽调两千名,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作为应援,以期牢固。(三)委派官员,分工负责。准噶尔部首领奏请派使赴藏熬荼,乾隆帝准许派300人赴藏,人数虽不为多,但由于各种历史渊源,清政府对此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乾隆帝专门由京派理藩院侍郎玉保远赴青海,料理拓展卡伦、与来使沟通联络、接济粮草牲畜、招商贸易等事务;委派凉州将军乌赫图专门负责伴送准噶尔熬茶使,担负防卫之责,凡贸易、熬茶、行路、住宿,始终影随来使;谕令驻藏大臣纪山、索拜等作好西藏境内的防务,尤其是熬茶使在藏期间的住宿、出行、熬茶、粮草供给等等。从档案反映的情况看,郡王颇罗鼐在筹办防务和粮草的问题上是很积极的,在与熬茶使谈话或交涉过程中也完全遵行乾隆帝的旨意,表明当时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已很稳固,西藏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也是绝对服从的。(四)筹措牲畜,接济粮草。我们知道,当时准噶尔的中心地域伊犁地区离西藏路途遥远,外加熬茶使还要携带大量货物,因此准噶尔人乘骑的骆驼、马匹等是很难顺利到达西藏的,但凡行抵青海,牲畜之疲瘦就很明显。因此在准备迎接准噶尔第二次派熬茶使时,虽于东科尔地方备有马驼,然考虑东科尔距卡伦有两千余里,立即赶往,不便替用,故由东科尔所备马驼中抽出马800匹、驼400峰,在侍郎玉保及西宁绿营兵前往卡伦时即行赶往,在卡伦附近精心牧放。倘若使臣等从卡伦即行进藏,即由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查明使臣等骑来马驼,酌情给换。此外,在喀喇乌苏、拉萨等地都备有马畜、粮草,以备接济。(五)招商贸易,伴送熬茶。准噶尔来使赴藏熬茶,需要先将货物在青海东科尔等地出售变现,然后再带着银两赴藏熬茶。从熬茶使进献各寺庙的布施看,除少量礼物外,份额较重的还是黄金和银两,而这些金银基本都是在青海地方出售所带皮张等物获取的,因此,贸易就成为熬茶使赴藏途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从准噶尔部角度讲,是很看重此项贸易的。单从数量上看,准噶尔人带来的货物是比较多的,熬茶使第三次来时,声称所带货物价值银30万两,贸易进行到一段时间,售出的皮张即有“灰鼠皮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张、狼皮五千六百九十六张、羊羔皮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二张”(乾隆十二年十月玉保折),可见贸易量之大。为了收购准噶尔人所带货物,东科尔等地的官员广招商贾,与准噶尔人进行交易,东科尔城一时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准噶尔来使前往西宁附近塔尔寺等寺庙,西藏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后藏扎什伦布等寺庙熬茶,负责伴送的将军乌赫图都派官兵随行,既要保证来使安全,又要防止来使另有企图,探取青藏地区情报,或私下与蒙藏人众交流,同时要获取准噶尔来使熬茶过程中的各种细节,然后奏报皇帝,像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寺庙住持的信件内容,熬茶使布施银两数目,都要一一记录。可以说,准噶尔熬茶使的一举一动,都在清政府的严密监视和掌控之中。(六)结算经费,嘉奖抚恤。准噶尔人入藏熬茶,清政府需要遣派官兵伴送、拓展卡伦防守、备办牲畜粮草接济,所有这些,无一例外都要耗费银两,因此在每次熬茶之后,有关官员都要奏销所用过的钱粮。另外,在办理准噶尔熬茶事务的过程中,诸如郡王颇罗鼐、那克树三十九族番众等,奋力备办牲畜、粮草,因此在事后也要降旨豁免钱粮或鼓励,台站出力官兵则要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此外,由于勘查行进路线,尤其是勘查水草,头等侍卫达赖未及进藏,便在青海病故;护军参领马进泰由藏返回时,也因高原反应,患肺气肿亡故。乾隆帝不仅谕令将他们的尸骨运回京城,而且赏银抚恤。可见准噶尔熬茶之事备受乾隆帝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作为清廷安排准噶尔熬茶使赴藏熬茶过程中所形成公文的汇抄本,从内容上分析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丰富多样,不仅反映清政府对熬茶的操纵过程和掌控程度,而且也反映蒙藏民族彼此间的认识和关系,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噶尔丹策零等人之间往来信件的内容,恐怕很难在其他史料中见到;二是系统全面,《熬茶档》是一种专档,汇抄了准噶尔派人到京请求派使赴藏熬茶,得到清廷允准,清廷专派官员远迎,一路护送贸易、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公文文书,因而能够反映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是任何一种单一文种档案所无法比拟的;三是未曾公布过,《熬茶档》是久藏宫闱、向未公之于世的一项档案,其内容偶见于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满文上谕档》等,但由于些档案也未曾公布,且文字为满文这一特殊性,史学界几乎无人利用过这部分档案。汉文史料诸如清代官修史书《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对准噶尔赴藏熬茶事宜虽有涉及,但篇幅相对《熬茶档》要简短得多,内容自然无法与《熬茶档》相提并论,所反映史实的系统性、细密程度也是无法比拟的。也许正是史料的匮乏,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尚不深入,专门研究的论著至今不多见。《熬茶档》作为记录清代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原始档案,所承载的资讯是十分丰富的,夸张点讲,仅就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过程,我们几乎可以拿档案内容还原在清廷视角中折射的历史原貌。因此仔细分析这珍贵历史档案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对研究乾隆初期准噶尔史乃至于西北、西南民族、边疆、经济、文化、宗教,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一是可以拓宽准噶尔史的研究领域。以往的准噶尔史研究,更注重准噶尔与清廷、准噶尔与喀尔喀、准噶尔与西藏的军事冲突,而对准噶尔的经济发展、宗教文化、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尤其是对准噶尔与清廷保持和平交往时期的研究就略显不足。《熬茶档》反映了清廷为了羁縻“外藩”,笼络准噶尔上层贵族,保证西北边陲的安宁,允许准噶尔派使赴藏熬茶,携带货物贸易,并为此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而从准噶尔方面来讲,赴藏熬茶,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民来说是一项经常性的、重要的宗教活动,双方关系的缓和为赴藏熬茶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康熙、雍正年间以来时战时和,准噶尔地区经济受到重创,需要与内地进行交流贸易,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乾隆初年准噶尔蒙古在青海的三次贸易、西藏的两次熬茶,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我们说,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事件所折射出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状态、民族交往关系、宗教文化、军事部署、交通台站、货物贸易、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资讯,均可帮助我们拓宽研究领域。二是可以细化准噶尔史的研究。《熬茶档》不仅反映了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全过程,而且具体到每个环节,所反映的内容也很细致入微,从驻哈密员外郎噶木布等呈报准噶尔熬茶使抵达哈密,侍郎玉保、将军乌赫图等接应伴送,安排贸易熬茶,办理牲畜粮草,涉及内容极为繁杂。在三次迎来送往的过程中,清廷所派官员与准噶尔来使间的谈话,既反映了各自的要求和观点,也表现了相互间的谈话艺术,读来别有情趣。特别是记录准噶尔部首领与西藏宗教人土间的书信往来,以及准噶尔熬茶使在青海、西藏各大寺庙熬茶布施银两物品的具体数目,是非常难得的。通过档案分析,即使在当时,这些内容也是很难得到的,清廷在不为准噶尔人知觉的情况下,秘密与各大寺庙住持联系,极为隐秘地采集情报。同样,准噶尔熬茶使也担负探取情报的使命,因而才有准噶尔熬荼使借岀痘不让伴送人等一同进人寺庙等方面的记录。纵观《熬茶档》内容,在和平交往这一大的主题下,清廷与准噶尔间的相互戒备防范是无处不在的。记录这种错综复杂、矛盾交织关系的档案史料,不仅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还为我们拓展了延伸思路的空间,使我们能够捕捉到历史上的更多信息,从细微之处入手,细化准噶尔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