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交通史稿 全20册 2012
满洲交通史稿 全20册 2012
满洲交通史稿 全20册 2012
《满洲交通史稿》PDF电子书全20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
《满洲交通史稿（20卷）》系满铁于东北铁路突破1万公里时开始编纂的，其目的是搜集整理有关近代交通发展资料，并以之为基础对相关历史现象进行实证性研究，辨明中国东北及其邻近地区交通事业的总体状况，具有资料性、实证性、地区性及综合性。特别是对相关历史大事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做了相当详细的记述。由于侵华战争的失败，《满洲交通史稿（20卷）》虽未全部完成，但最为重要的铁路政策部分大部完成，较完整地反映了该书上述特征。
《满洲交通史稿》总目录：满洲交通史稿 第一卷
一 满洲交通史编纂关系文献
二 满洲交通史编纂目录
三 绪论铁路开通以前满洲交通略史
四 关内外铁路之向关外延长及英国对满政策
五 俄国的远东政策与铁路修筑（584）满洲交通史稿 第二卷
一 日俄战争当时日本铁路势力的进入
二 东清铁路南满支线的占领与管理
三 俄国的铁路权益割让
四 关于铁路权益的中方保障满洲交通史稿 第三卷
一 满铁会社设立经过
二 满铁会社的本质论
三 俄国移交铁路港湾的继承
四 美国获取满蒙铁路计划
五 锦瑗铁路计划与各国的态度满洲交通史稿 第四卷
一 满铁攫取吉长铁路经营代办权
二 城根线修筑问题满洲交通史稿 第五卷
一 满蒙五路问题之经过
二 孙文十万哩铁路计划与满蒙满洲交通史稿 第六卷
一 齐昂轻便铁路
二 溪堿轻便铁路
三 通裕铁路
四 四郑铁路的修筑
五 四洮铁路的修筑满洲交通史稿 第七卷
一 南满铁路及安奉线期限的延长
二 吉会铁路问题
三 天图轻便铁路修筑计划满洲交通史稿 第八卷
一 朝鲜铁路委托满铁经营
二 中东铁路及西伯利亚铁路之共同监理
三 华盛顿会议上的中东铁路问题
四 所谓二十一条问题与旅大回收满洲交通史稿 第九卷
一 俄国革命与中国方面的势力扶植
二 洮昂铁路的修筑
三 吉敦铁路的修筑
四 奉海铁路的修筑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卷
一 京奉、奉海两铁路联络问题
二 开丰轻便铁路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一卷
一 吉海铁路修筑经过及其问题
二 锦朝支线的修筑
三 打通铁路的修筑及与之相关诸问题之史的考察
四 齐克铁路的修筑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二卷
一 满蒙新五路问题与满蒙铁路交涉开启
二 金福铁路的修筑
三 “满州事变”前后的形势及其演变
四 “新东北交通委员会”的设立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三卷
一 事变爆发后既成诸铁路及新线建设的处理
二 “满洲国”交通部的设置与日满议定书的缔结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四卷
一 国联调查团视察满洲
二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五卷
一 铁路受托经营
二 满铁铁路经营一元化
三 作为大陆铁路一环的满洲铁路
四 满洲交通史年表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六卷
一 东清铁路建设报告书说明书摘译
二“满洲国国有铁路”委托经营契约关系文书集
三 奉山铁路局筹设情况
四 “新东北交通委员会”设立经过
五 沈海铁路经营经过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七卷
一 大连港
二 各港年表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八卷
一 旅顺港
二 安东、营口港满洲交通史稿 第十九卷
一 汽车运输事业的统制
二 “国营”汽车之满铁受托经营
三 民营客运汽车事业的统制
四 奖励使用“国产”汽车
五 伪满洲国以前的汽车交通事业法满洲交通史稿 第二十卷
一 新京交通株式会社
二 奉天交通株式会社
《满洲交通史稿》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工作周期跨越半个多世纪,固与工作量庞大(如逾千万字的书稿就几乎全都需要翻译)有关，同时也是主观缺乏经验和客观出版困难所致。倘非当年克服了动摇而丢掉坚持，恐怕早已半途而废或功亏一篑。不过，项目之得以善始善终，归根结底还是以事业发展为重且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赐。最后国家给予了多额资助，并纳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始建于日俄战后。就法人资格而言，是依据特定法令设立与活动的特殊会社；从发挥的作用来看，是推行殖民侵略政策的国策会社。满铁以国家资本为主导，首脑由政府任命，运营受国家指挥监督，综合经营营利事业和非营利事业。满铁参与日本历次军事侵华活动，全方位多领域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扩张。到1945年，满铁资金高达24亿元(还有几乎与资本规模相当的社债发行)，职工近50万人，还有六七十家渗透到工农商贸等各行各业的关系会社。满铁在铁路沿线非法侵占500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实行名为铁路附属地的殖民统治；满铁还拥有自诩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大调查机关，专职调查员多达2500名左右，这还不包括自成体系的谍特机关的大量特工人员。满铁确系帝国主义最大在华殖民机构，堪称近代中国的“国中国”，故亦有“满铁王国”之称。满铁研究的确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可为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几乎一切线索和诸多内幕。可是，满铁史料编纂作业，是在全无知识准备与可资借鉴对象的情势下开始曲折的弯路足足走了四个年头。结果以第一、二稿全被否定报废为代价，逐步摸索领悟出如下的基本体会后，工作才走出迷途，这就是“把握问题与把握资料的统一”和践行“档案文书优先与其他资料兼容并包”的原则。这是得以驾驭全局、掌握本质、选出一手资料、拓宽学术视野的正确工作思路，同时也是需要付出长时间艰苦的作业过程。比如，为从堆积如山的中外档案(如日本外务、陆海军省档案、满铁档案、中国官方历史档案等)中查录有价值资料，笔者等曾经年累月地坐在显微阅览器前，面对高瓦聚光灯照射档案胶片，忍受着胶片受烤的烧焦味(每半小时需关闭一次)；也曾多次到档案部门进行摘录，包括多人连续数月的大规模手工抄录作业。如此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工作又进行四年。由于从多方搜集到的大批资料(含书稿)，在文革中被视为敌伪档案而遭查抄，如若不是认真对待查抄(详细做目录)和随之跟踪追索，资料的完璧归赵很难设想。但是，编纂作业适时恢复后，不但政治运动影响依旧，而且更面临原工作团队无法实现重组的尴尬局面。不久，笔者又奉命赴京主持另一大型史料编纂工作。接着进展有限的出版事宜，也因为出版社开始市场化经营而突告停止。时值动摇彷徨之时际，引领和促推我们走出思想低谷的主要力量，还是源于项目本身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它使我们实难割舍。当然也不应忘怀当时领导同志的劝导与支持。从此，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内，笔者不得不下定决心，采用动员老伴上阵开“夫的方式和常年奔波于长春与北京之间兼顾两部史料的办法，将编纂工作坚持到底。进入新世纪，由于国家资助出版的力度不断增强，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极力支持下，从未死心的出版希望，终于化为现实。原来，编纂满铁史料作业由吉林大学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集中统一进行，1964年起改为双方分工合作。此次编辑出版特将吉林大学分担部分纳入全书统一的框架体系。吉林大学苏崇民教授主编的六卷，主要内容是：日本大陆政策、满铁设立与机构、铁路交通经营以及在农工移民商贸等领域的侵略扩张等；笔者主编的九卷，则是：列强势力范围争夺、满铁与中东铁路、攫取“满蒙”路权、抚顺煤矿与鞍山昭和制钢所、满铁与华北开发会社、华北交通会社以及华北煤矿、满铁附属地与满铁调查部等专题。目睹刚刚出版的新书，笔者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实际编译工作者，已从一名年轻人变成衰弱无能的老者，回顾既往，虽然经历了太多的故纸堆和冷板凳，可是也正因如此，在完成艰巨史料编纂任务的同时，也获得某些“自由”，涉足史学研究，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自感艰苦与欣慰同在，并无怨悔，心安理得。只衷心祝愿国家继续双措并举，在充分发挥个人学术自由的同时，强化规划指导，优化立项课题、特别是重大课题的管理与扶持，把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和研究队伍进一步建设成为实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践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科学调研的基地和主力军，为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1-15卷书目第一卷：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满铁第二卷：巨型殖民侵略机构——满铁第三卷：列强势力范围争夺与中东路第四卷：日本独占中国东北铁路交通第五卷：垄断东北铁路和海港第六卷：水陆交通和运输工人第七卷：掠夺东北煤炭石油资源第八卷：鞍山昭和制钢所始末第九卷：农林牧业扩张与移民第十卷：工商矿业统制与掠夺第十一卷：满铁与华北开发会社第十二卷：华北交通与山东、大同煤矿第十三卷：满铁附属地与“九一八”事变第十四卷：满铁调查部第十五卷：文献补遗与满铁年表满铁利用日本佛教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侵略在满铁侵略中国东北的40年间，对华布教已经不再是日本各佛教派别的个体宗教行为，而是为侵略政策服务并纳入政府国策，成为一种政府行为，甚至人们的从教资格都要由政府审查。为配合侵华，以宣抚“怀柔”为宗旨的文教事业成为主业，传教这一宗教本业，反成辅助性工作，日本布教使的工作变为主要向中国人解释日本侵华的合理性。换言之，此时的宗教是为了实现日本战争目的的一种手段。正如日本侵略者自己所说的：“异民族的教育，仅仅用干活挣钱这种义务观念进行教育是不恰当的，必须经常输入宗教信念。”一语中的，近代日本统治者通过种种途径和方法，将宗教信念渗透到中国东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宗教不仅成为政治的婢女，而且两者一体同构，日本宗教遂成为满铁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日本佛教也不例外。“海外开教海外开教海外开教海外开教””政策与政策与政策与政策与““军队布教军队布教军队布教军队布教””手段手段手段手段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强劲，尤其是甲午战后，日本的战胜国地位使之初步实现明治以来的大陆政策。日本宗教界在“脱亚入欧”的时代选择中，很快认识到了宗教文化对外传播、对外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这方面的落后状态，“伸展国权”遂成为包括宗教在内的呼声。于是有人提出要优先考虑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朝鲜等地开展日本的传教活动。日本佛教界也积极配合，与军事侵略相表里，迅速开始了海外开教扩教活动。日本佛教传人中国东北地区，是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满铁为了达到永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起殖民地经济体制，曾大量地、不断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据有关资料记载，1906年，日本人在满铁附地的人口比例为33．2%，到1908年则达到60．7%。资料表明，同时期日本人在台湾和朝鲜的比例分别是5．1%和2．7%，因此，在东北的日本人分别是在台日本人的2．8倍和在朝日本人的5．3这些移民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原先都拥有各自的信仰，大都是佛教某一宗派的信徒。来到中国东北后，这些人仍然有满足精神信仰的需要，对于天皇制政府来说，也需要利用宗教的力量对这些人进行抚慰。所以他们是日本宗教竞相传教的对象，由此，日本宗教以“军队布教”的方式，随日军进人了中国东北地区。1904月，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发布《随军教使条例(10条)》，规定了随军教使的任务及布教工作内容。其中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是布教的工作重点。第四条规定：(1)向军人士兵和随军人员进行讲经说法；(2)对死者举行追悼佛事；(3)对伤员进行抚慰；(4)除上述规定外，总部特殊命令事项或所属司令官及有关部队委托事项必须执行；第六条规定：讲经说教必须依照本宗义，进行精神安慰，鼓励义勇思想；第十条规定：随军教使必须记日记，从任命之日直至复归日止，每周向总部提交日记进行汇报，如有重要事情，应单独提出，另行报告。这就是说，随军教使的工作任务不仅要进行精神安慰和鼓励义勇思想，并且还要参与收集情报，刺探军情等间谍勾当。“欧美基督教徒，来华传教并设学校，曾有人斥为文化侵略，然彼等实出于自动，而非为政府所指派，不过教士偶然遇害时，政府始加干涉耳；而日人则确有文化侵略的事实，例如满洲文化协会与中央试验所，即其一例。又如仿欧美基督教之例而要求来传佛教，假科学工作之名，要求到内地测验地质，在长江上游搜集鱼类标本，均含有政治的背景，故我国政府及学者社会均未曾准许。”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佛教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据日本满铁总局情报课编写的《满洲宗教志》里确切记载：1904月佛教真宗本愿寺派100多名随军教使在各师团等重要部队，鼓舞士气，慰问伤员，祭奠战亡者等活动。同年4月本愿寺派教主大谷尊由师到中国东北的前线部队巡教。1904月在大连设立了关东别院。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佛教活动据点的最早记录。满铁成立后，为了实施后藤新平“文装武备”的指导方针，满铁附属地不断地接纳各种宗教的输入，最初满铁附属地以佛教、日本神道教的输入为主，后来逐渐加入基督教、天主教等派别。满铁附属地宗教的输入也是以“军队布教”的方式切入，其中有两种方式，分为慰问布教和随军布教。慰问布教前往军队驻地，宣讲佛法、教义和赠送慰问物品；随军布教则是教团派遣教使与前线军队共同行动，向前线士兵宣教及配合军队从事其他活动。这些教使在大连、辽阳、沈阳、铁岭等地的日本部队驻地设置临时慰问部开展活动。满铁在东北统制宗教、压迫中国人民方面，可以说煞费苦心。满铁调查部协助日伪方面的礼教科和警务厅特高课，定期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宗教团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或典型局部抽查。从1937年、1944年满洲情报所编制的《宗教调查报告》、《满洲的宗教》等报告书可见，调查几乎涉及了中国东北所有教派团体及其的规模、性质、习惯、布教场所(寺院)、政治倾向，并提出具体的对付办法。如报告指出，九台县的普济佛教会实际上则假宗教的名义策划反日活动，被探知抱有反抗日的密谋后，被勒令解散。调查报告还指出，在满铁附属地甚至东北全境，工作重心要对民众强化宗教信仰教育。“在满洲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要把教育和宗教完全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若想获得治安秩序上的好转，也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报告还提出了考察宗教的两个标准，即“一、要符合满洲国的建国精神；二、从日满不可分的原则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联系”。日本统制宗教之用心，由此昭然若揭。、满铁输入日本佛教的双重目的及主要形式满铁输入日本佛教的双重目的及主要形式满铁输入日本佛教的双重目的及主要形式满铁输入日本佛教的双重目的及主要形式佛教本质上是反战的。在历史上佛教未曾发生过任何宗教战争，也没有“圣战”或“义战”的概念。然而，当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完全变成了“日本佛教”。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结合，与神道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认同天皇制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在所谓“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后，变得更为明显，日本当局始终沉缅于对中国侵略的迷梦之中，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和规范宗教的社会功能。从明治时代的甲午战争经大正时代到昭和时代的日本全面侵华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政府都将包括佛教在内的日本各宗教纳人侵略战争体系，日本佛教各宗派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绝大多数宗派相继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日俄战后，满铁以附属地为基地控制各种宣传媒介，除设立图书馆、卫生、教育设施外，还设立宗教设施、宗教团体、调查机构等，控制东北的宗教领域。一方面向东北人民不断传播各种殖民主义思想，麻醉东北人民，影响东北的“民心动向”，使“民心归一”，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蒙骗附属地的日本人去充当战争炮灰，积极迎合政府，大力提倡所谓“忠皇爱国”、“镇护国家”、“王法为本”的思想，宣传“护国”精神，号召国民支持“对华圣战”，大肆宜扬军国主义思想，将侵略战争定义为“以大道征服小道”。宗教进入满铁附属地的这一双重目的不仅适用于佛教，其他各大宗教皆承担这一任务。日本佛教在附属地的主要文化侵略方式有：1．创办别院、布教所等传教机构“日本佛教的中国进出是挟1895年的日清战争胜利之余威，从（18）90代后半期各宗一起(在华)开设布教所，模仿基督教布教方式进行宗教活动。”这是日本佛教利用侵略战争的军事优势大力拓展海外开教行动的最重要的步骤。日军所到之处，必有佛教随军布教使紧随其后。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宗教界“欣喜若狂”，东、西本愿寺于同年1月各自在总寺院内设立临时部，向在华各分部派遣大量随军布教使，规定其基本任务是：对军人和随军人员进行布教活动；对战死者进行追悼佛事，抚伤病者；委派随军使等特殊任务。同时，他们又以大连、辽阳、奉天(今沈阳)、铁岭等满铁附属地沿线各城地传教所为基地，发展开教事业。此后，日本各宗教组织都纷纷入踞满铁附属地。如：1907开设“日莲宗清国大连布教所”(后改称大莲寺)，教线遍布满铁附属地，直延伸至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1917光演首次巡视朝鲜及满铁附属地城市安东、大连、旅顺等地，东北一带旋迅速布满开教所。据不完全统计，至“九一八”事变前，包括净土真宗大谷派、净土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日莲宗、古义真言宗、天台宗、临济宗、新义真宗智山派、日本山妙法寺派等十几个日本宗教派别共在满铁附属地城市建立了67个宗教机构，其中大连一地就设了11个佛教机构。这些佛教机构建筑规模宏伟、占地面积广阔，均属附属地内的标志性建筑。满铁附属地宗教建筑，作为空间殖民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的产物，它比政治、经济殖民主义更具隐蔽性，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观念、心态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随着日本全面对华侵略，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传教扩教事业走向巅峰。“在挥舞利剑的皇军武力下和亲日傀儡政权的协力下，战时在华布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931年“九一八”事变，翌年伪满洲国成立，这不啻给在华布教的日本佛教打了强心针，疾呼“海外开教划新纪元”的时代到来了。1934东派法主大谷光畅夫妻先后到沈阳、抚顺、大连等地进行“满洲、北支巡教”，掀起了在华传教的新高潮。至1945年战争结束，整个中国东北布满了日本佛教各教派的布教所。至此，日本佛教从整体上完全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体制中，而主张杀生也就成为那时日本佛教的基本特征，诚如日本著名佛学家道端良秀所言，“战时的日本佛教，简直好像发了疯一般”。2．日本政府及佛教团体招收赴日留学僧满蒙历来是日本的垂涎之地。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意图将其最终纳入日本的版图。作为日本采取的手段，除不断施加武装威胁外，另也有文化渗透的方法，宗教输入即是其中的一种。1924在日本关东厅及满铁的斡旋与资助下，由日本佛教联合会负责招收了来自中国蒙疆地区的12名蒙古族喇嘛学僧，这是近代以来通过日方政府出面招请的第一批中国学僧。就日本官方的意图来看，其显然是试图把招请活动作为对中国满蒙经营政策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境内蒙疆地区培养日本的代言人。据日本佛教联合会计划，打算让这批学僧了解日本的社会情况，然后再把他们分别送入不同的寺院修习佛教，为此，高野山、比壑山以及东西本愿寺等各宗都非常热心，并积极做好迎接留学僧到来的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12喇嘛僧初到日本后，便被日本社会眼花缭乱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遂无心向学。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日本佛教联合会和佛教各宗负责接待的寺院或佛教机构感到大为震惊。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得不提前终止他们的留学活动，将留学僧全部返送回国。于是，由满铁和关东厅发起的这场投资数额不小的招请蒙疆地区喇嘛学僧的活动，就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草草收场。对于具体负责承接任务的日本佛教联合会来说，他们对此次活动的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同时亦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但结果却令其大失所望。此次活动的失败，使日本政府对招请留学僧的举措失去热情，所以这是此类活动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3．接管佛教藏书，创办佛教杂志净土宗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系日本大正天皇的连襟，地位显赫，是一个名副其实身披“袈裟”的日本鬼子。他曾多次前往中国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搜寻和盗掘佛教文物，掠取大量佛教历史文物及艺术珍品，其中包括佛经、史料、文书、绘画、雕刻、漆器、染织、古钱、印章等，共计690件。这些文物后收载于1916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一书中。他长期居住在东北、上海等地，架设电台，从事谍报活动，支持日军侵华行动。1899积极推动在中国各地的开教扩教活动，加快在华发展的步伐，开始了他的国巡游”。他先后到达香港、广东、上海、浙江、汉口、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并拜见李鸿章等权要。回国后，迅速制定了在华发展计划，乘机加紧在华发展势力，开始在华广开布教所。1915月，大谷光瑞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此时，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后半生居住在大连。1915的指示，“含秀居”所存藏的大批汉籍被装成250多箱，由神户辗转运抵旅顺。之后，他以旅顺、大连为基地，辗转往来于上海、青岛、台湾等地，从事配合日本侵华政策的所谓“学术译著”、“宗教研究”、视察等政治活动。1925大谷因考察经费短缺，向满铁会社借了巨款，以“寄存”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做抵押。1930年因无力偿还借款，只好将这批抵押图书抵债归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有。这之后，满铁大连图书馆开始大量收藏汉籍，并拨出特殊经费支持这项活动。大谷光瑞这批藏书体系完备、独具特色、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均高。满铁大连图书馆鉴于这批藏书的特殊性，没有将其分散上架，而是单独建库存放，并命名为大谷文库。随着学术界的研究与开发，大谷文库的国际影响也与日俱增。谷文库的藏书现已被学术界统称为“大谷本”。1922年，由满铁出面和资助，大谷光瑞创刊主编了佛教刊物《大乘》月刊，以此为基地发表大量佛教著述，向满铁附属地宣扬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所谓的日本宗教精神。4．全面拓展文教、社会事业在满铁制造侵略舆论的过程中，由满铁青年盟员组成的右翼团体“大雄峰会”以佛教“大慈大悲”为招牌，宣扬所谓“皇道”，即通过崇奉明治大帝的遗德，渲染日本有责任拯救灾难深重的满蒙，使之成为民族协和的“理法国家”，也就是要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移民地。“大雄峰会”会员不仅在“九一八”事变前积极进行侵略舆论宣传，而且在事变后大多成为“自治指导部”的骨干，从事拼凑伪政权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随日军侵略的加强与传教事业的急剧发展，满铁附属地急需大量传教人才，各派加紧了招募培养人才的行动。1932年起先后举办了各类培训班，诸如“满洲拓事讲习所”即举办了有关传教知识的各种培训班。外，佛教各派在附属地相继举办了中小学、幼稚园、青年会、日华语言学校、医院、施药所、妇人会、文书会、职业介绍所、俱乐部、殡仪馆、休息所、难民救济会等各类文化社会机构，当然，传播教义仍是重点，但根本是“日华亲善”的“教化”宣传。综上所述，满铁协助日本佛教各宗在东北布教几十年中，固然不乏有文化交流、宗教交流的内容，但无论从其目的、宗旨、行为来看，无不围绕着日本国策与对华侵略的目标而行事，正如柏原佑泉所说：“各宗传教的内容与其说是宣传佛教普遍的世界的人类救济观，莫如说是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侵略大陆的正当性，宣传‘殉国’的宗教精神。各个教团都积极地并且充满使命感地去加以实施，结果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发挥了配合补充侵略的作用。”在中国传教，但又与中国人民为敌，究其失败原因不外乎此。日本佛教随心所欲地篡改佛教经典，炮制和鼓吹侵略有理、杀戮无罪的邪说谬论，这一典型的政教合一行为充分说明，日本佛教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的御用工具。、日本佛教性质的根本性改变日本佛教性质的根本性改变日本佛教性质的根本性改变日本佛教性质的根本性改变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就在于其纯粹性与独立性，宗教依附于政治，表明其性质发生了变异。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前后，日本佛教即是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策为其重点开展宗教活动的。1938月日本在国内举办“宗教团体对华布教协议会”，会议上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向各宗教代表规定了工作方向：“布教工作应抓住一切机会，充分理解政府对华的意图，满洲事变之机遇，中国东北将是日本帝国必进之路、日本文化和东洋文化的本质等。”而且，“方针是只以中国人为布教对象，对于只以日本侨民为对象者，不允许其赴中国，对于过去一直在中国进行布教者，根据情况，有可能令其离境。在社会事业和宗教布教二者之间，则以社会事业为主，以传教为辅”。换言之，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佛教的一切活动，都应以强化殖民统治需要，置于军部的指挥和统制之下，推行“皇民化”殖民政策的宣抚活动。所指的社会事业，是以中国人为宣抚对象，主要从事开办殖民地的日本化教育学校、制作各种宣扬日本化影片、散布皇民化主张的小册子等等。在特殊环境下，传教已经成了战争的工具。同时，由于政治的介入，几十年来为在华布教究竟是以在华日人抑或是华人为主的问题——这一佛教内部争论，亦因此结束。在多种宗教法规中，《宗教团体法》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战时佛教堕落为殖民政治的婢女。1938月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在国会解释该法提案时说：“为使宗教更有效地与战争合作，国家应对宗教实施监督、统治、保护和培育。”狂妄地宣称：“无论哪种宗教，必须融于我国体观念之中。要通过宗教培养我国体观念，我皇道精神。这是作为日本宗教的首要之事。”“必须防止宗教走向歧路，对此有必要对宗教加以监督。”此法共37条，极大地扩充了政权与宗教的控制权和取缔权，将宗教纳入战争体系之中。不难发现，此时日本在华佛教“仅剩的宗教色彩也几乎剥落殆尽”了。至此，佛教不仅成为政治的婢女，而且两者一体同构，日本佛教遂成为其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从史料来看，日本佛教对此并无异议，自觉自愿地将自己依附在政府与军部的卵翼之下，对华开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成为对华侵略和实现战争目的的组成部分。日本佛教在华机构也以此为准则，极力以宗教的形式推行“皇民化”。在东本愿寺派的《中国事变本派奉公记要》中曾记载：“向占领地区之民众阐述帝国之理想，纠正其以往错误的对日观念，使彼等民众成为日本帝国最优秀的合作者，完成此项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出师目的。”也就是极力强调教团应全力以赴协助开展宣抚工作的重要性。所谓真宗教团的“海外开教”，可以说是顺应实现侵略之国策，在其主张精神之下所进行的侵略活动。显而易见，日本佛教的活动完全是为日本军事侵略扩张而输出的组成部分，所谓的建学校、制作海报等等宣抚行为都具有明确的文化侵略含义。特别是日本布教使自觉地与日本政府相勾结，甘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从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所进行的活动来看，其宗教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从进入中国东北的那天起，日本佛教牢记为本国政治利益服务的宗旨，他们的“海外开教”是带着征服其他民族的顽固信念而来的。因此，日本布教使活动必然受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制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必然自觉地配合侵略行为；第二，世界各民族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殖民地，日本列强以战胜者自居，主宰中国东北民众，企图将自己的生活模式、宗教信仰强加于人，实行殖民地统治；第三，日本布教使中信仰不虔者居多，“吃教”、“借教”的现象极为普遍，其中帝国主义分子不在少数。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专事欺压中国民众，谋取私利，更增加日本宗教的侵略性。日本佛教在满铁附属地的宗教活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殖民教化与愚民行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侵略的范畴，宗教只是日本侵华活动的补充。“政教一体”、“军教一体”，宗教与对华侵略相配合，既是日本宗教在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也是其不得人心导致覆亡的根本原因。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本的神道教成为“侵略神道”，日本的许多佛教宗派离经叛道，堕落为鼓吹战争和杀人的佛教，而且，“在中国，佛门还事间谍活动。”特别当他们利用宗教侵华的企图破产时，就撕下伪装，公然血腥屠杀富于反抗精神的教民，拆焚毁劫寺庙教堂，上演了一出出毁灭中国宗教文化的丑剧。这种殖民性统治压制了人民的反抗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东北地区宗教的正常发展。历史研究崇尚的是真实，宗教则以诚信为本。大量史料证明，近代以来以日本佛教为首的日本宗教各教派随日本对华侵略，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其重大的战争责任难辞其咎。正如1992日本佛教曹洞宗宗务总长大竹明彦代表曹洞宗正式向世人发布《忏悔谢罪书》中所陈述的那样，“我曹洞宗自明治以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期间，在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借海外开教之美名，迎合并支持当时政府企图统治亚洲的野心，侵犯了亚洲人民的人权。并在脱亚入欧的风潮下，藐视亚洲人民及其文化，出于对日本国体和佛教的优越感，将日本文化强加给亚洲其他民族，采取了损害其民族荣誉和尊严的行为。而且，还以释迦牟尼世尊和三国相传(指佛教由印度入中国再传日本)的历代祖师的名义，干出了违背佛教教义的勾当。这只能说是十分可耻的行为。我们愿意坦率地揭露在过去海外传道的历史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向亚洲和世界人民由衷地表示谢罪和忏悔……当然，犯下如此错误并非仅仅是曾经从事海外传道的人们的责任。为日本的海外侵略喝彩，并使之合理化的整个佛门的责任必须受到追究。”满铁的“满洲”经营与附属地各图书馆一、“满铁”是代行日本国策垄断东北的殖民机构1905条规定日本从俄国手中取得经营东清铁路南部线的长春至旅顺口间的铁道以及其他支线的权利。190713日组成“满铁委员会”，寺内正毅(1852---1919)任委员长，11月“满铁”于东京成立。）正式在大连营业。名为营业南“满”铁路，实际是执行日本殖民国策即成为担负13本在“满洲”建立的“满铁株式会社”经营大陆政策的主力公司。其经营内容如下：第一，在铁路运输业方面(命令第1条)。大连至长春间铁路、南关岭至旅顺间铁路、大房身至柳树屯间铁路、大石桥至营口间铁路、烟台至烟台煤矿间铁路、苏家屯至抚顺间铁路、奉天至安东间铁路。以及附带事业，开采煤矿业、电气业、仓库业，水陆联运所属设备(命令第3条)和土木、教育卫生事业(命令第5第二，港口贸易方面。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接管对旅顺军港和大连商港的建筑。日本策划以大连为中心的商港及都市计划的建设宏伟规划。首先建筑第一、第二及甲码头以及第三、第四及乙、丙码头，建立寺儿沟第一、第二栈桥以及甘井子煤炭栈桥，其他投资建造防波堤等。至1931年末共投资约8500万元，达到1000万吨级货物吞吐量；第三，在产业经营方面。为增加日本国力、开发“满洲”、建设“满洲”的乐土，计划移民500万人，着手对农、牧、林改良，来增加商工业的发达。“满铁”是承担该项计划的主要研究调查部门，在大连、周水子、熊岳城、营口、大石桥等12个城市设立实验场，进行各种实验鉴定，选择优良苗圃、树苗、种畜等进行培育。此外，还投资于商工设施，建立地质调查所、中央试验所、“满洲资源馆”、气象观测站等等；第四，在地方经营方面。满铁会社曾被称为“满铁王国”，从1907年投入巨资着手经营地方建设，在各处建立事务所，配备地方区域行政主管等。此外，市街经营方面为了扶植沿线附属地人口繁荣，不断地在长春、铁岭、奉天(沈阳)、辽阳等城市，投资设立上下水道、公园、市场、屠宰场、墓地、火葬场以及学校、医院、警备等公共设备设施；第五，在卫生设施方面。是“满铁”投入力度之最，以地方的卫生课为行政管理核心单位，实际已超出满铁附属地的范围之内，扩及整个“满洲”地区，业务范围极其广泛，包括公共卫生设施、学校卫生、各大医院设施与管理、卫生研究所和实验室、各个产业机构卫生设施与管理、防疫所以及卫生行政单位。如：在大连、瓦房店、大石桥、营口、鞍山、辽阳、奉天、铁岭、开原、四平街、公主岭、本溪湖、长春、安东(今丹东)、抚顺、吉林、哈尔滨等17个城市投建了医院。同时在大连小岗子、沙河口、金州、西营口、奉天城内设立了5个分院等。此外为了保证殖民政策的顺利进行、“五族协和”的发展，“满铁”又投资建立卫生研究所。满铁的特殊使命，是具有国策性的特殊权利。它是代表日本殖民者经营“满洲”的执行者和操作者，除了在产业、铁路等方面担任主导的地位之外，此外，在文化方面，还担负着国策文化渗透的指导者。它的教育方针重视培养具有国家观念，为殖民地服务的人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一书说到殖民地教育的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为将来在殖民地能从事繁重的业务劳动，担负国民发展重任的人才”。据1935年满铁教育统计数字：投资在教育设施事业方面的经费累计达17446786日元，上自大学下至幼儿园，至193711月末达22260272日元。对各“文化设施线”的设置，满铁也是按着日本殖民政策的宗旨进行铺设，其各个机构都是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建立，如各种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大学院等，这些都为推行日本殖民国策服务。另外，在战时体制下，满铁更是扮演了特殊角色。如每年要建设超过300公里的军事产业铁路和培植五年计划经济核心的重工业，甚至在“九一八事变”中为事变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召集地方铁道部长在大连、长春、四平、奉天、营口、齐齐哈尔等8个地方建立临时事务所和铁路派出所，在全“满洲”40多个地方建立临时无线电通讯所。可以说它为“九一八事变”承担了军队运输、运转材料、维修线路、通讯以及制造装甲车、装甲列车等任务，在事变后担负着接受和管理军队占领中国铁路等事项。在事变时“派遣铁路职工，1931年总计14.4758万人，1932年总计32.8918万人。”[1].“七七事变”中又担负军事运输作用。配备了1.35万名职工，负责接受和经营华北各条铁路，“满铁”承担了1．2亿日元经费，承担经营线路总计5780公里。二、满铁附属地各图书馆与东北殖民文化1.满铁图书馆创立的目的满铁在沿线的附属地设置31个图书馆(分馆)。建设图书馆的最初目的是为沿线的日本职员提供普及文化，之后随着各种政策的出台，成为扩大其政治宣传的部分，也使图书馆承载着满铁的重大使命。图书馆作为满铁“文化设施线”[2]的宣传之一的社会场所，特别是八事变”以后，日本殖民者为转嫁国内的经济萧条的矛盾，在“满洲”建立所谓理想的国都，通过建立日、汉、满、蒙、鲜的“五族协和”，实现王道的政治乐土的目标，从而掀起“满洲诸文化热”的风潮。满铁沿线各地图书馆就担当起另一个角色，成为满铁机构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卫生、交通、产业等研究参考文献机关，也成为“满洲”丰富矿藏资源调查研究文献收藏的场所。日本殖民者的“满洲”经营文化目的，日本殖民者在中国创办的《支那时报》主编水野梅晓的《满洲文化を语る》中这样描述：“为建立‘王道乐土’的文化事业，要发扬东方古文化实施大纲，一设立国立图书馆，永久保存满洲现存的《四库全书》、《清朝实录》、历代殿版的典籍搜集；二设立国立博物馆，搜集保存东方文化以及美术等作品；三为了保存古建筑投人经费修缮各地著名建筑；四是为了发扬东方的文化建立文化研究院以及其他机构。”满铁成立了“满铁经济调查机构”，在满铁庞大的调查机构中满铁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哈尔滨图书馆、“满洲资源馆”等都被列人其中。对满铁附属下的所有机构、企业、矿业等进行定期调查。沿线各地图书馆在图书选择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方法，于1935月，满铁各图书馆进行了“各馆搜书分担协定”，除了大连图书馆和奉天图书馆之外，21个图书馆分为区，每一区内的各图书馆，在小说和通俗图书搜集之外，规定了搜集图书领域。根据各图书馆所在地区，进行对本地事情、历史、文化、资源等资料搜集。满铁大连图书馆1938年后完全成为满铁调查部附属下的图书馆，成为战时体制下为殖民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中国文化资源和矿藏的调查与研究等文献的收集积藏所。2.满铁图书馆的服务形式与中国典籍收集满铁调查部石堂清伦曾在其《满铁の图书馆》文中指出：“从1918年开始奉天和大连图书馆就作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参考资料图书馆，不仅是对一般研究者，也是作为以日满融和为宗旨的参考图书馆。”[3]1921年后，满铁奉天图书馆新馆建立，担负满铁本社的一个重要角色，成为日本殖民政府在东北所设的“远东大陆中心”和“国际的文献积集所”，并把其作为一个文化发源地的标志。如：奉天图书馆中所藏的《四库全书》、《清朝实录》以及各种殿版等书籍，是代表清朝300年间文化结晶。在《满洲文化老语为》书中曾高调称赞日军得到《四库全书》的价值：日俄战争时我军占领奉天之际，我国学术界第一目标就是《四库全书》，明治大帝在日俄战争时，提出建议为安定东方的大局，不得侵犯中立国大清国(如果侵略中立国的物品要在现地保管)，假借称为学术上的资料。我军以圣旨下令进以特别给其保护，在山县(有朋)监军以下的诸将的极力保护下，免遭其落难失落，所以不得不说是在我军保护之下，重要的是体现明治大帝的圣旨以及本庄(繁)司令官以及我军的将士的努力保护下的传统典范。[4]满铁大连图书馆从1918月开创的调查课图书系开始，到1921年成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之时，其性质就决定成为会社业务参考图书馆。随着满铁的业务不断扩大，也承担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沿线各图书馆的指导业务，即在业务决策方面乃至图书采购方面均具有承担决策权的地位，同时又在馆藏文献方面，成为集中会社业务参考文献的中心和决策文献参考研究机构。直到1938年后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角色完全改变，已成为在满铁调查部统制之下，其业务发展方向目的“不再是满铁图书馆员所希望下经营的图书馆”[5]95，而是重点为调查机关以及有关资料机构和调查业务相互关联，表里一体的运营的图书馆业务。随着满铁大连图书馆在调查部所属下，大连图书馆也不再是“应当为资料搜集的资料课和资料整理及保管的图书馆”[5]96。如我们从现今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满铁文献中就能看出日本殖民文化侵略的野心，满铁文献共有40万册，如在所藏文献种类中，有中文古籍20多万册，日文共搜94115种，l7万多册，其中杂志1906种，22017册，报纸104种。西文3万多册，俄文3万多册。中文古籍包括古籍线装、家谱、内务府档案、舆图、名人书画、公牍电文等和古版小说、戏曲类珍奇罕见之书籍。西文中的文献包括英、德、法、荷、意、拉丁文种的文献，多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施教等有关情况的书籍，无论其学术价值还是版本价值都称得上珍品。以及“远东文库”、“犹太文库”、地方志都是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的重点之一。此外，日文的“满蒙文库”囊括了东北各地县志、通志、地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产业等文献大多是满铁调查部所收集的研究东北方面的文献。俄文大多是俄国方面对“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产业、军事、历史、地理、文学方面的研究资料。三、“满铁”各图书馆建立与发展的四个阶段满铁在东北所经营的各图书馆从1907年建立阅览室到1945年日本投降，经过38年历程，这38年经营各图书馆的总体看，笔者认为其策略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07～1921年)为创立和社员文化普及时期。满铁会社最早于1907月，在满铁本社设立了阅览室，1908年11月制定了图书管理规程。1910年开始在月，图书阅览场开始向“简易图书馆”发展，1918月建立了满铁大连图书馆，作为社员“参考和研究性图书馆”。满铁重点放在大连图书馆和奉天图书馆(经费图书馆)，两馆很快成为各图书馆的中心“满洲文化二大丛源之观[6]473；又以满铁附属地各图书馆(公费图书馆)为“民众图书馆”，在“满洲”构成了“纵横文化网”[6]473。从此满铁图书馆在整个东北纵横相连延伸发展，使日本创建的纵横文化社会教育设施网在满铁附属地全面铺开。第二个阶段(1922～1930年)为殖民文化渗透与宣传时期。1922年满铁各“简易图书馆”改称为“图书馆”，是满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业务活动也开始高效率、高质量。随之满铁会社于1929月制定了《图书馆业务研究会内规》，创立统一研究会的组织，从而使满铁图书馆的业务垄断更系统、更具体化。图书馆业务宣传深入到学校、军队、机关、团体、医院、商店等各个角落，每个图书馆都建立了各类文库。第三阶段(1931—1936年)是收藏满蒙诸方面文献与掠取中国典籍文化时期。这个时期满铁各图书馆不管是在文献搜集方面还是业务活动方面，都完全以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为主导实施各种活动，图书馆成为满铁机构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卫生、交通等研究参考文献部门，也成为“满洲”丰富矿藏资源调查研究文献收藏的场所。
长春的新民大街，作为伪满洲国京都时叫顺天大街，南北长1446米，东西宽55米，中间建有绿化带，它曾是伪满洲国时期的政治中心。当年的顺天大街，不但是伪满皇宫的中轴线，还是伪满国都的政治中心“中央大道”。1933年建成后，取名“顺天大街”是出自《圣经》的“人应顺天”；1946年国民党时期改为“民权大街”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命名；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新民大街，沿用至今。大街两侧，矗立的历史建筑，保存完好，2012年5月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名录。
伪满洲国八大部之交通部---东北纪行二十伪满洲国八大部之交通部---东北纪行二十
矗立在新民大街两侧的老建筑，除了前边已经说过的综合法衙和国务院外，还有当年满洲国的经济部、交通部、司法部、军事部，被称为”一院四部一衙“。这四部就是人们常说的满洲国”八大部“其中的四部，另外的四部分别为外交部（建设街30号）、民生部（人民大街133号，吉林石油化工设计院）、兴农部和文教部（自由大街8号，东北师大附中附小），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涉足到也就免谈，所以，写给”八大部“的文字就只能是八大部的一半---四大部。按看到的先后顺序，今天先说交通部。
“满洲国”交通部，位于新京顺天大街路西（现长春新民大街吉大预防医学院处），建成于1935年。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交通部曾在长春自强街的自强街小学办公，后在北大街东三省官银号（老横滨正金银行）临时驻扎过，此建筑落成后，迁到此地直至“满洲国”覆灭。交通部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满洲国”境内的公路、内河航运及邮政。诸多的老照片的明信片即出自交通部。
伪满洲国八大部之交通部---东北纪行二十
冒雨参观完位于新民广场自由大街口的综合法衙，继续前行便与宽敞的新民大街相遇，静观整个新民广场呈圆型，南北东西对应着四条大街，我刚下25路公交的街口是西侧大街，向左行即刻就是新民大街，而我受车上那位大娘引导，向右绕着广场转了一个圆圈才走到新民大街口。但话又说回来，谁又能说这一圈就绕得多余呢？要不这么绕一圈，你又如何能与综合法衙不期而遇呢？所以说，谁会料到有什么奇妙的事在拐角处等着你？事物总是在你不经意之间就隐含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站在新民大街东南角一眼就看见树立在对面西南角上那块醒目的石碑，上书“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字样，穿马路，向着石碑后边望去，大雨中一座红砖青瓦的大楼从树影中露了出来。凭感觉，这座楼一定与“满洲国”有关，近前，虽然它上面醒目的红体字表明它是“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楼，但是门口被绿萝掩映的文保碑果然写着“伪满洲国交通部遗址”。
此栋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主体四层、侧翼三层。作为“兴亚式”官厅的一座，自然要有些特点。这栋楼的特点是主体中间的“人”字形山墙面对大街，在人字形的山墙面上，做了花头处理，造型简洁、雕花精美。在山墙雕花下部，设有四条凸出的大理石墙面装饰柱，跟窗户的搭配合理，细部造型精巧别致，使得整个主立面显得个性十足。这个立面的设计，在诸多官厅建筑中，是搭配得最精美的一个，就是在楼角的窗户装饰，都显得十分精美。
解放后，这里被解放军军医大学接收，与我待后看过的经济部、司法部、军事部、国务院一样，这几个当年“满洲国”的大部委，都被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接收。想一想，军医大学的能力确实了得！解放后，从国务院到军事部、从司法部、经济部到交通部，全部拿下！那可是“满洲国”花费巨大精力和物力弄起来最好的几个官厅，全部让军医大学接收，不得了！现在，这里是吉林大学预防医学院的办公楼，整栋建筑保护的很好，这些官厅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或许跟当初是军产有关吧？！
站在交通部大楼门口的停车厅下躲雨，马路对面与交通部大楼正对的那座楼，除了它的楼门前没有停车厅以外，顶端那“帝冠式”盖帽和琉璃瓦，远远看上去，与这些满洲国建筑很相似。大门口书有吉林省教育厅，要想冒雨过马路看个究竟，旁边躲雨的长春人说那是后期的建筑，没有过去看，但还是觉得这座后期建造的大楼，从外观上迎合了新民大街上这些老建筑的风格，不失为一种良举，要给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