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新五代史 全3册 2015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习称《新五代史》。
全书7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共53年的历史。与《旧五代 史》五代各朝分别成编的体例相比，《新五代史》打破朝代界限，将各朝本纪、列传总合在一起，依时间先后编排，并将列传加以分类。内容上，《新五代史》补充 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行文方面，欧阳修追求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倡导重一统、明血亲、砺士节、黜势利，文笔简隽，寓意深邃，自宋代以来即立于 官学，盛行于世。
点校本《新五代史》整理工作*初由陈垣、柴德赓承担，1971年后转由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于1974年出版。原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参酌了当时通行的明清诸本，并吸取了前人一些研究成果，纠订了部分错谬。
本次修订，除了仍以百衲本为底本之外，抽换了所有的通校本，在充分版本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期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宋元 递修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刊宋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宗文书院刊明修本等四个宋元本为通校本，重做校勘，增加校勘记1100多条，改动标点1000余处。

与通行四十多年的点校本《新五代史》相比，本次修订，通校了原点校者当年未能寓目的四个宋元本，并扩大校勘范围，利用北宋吴缜《五代史纂误》、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南宋钱端礼编《诸史提要》、题南宋吕祖谦编《五代史详节》、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以及宋类书、文集等早期传世文献所引《新五代史》文字及碑碣墓志等出土文献，以资他校。增加了1100余条校勘记；改正标点千余处。此外新增5幅宋元版本彩色书影，新附3篇序跋，并新撰前言、凡例和主要参考文献。
修订本采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系列的统一装帧，印制精良，首印为编号纪念版，既可供平时翻阅，也可满足收藏之需。
内容简介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习称《新五代史》。
全书7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共53年的历史。与《旧五代 史》五代各朝分别成编的体例相比，《新五代史》打破朝代界限，将各朝本纪、列传总合在一起，依时间先后编排，并将列传加以分类。内容上，《新五代史》补充 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行文方面，欧阳修追求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倡导重一统、明血亲、砺士节、黜势利，文笔简隽，寓意深邃，自宋代以来即立于 官学，盛行于世。
点校本《新五代史》整理工作*初由陈垣、柴德赓承担，1971年后转由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于1974年出版。原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参酌了当时通行的明清诸本，并吸取了前人一些研究成果，纠订了部分错谬。
本次修订，除了仍以百衲本为底本之外，抽换了所有的通校本，在充分版本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期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宋元 递修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刊宋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宗文书院刊明修本等四个宋元本为通校本，重做校勘，增加校勘记1100多条，改动标点1000余处。
作者简介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知名文献学家，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考订、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尤深，先后以个人之力完成《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重要文献整理工作，发表论文数百篇。

 

目录
书影彩页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组织机构
《新五代史》整理人员名录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
点校本《新五代史》修订前言
点校本《新五代史》修订凡例
《第一册》
卷一
梁本纪第一
太祖上
卷二
梁本纪二
太祖下
卷三
梁本纪三
末帝
卷四
唐本纪第四
莊宗上
卷五
唐本纪第五
莊宗下
卷六
唐本纪第六
明宗
卷七
唐本纪第七
愍帝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
《第二册》
《第三册》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收起全部↑
前言/序言
点校本《新五代史》修订前言(节选)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习称为《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一
唐末的动乱，可以追溯到唐懿宗咸通后期的桂林戍卒叛乱，至唐僖宗广明以后，战乱遍及全国，各地割据自守，在中原则形成朱全忠与沙陀李克用互相争雄的局面。至唐哀帝天佑四年（九○七），占据优势的朱全忠受唐禅，建立后梁。李克用父子据河东与之抗衡，复经十七年战争，李存勖于同光元年（九二三）称帝灭梁，建立后唐。此后石敬瑭建后晋（九三六），刘知远建后汉（九四七），郭威建后周（九五一），都是河东沙陀势力分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北方的契丹日益强盛，成为影响五代历史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各地割据势力先后称王建号者有岐李茂贞、前蜀（国号汉）王建、吴越钱镠、燕刘守光、吴杨隆演、闽王审知、南汉刘龑、楚马殷、后蜀孟知祥、南唐李昪、北汉刘旻等，占据数州之地而形同割据者则有荆南（即南平）高季兴、夏州李仁福、灵武韩洙等。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新五代史》书目：

新五代史 第3册 卷58-卷74

新五代史 第2册 卷32-卷51

新五代史 第1册 卷1-卷31

 

欧阳脩的私家著述，略翻几篇本纪跟人物杂传，单论文采，惜字凝炼，善叙事，在廿四史中属第一流～呜呼之后跟的长篇感慨议论很精彩，又善说理～然后传说他授意徐无党作的注夹在里面看，好像时刻提醒读者我这边有春秋笔法我这边在放大招你们别不注意啊。。。

《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原书约在明清之际亡佚，现在所见《旧五代史》为清代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辑出。陈尚君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两部“五代史”整理工作是在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对流散海外的善本基本未能利用，“本次修订在进行充分版本调查的基础上，先后利用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这两本都保留了较为原始的面貌。”

�陈尚君透露，最近30年来，新发表的墓志数量众多，因而对墓志等石刻资料的运用是修订本的一个亮点，“修订组的工作不仅局限于利用墓志与本人传记相比勘，对于墓志作者的题衔等可利用的信息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

�在《旧五代史》卷44中，唐明宗尊号的记载分别有“广道法天”与“广运法天”两种。陈尚君表示，上一次点校本认为“广运法天”为正，这次结合敦煌文书中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所记明宗尊号，及《册府元龟》《五代会要》《通鉴》等传世文献中的记载，证明“广道法天”为正，纠正了原来的错误。

�如今，整部《旧五代史》修订本的校勘记数量约是原来的三倍。而原先《旧五代史》中涉及相关制度及与之有关的长篇奏议和诏令中，有不少标点失误之处，此次修订标点改动约2000余处。

�《新五代史》版本校记大增

�上一次《新五代史》点校本，尽管以百衲本影印庆元本为底本，但通校本选用的基本是明清以来的通行版本，而且版本系统单一，对存世的宋元本基本没有利用。唐雯强调：“我们这次是底本式校勘，选择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期刊本（存十四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元修本（存六卷）、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刊本、再造善本影印元宗文书院刊明修本等四个宋元本为通校本，补充了大量的版本校记。”

�《新五代史》原点校本出校较少，只有158条，修订本增加1100多条，改动标点千余处。除了版本校勘工作之外，对于欧阳修在改写文献过程中所造成的一些讹误也做了比较细致的校勘工作。仇鹿鸣说：“纠订欧阳修之误的著作，宋代就有吴缜《五代史纂误》，清代的考据学家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次我们对这些工作尽量加以吸收。”

�此外，《新五代史》校勘中也尽可能广泛利用了出土文献，而且修订组对出土文献的利用，特别强调要复核拓本，以求确实可靠。如《新五代史》66卷中提到的“彭士然”，原点校本已注意到溪州铜柱记中作“彭士愁”，修订组在核查拓本的过程中又注意到《新五代史》卷66提到一位“彭师暠”，溪州铜柱记中作“彭师杲”，进而发现了一个新的校勘点。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和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这3人组成的团队，刚刚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大项目：点校本新旧《五代史》的修订。青灯黄卷，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说起文献学、古籍整理，头脑里不自觉地就要涌现出这类词语来。但拿来套用在他们身上？或许并不合适。

原标题：古籍校勘，聪明人做“傻事” 复旦大学陈尚君团队历时七年修订完成新旧《五代史》

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15室。入眼全是书：门窗之外两面墙的书架排满了成套典籍，中间长办公桌上都是横叠竖立外加摊开的书，摞起来的装满书的纸板箱顶上都堆着书，有几摞码得高了，看着岌岌可危。人走进去都有些蹑手蹑脚，怕碰乱了书，碰翻了这个空间里厚重的安静。

每天朝九晚六之间，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和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就埋头在这些书籍中间，做着校勘、检索、修订和整理工作，今年以前是新旧《五代史》，如今则是《旧唐书》。隔壁的2716室，一样的书天书地，是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的办公室，论起“坐班”的时间，他比两个年轻助手更长。

这3个人组成的团队，刚刚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大项目：点校本新旧《五代史》的修订。这也是整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最早与读者见面的三部书中的两部。

青灯黄卷，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说起文献学、古籍整理，头脑里不自觉地就要涌现出这类词语来。但拿来套用在他们身上？或许并不合适。

新旧《五代史》修订本改动标点3000余处，超越旧本，学术“升级”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曾是新中国规模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出版后即成为被广泛使用的经典版本，影响巨大。然而，当年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时，藏在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珍贵善本都没有用到。时易世移，近些年来又新发现了不少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季羡林等4位学者联名呼吁展开修订工程。2007年5月，点校本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复旦大学曾是《旧五代史》和《旧唐书》点校本整理的负责单位，当年的牵头者正是陈尚君的导师朱东润先生。这次的点校本修订工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旧唐书》的任务都由陈尚君领衔。原因之一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其二则是因为，陈尚君长期从事唐宋文献整理研究，当时刚刚出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被视为新旧五代史修订的“不二人选”。

从2007年10月通过《旧五代史》修订方案算起，整整7年，陈尚君带领着他的修订小组，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距今1000余年的五代十国那几十年历史中间，一卷一卷地校对、修订、考辨史实。

据中华书局统计，新出版的修订本《旧五代史》的校勘记是原点校本两倍多，改动标点2000余处。《新五代史》原点校本由于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方式，出校较少，仅158条；修订本新增校记1100多条，改动标点千余处，均较原点校本有了较大改进，超越了旧本，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升级本的学术目标。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则校勘记都曾经过初校、复核、责编、外审专家的反复推证，务求必是。今人喜欢讲学术创新，但我们在长期的点校工作中，时时警惕创新意识的诱惑，仔细拿捏校史与考史的分际，任何细节的改动都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反复推敲论证，博取约出，多疑慎断。”陈尚君这样说。

一字一句、一卷一册地校对和考辨史实，书里每个字都要“按摩”好几遍

作为陈尚君教授的“左膀右臂”，70后唐雯是陈尚君教授门下文献学方向的博士，2006年留校，随即进入修订组。80后仇鹿鸣则是历史学的博士，因为仰慕和旁听了陈尚君老师的5门课而渐渐熟悉，2008年毕业留校的时候，正式加入修订团队。

仇鹿鸣至今还记得，上班第一天，陈尚君就对他说：“校勘比较枯燥，做这个事情，要有一种聪明人做傻事的精神。”

修订新旧《五代史》，第一件事是花费半年时间做出两本、七卷样稿，一方面是让两个年轻人熟悉《五代史》的体例，另一方面则是为全书的修订确立工作程序、校勘尺度和规范原则。

随后，便是日复一日、一字一句、一卷一册地校对和考辨史实。《旧五代史》一共有一百五十卷，主要是本纪、列传和志3种体例。仇鹿鸣说，记录人物生平的“传”相对简单，“纪”和“志”则比较繁琐，纪是编年长编，志是典章制度，每一件事情，每一条制度，在原书里面可能只有一句话，他们却要查找出这句话的原始出处，颇费时间。就算是小小一个标点的确定，都需要不断地读前后文。

关于校书耗费了多大的功夫，唐雯说得很感性：“书里每个字，我们都‘按摩’过好几遍！”

不是没有过纠结和苦恼。这是两位年轻人走上学术之路的第一个7年，面临着发论文、评职称、进编制的压力。“7年，3个人，200万字，没有列入重大项目、申请到基金，这样拿去评职称，好像没有竞争力，不够理直气壮。”仇鹿鸣说。

虽然这样说，但仇鹿鸣还是觉得：“学术潮流时时变化。与其做没着落的‘空对空’研究，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基础文献校勘，让更多人能看得懂原典，再过三四十年也不会过时。”

7年过去，一抬头，他们的学术功力已在整理修订、聚沙成塔的繁琐劳动中大大提升，成了文献学和历史学领域国内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唐雯不久前还入选了中组部的“万人计划”。

“我把青春献给了《五代史》！”唐雯的话里，有感慨，更有自豪。

读书是件优雅快乐的事，每有所得，总是喜不自禁，充满发现的喜悦

对古典文献，对沉浸在古籍天地里的日子，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高校里年轻教师收入不高，但两个人都觉得“够生活了”。

“做校勘也欢乐，我们经常很八卦，每天都有新发现，不过八卦和发现的都是1000多年前的人的故事，比如要弄清谁是谁的儿子、孙子，谁哪一年在哪里住过。”唐雯说。

唐雯、仇鹿鸣的笃定与“八卦”，与这个小团队“主帅”陈尚君可谓一脉相承。

陈尚君今年53岁，年轻时在江苏海门江心沙农场务农8年，直到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便考取研究生，跟着当时已经80多岁的朱东润教授以及其他前辈教授求学问道，研究唐宋文学。博闻强记和“读书破万卷”，算得上是他从事文献学研究能有大成的两大法宝。

“一切学问都是阅读得来”，陈尚君曾这样告诉学生，但他又说，读书不在快，而在训练对史料的感觉。别人拿到《全唐诗》，多半是全盘接受，作为文献学者的他却会去与不同书籍收录的版本一篇篇作对比，辨析真伪，结果一下子从《全唐诗》《全唐文》里发现诸多问题，30岁出头，他就著成《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

“其实，做学问有和打游戏一样的快感。”陈尚君常常宣扬他的“快乐学术”观点。他讲起一则古人笔记：有和尚深夜吟得好诗句，兴奋撞钟，引得四邻惊问，只因喜不自禁，希望与人分享。这种发现的喜悦，在他30多年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中，比比皆是。他甚至不太愿意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而去申报研究课题，因为“最好的学术研究绝对是不可预期的”，更因为一旦成果立项，总要面临各种评审考核，在填表、答辩、开会讨论中耗费很多时间精力，而在他看来，宝贵而有限的生命时光，需要紧紧抓住，来做最重要的事。

慢工出细活，文献学研究的长周期，曾让他熬过10年，才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但然后，仅用两年就升为教授。他曾在11年里基本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回复朋友来信，直到完成300万字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么多年来，陈尚君一直按着自己的节奏、听从自己的感觉走。近些年，除了做史书研究，他又迷上了石刻文献。“读书，总该是一件优雅的事。”他说。

但他并不拒绝微博、微信，相反，会很认真地研究如何用短短140字讲好一个故事，觉得新媒体也是普及古籍知识和历史典故的好方法。无论是在博客还是豆瓣上，他都有不小的粉丝群。

完成了新旧《五代史》修订的陈尚君、唐雯和仇鹿鸣，眼下已经转入点校本《旧唐书》的勘校修订工作。他们说，《旧唐书》篇幅是新旧《五代史》的两倍还多，修订难度更是远远高过后者。要完成，说不定还要又一个七年。

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了哪些内容：

记录五代十国史事的正史，宋人编修了两部，一是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原名《五代史》，二是北宋中期欧阳修私修的《五代史记》。欧阳修《五代史记》流通后，为加以区别，前者称为《旧五代史》，简称《薛史》，后者习称《新五代史》，简称《欧史》。《旧五代史》南宋后流传渐微，约在明、清之际亡佚，今所见者为清代学者邵晋涵预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等书辑出，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

记载五代史事的两部正史

自公元九〇七年朱温代唐称帝，至九六〇年北宋建立，在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相继代兴，另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余个政权割据一方。这一时期全国分裂，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史称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虽称乱世，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打击，魏、晋以来以士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趋向瓦解，五代虽武人主政，但基本的文官体系与选举制度得以延续，入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取士数量的增长，下层士人入仕机会增加，官僚集团构成日趋庶民化，逐步完成了社会转型。相比于北方战乱，南方诸割据政权大都采取保境绥民政策，政局较为安稳，加上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长足进步，延续了安史乱后经济重心渐次南移的趋势，对外交通与贸易重心也从西北转向东南。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及两税法的推行，土地制度、税收来源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宋更有“田制不立”之说，租佃制发达，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程度下降，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以隋唐长安为代表的坊市制城市格局被打破，商业城市兴起，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奠定了宋代文化繁盛的技术基础。五代的唐、晋、汉三朝皆由沙陀贵族建立，政权基本特征是胡人主军事而汉官负责朝廷日常运作。契丹王朝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也成功建立胡汉双轨的政治体制。从唐末起长期割据夏州的党项族，其后建立西夏政权，也在西北与北宋相对峙，由此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天下格局。

记载五代史事的两部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重在文章义例，褒贬人物，激励士节，虽也有史实增益，但主要目的不在五代第一手历史文献的保存。薛居正《旧五代史》虽有许多局限，但其最重要价值是保存了以五代实录为主的五代各朝基本史实和原始文献，因而具备特殊意义。

《旧五代史》的编修

《旧五代史》的编修，据《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所载，宋太祖“开宝六年（九七三）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宋大诏令集》卷一五〇《修五代史诏》云：“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当时距北宋建立仅十三年，南唐、北汉犹割据一方，吴越尚未纳土，但政局已经稳定，具备了为前代修史的条件。

《旧五代史》由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延续了唐、五代以宰执监修国史实录的传统。薛居正（九一二—九八一），字子平，开封浚仪（今属河南）人。唐末帝清泰二年登进士第，历仕晋、汉、周三朝，官至刑部侍郎、判吏部铨。入宋后，干德二年任参知政事，并在《五代史》修成后不久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宋史》卷二六四有传。薛居正不以史才称，仅因官高领衔，参与实际编修者除《玉海》所载五位，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还提到了刘兼和李九龄。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五人，《宋史》均有传。卢多逊初修史时任翰林学士，不久即升任参知政事。扈蒙在周、宋之际曾参与编修《周世宗实录》，李穆在宋太宗时曾知史馆，预修《太祖实录》，皆有一定史才。李昉在太宗时因主持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而名重后世。李九龄、刘兼传记数据较少，据宋人零星记录，知九龄洛阳人，干德二年（九六四）进士第三人及第，有诗集一卷，不传。刘兼，开宝七年（九七四）修《五代史》时任盐铁判官，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曾同知贡举。《渑水燕谈录》称“蒙、九龄实专笔削”，大致可信。诸人能在一年多时间内完成一百五十卷史书的编修，主要原因是有相对完备的五代实录可供改写删削。

五代虽属乱世，但史官制度运作良好，档案文献保存完备，历朝实录纂修不辍。宋初范质修《五代通录》有“以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为繁”之说，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序》也称“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据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考证，三百六十卷实录的细目为：梁李琪等修《梁太祖实录》三十卷、敬翔修《大梁编遗录》三十卷、阙名修《梁功臣列传》十五卷，后唐张昭远等修《唐懿祖纪年录》一卷、《唐献祖纪年录》二卷、《唐太祖纪年录》十七卷、《唐庄宗实录》三十卷、《唐庄宗功臣列传》三十卷、《唐明宗实录》三十卷，后汉贾纬等修《汉高祖实录》二十卷，后周张昭远等修《唐闵帝实录》三卷、《唐废帝实录》十七卷、《汉隐帝实录》十五卷、《周太祖实录》三十卷，贾纬等修《晋高祖实录》三十卷、《晋少帝实录》二十卷，以及宋初扈蒙等修《周世宗实录》四十卷。除梁郢王友珪在位八个月、梁末帝在位十一年以及周恭帝在位六个月实录未修外，史事记载大体完备。其中唯两种《功臣传》为合传，其余各书皆属编年体实录，仅在叙及重要人物亡殁或事迹时，略述其生平，是为实录本传。

《旧五代史》在编修中，根据五代实录作了如下加工：一是据各朝实录删节为各帝本纪，所缺梁末帝和周恭帝部分，则主要依据范质《五代通录》而成。五代仅五十三年，而本纪多达六十一卷，极见繁冗，在历代正史中为特例，故为后人所诟病，但也因此保存诸多史事细节，存实录之梗概，别具价值。二是据实录本传改写为正史本传，由于著述体例不同，加工较多，且曾努力贯通各朝纪事，补充诸人胤嗣入宋后官爵。三是分为《承袭》、《僭伪》、《外国》三部分，分记各割据政权和契丹及周边民族事。时后蜀、荆南、南汉虽已归宋，然文献有待整理，南唐、吴越尚未纳土，北汉尚处于敌对状态，故有关记载缺漏较多。四是编修十志，因五代实录中缺乏凭依，各志仅摘录相关文献拼凑成编，略具梗概，较为草率。

由于五代实录今均已失传，依据实录仓促成书的《旧五代史》，则因大量保存了实录遗文而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其在乾嘉朴学兴盛时期被重新辑录并列入正史的重要原因。

宋人对《旧五代史》的批评，可以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为代表：“太祖诏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修《五代史》，而蒙、九龄实专笔削。初以《建康实录》为本，蒙史笔无法，拙于叙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为纪六十卷，其繁如此。传事尽于纪，而传止次履历，先后无序，美恶失实，殊无足取。”宋仁宗时欧阳修负天下文章重名，复据实录和后出史料补充史实，更以《春秋》笔法为倡，崇一统，明血缘，敦士节，黜势利，新修《五代史记》出，风行天下，薛氏《五代史》渐趋式微。虽然金章宗泰和七年（一二〇七）下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影响不到敌对的南宋，但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记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制举“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杨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而宋人所谓的《十七史》中并不包含《旧五代史》。至明初，官修《永乐大典》和王祎《大事记续编》还曾引及《薛史》，但流传已罕。据传清初学者黄宗羲曾藏《薛史》，《南雷文定》卷末有《十国春秋》作者吴任臣欲向他借书的便简，但今本《十国春秋》自注所引《薛史》皆据《资治通鉴考异》等书转引，并未参考原书。近代以来虽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但都无从坐实。

清辑本《旧五代史》

清辑本《旧五代史》，是清乾隆间开馆编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邵晋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字与桐，号二云，又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举人，三十六年恩科进士。三十八年授编修，旋入四库馆，专职史部书编修事宜。自此至四十年七月，历时两年余，《旧五代史》辑成奏进。邵辑所据以《永乐大典》为主，他书为辅。据今人陈智超统计，所采凡六书，其中录自《永乐大典》八百二十二则，《册府元龟》三百一十八则，《资治通鉴考异》六则，《通鉴注》十二则，《太平御览》二则，《容斋随笔》一则，另有七则未注出处。

邵辑恢复《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原书次第的依据有如下数端：一、《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云：“凡记十四帝五十三年，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据此可知原书纪、传、志所占的卷数。二、五代各自成编，宋人屡有记述。三、本纪各卷起迄，《大典》在引录时，另起一卷处空一格，且重出年号，痕迹较清晰，今存本《大典》周太祖纪可以覆按。惟《梁太祖纪》因《大典》原编亡失，各卷起迄为邵氏依己意划定。四、列传七十七卷，存史臣赞五十一则半，涵盖五十二卷，据此可约知各卷所收人物传记及其大致先后。此外二十五卷，因史臣赞不存，邵氏采用了类推的方法。各卷的前后顺序，大致以后妃、宗室列首，次为创业功臣、元辅，末为败亡、叛逆之类，细节出入较多。类传部分，《世袭列传》当据《通历》所引作《承袭列传》，《外国列传》未见确切根据。五、十志占十二卷，其中四志无序，顺序大致按其它各史推定。现可确定《郡县志》属误题，《资治通鉴》胡注至少五次引及《薛史·地理志》。综上所言，虽然细节仍有出入，但就辑佚书规模之宏大，原本面貌之恢复程度，以及援据诸书考订史实之力求精密而言，邵辑《旧五代史》皆堪称乾嘉辑佚书之翘楚。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清代辑佚学的成绩，以此书为最优，并非溢美之辞。

当然，清辑本受当时学术条件和政治环境限制，存留遗憾也颇多。举其大者有四：一是漏辑，如今存《永乐大典》残卷有《王弘贽传》、《王令谦传》，辑本传文提及者有《刘遂凝传》、《刘遂雍传》，辑本皆未辑。而如安重诲、赵凤、慕容彦超诸传，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中尚有较多传文失辑，今人推测可补充佚文或新补传记者或近百篇。二是误辑，今知误录或部分误收《新五代史》列传者至少有九篇，即《马重绩传》、《西方邺传》、《张敬达传》、《萧希甫传》、《安彦威传》、《崔棁传》、《扈载传》、《吐蕃传》和《党项传》。三是涉及民族问题的讳改。乾隆一代文网严密，四库开馆时督促尤峻，乾隆帝甚至亲自过问，故馆臣畏祸而多删改原文。今存清辑各本皆有程度不等的改篡，而以公开印行的殿本为最。所改类型，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已有系统的揭发。四是未能充分利用《册府元龟》校勘。《册府元龟》保存了大量五代实录和《旧五代史》原文，前者又是后者所本，故皆可作为校勘文本的依据。四库馆臣虽已措意，但仅在《永乐大典》不存部分，如《梁太祖纪》，援据《册府元龟》拼合辑录，未能据以通校全书。陈垣在一九三六年提出《以册府校薛史计划》，陈尚君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也主要采据《册府元龟》加以补辑校改，所涉较广，在《旧五代史》文本认识上均较清辑本有所推进。

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遵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总则体例，仍以清辑本为基础展开。就目前调查所知，清辑本具代表性版本有以下诸本：

一是一九二一年南昌熊罗宿影印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七月四库馆缮写进呈本（简称影库本），原本今存江西省图书馆，辑文大多注明辑自《永乐大典》及其他文献的卷次，涉及政治违碍的内容大都已有改动，但不及殿本彻底。熊罗宿影印时，个别明显误字已做了挖改，四库馆臣进呈御览时恭录的校订文字和增补史实的黄色粘籖（简称影库本粘籖），移置附于书末，另有部分辑录过程中随文所作考订文字的浮籖（简称影库本批校）及卷二七至卷二九的考证（简称影库本考证），亦一并附于书后。

二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殿本为清代通行的版本，讳改最严，且删落了辑自文献的出处，但在乾隆四十年进呈至四十九年刊布间，四库馆臣有进一步的校勘复核，保存了《四库》本最后写定时增补的《淳于晏传》、《石赟传》、《张砺传》文，文字上亦有一些补改及优长之处。

三是一九二五年刘承干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刘本源出抱经堂卢氏钞本，又据殿本做了大量的校补，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流通颇广，但体例芜杂，校勘价值有限。

四是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简称孔本），系孔氏辗转得自四库馆，后经邓邦述等递藏。虽文字脱落、讹误处不少，但保留了辑自文献的出处，另在卷九二尚存影库本已删落的《崔居俭传》，卷一四三记录了辑自《永乐大典》的卷页数，并间有朱色校语，揭示了较多讳改前的面貌，据此可以推测是据较早辑录的稿本抄写，部分文字保留了较原始的面貌。另有章钰过录本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五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简称邵本）。此本原系吴兴陆心源皕宋楼旧藏，所钤印鉴有“正定经文”、“邵氏二云”、“晋涵之印”等，疑是邵晋涵携出的工作本。文字大体同于影库本，讹脱衍倒之处甚多，多用朱墨色笔校正，唯卷九六已删落《郑玄素传》。

六是上海图书馆藏彭元瑞校钞本（简称彭本），系四库馆臣彭元瑞钞存录副，钤有“知圣道斋藏书”朱文印、“遇者善读”白文印，文字与邵本同出一源，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经其以朱笔再作校订，主要据《册府元龟》校正部分文句，并增补《淳于晏》等传。

点校本《旧五代史》整理工作最初由陈垣、刘乃龢承担，一九七一年后转由复旦大学完成，于一九七六年出版。整理工作虽受时事影响，经历曲折，但仍达到较高学术水平。除仔细进行版本校勘外，另据《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做了他校，注文部分除保留影库本原有文字外，还在避免重复的原则下，根据殿本、孔本（系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章钰过录本）、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等作了增补，分别注明出处。整体上分段精审，标点允当，是一个较为完备的通行本。

本次修订仍以影库本为底本，以殿本、刘本、孔本、邵本为通校本，以彭本为参校本，又据《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传世文献作了更为充分的他校，碑碣墓志可资校订者，亦多有参酌，分段、标点等力求更为妥善精确。修订中还参考了近代以来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和《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郭武雄《五代史辑本证补》、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论著的校订成果，以及见诸专书、期刊的点校意见。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标注，谨此一并致谢。孔本、邵本流播海外，本次修订得以复制通校，也向提供复制的藏馆表示感谢。

民国以来，大陆历史学界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不再是仅仅依附于隋唐史或宋元史的偏门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从主要史料和论著的梳理出发，介绍海内外五代十国史研究的现状，以期待更多对王赓武先生所谓五代世纪（theWudai Century）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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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史料

 �北宋薛居正纂《旧五代史》、欧阳修纂《新五代史》。这两部书，是五代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史料，目前各有中华书局1976、1974年的繁体竖排点校本。由于现存《旧五代史》出自清代四库馆臣的辑佚，其辑佚水平一直为学者诟病，故而历来皆有学者致力于重新整理《旧五代史》。民国时期，陈垣即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辅仁大学1937年）问世，惜未能全力以赴辑补工作。台湾学者郭武雄《五代史辑本证补》（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五代史料探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则代表了台湾学者的五代史料研究成就。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则是当前对《旧五代史》进行重新辑补的代表作，不容忽视。目前，尚有陈垣哲孙陈智超先生主持的“新辑旧五代史”，期待能有更多新成果。

 �北宋王溥《五代会要》。这是关于北方五代王朝制度方面的重要史料，也是唯一流传至今的五代政书。且成书于《旧五代史》之前，故在史料方面更可信赖一些。目前单行本有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排印本。

 �正史、政书之外，其他地方政权也有国别史保存至今，如北宋马令《南唐书》、南宋陆游《南唐书》写南唐政权，北宋钱俨《吴越备史》写吴越政权，北宋张唐英《蜀梼杌》写前蜀和后蜀政权，北宋周羽翀《三楚新录》写马殷、周行逢、高季兴三个在古楚地的政权。而北宋不著撰人的《五国故事》和路振的《九国志》，则集中保存南方诸政权的史料。到清代，更有吴任臣编《十国春秋》和梁廷枬编《南汉书》，不过限于年代久远，多据地方志等二手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以上除了《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单行外，皆收入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共计10册48种。当然，单行的整理本也所在多有，如王文才、王炎整理的《蜀梼杌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陈鸿钧、黄兆辉整理的《<南汉金石志>补征·<南汉丛录>补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邓星亮、邬守玲、杨梅整理的《<鉴诫录>校注》（巴蜀书社2011年）等。另有仿照正史艺文志而集大成的张兴武《五代艺文考》（巴蜀书社2003年），以及对史书的史学史研究如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

 �此外，对史料的专题梳理也不乏其人。特别是藩镇史料方面，早在晚清民国，即有缪荃孙《补五代史方镇表》（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影印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近有整理情况稍差的点校本，收入《缪荃孙全集·杂著》，凤凰出版社，2014年）和吴廷燮《五季方镇年表》（辽海书社1936年）。此后，先后成书的栗原益男《五代宋初藩镇年表》（东京堂1988年）和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分别代表了中日学者对五代藩镇史料的考订成果。文学方面，也有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和罗立刚《五代十国文编年》（厦门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7年）等。另外，单个人的年谱也有一些，比如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文海出版社1974年）、同氏《五代南唐冯延巳先生正中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诸葛计《南唐先主李昪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金传道《徐铉年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等。值得一提的是诸葛计、银玉珍两人早在1980年代即有编写一套“十国史事编年”丛书的想法，并先后出版了《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和《闽国史事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可惜此后未能继续。

 �最后则要提到目前学界热门的史料墓志，这对于史料本身稀少的五代十国史来说，更为珍贵。这方面虽然有大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各种墓志图录集，但专门收集五代墓志的不多。日本学者高桥继男整理过一份《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墓志·墓碑综合目录稿》（2000年），但信息已经陈旧。目前可以使用的有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2年）一书，初步集合了五代十国240多方墓志予以录文。近年又有仇鹿鸣负责的教育部项目“五代碑志的整理与研究”，期待能够得到更完备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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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作

 �五代十国虽然时间不到一百年，但因介于唐宋之间，特别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然后方才带动了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进一步深入。

 �早期的研究，当推三部著作：一、宫崎市定《五代宋初の通货问题》（星野书店1943年）；二、Edward H.Schafer�0�2,The Empire of Min:A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Rutland,VtandTokyo:CharlesE.Tuttle Co.,1954；三、WangGungwu（王赓武）,Structureof Power in North Chinaduringthe Five Dynasties,University of MalayaPress,1963（中译本：王赓武著，胡耀飞、尹承译：《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西书局，2014年）。这三部书分别代表了日本、西方学界和海外华人对五代史的早期研究。不过国内当下五代十国史研究者利用到的不多，后者近年方有中译本，前两者一直没能译介过来。

 �此后，相关研究一度陷于沉寂，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方有后续之作。综合性的关注，早期有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当时而言是比较详尽，颇具学术价值的综合性研究。不过并未能够满足学界的需求，故而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两大五代十国史研究重镇，各以已故辽宁大学任爽（1953-2012）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杜文玉教授以及他们的学生为代表。任氏因身体原因，以指导学生撰写硕士论文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论文集《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2004年）、《五代典制考》（中华书局2007年）。杜氏则先后出版了《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五代十国经济史》（学苑出版社2011年）等专著。

 �此外，也有如暨南大学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方积六《五代十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台湾东吴大学蒋武雄《辽与五代政权转移关系始末》（新化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杭州师范大学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云南大学武建国《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日本佛教大学山崎觉士《中国五代国家论》（思文阁2010年）、湛江师范学院曾国富汇合所发表论文而成的《五代史研究》上中下三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复旦大学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各种专题著作和论文集。

 �但对于政权林立，历史脉络较为复杂的五代十国史而言，笼统的关注并不能满足对各区域政权的单独深入。故而20多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对单独政权进行个案研究的著作和学位论文，以下按政权分别揭示：

 �南唐：最早的是出自两大重镇的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杜文玉《南唐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中后者据作者后记，成稿于出版时的数年前，大概与任爽一书的成书时间相当。这两本书是对十国政权中材料较为丰富的南唐的专著，前者侧重于政治史，后者更具全面性。此后则是从博士论文修改成书的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是面面俱到的论述。较为特殊的是从艺术史角度入手的台湾学者陈葆真《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南唐艺术与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此外，西方学界也有一部南唐史著作，即Johannes L.Kurz,China's Southern Tang Dynasty,937-976（London:Routledge,2011）。

 �吴越：最早的是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侧重于政治史的梳理，尤其对吴越国政权最突出的特点，即佛教文化的兴盛，做了重点论述。此后，更有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和周�0�2�0�2《吴越释氏考》（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这样专门研究吴越国佛教的专著。当然也有池泽滋子《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李最欣《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这样的文学史著作。

 �其他政权，则有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徐晓望《闽国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罗庆康《马楚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李裕民《北汉简史》（三晋出版社2010年）、陈欣《南汉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WangHongjie,PowerandPolitics in Tenth�0�2-Century China:TheFormer Shu Regime（Amherst:CambriaPress,2011）、彭文峰《五代马楚政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曾育荣《高氏荆南史稿》（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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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展望

 �以上就五代十国史研究的主要史料和相关专书进行了粗线条的梳理，其实很多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不比专著水平低。但限于篇幅，更详细的目录可以参考笔者整理的《五代十国研究中文论著目录》（上中下，分刊《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31-33期，2012-2014年）、在网上发布的《唐末五代宋初日人论著综合目录》和美国学者王宏杰整理的《五代研究外文文献目录》。

 �总体而言，学界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不过很多议题依然值得继续挖掘。最近壮年早逝的北京大学辽金史学者刘浦江（1961-2015）唯一一篇关于五代十国史的力作《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为我们展现了五代十国的正统性问题。而这一关于正统性的争论对于我们重新解构和建构诸多五代十国史料，正好能够起到引导作用。期待中华书局新近修订的新、旧《五代史》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